在沒有退休金的古代,古人是如何養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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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棄
中國現在十四億人口,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了2.5億。如何讓這兩億多老年人過上幸福生活,是擺在社會和每個家庭面前的現實問題。那麼,古代人是如何養老的?他們解決了養老問題嗎?國家又有什麼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呢?
養兒防老,國家一直在大力宣傳「孝子」
中國是一個「孝」的國度,國家一直在宣傳孝道,宣傳孝子,《詩經·大雅·既醉》裡說:「孝不匱,永不爾類」,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國家靠無窮無盡的孝道影響每個家庭,進而影響整個民族、整個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以孝治國。中國之所以幾千年文明未斷,與孝道文化的傳承有很大關係。
除了《孝經》與《養老奉親書》這些理論著作,古代還注意收集孝子故事在社會大力宣傳,西漢經學家劉向編著《孝子傳》,中國化的佛教經典亦有《二十四孝押座文》,南宋畫家趙子固創作「二十四孝書畫合璧」,元代郭居敬編錄《二十四孝》,清朝張之洞擴編《百孝圖說》,以及《日記故事大全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男女二十四孝》等勸孝書籍風行社會,尤其是郭居敬編錄的《二十四孝》影響深遠。在這些孝道榜樣人物的影響下,古代孝子曾出不窮,隋唐的英雄好漢秦瓊就號稱「孝母似專諸,交友賽孟嘗」,幾乎凡是古代英雄人物,無不打上孝的標籤。
鼓勵孝道,國家配以輔助養老措施
不只在宣傳上,在制度上古代各朝各代也有許多措施鼓勵孝道,早在周朝時,國家就規定各地要每年舉行一次「鄉飲酒禮」,這個「鄉飲酒禮」由地方官主持,請六十歲的長者上坐,以達到「正齒位、序人倫、敬老重賢、息事端、惇睦鄉里」的目的。可別看這小小的一頓酒,由國家有關部門出面,會給每個家庭、每個宗族起到影響巨大的示範作用,以教導他們孝老敬親。
既便是戰亂頻仍、兵荒馬亂的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也沒有忘了鼓勵孝道。這從各國的徵兵制可窺一斑。當時各國大多有「70歲以上老人免一子賦役,80歲以上老人免二子賦役,90歲以上老人免全家賦役」的規定。家有一老,如藏一寶。春秋戰國時期在戰場上死亡率極高,數百萬人死於戰爭,但諸侯國君們卻規定家中有老人,一定要給老人留下兒子養老,可見在那種條件下也還是有「人性化」的一面。孝在國家制度中地位之高,可見一斑。
西漢時,國家給七十歲及以上的老人發放「王杖」,「高年賜王杖,上有鳥,使百姓望見之,比於節,吏民有敢罵詈、毆辱者,逆不道」,持「王杖」的老年人,可以便利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場上做買賣可以不收稅,觸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訴。這個規定就像現在的老年人乘車可以憑老年卡不買票、去公園景區不買票一樣異曲同工。漢文帝是一位有名的孝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規定全國80歲以上老人由國家每月供給一定量的大米、肉和酒,「凡孝於親者人帛五匹」,對於孝子國家還獎勵布匹。
南北朝時,國家陷入混亂狀態,戰爭成為常態。但北魏卻首創「存留養親」制度,且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達一千多年。什麼叫「存留養親」呢,就是子女犯了罪,但他的家中有年老的祖父母、父母,或者這些長輩有病沒有其他男丁贍養,國家規定對該罪犯停止或免除刑罰,讓他回家贍養老人,給老人養老送終後再服刑。南朝梁武帝更先一步,在南京首建「孤獨園」,專門收留贍養孤苦老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老人是不收費的,完全由國家供給,比之現代的收費養老院更人道。
隋朝時,為了加強家庭孝順管理,不准祖父母、父母在世時子女「另立門戶、分割財產、供養有缺」,所以那個時候,會出現幾世同堂的家庭,因為不准分家。唐朝時出現「色養」的概念,對於老人不但物質生活上要有保證,精神上也要和顏悅色;唐、宋、明、清基本上繼承了前朝的各項養老措施,唐朝有普救病坊,宋朝有養濟院,明、清亦有類似機構,「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也就是說,那時候是有官辦免費養老院的。除此之外,宋、元、明、清皆有「旌表孝行」之法,對於孝子賢婦予以重獎。明朝的一項規定更為奇葩,「令僧道有父兄見存無人侍養者,不問有無度牒,令還俗養親」。家有老人夫人奉養,既便是你是出家的和尚、道士,也要被勒令還俗。清朝時康、乾幾次「千叟宴」,在國家層面上將養老、敬老的提倡推向了高潮。
處罰不肖,讓不孝子受到必要的懲罰
在獎勵孝子的同時,古代列朝列代都對不孝子加以處罰。古代對於不肖子處罰是非常厲害的,嚴重者不孝子將被處以死刑。
早在四千年前的夏朝,法律規定對不贍養老人、毆打辱罵老人、不給老人吃飽穿暖、老人生病不細心照料的不肖之子給予臉上刺字、割鼻子、斬腳、死刑等處罰。不孝被判死刑,開重罰不孝之先河。以後的法律,大多繼承了夏朝的「優良傳統」,既便到了兵荒馬亂的春秋戰國時期,《秦律》中還有「凡是毆打、虐待60歲以上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子孫,將被判流放或死刑」的規定。
漢朝繼承了《秦律》中的一些做法,對不贍養老人的不孝之徒,嚴重者也是處以死刑,並懸屍體街頭示眾,以儆傚尤。隋朝時,「不孝」被列為「十惡」不赦之罪,死罪難免。既便遇到朝廷大赦,也難逃活命。
