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地方自治舉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復會開議囉！就戰鬥位置fighting 》

這個會期，于軒加入了 #法規委員會！
本次有三大案要審～

1.財政局：公債發行自治條例草案
2.交通局：共享運具發展條例
3.都發局：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草案

財政局的草案，主要是高雄市政府為了發行「乙類公債」，而配合立法。

👩‍🏫于軒小教室：
#乙類公債主要是政府為興建重大建設，向社會大眾籌資且具備自償性，其所衍生財務收入可彌補建設經費。早期的高速公路🛣️就是政府發行乙類公債的輝煌成果！
透過國道收費的自償性，不會影響總預算的額度，並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但是，乙類公債的發行，依據公債法：凡是具有自償性之公債，其發行額度 #不計入政府舉債額度。
所以他發行的標的 #需詳細標明建設項目、#證明該建設的自償性！

我存疑的就是高雄市重大建設如捷運，輕軌的自償性！何謂自償性，簡單來說就是看這個計劃是否能「賺錢回本」！💰💰💰
但，倘若該建設的未來營運情形與規劃產生落差，致使自償率降低，或是自償性財源（如場租、土地開發收入等）喪失，當初舉借的債務，還是會轉為地方政府的一般債務，壓縮未來舉債空間，影響財政！

👉舉例來說，我們最常聽到的官方說法是：高雄市軌道建設的經費，可透過場站周邊開發，作為挹注軌道建設經費的主要財源！
💔但事實上高雄市捷運聯開的成效並不理想！
#軌道建設 固然會帶動城市發展，但如何嚴謹籌措財源和做好舉債控管才是讓一座城市能長治久安發展的基石！

‼這也是為什麼于軒在議會堅持
💢#不債留子孫
💢#不讓市府濫花公帑

因此對於此案，于軒審的非常小心，畢竟高雄市是全台首例發行乙類公債的縣市政府，高雄市本身的財政負擔龐大！身為議員，如何把關好高雄市的財政紀律，十分重要‼️

至於交通局的案子，則是加上讓主管機關可以稽查共享運具業者的監督機制，就照案通過啦！

都發局的案子 ，于軒需要大家的意見，會再另外報告！

總之，為了高雄，我會持續努力💪

#議員不能只跑攤_審預算法案也是重點
#用心_守護高雄！

同盟國是什麼？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https://wp.me/pd1HGm-kX

直播重點整理來了♡ 順手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直播EP23重點整理】 台澎小堅果

時間：7/10（六) pm8

講者：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辦人－黃聖峰 ＋皮筋兒

主題：

1. 同盟國是什麼？

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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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盟國是什麼？
同盟國當初怎麼出現的？扮演什麼角色？但因為它的中文翻譯有個「國」、讓人以為是法人，這其實都是文字造成的誤解。同盟國的英文是 Allied Powers，這個 s 是複數，意指由很多國家組成的軍事同盟。

在1941年，針對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以及軍國主義（義大利、日本帝國）等等的侵略，一開始是由26個國家集合起來合作簽署這份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這些簽署多邊國家條約的國家彼此之間達成協議，在軍事上合作約定來對抗共同敵人。

同盟國只是軍事政治結盟並不是國際組織喔！也不是法人喔！也沒有組織架構！

聯合國則是二戰結束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具有國際組織法人格，聯合國憲章就是組織章程，加入的成員必須簽署並遵守組織章程。

同盟國成員基於法律上平等原則共同建立軍事同盟，彼此地位平等，這些國家建立起來的軍事同盟，這之中不一定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中還有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喔！例如加拿大、澳洲等。

我們在看到同盟國的行動時，要知道這是所有成員的行動集合。每一個成員都有其獨立性，是基於共同目標進行軍事合作。關於戰區分配、軍事戰略合作等等就是彼此一起協調，達成合意後而作出共同決定。

那什麼是盟軍？只要是加入同盟國的這些成員（國家或政治實體），他們的軍隊在執行與軍事同盟目的有關的軍事行動任務時，就是盟軍、同盟國軍隊。

「同盟國軍隊」指的是參與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的各個成員的軍隊。盟軍成員的軍隊必須聽命於各盟軍成員。

