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回教和伊斯兰教的区别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抄来的

什么是紧急状态？

为了遏阻日益扩散的冠状病毒疫情，今天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御准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以应对日益吃紧的疫情。

紧急状态将实施至8月1日，或疫情早日有效受控为止。

当疫情入侵世界各地时，许多国家都为了全力“战疫”，都曾先后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以下是列出的常见问题：

#什么是紧急状态？
答：紧急状态颁布后，中央政府有权为了安全和保护公民，执行通常不被允许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行政权可以在不受来自立法和司法单位的制衡下，绝对性的在危机下治理国家。

#谁能够颁布紧急状态？
答：联邦宪法150条款，允许国家元首颁布紧急状态及通过发出不容受到法律挑战的紧急条例。只有在内阁或首相的劝谏下可以颁布紧急状态。

#为何需要颁布紧急状态？
答：国家元首需根据联邦宪法第150条款（1）节的规定，在国家或部分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紧急事件（无论在安全、经济生活或公共秩序方面）都受到威胁时颁布紧急状态。同一条款提到，若国家元首认为事故将带来迫切性的危急，则可在实质事故发生前颁布。

#紧急状态如何影响生活？
答：紧急状态下，根据联邦宪法150条款（4）节，联邦政府在所有事务中的权限将扩大，包括属于州政府的权限。紧急状态条例的有效性跟国会立法一样，会一直保持有效，直至获得国家元首撤除或国会依据150条款（2C)节及150条款（3）节下撤除。

国家元首陛下在（2C）下有绝对权力制定紧急条例，跟国会立法相似。

紧急条例能够取代宪法，除了在150条款（6）节和（6A)下牵涉回教法律或马来习俗、本土法或沙巴和砂拉越习俗、公民权、宗教或语文事务。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紧急条例是1969年紧急（公共秩序和罪案方防范），它是当时的联邦政府作为513骚动事件的紧急状态，允许未经审讯的无限期扣留。

之后这项紧急条例在2013年被撤除，并以防范罪案法令来达到防范性扣留和未经审讯扣留。

与国家元首陛下有权颁布紧急状态一样，撤除紧急条例的权力也在陛下手上。

联邦宪法150条款（7）节阐明，紧急条例或法令将在紧急条件解除起的6个月期限届满失效，除非提呈到同步召开的上下议院。

#马来西亚何时曾颁布紧急状态？
答：自1957年国家独立以来，马来亚及马来西亚曾4次颁布紧急状态：
-1964年马来西亚与印尼对抗期间；
-1966年砂拉越发生政治危机，当时史蒂芬卡隆担任首席部长；
-1969年发生513种族骚乱事件；
-1977年吉兰丹出现政治僵局和街头暴力事件，时任州务大臣拿督纳西尔拒绝伊斯兰党指示下台后，要求解散州议会。

过后，所有紧急状态都被撤回。

#什么国家宣布紧急状态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
答：意大利及西班牙根据宪法条文宣布紧急状态。
同样颁布紧急状态的其他欧盟国家为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比利时、阿根廷、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

英国也推出“紧急权力”，惟没有颁布紧急状态。

在亚洲，日本于去年4月份在冠病爆发高峰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应在国际人权法下使用

根据应对冠病的紧急声明指南，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表示，应在国际人权法，特别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规定的范围内使用这些权力。

它在4月份的一项咨询中指出：“类似权力应该有时限，只是暂时执行，以期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即使没有正式宣布紧急状态，各国也可以采取限制某些人权特殊措施保护公共健康。这些限制必须合法、必要性及相称，并且非歧视性。”

这是我四年前些的文章，今早FB弹出来，再share一次。

我给民主行动党50週年党庆的箴言

文/丘光耀博士

今年是民主行动党50週年“党庆年”。我适逢今年七月退党，然斗争精神一刻都没有离开过。

我相信讲真话是美德，历史学者也最忌讳作假。我仅此向行动党的朋友们，提出我的一些观察和善意批评。

这个党，从被讥笑为“万年反对党”，到“308”终于能一尝州级执政权力，甚至在“505”距离问鼎布城，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五十年，对于一个严肃、老牌的社会民主主义党，它有过高峰，也有过困顿；它有过重创，也有过复兴，然而它未来将走向何处？当下新的政治格局，包括选委会新一轮的选区划分，这套游戏规则，对于循选举斗争的行动党，其势力会进一步扩张，还是逐步萎缩，以致打回原型？

