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土著貶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面對新事物，不管是人類整體、我們個人還是正在學習語言的幼童，都會需要透過「命名」來稱呼。而正因為「名字」對於我們理解事物的影響如此之大，「命名」的方式與過程也往往成為討論與爭議的焦點。

這篇來自【CUP】上的文章，帶我們看到人類過往對於新物種的命名方式如何反應了種族主義或是文化歧視等觀念。這也帶我們進一步思考近來在考古學上「龍人」的命名爭議是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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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吉卜賽螞蟻」一名的昆蟲學家 Terry McGlynn 教授，就認為自己犯了「以族裔貶稱（ethnic slur）描述螞蟻」的錯誤，申請撤銷該俗名。至於活躍於北美森林的害蟲「吉卜賽蛾」，雖然俗稱至少可追溯至 1908 年，亦成為 ESA 改名的對象。

Shute 提醒，改名戰不僅發生在昆蟲界，鳥類及觀鳥社群亦受衝擊。即使大量雀鳥名稱已有數百年歷史，但因為名稱背後的殖民聯繫，今後或將要消失。例如去年美國出現一份請願書，要求除去名字 McCown’s longspur 和 oldsquaw，它們分別是一種鐵爪鵐及鴨的俗名。前者以美國內戰期間為南方邦聯而戰的軍官 John P. McCown 命名，後者意思為印第安女人，涉及冒犯土著群體。結果，厚喙鐵爪鵐（thick-billed longspur）、長尾鴨（long-tailed duck）在當地取代了上述兩個俗名。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

引用網址：https://www.cup.com.hk/2021/07/16/renamed-species-culture-war/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

2020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3月

目錄

序言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四、社會持續動蕩威脅公眾安全

五、貧富日益分化加劇社會不公

六、踐踏國際規則造成人道災難

序言

“我無法呼吸！”

——喬治·弗洛伊德

美國國會大廈暴力事件亂象是政治高層散布重重謊言、蔑視民主、煽動仇恨和分裂導致的惡果。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對人類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戰勝疫情需要世界各國守望相助、團結合作。但一向自認例外和優越的美國，不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與之相伴的還有政治失序、種族沖突、社會撕裂，留下了“山巔之城”“民主燈塔”侵犯人權的新紀錄。

——政府應對疫情任性妄為導致失控，釀成人間悲劇。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但截至2021年2月底，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超過50萬美國民眾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民主制度失序引發政治亂象，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金錢政治扭曲壓制民意，選舉成為富人階層“獨角戲”，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政治極化日益嚴重，仇恨政治演變為全國性瘟疫，選後暴亂導致國會淪陷。

——少數族裔遭受系統性種族歧視，處境艱難。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的目標。

——槍支交易和槍擊事件創歷史新高，人們對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在疫情失控、種族抗議和選舉沖突交織影響下，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

——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殘忍跪壓致死，引燃美國社會怒火。50個州爆發廣泛持續的種族抗議浪潮，政府武力鎮壓示威民眾，1萬多人被逮捕，大批新聞記者頻遭無端攻擊和拘捕。

——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底層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導致大規模失業潮，數千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六分之一美國人、四分之一美國兒童面臨饑餓威脅。弱勢群體成為政府消極應對疫情的最大犧牲品。

面對如此糟糕的嚴重人權問題，美國政府不僅缺乏應有的反思，還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及虛偽性。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發展正處於一個新的十字路口，面臨新的嚴峻挑戰。希望美方能夠懷謙卑之心、憫國人疾苦，放下虛偽、霸道、大棒和雙重標準，與國際社會相向而行，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疫情嚴重失控釀成人間悲劇