家庭窮困,往往是不肖子逃避孝順的理由。清朝將推行孝道發展到極致,《大清律》規定:兒子再窮也必須設法贍養父母,如果因貧困導致父母自縊身亡,要按照過失殺父(母)罪被杖責100下,流放1500公里。也就是說,家庭窮困,你可以窮你自己,但你必須保證長輩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你凍死、餓死也就罷了,但如果父母或祖父母被凍死、餓死,你可是要被判刑的。罪名是「過失殺人罪」。我們看到「二十四孝」有許多不可思議的舉動,如郭巨埋兒,為了孝母寧願把兒子殺了。其實這不只是他個人的一時衝動,客觀上有社會對孝道的嚴格要求和法律上對不肖的嚴厲處罰,迫使他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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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城盡帶黃金甲:黃巢為何起兵反唐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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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認為,黃巢起義是唐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最重要的農民起義之一,它加速了唐朝的滅亡,並有力地推動了歷史的向前發展。
說來,領導這場起義的富商家庭出身的黃巢還是一個不第秀才,他的著名詩句「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大家可能都是耳熟能詳,據說這是他五歲時口占的詩句,果然也是智慧超群的神童。尤其是他那「沖天香陣滿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充滿政治讖語況味的詩句,便已經透露和暗示了所有的革命熱情(張藝謀的電影有過類似的激情詮注)。
其實,唐朝發生農民起義已經在黃巢起事之前發生,早在公元859年,寧國(安徽寧國縣)人裘甫就率眾起義反抗唐朝,攻取剡縣(浙江嵊縣),遭受唐廷和藩鎮雙重殘酷盤剝的大唐民眾也早已有了造反之心,只差有人登高一呼罷了,裘甫的揭竿而起,應者云集,第二年就聚集了三萬之眾。看到自己的江山岌岌可危,十分好玩的皇帝唐懿宗也不敢怠慢,停下了娛樂調兵遣將去打壓農民起義,派王式率官軍前往攻打,在裝備和人數不佔優的情況下,裘甫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只堅持了幾個月就宣告失敗。不過革命的火種從此播下,套用偉人的話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也,因為此後的唐朝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動和壯大,正是以這次的起義為引爆點,由此唐末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重創了唐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加速了腐朽唐朝的崩潰進程,所以說是雖敗猶榮,意義重大。
一般來說,大凡發生了農民起義,基本都已經是封建朝代晚期,而且也已經是因殘酷壓迫使階級矛盾激化引起的不可調和的產物,唐朝農民起義也不例外,基本上是一種規律性的東西,最終也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
正所謂「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民眾只能用大規模起義來反抗腐朽透頂的唐朝統治者,公元874年,濮州(山東鄄城縣)王仙芝在長垣(河南長垣縣)又舉起義旗,應者數千人,次年王仙芝起義軍就攻取唐濮州、曹州,聚眾數萬。就在王仙芝起義前一年,適逢關東發生了大旱,民不聊生,官府還強迫百姓繳租服役,走投無路之下只能和官府進行多次武裝衝突。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王仙芝、尚讓起兵之後。黃巢也在冤句縣(山東菏澤西南)聚眾數千人響應王仙芝,攻擊唐州縣,數月轉戰間隊伍也迅速增至數萬人。
當有財的落弟秀才黃巢趁唐朝統治者不顧民眾死活過著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當驕橫藩鎮只想打著自己的小九九爭地奪利不顧唐朝小朝廷死活,並有心在天時地利人和中有所作為時,古代農民的鬥爭智慧和優秀品質也在黃巢的激發下表現得淋漓盡致,經過了持續近十年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武裝起義,從最初的幾千人發展到了幾十萬人,勇敢地佔領了唐朝統治中心長安,迅速成為了唐末農民起義的主力軍,也最終敲響了腐朽唐王朝的喪鐘,唐朝經過農民起義的折騰,也算是名存實亡了。
起義之初,黃巢起義軍十分善於利用藩鎮割據、唐轄地幾乎全部被分割的歷史條件,同時利用藩鎮與唐朝小朝廷的爭權奪利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和用兵盲點,巧妙周旋。這正如著名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所說:「黃巢渡過長江四次,黃河兩次。這為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流寇發現唐朝中有無數的罅隙可供他自由來去。各處地方官員只顧本區的安全,從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戰略將他網羅。」這樣,通過獨特的生存智慧和鬥爭哲學,黃巢成為了反唐的主力軍。