本質上這些軍隊仍舊是參與同盟國成員的軍隊，只是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取得盟軍的身分。像美軍在二戰執行同盟國的任務時，它的身分會是美軍也同時會是盟軍身分。

這些盟軍成員的軍隊彼此基於聯合國家宣言互相協助，並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同時多了盟軍身分。

任何以軍事同盟名義執行的行動，本質是參與同盟國的各個成員行動的集合。就像二戰美軍執行同盟國任務打日本時，這個過程中美國軍事行動跟策略，法律上的效力會向上延伸到所有同盟國成員。

原則上，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要對所有盟軍的行為負責，而加入同盟國的所有成員也要為此負責，但在責任追究上，最終仍舊會回歸到實際做出該行動的成員身上。

所以才會說每一個參與成員的獨立性是存在的，同盟國的行動是所有成員行動的集結。如果同盟國是法人，責任會規屬於該法人。一旦法人解散了，就找不到對象可以負責。但情況不是這樣。由於同盟國不是法人，如果有哪個盟軍成員出問題，追究責任時不會「只是」停留在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上，而是可以追究到實際發生問題的成員身上。

同盟國要執行哪些任務，原則上也必須是經由相關成員討論好才會執行，所以每個成員當然多多少少要對任務造成的結果負些責任，但最終責任還是由實際造成結果的成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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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同盟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是以蔣介石為首的ROC政權。

軸心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則是汪精衛在中國南京成立的ROC政權。

在國際法上，蔣介石這個ROC政權才會是國際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

而1937年日本把中國南京拿下來還佔領下來，日本扶持的汪精衛這個ROC政權本身是由佔領者在佔領地扶植成立的政權，在法律定性上會認定傀儡政權。在國際法上是不會得到承認的，因為傀儡政府沒辦法展現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具備的獨立自主性。

這張圖說明了「同盟國（軍事同盟）」、「盟軍成員（軍事同盟參與者）」、「盟佔代管（軍事同盟參與者共同授權特定對象代全體參與者實施的佔領及管理）」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代表的ROC政權就是當時同盟國軍事同盟中所有成員認定的中國合法政府。當日本投降，舊金山和約還沒簽時，1945.9.2《降伏文書》簽署當天，盟軍總部發布《指令第一號》裡面的附件《一般命令第一號》有指派蔣介石的ROC政權代表盟軍全體來台受降並軍事占領台澎。

《一般命令第一號》寫得很清楚就是同盟國分區佔領日本的軍事安排。

ROC政權履行盟軍的任務，在1945.10.25在台北辦受降典禮，同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一天開始運作。提醒大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的「台灣省」這三個字，看起來很像是ROC政權想代表的中國中的內部組織。但它其實是為了執行盟佔代管任務所成立的機構，所行使的權限是同盟國所有成員所授予的權限，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權限，有權佔領戰敗國日本領土的是同盟國所有成員。任何為了佔領成立的機構，無論是那個國家、編制如何，這個機構在法律上的性質就是盟佔機構。

換句話說，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盟佔代管機構的職權是獨立於ROC政權代表的中國之外的。ROC政權就是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人」的身分，即使它故意將成立的機構名稱裡加上「台灣省」也沒辦法改變盟佔代管機構的本質。

補充聖峰在社群提過的：

蔣介石（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被指派代表盟軍到台澎受降，之後在台澎成立軍事佔領機構Ａ實施軍事佔領，這個軍事佔領機構Ａ在實施軍事佔領時，可以運用同盟國任何一個成員的軍隊，只是因為蔣介石是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所以蔣介石使用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真正具有佔領權限的單位，是蔣介石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在台澎成立的「為盟軍全體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軍事佔領機構Ａ，而不是蔣介石所屬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所以假設：

1.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政變另立軍事政府，與ROC執政黨對立，則此新的軍事政府/組織還有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佔領台澎的權力嗎？

答：佔領台澎的權限在軍事佔領機構Ａ，不在派員運作軍事佔領機構Ａ的同盟國成員Ｘ的政府，所以即使同盟國成員Ｘ內部出現有別於原中央政府ａ的其他政權ｂ，政權ｂ也不會因此取得佔領台澎的權力。