美國號稱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醫療資源和醫療護理能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卻一片混亂，成為世界上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應對疫情不力造成慘重後果。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的數據，截至2021年2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800萬例，死亡病例總數超過50萬例。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總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卻超過全球總數的25%，死亡病例數占全球總數的近20%。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20日報道，僅加利福尼亞州就已經報告了184.5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22599例死亡病例，相當於每10萬人中就有4669人確診、57人死亡，這還不包括許多未得到診斷的輕癥或無癥狀感染病例。如果美國能夠科學應對，事情本不必如此。美國流行病學家、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原負責人威廉·福格認為，“這是一場屠殺”。

領導人無視科學警告刻意淡化疫情風險。根據《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復盤的美國疫情時間線，美國特朗普政府一再忽視疫情警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在2020年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在美國蔓延。時任白宮貿易與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疫情暴發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時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紮等衛生官員和醫學專家也多次警告疫情在美國暴發的危險。但美國特朗普政府不僅對各種警告置之不理，反而專註於控制信息傳播，甚至發布虛假信息誤導民眾，稱新冠肺炎病毒是“大號流感”，感染病毒的風險和死亡率“非常低”，疫情會很快“奇跡般地消失”，導致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被白白浪費。《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指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寧肯相信自己的直覺也不相信科學，錯失時機，斷送了大量無辜的生命。

政府選擇不作為導致疫情失控。在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過30萬人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教授戴維·哈耶斯-鮑提斯塔指出，美國其實不應死那麽多人，是政府選擇了不作為導致悲劇的發生。哥倫比亞大學疾病研究人員通過模型分析顯示，如果美國政府2020年3月13日發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夠提前兩星期，那麽約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2020年5月17日罕有地發表社論指出，美國政府總是“著迷於”找到快速結束疫情的方式——疫苗、新藥，甚至指望病毒會就這麽消失了，但事實是只有依賴病毒檢測、感染追蹤及隔離等基本的公共衛生準則，才可能終結疫情。即便疫情已經在美國大範圍蔓延，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升至全球第一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出於政治私利，依然急於重啟經濟。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8月11日評論稱，一些州在4、5月份就忙於重啟，使得病毒傳播的重災區從最初的紐約地區向南部、西部擴散，並最終擴散到全國其他地區。盡管許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防止感染病毒，但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和一些州政府官員卻長期拒絕實施強制口罩令。

疫情防控指揮混亂使得民眾無所適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5月9日的評論指出，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混亂不堪，缺乏全國性的指導方針和組織領導，各州只能自行其是，甚至不得不相互競價爭搶醫療物資。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與公共衛生機構、醫學專家發布的有關疫情防控信息相互抵牾、反復無常。專家們呼籲聯邦政府統籌全國病毒檢測和醫療物資供應，領導人卻讓各地政府自己解決；聯邦政府剛剛公布分階段重啟計劃，領導人卻接著呼籲各州加快重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強烈建議公眾佩戴口罩，領導人卻長達幾個月堅決拒絕佩戴口罩；更為荒誕的是，領導人竟提出讓民眾註射消毒劑治療新冠肺炎。

任性自負推卸責任。盡管在疫情應對中昏招叠出，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卻拒絕承認有任何失誤，反而用各種說辭自我美化、推脫責任，罔顧事實將美國確診病例全球居首歸因於做了更多的核酸檢測，聲稱自己對病毒檢測系統的混亂低效和死亡率的不斷攀升“沒有任何責任”。而白宮顧問、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指出，數據不會說謊，美國確實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老年人成為政府抗疫不力的“犧牲品”。疫情中原本就面臨更大風險的老年人群體，在混亂不堪的疫情防控體系中被進一步邊緣化，面臨著生命貶值、尊嚴貶損。2020年3月23日和4月20日，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裏克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兩次表示，“寧願死也不願看到公共衛生措施損害美國經濟”。《聖叠戈工會論壇報》網站2020年8月18日報道，根據新冠肺炎病毒追蹤項目公布的數據，養老院等長期護理機構中的居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不到1%，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比例卻超過40%。《華盛頓郵報》2020年5月9日的評論稱，美國的抗疫行動成了“一場國家批準的屠殺”，它故意犧牲老年人、工人、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口。