據史載,黃巢起義軍最初的用兵也不是很順,甚至於東攻沂州(今山東臨沂)時遭受了挫折,居然不能攻下來,於是他們調轉槍頭轉戰山東、河南等地,攻佔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陽翟(今河南禹縣)、郟城等八縣,聲威大震,進而逼到汝州城下。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九月,起義軍終於攻下了戰略地位比較重要的汝州,守將董漢勳被殺,刺史王鐐做了起義軍的戰俘,然後乘勝劍指東都洛陽,威逼長安,讓唐朝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
眼看起義部隊軍事攻勢勢如破竹,唐統治者只好使出懷柔政策,向起義軍伸出了橄欖枝。而且農民起義軍的最大弱點就是容易妥協,按照某些政治教材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軍由於缺乏先進的科學理論作指導,到了最後基本上都成了封建皇朝改朝換代的工具,因為農民兄弟起義的訴求也很簡單,有時候甚至於不過是分點土地混個溫飽,最終都會虎頭蛇尾,更有起義軍中的政治投機者以此為晉身的籌碼和敲門磚,起義軍領袖王仙芝就是這樣的「投敵變節」人物。
因為刺史王鐐是當朝宰相王鐸堂弟,經不起王鐐三寸不爛之舌的鼓搗,有心做官的王仙芝於是讓王鐐寫信給蘄州刺史裴偓,表示願意接受朝廷「招安」,背叛革命。這一年年底裴偓果然和唐廷談妥了條件,願授王仙芝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之職,大家罷兵,皆大歡喜。
黃巢一聽到這一投降行徑勃然大怒,這不是見利忘義出賣兄弟是什麼?於是大罵曾經的起義軍「教父」王仙芝「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資治通鑑•卷252》)
其實黃巢發怒的原因無它,按照《資治通鑑》的口徑就是:「黃巢以官不及己」是也,分贓不均啊,這種招安情緒以及做官道理最終也華麗地毀滅了聲勢浩大的起義軍,而農民起義的妥協和不徹底性也暴露無遺。為了出口惡氣,還因此大打出手「毆仙芝,傷其首,其眾喧噪不已」,總之就是為了利益問題上演了全武行,一派腥風血雨。後來王仙芝怕觸犯眾怒,再不甘心也只能丟了官府遞上來的這個「燙手山芋」,決定不接受官府任命,算是息事寧人。
然後,起義軍在蘄州瘋狂燒殺搶掠,「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馀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曾有歷史研究者總結黃巢起義的失敗原因是:「整個黃巢起義雖屬浩大,實際上卻只能算一次流動性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起義根據地,即使已經攻入唐朝的統治中心長安,建立了一個看起來體制完整的農民起義政權,但在實際上,卻只是一個空架子,沒有從事過經濟、文教建設。」這個基本上也說到了點子上,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諸多農民起義,事實也只是「官讓民反」的不得已之被動行為藝術而已,很少有完整的革命綱領和行動指南,而文化程度上的欠缺更加使農民革命披上了原始嗜血的色彩,更像是一場無組織無原則的搶劫生活資源的很土的軍事行動,根本沒有周密而長遠的軍事計劃和政治主張,最終也逃不了成為改朝換代工具的宿命。
他們除了觀念狹隘、小富即安,還在特殊情境下嗜血如命濫殺無辜,比如黃巢軍就曾在廣州大肆殺了二十餘萬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簡直和兇殘項羽有一拼。更有甚者,據《舊唐書》載曰:「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墻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石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因為起義軍所到之處,公然洗劫一空,赤地千里,最終演化為最慘烈的「人食人」,日殺數千,碎骨而食,獸之性大發啊。
當然說這些,也沒有貶低農民起義的積極意義,比如沉重打擊封建腐朽統治就是一種偉大作用,也直接推動了歷史前進,功不可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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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代的「一朝兩制」是怎樣運作的?︱長知史
中國北方一直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但是隨著騎兵的戰鬥力提升,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南方政權和北方政權對肆。而在五代十國期間,雄霸北方的就是大遼。但是大遼作為新晉統治者,如何管理這片遼闊的土地,卻是一個大難題。相對於耗費大量人力推行一套全國劃一的行政制度,遼代的統治者選擇了一套更為靈活的統治方式,這就是「因俗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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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16年,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廢除了契丹族部落聯盟選舉制,以漢族政權的體制為模式,建立了以契丹貴族為首的政權,並仿照漢人王朝的稱號,稱為遼朝。耶律阿保機自稱「天皇帝」,其妻稱「地皇后」,立皇太子,確立了皇權的世襲制度。而在936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以自稱兒皇帝、以割讓燕雲十六州為條件,請求遼太宗支援攻打後唐。