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四六事件70年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轉貼製作人母親對李行導演的記憶

#李行導演的青春
和李導演結緣在幾年前的電影基金會，他將近90歲了除了走路緩慢些，頭腦冷靜記憶清晰，開會全勤十足敬業，見到我，他說「你老公當年要拍《莎喲娜拉。再見》來找我，我還幫他推薦導演」，30多年的事他還記得。

2019年春天，公司籌備拍攝郭松棻小說《月印》。這一年是「四六事件」70周年。學術界辦了不少活動，天倫和劇組四處去作功課。
《月印》故事背景為1945-1949年，敘述幾位中國來台學生和大稻埕年輕劇作家相知相交的故事。我知道李導演1949年在師大就讀，一次餐敘後我問他可記得「麥浪歌詠隊」，當場他聽了有些激動說：「就是那到處抓學生的事...害得我們歌詠隊全都解散，戲都排不成了...」。我給李導演看幾張相片，他認出一些當年歌詠隊的伙伴，直問怎會有這些...。知道我在搜集資料時，建議我一定要去找到她們...會更清楚。一周後，我接到導演的電話，他給我當年在師大音樂系就讀，也是歌詠隊的沈學員在中國的電話，「她還活著，可以去找她...」我好感動！

他的熱情讓我看到1949年20歲離鄉的知青回到了他的青春夢。事實上從20歲起李行導演一直都沒離開戲劇領域，他曾在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教育系戲劇組，因國共內戰被迫休學，遷徙至台灣轉入台灣師範學院教育系。他留在台灣，一生奉獻給台灣電影。
「永遠的電影義工」李行導演一路好走~

#四六事件
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中國不是不知道，就是被淡忘；1949年在台灣發生的「四六事件」在台灣差點也是如此。

今天來談談 #傅斯年。

傅斯年在當年 #四六事件 中的角色，到底是救援者、還是加害者？這個問題在今年稍早成為焦點的時候，我也很好奇，於是網購了幾本書，跑了一趟國圖，也沒做什麼，就是很枯燥的把相關的專書或論文註釋中所引用的資料，在能夠找得到範圍內盡可能查一下作者說法的源頭。

讓我找到了如下的東西。

傅斯年為加害者的論述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傅斯年在事件之後，當起了言論警察，處分了未經師長同意召開記者會的學生代表。

這個說法是學者 #歐素瑛 在2011年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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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當局以學生自治聯合會未經校長和訓導處同意，擅自召開記者會，將學生代表盧覺慧記大過2次、林榮勳記申誡1次。」

（資料來源：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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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後，學者 #陳翠蓮 也同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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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後，校方認為『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盧覺慧、林榮勳分別遭到兩大過與申誡處分。」

（資料來源：陳翠蓮，〈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收錄於《臺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8年12月，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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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周馥儀 也同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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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共前提下，台大校長傅斯年同意警備總部進入校園逮捕學生，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大校長傅斯年對四六事件救援會保持距離、處分主要幹部。」

（資料來源：周馥儀，〈台灣校園失聲記：四六事件70週年與你不知道的傅斯年〉，《思想坦克》網站，2019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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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之下，我去找了這個說法所根據的原始資料〈國立臺灣大學佈告，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發現其實學生被懲處，並不是因為他們「#未經校方同意召開記者會」，而是因為學生代表擅自「#使用校長室召開記者會」，並欺騙校方說是他們自己開會要用。（佈告的全文我放在文後）

換句話說，這個指控傅斯年「當起言論警察」、「與學生代表劃清界線」的說法，根本是明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從歐素瑛開始到陳翠蓮到現在，九年的時間，中間或許還有同行審查，居然無人挑戰。

我覺得這真的是個警訊。

將傅斯年描述成加害者的說法中，最致命的說法，實際上是引用 #陳誠 的回憶錄，陳誠回憶傅斯年告訴他：「你做，我有三個條件：要快做、要徹底做、不能流血。」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449）

這似乎是要說傅斯年不但沒有保護學生，還要求陳誠趕快抓、徹底抓。

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早期的研究早就有可信的結論，傅斯年對於官方提出的要求是「速辦速決、被捕學生先送法院、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資料來源：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頁152）

兩個放在一起比對就知道，其實是完全一樣的意思。

「要快做」對應「速辦速決」
「要徹底做」對應「被捕學生先送法院」
「不能流血」對應「軍警不得開槍避免流血事件」

所謂的「要快做」，其實並不是指立刻抓、馬上抓的意思，而是指「#不能以冗長的程序羈押耽誤學生課業與學籍」之意，這不是我亂解釋，如果你去對照當時臺大的校務行政會議紀錄、佈告，你就會知道它實際上的意義，而陳誠的確也在傅校長的要求下，飭所屬連夜偵查訊問，在4月10日就把案件移送了法院。9日臺大就復課，相較之下，當時亦出事的師院，直到4月23日才復課。