貧困人口面臨更嚴重感染威脅。研究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和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死亡率密切相關。紐約州的基尼系數最高，同時其死亡人數也最高。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3月21日報道，疫情期間美國富人優先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而低收入從業群體大多無法居家辦公且不享有帶薪病假，不得不為了維持生活使自己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8日報道，公共衛生官員指出，洛杉磯縣低收入社區居民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是其鄰近富裕社區的3倍。蓋洛普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七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如果自己或家庭成員出現新冠肺炎相關癥狀，將因為擔心負擔不起治療費用放棄治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指出，美國窮人正受到新冠肺炎病毒最嚴重的打擊，更容易感染病毒，死亡率更高，而一個混亂的、註重企業利潤的政府應對措施未能充分顧及他們的利益。

殘障人士和無家可歸者處境維艱。非營利組織“公平健康”2020年11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與普通人群相比，有智力和發育障礙的人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要高出3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5月14日報道，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使得美國無家可歸者人數暴漲45%。無家可歸者中有很多年邁的老人和殘障人士，他們原本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生活和衛生條件惡劣，是病毒的易感群體。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因人員擁擠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波士頓環球報》網站2020年5月4日報道，波士頓市無家可歸者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占當地該群體已接受檢測人口的三分之一。

監獄疫情暴發威脅囚犯生命健康。美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12月19日報道，美國至少已有27.5萬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1700多名感染者死亡，監獄系統的感染率大大高於周邊社區。根據美聯社和非營利新聞組織“馬歇爾項目”共同收集的數據，在州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管理的監獄中，每5名囚犯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普通人感染率的4倍多；其中24個州監獄的感染率更高，堪薩斯州一半囚犯感染，是該州總人口感染率的8倍；阿肯色州每7名囚犯中就有4人感染。

疫情失控給美國人心理帶來嚴重陰影。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對美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超過病毒本身，人們感到壓力重重、孤立無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14日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4月至6月，4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出現心理健康問題，30.9%的成年受訪者表示患有焦慮或抑郁癥，而這些數字只是冰山一角。與此同時，13%的成年受訪者表示開始或增加使用藥物，11%的成年受訪者認真考慮過自殺。2020年6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疫情期間美國自殺救助熱線電話接聽數量上升了47%，某些危機幹預熱線電話接聽數量暴漲300%。

二、美式民主失序引發政治亂象

美國自詡為民主制度的“樣板”，動輒打著所謂維護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對許多國家指手畫腳、肆意打壓。然而，金錢政治痼疾深重，民意操縱與謊言泛濫，美式民主不僅難以彌合日益極化的政治分歧，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導致美國民眾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名無實。

金錢支配下的政治選舉實質上成為“錢決”。金錢是美國政治的驅動力。美國的金錢政治扭曲了民意，把選舉搞成了富人階層的“獨角戲”。2020年美國總統和國會選舉的總支出高達140億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總統選舉花費再創歷史紀錄，達到66億美元；國會選舉花費超過70億美元。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網站2020年11月1日報道，在2020年的選舉周期中，排在前10位的捐款者捐款總額超過6.4億美元。除公開登記的選舉捐款外，大量秘密資金和“黑錢”充斥著2020年的美國大選。根據紐約大學布倫南司法研究中心的分析，匿名捐款的“黑錢”組織通過廣告支出和向各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捐款創了新的紀錄，共為2020年的選舉投入7.5億多美元。

民眾對選舉的信任陷入危機。蓋洛普公司網站2020年10月8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對總統選舉非常有信心的受訪者比例僅有19%，創下自2004年以來該調查的最低紀錄。《華爾街日報》網站2020年11月9日評論稱，在2020年的選舉中，人們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來最低點。