2.ROC將軍隊裁撤，ROC政權可以代表盟軍佔領台澎嗎？

答：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運用任何盟軍成員的軍隊，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裁撤，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使用同盟國成員Ｙ的軍隊。

「軍事佔領是幹嘛用的、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是國際社會長期運作之下形成的慣例規則，不是由英國內閣的報告來決定，也不是由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來決定。

這就好比我說：在台澎殺人（依照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規定）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時，之所以在台澎殺人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不是因為「我」這麼說，而是因為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如此規定。

同理，美國國務院提到ROC政權在代表盟軍受降之後合法治理台澎，英國內閣提到軍事佔領要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才結束、就只是相關國家在闡述「（依照國際法及國際慣例）軍事佔領會以什麼方式開始、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而不是因為他們這麼說，軍事佔領才有這樣的作用、才會那樣結束。

「軍事佔領的作用，是在戰爭正式結束，戰後相關處置確定前，維持被佔領地區的正常運作」，這是國際社會數百年來進行大大小小成千上萬次的戰爭所形成的規則、慣例。

所以，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軍事佔領不會結束。

另外，由於軍事佔領本來就只是「最終處置確定前，維持相關地區在正常運作狀態」的「手段」，所以，規範軍事佔領要如何進行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當然不會有決定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的效果。

至於佔領何時會結束，取決於最後處置何時確定。

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本來就不會特別寫何時結束，因為在下命令的當下沒有人知道最終處置何時才能確定。

因此，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一定都是有開始時點，沒有結束時點的命令。

至於《舊金山和約》第六條指的是「《舊金山和約》生效時『日本』的軍事佔領」該怎麼結束，由於台澎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一部份，規範《舊金山和約》生效時的「日本」的軍事佔領何時結束的《舊金山和約》第六條，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台澎的軍事佔領該怎麼處理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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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盟佔代管機構即使一開始是由ROC政權成立的，由於盟佔代管機構是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成立的單位，法律上是有別於ROC政權而獨立存在，所以不會被ROC政權發生的任何事情改變。

假設如果真的發現ROC政權消失了，沒人運作盟佔代管機構，那同盟國成員中就會有人接手了。在所有盟軍成員中，與台灣距離最近的就是美國了，美軍在沖繩有部署。萬一ROC政權說要跟PRC政權合併，那當然同盟國成員之一美國就會出手。

但我們要強調，法理建國派從未主張己願他力或要等到別的同盟國成員接手。

法理建國派主張的「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由台澎住民以身為原日本殖民地駐民及其後代的身分趕快來行使去殖民化住民自決權決定未來，這時候就會確定台澎的戰後最終處置，那這個盟佔代管就可以終止了，因為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到此也算確定了。

➖➖➖➖➖以下進階思考➖➖➖➖➖

#進階思考：分享社群中聖峰曾說過的

盟佔的實際執行單位是中華民國政權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制為台灣省政府），這個單位雖然在組織架構上列在中華民國政權的組織內，但實際法律上屬性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與中國國家政府是誰無關的盟軍機構」。

這個盟軍佔領機構是「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設立，並「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派自身人員實際運作」。而目前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實質凍結「省」這個層級，所以中華民國政權可以說已經沒有派自身人員運作這個盟軍佔領機構，而是把這個盟軍佔領機構的工作移轉到中華民國政權其他單位來執行。

在中華民國政權因自主宣布解散，或因選擇與PRC政權合併而消滅的場合，由於盟軍佔領機構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所以中華民國政權若在法律上消滅，這個「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並不會跟著消滅。機構仍舊存在，只是沒有人實際運作。此時，二戰盟軍成員可直接派員到台澎接手運作該機構。由於這個盟軍機構當初成立時所依附的中華民國政權已經不存在，到台澎接手的盟軍成員自然會將其名稱做適當的修改。

另外，PRC政權並不會因為ROC政權消滅或併入該政權而取得派員接管的資格。講白了，二戰盟軍成員本來就沒有打算讓PRC政權接管台澎。

其實，大多數二戰成員早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因此，對大多數二戰成員來說，「中國主權國家『早就』是由PRC 政權代表」。英國在 1950 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美國也在1979年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但它們從來就不曾考量過要將台澎的代管權限移交給他們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

