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致精準扶貧】
文/容海恩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筆者為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扶貧委員會委員)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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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容海恩、 公民力量、 香港單親協會
【疫情下生活壓力問卷調查】報告
目的
疫情持續令香港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上面對連串隔離及社交防疫措施市民都無論在經濟及身心健康上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財政預算案即將出爐,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公民力量及香港單親協會為了解市民面對壓力的情況及政策面向那些範疇才有效紓緩壓力。
調查方式
調查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及電話訪問搜集資料,於2021年1月16日至2月19日共收集729位市民回應及88則意見。問卷設四部份,分別為整體壓力、受訪者壓力因素、對三億元支援社區的期望及個人背景。第一、二部分問題設置以分數作評估分析,如0分最低、6分最高等,第三部分設置以選擇題為主,受訪者選擇他們認為最合適的選項。
調查結果及建議
(一)透過民政有效途徑資助團體推動地區活動及發展
調查發現,分別有高達62.6%(5分+6分)在疫情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當中有70%(5分+6分)的人表示因擔心自己或家人受到感染而造成很大的壓力;有61.8%人(5分+6分)表示,因生活習慣及行為改變,如戴口罩、用酒精噴霧而感到很大壓力;另外亦有57.1%(5分+6分)表示因為學校暫停面授課堂,需要更多時間在家照顧子女而感到很大壓力。
調查亦問到,政府提出撥款3億元支援社區有需要人士,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關注,市民會想3億元用在那一方面,調查發現在個人精神健康範疇中,有高達71.6%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身心靈健康活動。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面對疫情,市民面對種種不同壓力,對身心健康都產生負面影响。政府除要增撥資源,對有需用使用者提供心理輔導外,亦應增加資源,透過民政事務局與不同地區及專業團體合作,深入地區,舉辦更多與身心靈健康有關的活動,面對疫情及配合社交距離的需要,政府亦可製作不同的短片甚至遊戲,透過互聯網增加與市民之間的互動,讓市民透透氣,減減壓。
她指,世界衛生組織亦都因應疫情,針對兒童、長者及家長等製作了一連串在居家期間如何保持身心健康的指引及建議,當中包括透過不同活動,讓身體得到各種的鍛鍊,同時在心靈上獲得一些樂趣,讓身心得以舒緩。例如父母當中包括建議父母在家為子女安排不同的親子及具創造性的活動,比如畫畫、寫詩、唱歌、跳舞以及製作一些東西如烤一個蛋糕等等,內容非常有用,政府可以參考甚至製作網上短片,與市民一起參與及互動。
公民力量主席潘國山指,透過今次民調結果,高達35%受訪者因為生活習慣及行為改變,如戴口罩、用酒精噴霧而出現非常嚴重的壓力(6分),27%為次嚴重(5分),超過半數受訪者「抗疫疲勞」。問卷問及支援個人精神健康範疇,有71.5%人認為身心靈健康活動比提供心理輔導服務更為有效減輕或舒緩壓力。
他指,遺憾過去一年大量地區活動撥款遭區議會否決,民政事務局局長亦曾以「失效」來形容現時區議會狀態。因此,我們建議以民政有效途徑去資助團體舉辦健康活動,不但有助推動地區發展,亦能減輕市民疫情下的生活壓力。
(二)設立抗疫援助基金
民調亦顯示,有50.3%人(5分+6分)表示,因失業或收入減少而減到非常大的壓力。容海恩指,香港最新失業率高達7%,創近17年最高,就業不足率為3.8%,較前一個月公布的3.4%,同樣增加0.4個百分點。
她指,2020年及2021年環球及香港均面對前所未見的經濟困境,就業市場不斷惡化,不少市民開工不足甚至失去工作,無論中產抑或基層的生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生活面對極大壓力,不同政黨及團體已經多次向政府提出建議應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加以支援,但勞工及褔利局卻要市民透過綜援制度去申請支援,完全漠視市民的困苦,容海恩希望財政司長能聆聽市民聲音,盡快提出不同的抗疫及失業援助政策,協助市民渡過難關。