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立逐漸從政策之爭變為身份之爭，政治部落屬性日趨明顯，兩黨在諸多重大公共事項上僵持不下、無所作為，使國家治理陷入低效無能的泥淖。政客自甘墮落爭權奪利，相互傾軋、攻訐纏鬥成為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各種醜陋攻擊和低俗抹黑競相上演。支持不同黨派的選民在極端政客的挑唆煽動之下勢不兩立，情緒日趨狂熱、溝通愈發艱難，仇恨政治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瘟疫，成為社會持續動蕩撕裂的根源。皮尤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社會出現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分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在經濟、種族、氣候變化、執法、國際參與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日益鮮明。2020年的總統選舉使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進一步深化。選舉前一個月，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中有約80%的登記選民表示，他們與另一方的分歧不僅在於政治和政策上的不同，更在於核心價值觀上的對立，約90%的選民擔心對方的勝選會對美國造成“持久傷害”。

權力制衡異化為否決政治。兩黨分裂強化了美國體制中固有的否決現象，權力分割和權力制衡變異為相互否決。兩黨惡鬥不止，使國會陷入癱瘓，決策陷入僵局。在疫情暴發失控的危機局面下，兩黨不僅在諸多議題上一再纏鬥，還把應對疫情沖擊的第二輪紓困法案當作競選工具，為了撈取選票拉鋸扯皮拒不妥協，導致數百萬底層民眾生計艱難。否決政治造成國會和行政系統、聯邦和州的尖銳對立。疫情期間，共和黨總統和民主黨占多數的眾議院矛盾不斷，聯邦政府與民主黨執政的“藍州”沖突頻發，不僅同各州搶奪抗疫物資，還屢屢和“藍州”執行截然相反的疫情應對政策，導致民眾無所適從。馬薩諸塞州緊急購買的300萬個N95口罩在運抵紐約港後竟被聯邦政府攔截。

選後暴亂凸顯美式民主危機。選舉沒有解決美國政治分歧，反而使對立白熱化。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11月4日指出，無論誰贏得選舉，美國仍然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憤怒和仇恨將成為政治遺產。敗選的共和黨陣營指控大選存在多項欺詐，不接受總統選舉結果，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佐治亞州等提出訴訟，並對當地選舉官員施壓和恐嚇，要求重新計票以推翻選舉結果。特朗普一再堅稱絕不接受選舉結果，並號召支持者前往華盛頓抗議國會確認選舉結果，選舉爭議最終演變為暴亂。

2021年1月6日，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上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拯救美國”示威集會，大批示威者隨後越過警衛線翻墻闖入國會大廈，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沖突。警察發射催淚彈並開槍射擊，國會議員們戴著防護面罩慌忙躲避，示威者占領會場後肆意妄為。事件造成數人死亡，導致正在認證選舉結果的參眾兩院聯席會議被迫中斷，華盛頓特區相繼進入宵禁和緊急狀態。美國國會警察局局長史蒂文·桑德2021年1月7日稱，成千上萬參與暴力騷亂的人用金屬管、化學刺激物和其他武器襲擊警察，華盛頓特區和國會大廈共有50多名警察受傷。警察總計逮捕了100多人。2021年1月7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發表聲明稱，該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政治領導人持續、蓄意歪曲事實以及煽動暴力和仇恨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

華盛頓上演的政治亂象令世界震驚。美國媒體稱這是美國現代史上權力移交第一次“在華盛頓權力走廊內演變成一場實體對抗”，“暴力、混亂和破壞動搖了美國民主的核心”，是“對美國民主燈塔形象的一記重擊”。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這一暴力事件激化了美國社會不同陣營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使美國陷入新的政治危機。《外交政策》評論稱，美國已經變成了美國領導人經常譴責的樣子：無法在權力交接過程中避免暴力和流血破壞。黎巴嫩外交官穆罕默德·薩法在社交媒體發表評論稱：“如果美國看到美國正對美國做的事，美國肯定會入侵美國，以從美國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國。”

