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本主義」才能解釋中國企業的興衰
外人往往看不懂中國企業的起起伏伏。一下子阿里巴巴平地拔起,一下子馬雲又被打趴在地;一會兒紫光集團嗆聲台積電不賣給他就沒生路,再一會兒趙偉國就申請破產。
例子多到一張A4紙都寫不完。20年前哈佛商業學院忙著寫中國「民間」企業崛起的教學案例,想來現在又在忙著翻修當年所寫的案例,否則怎麼對得起那些花錢讀哈佛商學院的學子?
問題其實極其簡單,一句話就說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共產黨一黨專政以來,壓根兒就從來沒有過「民間」企業;黨要你起,你就可起,黨要你倒,你就得倒。
「改革開放」是假象,那只是「韜光養晦」連續劇中的第一季,剛剛推出的第二季叫做「臥薪嘗膽」,幕後默默開鏡的第三季叫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是連中國農村老太太都懂得的戲碼,但哈佛商學院的大師教授們不懂,華盛頓的政客也似懂非懂,倒是華爾街相當懂得當年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時所說的「幼稚!悶聲發大財不好嗎」?
價值數千億美元的螞蟻金服為何在香港上市前一週被幹掉?同樣價值數千億美元的滴滴出行為何趕在中共百年黨慶前一天(6月30日)著急在紐約上市,即使膽怯到連敲鐘儀式都不敢辦,還是在一週之後被修理至體無完膚。
外人用「資本主義」的邏輯,絕對看不懂這戲碼;中共治下的企業,管它是國營還是民營,只有用「權本主義」的邏輯才看得懂。
用大白話講,資本主義邏輯就是一切順著錢走,先得有錢,然後權力自然跟著來;權力乃是財力的附屬品。權本主義邏輯就是一切順著權力走,先得有權力,然後財力自然跟著來;財力乃權力的附屬品。
懂得了這點,就懂得了中共治下的經濟現象、社會現象,以及文化現象。看不懂這點,你就永遠看不懂中國。看不懂這點,即使來自哈佛、耶魯、牛津、劍橋,依然是個蛋頭;無論你在白宮還是唐寧街,依然玩不過中南海。
對於想了解中國境內企業處境的人,我可以打包票得說,只要營業額超過一億人民幣,即使你賠錢,99(小數點加十個9)%的企業,都會被政治權力介入;大的被大權力介入,小的被小權力介入。外資、外商由於有自己的政府保護,當年境況會好一些,現在也不行了。你看,連特斯拉的馬斯克都避不開權力介入,日本、韓國的企業就更不用說了。台資、港資,由於是政治籌碼,則另有一套權力介入的邏輯。
解讀中共治下的中國,只有一套心法:一切為政治權力服務,政治權力為一黨專政服務,一黨專政為紅色家族服務。台灣社會習慣用中國歷代皇朝來類比紅色家族集權,這真是侮辱了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徽宗、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太后。中共紅色政權,不但是中國統治權術的集大成者,也是列寧、史達林、希特勒的精髓發揚者。它是東方、西方有史以來各種「以權為本」思維及技巧的集大成者。而現在,它正在企圖做外銷。
中國體量大,紅色家族也非常懂得通過壓榨這體量,誘引外資進入「套、養、殺」的循環,苦的是大部份的中國平民。約15年前,我達到結論,在金字塔型的鋼性權力結構下,中國終將被自己的體量壓垮。用最近發生的河南無預警洩洪導致的隧道數千人喪亡為喻,權力的極端集中遲早無法處理龐大的體量,堤防遲早破裂,權漫金山之際,不僅百姓流離,身為經濟活動隧道的大小企業不分中外將首當其衝。屆時最糟的境況就是對外發動侵略,以保一黨一家的權力。
這個時刻,已經逐日逼近。我們看到的「國進民退」、地方銀行/融資平台倒閉、日韓撤資、大型房地產商瀕臨倒閉、二手房限售、個別產業一個一個被收拾、社會管理進入準戰時狀態、幹部不作為、年輕世代躺平主義、領導人的「以十三億人民血肉構成鋼鐵長城使敵人頭破血流」言論,在在警示外商外資,關鍵的殺氣時刻即將到來。
隨著人口銳減、糧食緊張、財政斷鏈、消費力劇降、人為天災不斷,各級官員手忙腳亂、以保權為第一要務,人們接下來會看到一連串的匪夷所思政策。中國企業界,無論內資或外資,面臨一陣陣妖風來襲。
美國政府已經正式提醒美商,掂量一下自己的得失。雖然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華爾街的熱錢還在快進快出,試圖撈回一些在諸如螞蟻金服、滴滴事件上的損失。但台商、台資必須明白,你在台灣再大,也大不過特斯拉、蘋果、華爾街,在權力綁架如此普遍的時刻,還是掂掂自己的份量吧。真碰到抽身不及的境況,壯士斷腕恐怕也得列入B計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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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漂亮無用?美麗大使拚外交,臺海兩岸選美擂臺不能輸!】#自由中國小姐 #美麗女孩揹起彩帶
