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化 #重磅上市 #經典好書 #十年磨一書
#摘自本書前言 #依附 #情感調節 #自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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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作者:彼得.馮納吉、喬治.葛瑞蓋、艾略特.朱里斯特、瑪莉.漢普沃斯
譯者:楊舒涵、魏與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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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付梓仰賴於許多事物的貢獻。我們引進了多方的資源,雄心壯志地期待本書能針對多重的讀者群,包括心理學研究人員、臨床心理學家以及心理治療師,同時也包含了其他領域的發展學家。從最一般的層面來說,我們希望可以突顯 #發展心理學對於心理治療與心理病理學有多麼重要。我們整合了心理學發展的科學知識,以及與成人及兒童工作的臨床經驗,來解釋心理治療。我們相信,只有在個別心理治療師與專業研究人員雙方能持續合作的情況下,患者才能受到最好的照顧。像這樣的整合,其價值當然無法馬上獲得所有人的接受(見Green 2000; Wolff 1996),也確實不需如此。心理治療師主要是透過談話來給予病人臨床上的幫助,因為這些病人所尋找的幫助不(只)是藥物,更是一個願意對他將心比心的人。相關學科在科學上的進展不一定會對心理治療的實務有所幫助,比如說,1940與1950年代霍爾(Hull)與史金納(Skinner)所提出的學習理論研究,對當時的心理動力取向治療師就沒什麼幫助,卻有益於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心理治療學派,比較強調行為與環境,較少關注個人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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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立基於那些傑出的前輩們,他們在精神分析與發展的理論上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也建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如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馬勒(Margaret Mahler)、布洛迪(Brody)、埃姆德(Emde)、史騰(Stern),與其他許多人士。特別鼓舞我們的例子是安妮‧柏格曼(Anni Bergman 1999),她是分析師瑪格莉特‧馬勒知名的共同研究者,在她的書中,完美地整合了發展理論與臨床思維。讀者們也可在本書中發現柏格曼書中的許多想法,只是換成稍微不同的觀點來講。所有心理治療的發展都是起源於對人類發展的觀察,因此必然會共同享有許多重要的特色。同時我們也相信,在本書中討論的許多想法──像是父母鏡映的社會生物回饋理論、目的論與意圖位置、反思功能、精神現實中的精神等同與假扮模式、異化自我、心智歷程、情感等,當然還有最重要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都為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提供了真正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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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本書的思維與關注的方向並不侷限於精神分析,我們還運用了心智哲學的概念,以捕捉與描述嬰兒是如何透過探索他人的心智,來成就自身心智的歷程。人類會透過他人來探索自己,這個概念源自於德國的唯心主義,而後精神分析式的心智哲學觀又進一步地拓展了這樣的想法(Jurist 2000)。在社會認知的領域中,心智哲學的運用相當普遍。但我們的理論導向有些不同,因為除了認知外,我們也同樣關注情感。也因此我們援引了依附理論,依附理論強調嬰兒與原初照顧者的關係品質會影響到嬰兒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並且有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確切來說,我們的工作不只借用了依附理論,更對依附理論做了重大的重新概念化。我們認為,依附並不只有依附關係本身而已,而是能更進一步發展出表徵系統的能力,這可能是人類為了有助於存活而演化出來的功能。因此本書另一個具有貢獻的面向,便是舒緩了過往精神分析與依附理論的一些長期緊張關係 (Fonag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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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書名是由三個標題(情感調節、心智化、自我發展)組合而成,主要內容就是在談這三個主題與其相互間的關係。我們主要關注嬰兒、孩童、青少年到成人的心智中,對心理狀態表徵的發展。