三、種族歧視惡化少數族裔處境

在美國，種族主義是全面性、系統性、持續性的存在。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這一現狀無奈地表示：“因種族而被區別對待是數百萬美國人悲劇性的、痛苦的、憤怒的‘常態’。”2020年6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連發兩條媒體聲明，強調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引發的抗議活動不僅凸顯了美國警察對有色人種的暴力執法問題，也凸顯了美國在衛生、教育、就業等方面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問題。如果美國想要結束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悲慘歷史，就必須予以傾聽和解決。6月1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3次會議召開種族主義問題緊急辯論，這是人權理事會歷史上首次就美國人權問題召開緊急會議。11月9日，美國在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輪國別人權審查時，因種族歧視問題遭致國際社會嚴厲批評。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等機構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令人震驚，白人種族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標語、口號，宣揚白人至上，煽動種族歧視和仇恨；政治人物越來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語言，試圖將種族、族裔和宗教少數群體邊緣化，等同於煽動和助長暴力、不容忍和偏執。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認為，對於非洲裔美國人來說，美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無法解決種族不公與歧視。

印第安人權利遭受侵犯。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對印第安人進行過系統性種族清洗和大屠殺，犯下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行，美國印第安人今天仍然過著二等公民般的生活，權利飽受踐踏。美國許多低收入社區中的印第安人等土著人遭受核廢料等有毒環境影響，罹患癌癥、心臟病的比率非常高。很多土著人生活在危險廢物處置場附近，出生缺陷率畸高。2020年8月5日，聯合國危險物質及廢料的無害環境管理和處置對人權的影響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36/15號決議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土著人面臨采掘業、農業和制造業釋放或產生的有毒汙染物，包括遭受核廢料放射性影響，並且采礦廢物造成的土壤和鉛塵汙染對其健康造成的影響遠超其他群體。聯合國宗教或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聯大74/145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未經土著群體同意，或違反其傳統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將印第安“立巖”蘇族部落等的土地開放接受投資。聯合國適當生活水準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根據人權理事會第43/14號決議編寫的報告指出，少數群體和土著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最具破壞性，美國土著人的住院率是非拉美裔白人的5倍，死亡率也遠超白人。

對亞裔群體的欺淩加劇。疫情暴發以來，亞裔美國人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甚至攻擊的事件比比皆是，一些美國政客對此更是有意誤導。《紐約時報》網站2020年4月16日指出，“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在美國身為亞裔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全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9月17日報道，一項針對美國亞裔年輕人的調查顯示，在過去一年中，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成為種族欺淩目標；在時任美國政府領導人種族主義言論的推波助瀾下，近一半受訪者對自身所處境遇表示悲觀，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自己及家人所處的境遇表示恐懼。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問題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2020年3月23日和4月21日先後指出，有關國家政客主動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使用別有用心的名稱來替代新冠肺炎病毒，這種把特定疾病與某個具體國家或民族相聯系的仇外表達不負責任、令人不安。美國政府官員公然煽動、引導和縱容種族歧視，無異於對現代人權觀念的悍然羞辱。

仇恨犯罪居高不下凸顯種族關系惡化。聯邦調查局2020年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19年執法部門報告的8302起單一偏見引起的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種族族裔身份，其中高達48.4%是針對非洲裔，15.8%是針對白人，14.1%是針對拉美裔，4.3%是針對亞裔。在種族仇恨犯罪案件的4930名受害者中，非洲裔多達2391人。《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5月20日報道，一些美國人將疫情的暴發歸咎於亞裔，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仇恨犯罪事件越來越多。民權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前7個月，美國共發生2300余起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死亡案件頻發。2020年3月13日，26歲的非洲裔女子布倫娜·泰勒在自己家中被警察射中8槍致死。2020年5月25日，46歲的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當街殘忍“跪殺”。2020年8月23日，29歲的非洲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在打開車門要上車時被警察從背後連開7槍導致重傷，事發時布萊克3個年幼的孩子就在車上目睹了這一恐怖經過。“警察暴力地圖”網站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警察共槍殺1127人，其中只有18天沒有殺人。非洲裔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被警察槍殺人數的28%，非洲裔被警察殺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2013年至2020年，約98%的涉案警察未被指控犯罪，被定罪的警察更是少之又少。