半个世纪以来，大马国人尤其非马来人，对行动党都投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即使在上个世纪，没有机会看到火箭执政的岁月，所谓的“钟摆定律”，都从未让行动党沦为一蹶不起的“蚊子反对党”。

五十年以来，非马来人支持行动党，理由可以很多，诸如要教训国阵（巫统）、国家不能没有反对党、火箭比其他反对党可靠、行动党高调反贪污、行动党领袖不畏坐牢、马华民政太无能，甚至林吉祥的政治硬汉形象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我看来，支持行动党最关键的公约数，就是非马来选民都大致认同，大马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因此“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比巫统的“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更适合奉为大马建国的核心理念。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是行动党领袖在群众演讲、政治文告、文宣传单、布条横幅、政策宣言最常用的一句口号/概念/主题/词彙。然而，这麽显性的斗争目标，这十个字，却从未列在党章的“宗旨”里头。

反之，行动党另一个隐形的意识形态，即：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从1966年就被列为党章“宗旨”的第一条，演进到2005年修改新党章，在“宗旨”依然是位列第一，只不过表述改成了“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这和欧洲许多兄弟党的修章发展逻辑，基本一致。

这个反差现象值得研究。

在火箭党争的历史上，派系挑战者（如KOKS派系）都曾指责林吉祥背弃“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然指责行动党不重视“民主社会主义”者，唯独柯嘉逊博士一人。

在我看来，林吉祥领导行动党的时代，确实不很重视左翼意识形态的论述和理论建设，因为自513后，“左右对峙”和“阶级矛盾” 从未在大马的朝野政党竞争中突出过。林吉祥也似乎不很在意对手的意识形态批判，因为他知道社会各界普遍不感兴趣，亦不会影响选举大局。

我这麽说，不意味大马没有阶级剥削问题，而是“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被“种族意识”遮蔽，导致前者不彰。加上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工人的“阶级意识”根本就无法促进工运的发展，反而促退。而行动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五十年来从未靠工运来做阶级动员，这跟欧洲的兄弟党状况有所不同。

即便如此，我不认同一些激进左翼人士所曰，“种族意识”是伪问题，是剥削阶级（执政的资产阶级集团）蓄意製造出来转移社会矛盾的政治烟雾。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人，不会只有一种社会属性。

他/她有阶级属性，也有民族属性、宗教属性、性别（性向）属性，甚至如东马两邦，有地域属性。故此，他/她面对的身份认同，遭遇的社会歧视，面对的社会压迫，或者说包括享有的社会特权，其实都是多面向的。

好比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穆斯林女人，一个在一夫多妻制下“共夫”的女人，一个家庭经济拮据的女人，一个在马来甘榜不具备现代化教育所赋予白领阶级谋生技能的女人，你说，她活在当今的大马所面对的多种压迫和剥削，独尊左翼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提供全面的分析和答案吗？

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出自基督教传统家庭背景的男人，一个同性恋男人，一个华小毕业，有独中文凭，放洋留学的男性中产阶级，但经济状况却逐步向下流动的大都会工薪管理人员，请问，他在国阵统治下的马来西亚，难道只面对单一的压迫和歧视？

故此，行动党作为“进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它要代表被压迫、被歧视、被剥削的马来西亚人，就必须认识到国阵这股保守的统治力量，从阶级、民族、文化、宗教、性别各个面向都是压迫者和剥削者。

然而，多元的大马，历经国阵60年的种族威权统治，已沦为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伊斯兰原教旨的崛起，又成为新添加的反动势力，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面对多一重的社会压迫。

恕我直言，行动党近年来因为“政治正确”，为开拓“选举蓝海”、“爱马来人”以及“不要让马来人感到不安”的思路，隐隐约约地盘旋在某些党高层的脑海裡，以致逐渐将政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争取马来人的支持”，而非“争取被压迫马来西亚人的支持”。

在我看来，马来人不是铁板一块，应该按社会属性，区别对待。

首先，我们在招收马来党员时，切记要重质而非重量，更不能“凡马必收”。马来人有进步的、中庸的、开明的，具现代化脑袋的，甚至是激进的，这些才是我们要招收和培养的对象（未来议员）。那些属民族保守的、政治投机的、宗教反动的、敌营跳槽的，一定要审慎审核，不然后患无穷。