總之，ROC政權之所以能夠佔領代管台澎，本來就不是因為它是中國代表政府，而是因為盟軍授權它來台澎受降、讓它成立並運作盟軍佔領代管機構。這個盟軍代管機構在法律上是盟軍機構，不是ROC政權的內部單位。只是因為這是ROC在盟軍授權下成立的，裡面的人員又是以ROC政權的人為主，所以被ROC政權塞進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當然，ROC政權為了把「台灣光復」的戲演下去，也必然會將這個盟佔機構放在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但無論ROC政權把盟佔機構放在自身組織內部的哪個地方、叫什麼名字，盟佔機構始終就是一個獨立於ROC政權的存在。

所以就算ROC政權解散了，當初它為了執行盟佔任務所成立的盟佔機構「在法律上」仍舊存在，即使沒有人運作，這個盟佔機構仍舊存在。而任何在後來得到二戰盟軍成員任命接手的單位，都可以直接讓這個盟佔機構復活，並發揮所有的作用。

事實上，二戰盟軍成員在任命接手者這件事情上，享有極高的自由度。它們可以任命任何可以履行法律責任、承擔法律上義務的法律上行為主體來接手。因此，任何國家政府、任何國際組織，乃至於任何個人，都可以被任命來接手運作盟佔機構。

《舊金山和約》的未定安排就是將台澎戰後最終安排「留待日後處置」。

在這情況下，因為盟軍成員是將本來該在和約中處理的事留到日後才處理，佔領當然「必須」要繼續。

如果《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最終處置沒確定的台澎的佔領就結束了，那日後要回來處理的時候，如果台澎被其他沒得到授權的單位強佔，盟軍成員豈不是要先打一仗奪回控制權才能處理？

盟佔不結束就是要確保盟軍成員之後處理時控制權仍在手上。

《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二戰後所有對日軍事佔領、讓日軍繳械的法律根據（甚至包括駐日本本土的盟軍總部在內），當然非常重要。

依照《一般命令第一號》實施的軍事佔領，必須遇到具有可以結束戰爭關係的法律效力，且對相關地區的戰後安排有辦法做出最終決定的文件或動作出現才會結束。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法律根據是48個盟軍成員跟日本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不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所有盟軍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法律上根據。

另外，請注意一件事：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對日本及全體盟軍成員都具有效力的軍事命令，是只用幾個字就能指示數百萬軍人的行動，影響上千萬人權利義務關係的軍事命令。

請對這份命令給予應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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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基本原則就只有一個而已：只有在法律上具有適當權限的主體，採取足以產生法律上效果的行動，才有可能改變法律上的狀態。
要解決「在國際法下，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問題，只能透過在國際法中可以確立領土歸屬的方式來進行：由具有領土主權歸屬決定權的法律上主體來決定。

要結束「台澎的盟佔狀態」，只能透過讓「盟軍全體成員對台澎進行軍事佔領的理由」消失來進行：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讓台澎戰後領土主權歸屬確定。

所以，只要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盟佔就不會結束。

而要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確定，兩條線：

1.盟軍全體成員聚在一起決議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或議定一個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的程序，然後依據該程序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

2.直接依據二戰後「去殖民化」國際共識，讓原日本殖民地台澎的住民，行使在國際法架構下得到認可的自決權直接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

盟軍成員身為戰爭勝利者所具有的「戰勝者決定戰敗者領土（台澎）未來」的權利，跟曾受日本殖民的台澎住民在「去殖民化」脈絡下，「殖民地住民決定殖民地（台澎）未來』的權利兩者相互獨立，在法律上存在「競合」狀態。

任何一個權利行使之後，都能夠確定台澎的領土主權歸屬，也都能夠產生「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進而使盟軍佔領狀態結束的效果。

至於ROC政權跟PRC政權之間，不管怎麼私相授受，或甚至是讓PRC政權派解放軍來掌控台澎，都無法改變「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盟軍佔領地」的法律狀態。