而「徹底做」的涵意也模糊不清，大家可能把它理解成傅校長主張地毯式的、大規模的逮捕學生。同樣去看當時的會議記錄，傅校長一再主張「案件必須送法院審理」、「本校當儘量設法使此事成為純粹的法律事件解決」、「除發生新事件外不得再次以此為由拘捕學生」，因此所謂「徹底做」，自然應該是「#要有真憑實據今後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找學生麻煩」之意。

臺大被捕的學生大約四十餘，遠少於師院的百餘，不但逮補的過程中學生沒有流血（陳誠回憶錄中的說法是「反倒有一名警長被學生打破頭」，卻不見持加害者論的人引述），不但只要不在最初名單上的要求政府必須一律交保，事後傅校長也以一人擋下了對教職員的「連保制度」：

「凡是在臺大任教和服務的教職員，每個人都思想純正沒有左傾思想，我一個人進行保證，有問題發生，我願意負全部責任。」

（資料來源：黃得時，〈傅斯年與台灣大學〉，《聯合報》，1968年11月15日）

歐素瑛說：「傅斯年並非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支持政府的掃蕩行動，致使臺大深陷白色恐怖的漩渦。」

（歐素瑛，〈四六事件對臺灣大學之衝擊〉，收錄於《臺灣學研究》第12期，頁40）

大家不妨聽聽傅斯年自己怎麼說。

「自由主義的方法，絕不能毫無憑據指人為共產黨，亦絕不能不重視在法律內的學術自由。」

（出自〈傅斯年校長再一聲明〉，《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166）

「我不能承認『無罪學生為有罪、有辜學生為無辜』」

（出自〈幾個教育理想〉，《國立臺灣大學校刊》，1950.2.13）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我自己是感覺，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又不至於落入你可以顛覆我、但我不能動你的腦殘狀態的，真的不多，傅斯年可算一個。

前幾天又看到 #林芳玫 在《思想坦克》的文章〈當傅鐘成為喪鐘：用媒體與校友的手，甩學生會幾個耳光〉，他是這麼寫的：

「傅斯年提出的條件是『不能流血』，也就是校園內不能流血，出了校園，那就讓軍警特務機構來處理了。『不能流血』在建構神格化傅斯年的過程中，被善意曲解為傅斯年全心全意保護學生。陳翠蓮教授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學生會成員，卻被反智的老校友斥責為「拉下神壇」，暴露出這群校友從來不關心知識與真相之追求，擺明了就是要造神與敬神。面對國民黨的日益衰敗渙散，這群中老年泛藍校友發出悲鳴，傅鐘成了他們自己的喪鐘，敲響著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我建議林教授看看以下的史料，看看這麼簡單的史料解讀錯誤，為什麼長達將近十年在貴圈中居然無人發現、無人挑戰，還受到多少學生的盲目追捧，然後再想想看，他是否有資格指控某些校友求知精神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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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佈告

卅八卯刪校第六九四一號

今晨見報載：本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于今日上午十時在本校校長室隔壁招待記者，此事斯年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知。查目前之不幸事項，目下已進入法律範圍，本校亦正循法律途徑努力。此時學生自治會諸君，如招待新聞記者，理應于事前向校長或訓導長商量。且所借之地方，實為校長辦公室之一部分；即開此會，此地亦至為不便，因其可能即變為校長招待記者。昨日下午四時餘，學生代表盧覺慧、林榮勳來校長辦公室向黃主任秘書（黃仲圖）借房，只言學生自治會欲自行開會，並未言招待記者之事，瞞其目的而不說，事近相欺，尤為痛心。查林榮勳君語言似有隔閡，當時與黃秘書接洽時，並未發言，盧覺慧國語純熟，實不能有所推諉。盧覺慧君著記大過兩次，林榮勳著嚴予申誡，務望以後本校師生之間相見以誠，然後本校方可進步，至要。

此佈

校長傅斯年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敬悼詩人趙天儀前輩
　
上週，臺灣文學界傳出了兩個惡耗。一是臺灣文學之母，以《魯冰花》及三組大河小說聞名的鍾肇政先生在週末辭世，另一則是詩人趙天儀先生在四月底離世。趙天儀先生原為哲學出身，曾任台大哲學系代理主任。在1970年代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中，受到職業學生馮滬祥以及黨國內應、繼任代理系主任孫智燊的陷害、攻擊而失去教職。蠻橫的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壓迫著兩位文學前輩的生命，兩位前輩卻以強勁的生命力與豐沛的文學創作回應，更育人無數，成就臺灣豐沛的文化資源與生命。
　
光陰無情，前輩的生命一一凋零。此刻，恰是政院決定促轉會延長一年，提出新任委員人選之時。在與時間競逐生命與真相的競賽中，延長一年的促轉會，能否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成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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