心智化是一個發展理論界很熟悉的概念,論述了 #個體是如何理解到自己運用心智的方法,#好用以調整對於外在世界的經驗。心智化可說是自我發展的根本,因為心智化會逐漸豐厚內在組織,讓個體能參與社會,並與共享此能力的他人構築出複雜的人際關係。另外,我們也用「反思功能」這個詞,為「個體有多少心智化的能力」做出操作型的定義 (Fonagy, Target, Steele, & Steel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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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會立即令人聯想到自我的兩個層面:主體性(agentive)與表徵性(representational),也就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90)所說的「主格我」(I)與「受格我」(Me)。自我表徵的發展一直以來都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詹姆斯的「受格我」,或是「實體自我」(empirical self)(Lewis & Brooks-Gunn 1979),指的是我們認為自己身上所真實擁有的一系列特徵發展,儘管這可能是藉由推論外在環境對我們的反應而得來(Harter 1999)。因此,心智化的這層面在精神分析理論與認知理論中,都是有著長久歷史淵源的概念(Morton & Frith 1995)。但是自我做為心智主體,或我們在他處所說的「心理自我」(psychological self)這個概念(Fonagy, Moran, & Target 1993; Fonagy & Target 1995),相對來說是常被忽視的研究主題。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者對鞏固自我主體性的發展歷程這個議題的漠視,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上受到太多笛卡兒主義者「第一人稱權威」的影響,認為個體能夠直接並正確無誤地得知內在的心智狀態,而不是將其看成是一個困難重重的發展成就。瑪西亞‧卡佛爾(Marcia Cavell 1988, 1994, 2000)的工作尤其提醒了大家,精神分析的後設心理學其實與笛卡兒主義相差無幾。精神分析與人類發展學經常附和笛卡兒的傳統假設,認為心智主體性的經驗是天生的。我們試圖在本書打破這個主流哲學傳統,提倡心智主體性應該是種逐漸發展或建構出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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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意圖行動之表徵的發展與哲學研究都顯示出,意圖心智狀態的表徵可能有更為複雜的內在結構。個體可能可以部分意識到這些意圖結構,也可能完全無法意識到。這件事情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要能理解到自我是個心智主體,就得透過人際經驗,特別是與原初客體相處的經驗。#心智化包含自我反思與人際知覺,這兩種要素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使兒童區分內在與外在的現實,也能從人際溝通中區分出內在心智與情緒歷程。在本書中,我們會同時運用臨床材料與實證研究,佐以發展上的觀察,來呈現嬰兒能經驗到自己是個擁有心智的有機體,或是經驗到他自己的心理自我這件事,並非先天固有,而是從嬰兒期至兒童期逐漸演化出的一種結構。這樣的發展極為仰賴兒童與更為成熟、友善及具有反思的成人進行互動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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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心智化不僅只是一種認知歷程,同時也是透過與原初客體的互動來「發現」情感的過程。因此,本書也會把重點放在「情感調節」這個概念上。在許多發展理論與心理病理學的領域中,這個概念都十分重要(例如Clarkin & Lenzenweger 1996)。情感調節就是主動調整情感狀態的能力,與心智化關係密切,因為心智化就是自我感與主體感的基石。在我們的想法中,情感調節是心智化的前提;但是我們也相信,一旦個體開始心智化,情感調節的本質便會有所轉變。在此我們辨識出情感調節可以是種情感狀態的適應,若發展出更複雜的型態,也能運用情感來調節自我。「心智化情感體會」這個概念,指的是一種更成熟的情感調節能力,讓個體能在自身情感狀態中,發現主觀的意義。我們認為,在每一種心理治療取向當中,心智化情感體會都是療效的核心,這代表著 #個體能在經驗上理解自己的感受,而 #這種經驗遠遠超出了僅能在理智上理解感受的狀況。也是在這種境界中,患者的抗拒與防衛才有意義,因為此時治療者對抗的不只是特定的情緒經驗,同時還是一整個心智模式的功能;這些受損的模式不只會扭曲心智表徵,阻礙療效的進展,同時也抑制了心智功能 (Fonagy, Edgcumbe, Moran, Kennedy, & Target 1993)。所以我們可能會誤解自身的感覺,以為自己處於某種感受,但實際上真正感覺到的卻可能是另一種情緒。不僅如此,個體甚至有可能會把自己從情感豐富的經驗世界中踢出。