則使得大遼的版圖大幅擴,但是統治地區內既有既有契丹人,也有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為適應統治的需要,遼太宗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官僚系統,也就是一種「因俗而治」的行政原則:「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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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制度的運作,依仗著兩點。其一就是設立了南北兩套行政系統,這套系統分為遼官和漢官。遼以北為貴,故遼官稱為「北面官」,漢官稱為「南面官」。北面官是融合唐代官制以及契丹族原有制度設立的,南面官則主要是仿照唐代制度而設立的。其二就是軍政大權均在北面宮,通過貴族勢力掌握北面宮,確保權力能夠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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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北面宮的運作,北面官負責治理契丹宮帳部族及屬國之事,主要設有大於越府、宰相府、樞密院、大王院、宣徽院、大林牙院等機構。大於越府設大於越,於越意為「官人、智者」,其職位如漢族政權的「三公」。地位崇高,是專為皇帝提供意見的管制,整個遼代也只有三個人有大於越的稱號。宰相府參與軍國大事,類似於漢族官制中的參知政事。樞密院設有樞密使等官,職權如唐代的兵部和吏部。大王院掌管「部族軍民之政」,如唐代的戶部。宣徽院「掌御前祗應之事」,職權如唐代的工部。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職權如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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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見主要的政府權力其實都集中於北面宮,而按遼朝規定,北宰相府諸官只能在皇族中選拔。但不世襲,而是因才而舉,名號極多,時有損益,實質上也是沿用唐晉之制。
北面官相對應的就是南面官,在遼太宗得到十六州之後,仿效唐朝的官制,設立三省六部等一整套治理機構。當中就包括了三師、三少、三公等官,也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又設御史台、翰林院、宣徽院以及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秘書監、司天監、國子監等機構。遼代統治者就是以此來招徠漢族人,管理漢族人的事務。南面官在地方官制當中,遼朝也是兩套制度並存,就是部族制和州縣制,契丹人和其他遊牧民族用部族制,而漢人和渤海人則使用唐朝時用的州縣制。地方官以「京官」級別最高。遼有五京,分別是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上京臨潢府和西京大同府。五京各設丞相府、留守司、都總管府,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事、留守、都總管等官。遼代以五京為中心,把統治地區劃分為五道,道設有節度使。道下有州、軍、縣,州有刺史、同知州事等官,縣有縣令、縣丞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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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管治方式可謂遼太宗耶律德光對於遼朝其中一個較大的貢獻。遼太宗將後晉的一整套漢族官制帶到了遼國,加上原來阿保機時期確立的官制,終於使遼的官制在部分漢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制。而這種官制,也使得後世統治者對於不同民族之間的管理有了一個十分值得參考的例子。與其大費周章強求全國實行一模一樣的制度,忽略了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不如包容多元,讓各個民族各自採用合適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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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衍聖公孔端友奉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畫像南下,宋高宗賜其安居於浙江衢州,1253年建立孔氏家廟,即所謂「南宗孔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頒發「大成樂」專祀孔子。成化十三年(1477年),增祭孔樂舞為八佾,加籩、豆為十二,擴大規格祭祀孔子。
所有列入國家祭典的孔廟都是禮制廟宇。此外,還有孔子後代的家廟、孔子活動過的地方所建的紀念性廟宇、以及書院內的祭祀廟宇等非禮制廟宇。作為禮制廟宇的孔廟多與地方官學結合,亦即所謂「廟學制」,布局主要可以分為前廟後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等形式。其中崇聖祠、明倫堂、大成殿、大成門是中國、朝鮮、越南、琉球皆有的主要建築,中國孔廟一般都有萬仞宮牆、泮池、禮門、義路、欞星門、東西兩廡幾部分,有些孔廟並設有鄉賢祠、名宦祠、節孝祠、孝子祠等。中國的孔廟一般都是三進院落(曲阜孔廟是九進),也有許多只有兩進。在越南,地方孔廟稱文址(Văn chỉ),村社孔廟稱祠址(Từ chỉ)。
鄉賢祠:用於紀念當地籍貫的歷史名人,由知縣具文遂級呈報朝廷,經審批後入祠立碑紀念。
名宦祠:用於紀念當地政績突出官員,由知縣具文遂級呈報朝廷,經審批後方可入祠立碑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