這就好比你的房子，被從某黑幫被趕出來的黑幫前幫主佔據，然後這個前幫主某天跑回自己的黑幫，然後跟現任幫主講好，說要讓現任幫主用你家的房子。

來，請問你家的房子會因為這樣就變成黑幫的財產嗎？

不管黑幫前幫主、現任幫主住多久、用多久，你的房子，始終是你的房子。

ROC政權具有兩個身分：

可以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國（流亡）政權跟盟軍佔領任務的執行者。

中國政權身分讓它能以中國政府的身分合法治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甚至可以處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

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讓它可以成立、運作佔領機構來合法治理台澎，但這個身分只能治理台澎，而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所以，就算它掩飾自己身為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始終以中國政權的身分示人，還扯「台灣光復」說台澎領土主權屬於自己要代表的國家，它在台澎，仍舊是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它也仍舊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今天你在公司委託下管理公司車，就算你平常都開著公司車在外面跑，還很無恥地說這台車是自己花多少錢買的，甚至還將這台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進行改裝，公司車仍舊是公司車。

你不會因為把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改裝、你的街訪鄰居親友都「相信」這台車是你的，就能把這台公司車轉手賣給你的混帳兄弟。

這樣應該就可以瞭解為什麼法理建國派會一再強調並說明「台灣地位未定／盟佔」狀態持續至今了吧？

法理建國派之所以會一再強調「盟佔狀態」持續至今，

就是因為至今都不曾發生過可以改變／終結「盟佔狀態」的事件。

法理建國派提出來的，是「法律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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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狀態（應然）與現實上的狀況（實然）未必是一致的。
但這並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法律上的狀態不存在」，也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現實上的狀態不存在」。

應然與實然之間如果出現差距，連結出來的是兩個行動方向：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

舉例來說：

某甲偷偷開著只能用於公務的公司車Ａ上下班，親朋好友也都以為那台車是他的

　應然：公司車Ａ屬於公司，且只能用於公務。

　實然：某甲將公司車Ａ當成自己的車用於私務，親朋好友也認為那台車是他的。

此時，讓應然與實然一致的方法有兩個方向，至於要朝哪個方向走，自然要做利弊評估：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變成某甲的車，能自由使用於私務。

做法：某甲跟公司把公司車Ａ買下來，自此取得該車所有權。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維持公司車狀態，只能使用於公務。

做法：某甲停止將公司車Ａ用於私務，並老實告訴親朋好友那台車是公司的，不是自己的。

回到台澎的狀態：

法律上，應然面：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中華民國政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

現實上，實然面：中華民國政權不斷宣稱自己所代表的國家擁有台澎領土主權，並把台澎當自己的領土在利用。

若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代表的國家（中國）擁有台澎領土主權。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主張自己繼承ROC政權的PRC政權可以合法主張統一台澎。

若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承認自己沒有台澎領土主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台澎還不是國家」的法律狀態被清楚認知，此時，希望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人就會去採取行動完成建國程序，讓台澎成為國家。

存在不等於真理。

一個現實狀況存在，不代表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本身合理、但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至於這個理由合不合理，那是另一回事。

類比到台澎的狀況：

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這個威脅雖然存在，但它存在並不表示這個威脅是合理的。

而這個威脅的存在，確實有它的理由：

因為ROC政權主張它已經為自己代表的國家（中國）取得台澎領土主權，而PRC政權主張它繼承ROC政權的中國代表政府身分，所以PRC政權主張身為中國代表政府的它可以行使武力為擁有台澎主權的中國掌控台彭。

所以，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確實有理由。但這個理由合不合理呢？史實跟國際法告訴我們，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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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資料裡面都講過了ROC政權可以主動終止代管了，

不過我想順便藉這個機會「法普」一下，講一下相關的基本法律知識。

在基本法律關係中，有個關係稱之為「代理」：代理人以本人的名義為法律行為，該法律行為則對本人產生法律效力，也就是產生如同本人自己親自做這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而在基本契約關係中，有種契約稱為「委任／託」：當事人Ａ（委任／託人）與當事人Ｂ（受任／託人）間約定，由當事人Ｂ為當事人Ａ完成一定事務。這就是委任／託。