比如說,有些人沒有能力從心理和心理社會的前因後果設想而一再重蹈覆轍,這可能就是因為此人的心理歷程受到了廣泛的抑制,或是鞏固這些能力的心理歷程發展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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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情感調節與心智化理論更豐厚了先前的理論學家所提出的論點,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所談的依附的演化功能。我們認為,早期客體關係的演化功能是為了使幼兒打造出某種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可以充分地開展出理解他者與自我心智狀態的能力。我們假設,對於自我與他人心智的反思,都是建構出來的能力,是由早期關係演化而來。對人類而言,發展出能解讀人際互動的心智結構非常重要,而由於心智化又是人際功能的核心,由此推論,心智化在演化上必定有其特別的地位。語言當然是象徵性互動的主要方式,但為了要適當地運用語言,就需要組織主觀世界。內在狀態必須要有其意義,才能夠用來與他人溝通;同時我們也要有能力解讀他人的心智,才能在工作、情愛與遊玩時與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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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會清楚強調,早期的人際經驗是最初的中介變項,影響著往後心理疾患與心理治療中會出現的心智能力。某種層面上,我們延續了心理社會取向的傳統,認為親職與早期的人際環境是發展病理學中的關鍵 (Cicchetti & Cohen 1995; A. Freud 1981; Masten & Braswell 1991; Rutter 1993; Sameroff 1995; Sroufe 1996)。儘管我們支持上述的觀點,但在上個世紀的精神病學與社會科學中,隨著領養與雙生子行為基因學研究證據出爐,上述觀點也開始陸續遭到批判(Eaves et al. 1997; Hewitt et al. 1997)。這些研究者們認為,過去的研究因為無法控制好基因上的變項,而過度高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當前的精神病學文獻都變成了單純的先天論觀點,覺得只有基因資料是寶貴的,而且還有著精神分析這種只注重心理層面資訊的學門所無法提供的價值。其結果就是,早期環境只剩下少許影響,而且這些影響還是由於生理因素的緣故,而非心理因素(例如Marenco & Weinberg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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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更多詳請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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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化:依附關係.情感調節.自我發展》
心靈工坊文化 出版
📖 https://tinyurl.com/4j7sms3h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啟點文化,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熱門講座】溝通,和你想的不一樣~04/20(五) 19:30 講座資訊:https://www.koob.com.tw/contents/3241 【05/18開課】《人際回應力-看懂情緒,輕鬆對談》~第16期 一個人的命運,是回應力的總和! 課程資訊:http://www.koob.com.t...
困難溝通病人辨識 在 Icu醫生陳志金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今早看到「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一般簡稱「漸凍人協會」)的貼文感謝。
我去年為協會的「聽見。愛還在」聲音計劃,寫了一篇勸募文,廿鼓勵大眾捐出自己的聲音幫助漸凍人發聲。
和大家分享這篇文章收錄在:
《ICU重症醫療現場》
https://reurl.cc/g7WLQ4
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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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聲音』留下
幫助別人也幫助自己
傳統的捐贈器官,要等到腦死或往生了,才能捐。
但即使現在(活著時)有意願、簽了同意書,到可以捐的時候,還得看家人捨不捨得捐。至於,捐血或捐頭髮雖然活著就能捐,但有一定的門檻,而且需要等待。但是,捐贈「聲音」現在就可以,而且是源源不絕的捐。
「毫無傷害」「不必等待」的捐贈項目
很多人希望可以在離世後「捐贈器官」幫助需要的人,但總是有所顧慮。一方面擔心身體變得「不完整」而「上路」,一方面顧及家人的不捨與感受。這是在捐贈器官推動上的困難,甚至可能在最後一刻退縮。一般人比較能夠接受的是「捐血」或「捐頭髮」,因為不出幾個月,捐出去的這些東西就會再「長回來」。
若有一種是對捐贈者「毫無傷害」「不必等待」,馬上(活著)就可以捐,而且對多數人而言是源源不絕、捐了也不會變少的東西,捐贈的意願會不會變高。真的有這個東西,就是「聲音」。看到這裡,十之八九心中一定充滿著疑惑:什麼?聲音也能捐嗎?捐來幹什麼用的?