再则，行动党的支持力量，主要是“被压迫的马来西亚人”，这尤以“民族压迫”和“文化压迫”最为显著。所以非马来老百姓除了面对马来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同样的阶级剥削外，前者还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和文化歧视的苦难。故此，行动党不能将非马来社会所面对的多种压迫问题，为顾全“争取马来人支持”这个大局（big picture）而淡化处理。

第三，行动党应该按自己的“原我正面形象”在多元的社会裡大展拳脚，而非因顾及巫统在马来社会所塑造的“假我扭曲形象”而绑手绑脚。我们是清廉的，不会因为巫统污衊“林冠英买便宜算贪污”而受累。我们是信仰多元世俗价值的，不要因为伊斯兰党和巫统的反动教条而害怕马来人误解我们。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不要因为“爱马来人”，怕“引起马来人的不安”而搁置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鲜明旗帜。火箭原本就是1965年马新分家的历史产物，不要因为马来人害怕李光耀而在处理党史时蓄意遮蔽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历史渊源。还有，火箭的第一任秘书长蒂凡纳曾是新加坡总统，这是事实，也是荣耀，无需害怕马来人知道。

第四，我们在政治战略上当重视巫统，但在选举战术上不能忽视国阵华基成员党。近期有中央领袖表示，行动党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巫统，不必在乎马华民政，恕我不能苟同有关分析。马华民政虽然在505后大败，但并未彻底崩盘，它们在华社传统的商会、宗乡团、神庙、地方组织、报社都还有桩脚，华校董事局也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力量发展大到甚至可以攻陷董教总，所以行动党绝不能等閒视之。再则，我们505中选的新科议员，包括马来和印裔议员，也有地方服务记录欠佳，口碑很差的州级领袖，这都是我们的软肋。最为关键的是，行动党出战的选区，主要还是面对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好比在柔佛州，除了林吉祥硬撼巫统，其他候选人主要还是对垒马华。所以，华社面对的议题，非马来人面对的多重压迫，我们都要积极应对，否则下场就是“安顺补选”扩大化的悲剧。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巫统才是火箭敌人，那麽我们在马来乡镇有否配置“软实力”佔据回教堂？我们在马来公务员系统有多少统战人脉？我们是否准备由马来同胞担任秘书长一职？我们是否准备修改党章，在各个党组织设“宗教司局”，然后再向希望联盟的友党争取更多马来选区上阵，和巫统全面开打？

很显然，上述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社会客观条件作为战略和战术部署的基础。尤其在明年，国会通过新的选区划分后，大马的政治版图基本是在“红海竞争”，即“行动党的红海”和“巫统的红海”，彼此间没多少交叉的“蓝海”可以再被对手开拓。

纵观50年走过的风雨路，我建议行动党今后应该定位在捍卫马来西亚“宪政世俗”和“多元民主主义”的进步政治。基于种族比例的结构性制约，加上民族和宗教压迫的多重性矛盾，行动党的选举，不可能奢望“红蓝通吃”，欧洲兄弟党曾经有尝试要设“左右通吃”的“全民党”（catch all party）定位，但最终这个路线被证明走不通，不仅让自己的传统支持者离散，也助长了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政治正确”走过了头，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积极耕耘，固本培元。我就送给行动党人这16个字。

从新左派看麦当劳清真蛋糕

文/丘光耀士

新马麦当劳特许经营权易手后，中东人当大老闆，搞出“非清真蛋糕不许入内”的公关灾难，引起社会哗然。

舆论对此事基本是否定的多，认为“合情合理”的政治人物似乎只有公正党的郑姓州议员，连马华民政的二级领袖和砂首长阿德南的政治秘书，都公开抨击麦当劳和JAKIM。此外，就只有民主行动党部分基层党员和我在网络上号召消费者杯葛麦当劳，火箭中央领袖和议员完全没有吭声。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它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问题还继续在延烧当中。

新左派视角

在纸媒和网络上经有许多评论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此事，重覆的论点就不再赘言。我在此援引西方新左派的其中两家理论来作为批判依据，希望有助于大家更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

一、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One Dimensional Man）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师，他是上世纪60年代欧美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哲学家之一。