#報時光閱讀專題 #考究歷史
圖說:第三屆三位中國小姐加冕後合影,(左起)劉秀嫚、江樂舜、方瑀。
來源:聯合報
日期:1962-05-27
攝影:本報記者
【文/簡單】你知道外交雪崩潮嗎?1970年代,中華民國業力引爆,斷交狂潮襲來,邦交國數量失速下墜,兩岸在國際間「愛我還是他」的「中國」代表權之爭漸漸分出強弱態勢。
不過,其實在更早以前,英國、丹麥、荷蘭、挪威等歐洲國家早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彼時我們政府雖仍以「正統中國代表」之姿在聯合國保有一席之地,但政府還是必須想方設法地透過各種方式提高國際能見度,爭取各國支持。就在這時候,政府無意間發現了一個低風險、高獲利的投資標的:國際選美。
事情是這樣的。1959年美國長堤舉辦的世界小姐選拔宣布取消泳裝項目,讓政府決定在1960年舉辦「中國小姐」選美比賽,選出第一屆「國姐」林靜宜代表國家前去美國爭后冠。林靜宜前往美國參加世界小姐選美比賽雖然未奪下佳績,卻在美國僑界掀起一股旋風,當時報紙紛紛以「美的大使」來讚美她,這陣「林靜宜旋風」讓政府看到另一種柔性外交的可能性,於是對國際選美賽事的態度轉趨積極。
#不是中國小姐 #是自由中國小姐
然而,風風光光準備飛到英國倫敦參選「世界小姐」的第二屆「中國小姐」李秀英,立刻就遭遇到「技術性問題」。1961年,倫敦世界小姐選美會雖然來信邀請,但政府堅持若要我方參加,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保證沒有共匪參加;二、須用「中華民國小姐」名義參加。
只是,當時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和我國已無邦交,因此倫敦選美會雖保證「共匪」不參加,但也要求當時的國姐李秀英不可使用「中華民國小姐」的名號出賽,必須改以「國民政府中國小姐」(Miss Nationalist China)的名義參加。對於這個「別出心裁」的稱謂,我方政府認為實在不倫不類,堅決表態無法接受,李秀英的倫敦行竟成為一場國際外交角力戰。這場名稱的爭議足足協商了三個月,期間還一度被倫敦選美協會已讀不回(〈曲終人散談中姐選拔〉,《聯合報》1961.5.18第3版),最後雙方妥協以「自由中國小姐」的名義,李秀英才得以順利出賽。(〈李秀英將赴英倫 以「自由中國」小姐競美〉,《聯合報》1961.07.12第3版)。
幸好李秀英最後成功奪下后冠,在歐洲掛起青天白日旗,為我國扳回了面子,在國際間揚眉吐氣。這樣的經驗更足以證實「美的使節」在國際間展開外交活動,不失為一條可走的途徑。當時評論家何凡(夏承楹)就曾在報紙上為此大書特書:「就國際宣傳的意義說,參加競賽是一個有效而簡便的方法。尤其是像英國這個無邦交的國家,我們僅派一位小姐去,即能挑出國旗,豈非最廉價的交易?」(〈東方女性體格〉,《聯合報》1961.4.9第7版)。
#向國際伸粉拳,美麗使節拚外交
第三屆中國小姐由方瑀、劉秀嫚、江樂舜三人同戴榮冠,代表國家分別前往美國、邁阿密與英國倫敦參加國際競美活動(〈方瑀劉秀嫚江樂舜 當選三屆中國小姐〉,《聯合報》1962.5.28第3版)。江樂舜回國後向記者透露,自己在倫敦時,選美會的交通車上貼掛了參賽國的國旗,但是因為選美會租用的交通車工作人員把共匪的五星旗誤認為我國國旗,江樂舜憤而將五星旗貼紙撕碎,並且向同車的他國小姐說明中華民國和共匪的不同,成功向國際伸出粉拳,打響我方的名號!(〈江樂舜載欣載歸〉,《聯合報》1962.12.9第3版)
到了1963年初,對岸共產黨開始進行文革前哨戰的四清運動,時局緊張,臺灣社會輿論認為不應該在此時舉辦娛樂性色彩濃厚的選美活動,而且民間團體也不願再出錢籌辦,因此當年的選美停辦了一次,直到1964年才復辦第四屆國姐選拔。
這一屆的三名后冠分別由趙令瑜赴長堤、于儀赴邁阿密、林素幸赴倫敦,不一樣的是增派了中姐第二名的田敏媛參加多明尼加聖多明哥舉辦的世界小姐選美會選拔(〈選拔會接受邀請〉,《聯合報》1964.7.14第3版)。那一年,于儀赴美時攜帶了一批國畫打算要分送給邁阿密市長等友邦人士,除了參加選美這個任務外,還同時肩負宣揚中華文化的使命。