至於在職家庭陷入貧窮,家中若有兒童或長者,生活壓力更大,持續貧窮更令兒童難以上流,形成「貧窮循環」,即所謂貧者愈貧,對兒童學習及成長無疑帶來影響。政府應盡快放寬在職家庭津貼的門檻,拆牆鬆綁,包括研究降低工時要求,同時應提高有子女及單親家庭的津貼額,令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受惠。
公民力量主席潘國山指,新冠疫情影響香港已超過一年,對香港整體營商環境以至就業市場皆帶來嚴重破壞。根據民調數據分析,月入$30000以下的受訪者整體壓力達6分有39.2%,5分有27.7%,4分有21%,平均分數接近5分,因為失業或收入減少壓力達6分有36%,5分有19%。
他建議政府設抗疫援助基金,分個人及公司申請。個人部分建議設立失業援助金為解失業人士生活上的燃眉之急,為短期性的經濟援助亦不應設立資產限制,需與傳統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作出區分。
至於公司部分,新民黨兼公民力量成員劉文杰指出,政府於去年11月時停止保就業計劃,然而本港經濟再次受到第四波疫情拖累,大受打擊,陸續出現裁員和商鋪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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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不足之處
特首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宣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旨在幫助處於貧窮線下的非綜援在職家庭。可是,政府現時構思的計劃有不少不足之處,未能全面協助有需要的家庭,達到原有的政策目標。
工時門檻過高
現時政府建議工時要求分為兩級,分別為每月208小時及144小時,分別為每周工作48小時及33小時。如果家庭其中一名成員工作超過208小時,則可獲得1000元基本金額,如介乎144至於208小時,則可獲得600元基本金額。
可是,每周工作48小時的要求超出了民間團體素來要求的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的時數,亦較鄰近地區的標準工時為高。現實中不少基層從事散工或日薪工作,難以滿足上述的工時條件。早前便有調查指出,受訪的在職家庭中,每月工作二百零八小時或以上僅佔兩成三。
此外,政府亦未有明確指出單親家庭的工時要求有何不同。根據民間團體的建議,單親家庭的工時要求應減半,以符合單親家長需獨力照顧兒童的情況。
家庭成員工時應合併計算
除了工時門檻過高外,建議工時的計算方法亦不合理。政府建議工時只計算其中一名家庭成員,並不能把多於一名家庭成員的工時合併計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解釋為避免「所有家庭成員都減少工時,減低生產力」。
假設有一個四人家庭,丈夫及妻子每月工作190小時,工時合共為380小時。在建議的工時要求下,該家庭亦未能符合資格獲得1000元基本金額。即使夫妻二人每人僅工作104小時,工時合共剛好為208小時,亦看不出與一名家庭成員工作滿208小時有何不同。
合併計算工時並不會令到家庭的總工作時數有何改變,因為其下限受制於工時需求,上限則受制於入息門檻。生產力根據定義應為每一單位的投入的生產量,工時的多寡並不會直接影響勞工的生產力。
相反,合併計算工時的方式更能鼓勵性別分工,即配偶之間可按其需要或喜好分配工作時數,共同承擔照顧兒童、做家務的責任,使婦女亦有機會外出工作,繼續與社會保接接觸聯繫。此外,合併計算工時的方式可讓基層家庭更容易滿足工時門檻,以受惠於計劃。
額外津貼的對象應包括長者及殘疾人士
低收入家庭補貼卻只為兒童提供額外資助,沒有考慮殘疾人士及長者的需要。根據香港復康會於2012年6月發表的調查報告,殘疾人士每月的平均醫療、復康開支達$2,500,即使領取每月$1450的普通額傷殘津貼亦遠遠不足應付開支。長者的情況亦如是,即使有$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貼,亦不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及醫療開支。
在未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傷殘津貼及殘疾人士綜援制度下,擁有長者或殘疾人士的貧窮家庭,每名長者或殘疾人士應獲得額外津貼。
總結而言,政府應聆聽民間社會對建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意見,改善以上的不足之處,否則令人不得不懷疑政府為節省公帑而抬高門檻,並非決心解在職貧窮的問題。
工黨副主席 立法會議員 張超雄
http://forum.hkej.com/node/10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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