马氏认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两个“面向”（dimension），即肯定社会现实的一面和否定社会现实的另一面。然而，他揭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新型的极权社会。统治阶级（资本家主导的政权）通过应用新技术，不仅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量多质高的消费品，还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来制造各种“假需求”并强加于个人，让人们依循广告所鼓吹的价值去思考、行动、消费和爱憎。引用马尔库塞的语言说，就是“让人们在汽车中、在高清收录机中、在错层式寓所及厨房设施中发现自己的灵魂”，从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和“不幸福中的幸福感”。

统治阶级利用铺天盖地的广告媒介，将特殊集团的利益伪装成明智人的利益，对既定的生活方式进行合理化，让控制渗透到人的内心世界，征服人的不幸意识。

批判停顿

这麽一来，发达工业社会的人们便丧失了反对现状的三种力量，即“否定的思考能力”，“理性的批判能力”和“自主的创造能力”，沦为只注重物质享受，没有了反对能力的“单面人”。这种人的脑筋，只会为既定现实辩护，对再不合理的政策都只能逆来顺受，社会上原本存在形形色色的抗议都被击败，所有的批判都一一停顿，他论证的发达工业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单面社会”。

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法国新左派大将，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重新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无所不在，充斥在“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左翼应该集中在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和批判。

他反对将“日常生活”的“小事”碎片化、孤立化看待，而“日常生活”的琐碎性、重覆性和规定性，正是资本主义“异化”人性和压迫人们的所在。列斐伏尔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来显现的，社会关系亦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彰显，人性也是在实践“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出来。

符号操控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风格”，消费者的“主体性”，统统都被广告符号所操控，人们在市场上所谓的“选择和判断”只是虚幻的假象，都是受统治阶级和大财团的广告和媒体所影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消费的已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符号消费具有区分社会层次，巩固社会差异的作用。

当我们以上述两位大师的批判理论来检视“清真蛋糕”时，你不难发现，大马所谓的多元种族社会，在“日常生活”中一旦触及到宗教和民族敏感问题时，就会出现“单面人”的声音。其中以“国情论”最为典型，“单面人”的逻辑前提，就是将大马预设为一个穆斯林国家，而非一个多元世俗的国度。如此一来，巫统和伊斯兰党联手炮制的伊斯兰原教旨施政亦步亦趋，非穆斯林只有投降认命下跪，因为“单面思考”让我们丧失了抵抗神权侵蚀多元主义的现实条件。

再来，为了讨好马来选民，昔日敢于公开抨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推进伊斯兰化政策（islamization policy）的行动党，在“清真蛋糕”一案却选择默不作声，而公正党华人议员居然公开为麦当劳保驾护航，这和东马的阿德南政权，在捍卫多元化社会的“印象”方面，形成极为讽刺的反差画面。

火箭消声

坦白说，我可以理解行动党非穆斯林议员的担忧，一旦高调抨击麦当劳或JAKIM，或会给巫统伺机大肆炒作，诬告“行动党反马来人、反伊斯兰教”。然而，行动党的穆斯林议员，为何不在此事上勇于发表“进步回教”的替代意见？难道在宗教霸权面前，他们都沦为“单面人”？他们到底害怕神？还是害怕信神的大多数人？行动党捍卫“世俗民主”的勇气去了哪里？

按此逻辑继续推演，“爱马来人”是否也是选举市场的一种“假需求”？难道“爱马来人”和“爱马来西亚人”不能同步进行，必须要有主次之分？

在我看来，“清真认证”是穆斯林商业社会运营的一个宗教符号，原本是给穆斯林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有所“判断”，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旦这个宗教符号在多元的世俗社会日益发挥干预非穆斯林“日常生活”之便时，我们就要敢于反击这个靠国家机关赋予它在鉴别职能上无限地上线上纲的排他性霸权。

再则，“清真认证”是否一种属于伊斯兰资本主义社会的“假需求”，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并非神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此时此刻巫统和伊斯兰党搞神圣同盟，正积极利用“宗教意识”来捆绑马来人，用“清真这个”，“清真那个”来展现其政权的神圣性，以抵消民间面对越发严苛的经济条件所激起的怒火，后者才是“日常生活”引发变革的“真需求”。纳吉无法振发大马溃败的经济基础，就企图利用神的意志来操弄让愚民跪拜的上层建筑。

我们在“日常生活”要提防宗教符号对宪政自由权的侵蚀，不要将抵制卖当劳当作琐碎小事，今天你不站出来反抗，他日你我子孙在“日常生活”就要向神权政治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