有色人種受疫情危害更大。2020年8月2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非洲人後裔問題專家工作組向人權理事會第45次會議提交報告指出，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體現了明顯的種族差異，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分別是白人的3倍、5倍和2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20年5月15日報道稱，“沒有什麽比這場疫情下的生與死更能體現美國的膚色差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年8月7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疫情中的種族差異擴大到了兒童。拉美裔兒童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9倍，非洲裔兒童住院的比率是白人兒童的6倍。《洛杉磯時報》網站2020年7月10日報道，洛杉磯公共衛生總監芭芭拉·費雷爾指出，病毒對非洲裔和拉美裔居民造成的嚴重影響，根源在於“種族主義和歧視對獲得健康所需資源和機會的影響”。《今日美國報》網站2020年10月22日評論指出，有色人種死於疫情的人數遠遠多於白人，可歸因於不平等的教育與經濟體系導致有色人種得不到高薪工作，住房歧視導致有色人種居住密集，以及以犧牲窮人為代價的環境政策等。在新冠肺炎死亡率最高的10個縣中，有7個縣是有色人種人口占大多數；在死亡率最高的前50個縣中，有31個縣的居住者主要是有色人種。

有色人種面臨更嚴重的失業威脅。英國《衛報》網站2020年4月28日評論稱，“最後被雇傭，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國人最無奈的現實。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4月份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失業率分別飆升至16.7%和18.9%，創歷史最高紀錄。《華盛頓郵報》網站2020年6月4日報道，經過嚴重疫情後，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裔美國成年人還擁有工作。美國勞工部2020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裔的失業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20年7月20日報道，工會領導者呼籲美國勞工在20多個城市罷工，以抗議在疫情期間加劇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

執法司法領域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信使》雜誌網2020年12月17日報道，在路易斯維爾市，盡管非洲裔美國人僅占當地駕齡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發現違禁品的比率遠低於白人，但警察對於非洲裔的搜查卻占搜查總次數的57%，近3年內被逮捕者中有43.5%是非洲裔。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020年6月1日報道，盡管非洲裔僅占美國總人口的13%，卻占監獄囚犯總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每10萬名非洲裔中就有1000多人被監禁。美國全國州議會會議網站2020年7月15日發布的研究顯示，有色人種在美國18歲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卻占被監禁未成年人總數的三分之二。艾奧瓦公共廣播新聞網2020年12月18日報道，在艾奧瓦州的監獄中，非洲裔的監禁率是白人的11倍。即使犯同一罪行，非洲裔也更可能被判更長的刑期。《洛杉磯時報》2020年9月15日報道，美國聯邦司法系統死刑適用中也存在著種族偏見，殺害非洲裔比殺害白人面臨死刑的可能性更低。當受害者是白人時，重罰有色人種犯罪嫌疑人的傾向更為明顯。《戴維斯先鋒報》網站2020年12月4日報道，自1976年以來，有色人種在美國的死刑執行中占比高達43%，目前等待執行的被告人中55%是有色人種。《邁阿密先驅報》網站2020年12月18日發表評論認為：“在我們的國家，刑事司法制度是由妳的錢包和膚色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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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是漢人王朝這種觀點已經老掉牙。21世紀都已經走完了五分之一，你還拿20世紀初的國族史觀看歷史，無疑是自欺欺人。

但說鮮卑人已經漢化，或者說中國人已經胡化，這種觀點算是已經走在歷史學的前沿。如今一種新觀點出現了——我覺得也蠻有說服力的。就是大唐實則是漢人和胡人從對立、衝突，到彼此潛移默化而融合，最後一起『華化』的結果。這顆嫩芽播種於五胡十六國，綻放和結果於盛唐。