由於委任／託關係是由雙方「合意」所形成的「契約」關係，所以在概念上，契約任何一方都可以結束這個關係。

如果今天有兩個人約定成立一個「委任／託」契約，而契約的內容，是由委託人Ａ（本人）請受託人Ｂ（代理人）以委託人Ａ的名義去完成一定行為，而且這個行為對委託人Ａ產生法律效力，這個關係就是所謂的「代理委託關係」。也由於「代理委託關係」是一個委託契約，所以，委託人Ａ（本人）跟受託人Ｂ（代理人）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在「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這件事來說，盟軍全體成員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就是代理委託關係：

盟軍全體成員（本人）委託ROC政權（代理人）以盟軍全體成員的名義去佔領、管理台澎。

由於是代理委託關係，所以無論是做出這項委託的盟軍全體成員，還是接受委託的ROC政權，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因此，ROC政權當然可以終止自己被委託交付的代管任務。

但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的結束」跟「盟軍全體成員跟ROC政權之間代理委託關係的終止」是兩回事。

由於「在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盟軍全體成員都會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因此，就算ROC政權自己主動宣布終止與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委託關係，

只要「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尚未確定」，盟軍全體成員仍舊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如果要舉例的話，就好比：

父母在法律上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必須要子女成年，父母身為法定代理人的權責才會結束。

假設某對父母需要離開自己的小孩到海外工作，於是委託友人甲代行其法定代理人職務，

然後友人甲覺得這對父母的小孩一天到晚搞事，不想管了，於是跟他們的父母表示自己不願意繼續當代理人了。

此時，雖然父母與友人甲之間的代理委託關係因為友人甲終止契約而終止，但父母的法定代理人權責仍舊存在。

所以，父母可以另行委託友人乙代替自己行使、履行法定代理人的權責。

另外，法律上的關係並不會因為實際執行者的主觀認知而改變。

這就好比，我今天叫你去開「我的車子」，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這台車子也不會因為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就變成你的車子啊。

在盟佔任務的執行上，中華民國政權是依照它本身的運作規則，運用自己的人去「執行這項任務」。所以不管它主觀上怎麼想，總之任務是被執行了。

這就好比你今天委託某個工匠為你做一個雕像，這個工匠用他手邊的工具、叫他的學徒來雕刻這個雕像，然後這個工匠把這個雕像當成為自己製作的那樣來雕刻。但無論如何工匠在過程中使用多少工具、找了多少人來幫忙、投注了多少感情，那個工匠始終只是在為你製作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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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百年的實踐，國際社會對於軍事佔領該怎麼進行、要遵守什麼規範，已經形成一些必須遵循的規則。具體明文化的內容可參考《海牙公約》及《日內瓦第四公約》。
ROC政權在執行佔領代管台澎這項任務時，所運用的人員、工具、規則（憲法、法律、命令）及手段，只有在符合國際法中關於軍事佔領所形成的規則與慣例的範圍裏面，才能合法產生法律效果。如果是超出或違反相關規則慣例的行為，就會產生相應的法律責任。若要追究ROC政權在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責任，基本上要在自決建國之後才有辦法有效追究。

舉例來說，在關於軍事佔領的規範中，佔領者可以「『有償』徵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來應付佔領管理之需。如果佔領者今天訂了一個規定說可以「『無償』取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這個規定違反佔領規則，不會被認定是合法的管理措施。佔領者依據這個規定無償取用的財產都是非法取得、非法使用，並會因此產生返還徵用物並支付使用費，或支付收購徵用物費用的法律責任。雖然在仍處於佔領狀態下去要求佔領者面對錯誤給予賠償並不是不可能，但成功機率不高。現實上，這類法律責任的追究，基本上要等到在法律上可以合法代表佔領地人民的單位出現之後，才能有效向佔領者追究責任。

最後一點要提的是，對盟軍全體成員來說，ROC政權在佔領代管台澎過程中所做的一切違反國際法中佔領規則及慣例的行為，都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

盟軍全體成員確實「可能」會因為明知ROC政權違規，卻還放任它這麼做而必須負上連帶責任，但最終仍舊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而ROC政權的繼承者，則必須繼承它的法律上責任。

舉例來說，

你委託自己的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Ａ，結果朋友甲在做例行保養的時候，用了劣質的產品導致車子引擎受損，朋友甲因此必須負責將車子Ａ的引擎修好。