2019年中,我在臺灣人工智慧學校,聽著北科大電子系廖元甫副教授〈語音與音樂訊號處理〉這堂課,聽到原來有「捐贈聲音」這回事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的振奮。課後,我主動告訴廖元甫副教授「老師,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意義,請讓我來幫忙宣導!」身為一位重症醫師,我很了解這件事的重要性。
簡單來說,現今的人工智慧(AI)技術,可以把「預先存下來」的聲音(一句話或一個單詞),拆解分析、重新組合,拼湊成「當下想表達」的句子,而且是「原音重現」,甚至可以依照當下情境(情感)的不同,呈現出適切的語調。
舉例來說,使用者利用鍵盤敲出「我要吃飯」後,系統會從曾經說過的句子裡分別找出「我」「要」「吃」「飯」的聲音,再把四個字組合成「我要吃飯」,以「原來的聲音說出來」。(實際做法比我說的複雜、厲害很多。)
足夠的取樣,才能把AI訓練的更成熟
說到這,可能有很多人已經想到《時間簡史》作者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1942-2018)。霍金在21歲就被診斷有俗稱漸凍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的罕見疾病,其運動神經元會逐漸退化,以致使全身大小肌肉逐漸萎縮。逐漸失去活動能力,最終也將失去說話的能力。痛苦的是,在身體逐漸僵化之際,他們仍持續思考,卻不能動,不能講。
捐贈聲音的這項科技目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來幫助像霍金一樣的「漸凍人」。讓他們透過電腦打字,發出聲音,順利傳達自己的想法,即使他們不能說話。就像霍金那樣,就算無法透過口語直接表達,依舊能夠與人溝通,甚至去演講與授課。(霍金的演講影片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到。)
霍金的聲音幾乎都是在1985年前、他仍然可以表達時,透過演講、影帶、錄音等保存下來,時間久遠加上技術有限,音質沒有很好,組合起來有點像「機器人在講話」。要知道的是,霍金之所以使用這種「機器人聲音」直到往生,並非技術發展停滯不前,而是因為那種「說話方式」已經是世人「辨識」他的方式了,所以他也不想換。其實,數十年過去,儲存聲音的品質、重組聲音的技術持續進步,已經可以做到很「自然」了,即使是用別人的聲音來重組,還是把文字的感情與溫度「說」出來。
但一般病友很少能像霍金一樣,留下那麼多的「聲音」,以致漸凍人在發病後到無法說話時,沒有足夠的取樣來訓練AI,所以「聲音捐贈」是很重要與迫切的。捐出來的聲音會被存在「語音銀行(Voice Bank)」裡,供技術人員挑選與病友最相近的語音,進行修補、合成出病友的聲音。
保存下來的聲音,幫助自己和家人
金士頓(Kingston)曾經有一個廣告,改編自一個真實故事。英國倫敦一名老婦經常到地鐵站,為的只是聽「小心月臺間隙(Mind the gap)」的警語廣播。某天,她發現地鐵廣播系統全數更換,既難過又焦急的詢問站務人員,才得知原本的警語是由她已故丈夫所錄製,她透過這樣的方式追思自己深愛的人。
據說,這個故事曝光之後,倫敦地鐵還是在那唯一的一站,保留她先生的「廣播」。這則廣告讓我想到,透過語音AI的處理,不只是能夠幫助「漸凍人」或因病語言表達障礙者,未來也可能可以幫助我們自己或家人。
漸凍人症的發生率極低,大約為10萬分之1,國內罹病人數大約1000人左右,病因有1成都是遺傳。即使漸凍人症非常罕見,但某些「萬一」是可能發生的,像是因為意外、腫瘤(氣切或是聲帶損傷、切除)而失去發聲能力,或更高機率是腦中風而「口齒不清」時,這項科技能「還原」有情感、有溫度的聲音,病患本身表達無礙,家人朋友也能聽到那熟悉的聲音。
人往生的時候,這個被保存在語音銀行的「聲音遺產」(至少要5小時的聲音,錄製1000個以上的句子)也許能夠發揮其他作用。你可以想像嗎?當家人、子孫、朋友,在和Siri或Alexa對話時,所發出的聲音是「已逝家屬說出來」的,那將是留給親友最棒的禮物。即使人離開了,在思念時,還是能持續對話,是不是也很美好呢?就像儲存臍帶血的概念,把自己的聲音存在「語音銀行」,以後自己或家人或許用得著,或許可以幫助別人,何樂而不為。