而前往多明尼加的田敏媛,剛好遇上多國第一次舉辦國際級的選美,全國上下為此沸騰,多明尼加的執政團甚至親自接見各國佳麗,而田敏媛在這次選拔中獲得了第二名;不僅是摘下多明尼加世界小姐第二名的榮耀,同一時間適逢聖多明哥當地也舉辦開埠四百六十八年紀念皇后競選,田敏媛在該項比賽中拔得頭籌榮登后座,使得她在多國每走到一處,該地就能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據聞當地的報紙紛紛大篇幅介紹田敏媛,《加里貝日報》並稱譽田敏媛是「愛的大使」,與「美麗和可愛的外交政治家」(〈欣慰和榮譽的故事〉,《聯合報》1964.10.4第3版)。
至於最晚動身前往倫敦的林素幸,沿用前兩屆的慣例以「自由中國小姐」的名義參賽,且不負眾望拿下世界小姐第三名,榮居季后寶座,但這次「自由中國小姐」的稱謂卻引來中共抗議。英國外務部官員在選美結果揭曉後向外界透露,在活動進行期間,中國大使館官員曾兩次在酒會場合提出半正式的抗議。但英國當局告訴中共使節,英政府認為此事並無任何政治意義,所以無需插手干預選美之事(〈林素幸赴英倫競美 國民外交又勝一回〉,《聯合報》1964.11.6第3版)。
選美結果的勝利,也讓林素幸在周遊歐洲抵達羅馬時,倚靠世界小姐第三名的光環,替我國在當地媒體博得不少版面。1964年底,中共政權與義大利政府開始交好,雙方打算互換記者及商業代表,甚至傳出義大利隔年將承認中共政權,一切情況都不利於我方,幸好林素幸的到來,義大利選美協會安排了一場盛大的記者會,報章媒體對於世姐造訪大肆宣傳,淡化了不少中共的「囂張之氣」。(〈林素幸羅馬假期〉,《聯合報》1964.12.9第3版)
#選美嘎然休止,美麗大使成絕響
然而,就在這些美麗大使屢傳捷報打響我國名號時,1960年代盛極一時的中國小姐選美活動在辦了四屆後嘎然畫下休止符。至於停辦的原因眾說紛紜,除了主辦單位連年虧損,據說主辦最後一屆選美的八方傳播公司甚至賠到差點破產,導致沒人願意接辦這賠本生意外,歷屆幾位中國小姐傳出八卦緋聞、醜聞等漫天飛,使得選美會成為眾矢之的,或許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為了杜絕這些負面新聞造成的社會影響,政府不得不下令停辦選美活動(〈選美 改變她的一生〉,《聯合報》1995.4.6第34版),「美麗大使」也成了絕響。
我們一般人或許認為,外交場合多半是坐在談判桌上的折衝樽俎、嚴肅生冷的條件交換,儘管今日「中國小姐」選美早已成為昨日的記憶,但回首國際局勢詭譎多變的一九六○年代,曾經有過幾個美麗女孩揹起彩帶,戴上后冠,扮起「美的使節」,背負著宣揚國威和文化的使命,為國家在國際場合中打出一場又一場漂亮的柔性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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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網】新冠疫情致超大城市吸引力下降
凱文迪什: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成了新的瘟疫中心,當數字技術導致距離消失時,大都市生活的吸引力下降了。
現在都感覺有些離奇,但3月初的時候我還在曼哈頓參加一場派對。人們當時剛剛開始不再握手,但第六大道(Sixth Avenue)仍人潮湧動。我們喝著飲料,看著窗外一棟玻璃和鋼鐵結構的大廈發出的耀眼光線,一位20多歲、在華爾街辛勤工作也盡情享樂的年輕人走到我身旁。「我明天要去佛羅里達,在那裡待到這事過去,」他吐露道,「那裡感覺沒這麼擁擠。」
當時,我並未完全理解這番話的含義。但現在很清楚的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對一個重要的現代趨勢 — 超大城市 — 帶來了深刻挑戰。大城市中心成為新的瘟疫爆發地。紐約市是美國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根據研究人員約阿基姆•博克(Joakim Book)的統計,紐約市的新冠死亡病例約佔到全美新冠死亡人數的23%;倫敦佔英國死亡人數的比例也是23%;馬德里約為32%;斯德哥爾摩甚至更高。
在大多數瘟疫中,人口密度都是大敵。1854年,倫敦爆發的霍亂疫情導致數千人死亡,此後,倫敦修建了堤岸(Embankment)為這座城市提供現代化的下水道系統。約翰•斯諾(John Snow)醫生在蘇豪區(Soho)的一個水泵附近發現了大量病例,並認定疫情與受污染的水源有關。後來,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花園城市」的概念,在鐵路線的終點規劃衛生和綠化設施。