這是韓國的歷史學者朴漢濟教授的觀點。

談及這個觀點之前，先要和各位說『漢人』這個概念在五胡、北魏時代，是如此不堪，充滿負面意涵。就像1980年代的香港人眼裡的北佬，或現代反中厭中人士口中的支那，又或是滿語裡的尼堪、蒙語裡的胡扎。當時的鮮卑人是用「頭錢價漢」（腦袋只值一文錢的漢人）、「無官職漢」（沒有官職的傢伙）、「漢兒」、「何物漢子」（這俗氣的傢伙算什麼東西！）等帶有嫌棄的鄙語稱呼漢人的。

我覺得這算是鮮卑人幫助匈奴人的『漢字復仇記』。因為在漢代，匈奴人並無自己的書寫工具，也不會用漢字去反擊漢人的歧視性論述。但時代走到了北魏，鮮卑人已經可以用漢字去嘲諷、貶低漢人了，就像你用道地的外國俚語和外國人直接開罵一樣。（具體的故事我就不講了，大家去買書看）

朴漢濟認為，為了代替「胡人」和「漢人」這種互相輕蔑的稱號而產生的，是所謂的「蕃人」和「華人」。

所以在鮮卑人已經成為了胡漢（農牧）地區的皇帝兼天可汗（總書記兼總統）後，「漢」逐漸脫離了貶義，慢慢轉變為中立性的名稱。胡漢並用是這個時代的特點。岑參詩歌「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藩王能漢語」。司空圖詩歌《河湟有感》「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都可證明。（黃河和湟水一帶的甘肅被吐蕃佔據後，當地的中國人已經開始說胡語，而且不認同自己是漢人了。）

所以下面我要討論一下「華人」這個概念。現代的華人是指僑居海外的中國人。這個概念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用來統戰的工具，也是一個透露出非常濃厚的『天下觀』思維方式、而非『民族國家』觀念的詞彙。比如台灣的馬華是華裔馬來西亞人？還是馬來西亞華人？這意義是不同的。但是台灣會有僑生，讓這些華裔馬來西亞人以海外中國人的名義到台灣讀書和工作。這是什麼邏輯？天下國家的邏輯。今天的中國人已經定居在美國或加拿大十幾年，也取得了國籍，但他們仍舊是統戰部門眼裡的居住在中國之外的中國人（華人），他們自己也樂得花統戰經費。這是什麼邏輯？天下國家的邏輯。

「華人」最早是出現在西晉江統的〈徙戎論〉中：「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文中的「羌人」「華人」跟「漢人」區分地很清楚，也就是說，他們是不同的族群實體。「羌人和華人在陝西、山西交界地帶雜處，而漢人侵犯他們」這句話裡的華人，指的是已經生活在中國境內、行為模式和文化變得比較中國的異族。但他們不是漢人，也不是羌人。

下一個例子的「華人」指的是生活在外國的中國人（漢人）。《魏書》〈高昌傳〉，「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可以看到，北魏時期居住在今天的吐魯番（高昌八城）的族群，也有「華人」。漢代勢力曾經深入到這裡，故在北魏時期依舊有些中國或中華的人在此生活，他們被視為「華人」。

另外一個關於「華人」的例子和稅收有關。史書在區分匈奴人、別種的稽胡之際，曾使用「有異華人」這樣的說法。

《北史》卷九十六，〈稽胡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男人的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與華民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

步落稽是生活在今天的山西北部山地的南匈奴的一支，在五胡十六國、北魏隋唐時代，長期處在自治酋長國的政治形態。因為住在山區，也叫山胡。我們對照一下孫吳的山越，就大致可明白他們的生活形態和政治形態。東魏的丞相高歡（北齊的建立者）假裝把女兒嫁給酋長的兒子，然後趁機攻打他們。他們和華民錯居在一起的意思是，他們和已經中國化的其他異族（可能是鮮卑、可能是羌人等）混居在一起，而且他們的領袖也認識漢字，但是卻不會講，需要翻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見面時就是這種情況）。他們雖然被納入郡縣，但是繳納的稅卻比華人少。我們從中可以推斷，胡人、華人、漢人繳納的稅，一個比一個少。也即是說，歷史上的中國人也是最納稅最多的百姓臣民，像韭菜一樣被毫不留情的割掉。