後來你在甲修好車子之前就把它賣給朋友乙，因為甲的責任是把車子Ａ的引擎修好，誰擁有車子Ａ就能要求某甲把車修好，所以乙可以要求甲將車子引擎修好。

後來某甲不小心因為吃麻糬噎死，他的兒子小甲身為他的繼承人，就必須擔下將車子Ａ引擎修好的責任。

另外，朋友乙當然也可以要求賣車給他的你跟甲一起負責把引擎修好，但因為把引擎弄壞的是甲，所以即使你幫忙把引擎修好，最終也會向甲／小甲追討修理費用。

在上例中，委託人是委託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

在盟佔的例子中，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的台澎，雖然在法律上並不是盟軍全體成員的領土，但盟軍全體成員在法律上可以決定台澎領土要歸屬給誰，所以雖然不是「台澎領土主權的法律上擁有者」，但在法律上具有的權利，與「台澎領土主權擁有者『相當』」。

所以，「委託他人照顧自己的車子」的例子雖然與「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台澎」在「所有權」的角度上不一致，但在「決定所有權歸屬的權利」這點，在法律上是一致的。

［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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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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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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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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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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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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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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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林佳龍：草悟道「音樂劫」！罪魁禍首，是市府建設局！

草悟道「音樂劫」！罪魁禍首，是市府建設局！立法委員林佳龍、台中市議員黃國書及賴佳葳，今（11）日與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博威（阿威）會勘街頭藝人表演場地；林佳龍指出，市府文化局核發街頭藝人許可證，但表演場地卻由建設局來負責規劃及管理，因未妥善規劃，造成場地緊鄰，表演團體因為競爭，拉高表演音量，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林佳龍要求，市政府一定要限期改善，提升表演空間品質，顧及附近居民安寧，也還給街頭藝人公道！

林佳龍指出，台中市政府從2002年至今，已發出900張以上的街頭藝人執照，全市公告80處演出場所，其中草悟道的場地最「夯」，平日夜間及假日常吸引爆滿的民眾欣賞，已是在地的文化特色，但也因場地規劃不良，影響附近居民生活環境及行人通行；另外，他也指出，市府借用街頭藝人場地的時間為一次至多14天，常常有街頭藝人登記場地卻未前往使用，造成許多想使用的表演者困擾，建設局應該更積極管理，稽核表演者是否有確實到場或事前採抽籤制，都可以解決此問題。

林佳龍表示，建設局在規畫場地時，未會同文化局及街頭藝人意見，自行閉門造車，在草悟道所規劃八個表演點，地點過度集中，也因場地彼此緊鄰，表演團體間互相競爭，拉高音量，影響附近居民的生活；再者，單從市民廣場面公益路的人行道來看，就有四處緊連的表演場地，當街頭藝人團體表演時，也影響行人通行。

台中市議員賴佳薇說，市政府的跨部會協調能力很差，直到今年8月19日才針對街頭藝人開放場所第一次開會，賴佳薇建議，市政府應該成立街頭藝人專案小組，跨部會協調輔導及管理街頭藝人，才能真正促進台中文化城的街頭藝人發展；另外，她也提到，2013年通過的298組接頭藝人中僅有7組是視覺藝術類，是對視覺藝術的打壓，市府應該要改善。

台中市議員黃國書表示，希望街頭藝人能發展得好，但也應該要顧及附近住戶的安寧，藝術是城市發展的根基，建設局應該要全盤檢討場地的規劃，才能讓居民跟街頭藝人達到雙贏的局面。

台灣街頭藝人發展協會理事長張博威（阿威）指出，「音樂劫」不應只推給街頭藝人，公務人員不懂藝術，但外行不尊重專業，閉門造車恣意規劃，表演場地過於集中，導致音樂劫難。他也批評，文化局缺乏橫向溝通能力，使得建設局胡亂規畫場地，所衍生出問題，文化局亦有責任。

文化局藝文推廣科科長許智順現場回應，文化局已與建設局溝通協調後，對於街頭藝人表演場地，必須依時段與表演類型不同來做調整，文化局也會負責溝通，跨局處聯合來輔導台中市街頭藝人。