協助已失語患者「發聲」,讓聲音更有溫度。一方面能將聲音紀錄下來,像存錢一樣,存下自己的聲音,同時能成為聲音大數據之一,供技術人員挑選與病友最相近的語音,再修補、合成出病友的聲音,協助那些聲帶受損或無法說話的人,讓他們不只聲音重現,還能帶有情感、更有溫度。
關注阿金的IG https://reurl.cc/Q3jG0q
困難溝通病人辨識 在 台灣主權和平獨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以下正文開始----------
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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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我最近讀到一個很有趣的心理學實驗,他是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家尹森,他做的研究。
他是這樣研究的喔,他把醫生帶進實驗室進行一個很熟悉、他們平常都會做事情,就是呢這個研究者呢找了一個實驗的助理假扮成病人,然後對醫生描述一些困擾著自己的症狀。
但那些症狀都是相對比較籠統的,比如說頭痛啊、喉嚨癢啊…等等這一類的。根據這些破碎而且籠統的資訊,那醫生必須要做出一些診斷,接下就是實驗的操弄了。
有一半的醫生,在實驗開始前拿到一個小禮物,比如說精美的便條紙啊、指甲刀啊或者一小袋糖果;那另一半呢,在這之前是沒有拿到任何禮物的。
實驗者想要看看,對於醫生來說這小小禮物的差別,對於他們的診斷會不會造成什麼樣不一樣的影響?
那些拿到小禮物的醫生感覺到非常的開心,進而去提升他們主觀的幸福感!
那我們知道當一個人主觀的幸福感提升,會連帶的帶動他們的多巴胺的分泌,而多巴胺會刺激他們的腦部,去做更有效率的資訊處理。
所以呢,拿到小禮物的這些醫生,他們的創造力會比起那些沒有收到小禮物的醫生更有創意。他們甚至於只花一半的步驟,就能夠做出正確的診斷。
當然事後問這些醫生,醫生當然不會去承認,是因為這個小禮物讓他們做出更精準的判斷;他可能很容易自我歸因,是因為我醫術好。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從心理或者從大腦生理的角度,這個小小幸福感的創造,真的會去影響一個人用更有效更有創造力的方式,去解決眼前的問題。
那你聽到這邊,或許你會想那我下一次看醫生的時候,就送醫生一個小禮物,甚至於送他一個紅包,那這樣對我的病情是不是有幫助?
那這在實務上是有困難的,因為現在的醫生他們基本上對於收禮和收紅包,都是很敏感的!
而且你反過來說,如果一個醫生他會因為你收禮、收紅包,他就比較認真的看你的病,其實這醫生也不太值得信賴。
那你可能很好奇,那到底我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真正的重點不在於「送禮」,而是在於醫生的主觀「幸福感」。
你想想看一個醫生,一天看這麼多病人,哪一個病人對著他不是苦瓜臉?
那當你對著一群苦瓜臉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你主觀的幸福感一定是很糟糕的,而這個時候有一個病人,至少他在表情上或者在表達上,相對讓你覺得比較舒服,如果你是那位醫生的話,那你想你會不會在下意識更用心的去看待這個病人,進而去發揮更好的創造力,去做出更好的診斷?
所以其實我常常說,我們能給別人最便宜、而且最有價值的禮物,就是我們的「表情」。
然而我們經常不太知道我們的表情到底給別人什麼樣的感覺,或許透過今天分享這個實驗,你可以開始多留意一下,自己到底呈現的什麼給別人,你的呈現能夠幫助別人的主觀幸福感能夠更提高,還是更降低呢?
當你明瞭了這一點,我想很多生命當中的幸福跟快樂,無論是你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會更容易得到。
我是凱宇,跟你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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