郊區將在這場疫情危機過後變得更具吸引力嗎?權衡利弊的標準已經發生變化。我們曾習慣於忍受蝸居,並視之為「城市景緻」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保持社交距離破壞了這種景緻,如果辦公室變得空無一人,人們每周居家辦公四天,那就沒什麼理由還要忍受城市的污染、犯罪和辛苦。幾乎一夜之間,城市已從實現夢想和雄心之地變成了令人恐懼的死亡的象徵。富人已經撤至鄉村,就像他們在歐洲黑死病(Black Death)爆發期間所做的那樣。
直到現在,城市一直可以迅速恢復人氣。達成交易、運輸貨物以及交流思想的需求,不可阻擋地吸引來了人才和資金。工作崗位遷移到城市,人口也隨之而至。這場危機最具衝擊力的畫面之一是曼谷一個公共汽車站,8萬新近失業的務工者擠在車站,期待能夠返回家鄉。然而,這種情況可能即將改變。
在服務經濟中,企業搬至郊區小鎮營運可能成本更低。有了居家辦公的數位化能力,人們可能不再需要跟著工作的變動重新安家。他們或許會更喜歡大房子,而非蝸居,每周只需一兩天忍受較長時間的通勤。甚至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這種「消失的距離」就已經使生活在大都市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在這場疫情爆發前,部分因為房租高得離譜,巴黎、紐約、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減少。
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或許會影響家庭規模。繁華大都市的養娃成本極高。一些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東京、香港、上海和北京——生育率也最低。如果情侶們可以搬離大城市,在不犧牲事業或讓自己破產的情況下買下一處庭院,他們或許更可能會考慮組建家庭。外遷到郊區或鄉村或許還可以開始彌合居住在農村的祖父母與子女之間在距離上的鴻溝,這種情況在亞洲尤其嚴重。正因為此次危機暴露了如此多獨居老人的絕望困境,它可能推動向更多世代更近地生活在一起逐漸回歸。
「死神」在城市中肆虐的一幕並非不可避免。通過2003年「非典」(SARS)爆發後建立的追蹤和監控系統,新加坡和香港已經成功遏制住了疫情。新加坡今年1月就開始禁止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入境,而且有大量傳染病防控立法,允許當局對違反隔離令的人進行監禁。未來,最安全的城市可能是那些監控最嚴密的城市。然而,崇尚無拘無束的西方城市可能無法接受進行這樣的監控。Z世代的態度可能起決定性作用。
長期以來,希望保持相互陌生一直是大都市生活的特徵。人們搬到城市就是為了逃離人人都相互熟識的小城鎮。但這場疫情激發了人們對更多人際聯繫的渴望。支持弱勢群體的本地組織的擴大,讓之前從不往來的鄰居們走到了一起。那些為了逃避童年的狹隘眼界而搬到城市的人,如今正在瘋狂地構建我只能形容為鄉村的東西。這些趨勢肯定將持續下去,因為一旦你幫助了一個人,或者他們幫助了你,你就不能再「無視」他/她。
如果這場疫情對都市生活的價值提出質疑,那麼並非所有城市都會同等地實現繁榮。諮詢公司貝恩(Bain)在2016年一份有關「距離成本下降」的報告中預測,擁有綠色、適宜步行的中心的城市——紐約、巴黎、倫敦和舊金山——將保持對年輕人和富人的吸引力。報告還指出,中等收入家庭將搬離傳統郊區,來到所謂的「新鄉村」——距離市中心50多英里、擁有綠色植物和文化設施的低成本居住區。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一種強烈的渴望,想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在Zoom視頻電話中,我開玩笑地提出要突然出現給每人送一杯脫脂拿鐵。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我對辦公室生活的渴望,對我來說,這種生活目前紮根於倫敦。但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嗎?或許吧。我與搬到佛羅里達的那位先生的一個朋友取得了聯繫。「他們還待在那裡,」她說,「他們喜歡那裡。「超大城市的時代或許已經結束。
#社會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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