建設局景觀工程科正工程司許獻鍾現場回應，建設局會就草悟道街頭藝人表演空間密度做改善，及申請表演時間，會依時段及表演方式來做調整。

林佳龍要求，建設局今日所做的承諾，必須在二周內，向我與議員提出改善報告。

林佳龍補充，原本今天的會勘有邀請文化部出席，但文化部認定街頭藝人是「地方自治」事項，未派員前來，林佳龍指出，文化部這樣的態度是推卸責任，無疑打了龍應台部長的「泥土化」政策一個大巴掌，林佳龍舉例，法國街頭藝術節自2005年以來，在政府的大力推動與挹注下，創造出驚人的文化觀光收益，中央政府更成立國家級的街頭藝術中心與培訓機構，相較之下，文化部對台灣的街頭藝人發展，可說是不聞不問。

http://www.citylove.org.tw/parliament/44-press/815-2013-09-11-04-34-00.html

「原住民為什麼要自治？！」

「原鄉為何要脫離地方政府？！」

在上周一預算總質詢，針對各原鄉地區統籌款分配嚴重失衡問題，陳冲院長回應 : 中央有編列四年500億的預算，原民會明年也編了68億的預算；這樣的回答顯示出院長對於原住民的問題和預算分配是完全陌生的。

所謂的四年500億，簡單的說就是行政院各部會近四年執行於原鄉「公務預算」的總和，這些預算並非特別編列，而是近四年來各部會所必需執行的例行性業務。舉例：「四年50­0億的計畫中，交通部98至101年編列了150億的預算。然而這150億是用來改善省道的公務預算，就算沒有四年500億的計畫，公路總局一樣要執行這些預算」。而原民­會明年度的68億預算，實際可支用於原鄉的預算大概只有30億。

身為原住民立委這11年來，走遍原鄉部落，看盡政府處理大、小風災，編列各式各樣的特別預算，以及地方政府長期以來任意挪用預算所凸顯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背後受創最深的­就是原鄉。

「行政區劃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草案，該兩法案本會期也列為行政院優先法案，但這兩個法案如果沒有結合內政部正積極研擬的「國土計畫法」和「原住民族自治法」共同思考­，將無法落實執行防災救難預算，和國土保安永續發展的目的。

行政院版的財劃法草案希望達到「增加地方實質財源」和保障「地方財源只增不減」。假若在現行的地方制度架構下，只因政治考量便要增加、保障地方政府的財源，就算給地方政府­再多的預算，都會被挪去作為經濟發展之用，或地方首長以選票為考量，將多數的預算投入在人口集中、選票多的區域，犧牲的將又是地廣人稀的原鄉。

防災不編預算，救難推給中央，這就是地方政府面對災害的標準態度。

從地理環境而言，中央山脈是台灣的命脈，災害也來自於這裡。內政部在國土計畫法草案中規劃了「中央山脈保育軸」，就是期望好好保護這條命脈，成為都會群發展的後盾，讓台灣­這塊土地永續發展。而行政區劃法的概念，則是希望藉由重新規劃行政區域，整合成幾個都會群，以增加台灣的競爭力。

「中央山脈保育軸和原鄉的行政區域」有91%是重疊的；簡單的說，中央山脈保育軸=原住民族地區30個山地鄉（區），兩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五都成立後，新北市將烏來鄉變成都會區，台中市納入和平鄉，高雄市納入那瑪夏、茂林、桃源三個鄉。這五個鄉，都位處中央山脈保育軸，本應負起保育山林的任務。但現在這種制­度設計，使得一個地方政府裡，同時有發展競爭功能的區域，又有保育山林的區域。對地方政府來說，顯然無法兼顧這兩種任務，犧牲的只會是保育。

假若把國土計畫法中的「中央山脈保育軸」單獨劃成一個行政區，直屬中央，而這個行政區也正是原住民三十個山地鄉（區）的範圍，讓保育軸行政區域明確，同時讓原住民族落實自­治，並負擔起保育山林的責任，這樣是不是更能將中央的資源，直接投入到防災救災與國土保育之中，而不被挪為他用，台灣土地與人民的安全，才能更好的永續的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