上述華人、華語、華民的案例，說明北魏隋唐時代，有兩種類型的人被稱為華人。一種是居住在中國境內的非中國人（異族群體），並接受了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一種是居住在中國境外（異族地區）的中國人，適應了當地的政治文化。

在唐代，因為吐蕃侵略導致家園失落的唐人被稱作「華人」，進入突厥領地的唐人也被稱作「華人」，或是為了學習中華文化而進入中國的人都被稱為「華人」。這裡的「華」不是胡，也不是漢，而是一種非胡非漢的狀態。樸漢濟認為，唐人不是胡化，也不是漢化，而是華化。

另外值得提及的「唐人」的稱呼。所謂的「唐人」是由「唐朝人」的意思而來，而且「唐人」這個稱呼更是「國際人」的意義。我們不該小看「唐人」一詞的意義，畢竟其他所謂的「宋人」、「元人」、「清人」等名稱並不常用，也沒有遺留下來。唐人的概念為「非胡非漢之人、超越了胡漢之人」。宋代以後，外國將東亞大陸稱為「唐」、稱其人為「唐人」，「唐人街」的緣由也是由此開始。對於具有國際性的中國人來說，為什麼會被貼上「唐人」的名稱呢？這和當時有許多外國人進入唐帝國下的中國，但也有很多中國人離開中國的事實有關係。因為大唐帝國本身是個「流動和開放的多元社會」。

我最後舉《華心》這篇文章，理解唐（人）、華（人）的國際性意義。九世紀中葉，在大食國出身的李彥昇被大梁節度使盧鈞推薦去考進士，引發一些討論，陳黯因此創作《華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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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中（847-860，安史之亂是755-763，距離已經快一百年）初年時，大梁（開封）節度使盧鈞向皇帝推薦大食國人李彥昇應試，而他獲得進士科及第，因此名聲顯揚。

有人質疑說「大梁是很大的都邑，節度使作為大賢者，自華君獲得名聲，仰賴華民提供俸祿，結果要推薦人才時，卻從蠻夷中去尋找，難道中華的人才不足嗎？只有蠻夷的人值得任用嗎？」

作者評價說，華夷之間豈有差異呢！華和夷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其實就在於心。從心來判別，便能察覺出這人究竟是傾向華或是夷；他即使在中州誕生，但卻違反禮儀，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華，但內心卻是夷；相反地，就算在夷城中誕生，但他的行動若是合乎禮儀，這樣的人雖然外貌是夷（蠻夷），但內心卻是華。

舉例來說，漢代的盧綰和漢高祖關係如此好，高祖如此重用他，可他仍然製造叛亂，逃跑到匈奴，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夷狄嗎？匈奴人金日磾（磾是黑色的石頭）盡忠赤誠，難道不能算是漢人嗎？

這樣看來，所謂「華夷之辨」，其實全都是「心之所向」罷了。所謂的華就是看其心，而不是以土地來分別是否為夷狄；我因為有所感，所以寫下了這一篇《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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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安史之亂後一百年的唐代，還具有如此開放的官僚體系，讓一個阿拉伯人參加唐國政治。宋國人，明國人，你慚愧死了吧！你就內循環吧！

如果是在盛唐時代，則無疑是一種類似今天美國一樣的開放和包容。這也是森安孝夫在《絲路、游牧民和唐帝國》裡的觀點。唐人和華人就是這樣的國際化的產物，是超越了漢的文化和胡的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新形態。

#認識唐代三書
1、《木蘭與麒麟》（華裔學者陳三平的觀點）
2、《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日本學者的觀點）
3、《大唐帝國的遺產》（韓國學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