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入睡,發舊文一篇,送別余先生!
余英時先生的“擇善固執”
王丹
在我認識的很多學界前輩中,余英時先生有很多獨特之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他的“擇善固執”。這裡的“善”,我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
很多大學問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價值理念,但並不輕易表達,說好聽一些是保持一個學者的獨立立場,實則多少有那麼一些“矜持”的心態。既有了“矜持”,活得就並不是那麼自由自在。余先生則是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1989年中國發生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悲劇之後,大批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這一點,連我都有點“看不下去”。因為在我看來,以余先生的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必以電台評論員的身分對社會說話的,他只要願意講話,所有的媒體都會關注。更重要的是,做這樣的政治評論,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而余先生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何必給自己再添加工作呢?為此我幾乎每次見余先生,都會提到此事,擔心這份工作帶給他太多壓力。但是每次余先生都笑咪咪地告訴我他不會放棄這個工作。為了安撫我的關心,他說他近些年已經不自己動筆寫稿子,而是由電台的人打電話來,直接預錄他的評論,他說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精力,不會佔用他太多的時間。
余先生在電台做政治評論,既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他本身並不會太缺乏這兩樣東西,而電台也無法在這兩方面給他太多,而他的堅持,就是典型的“擇善固執”,因為對他來說,公開批判中共的獨裁專制,是他的一份必須堅守的良知,他必須以這樣的姿態在舉世的混濁中面對自己的良知。那麼多的學者教授,大概都會覺得在一個反共色彩鮮明的電台做評論員是“屈尊”,但余先生根本不會在意這些世俗的考慮,他想做,就做了。在我看來,這才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才真是“自由”的人生境界,而這樣的自由又有著厚實的知識土壤,這樣的大學問家,世間並不太多。
每次去余先生家跟他聊天,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覺得自己從小看歷史,看了那麼多的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故事,而余先生,就是典型的,甚至是中國最後的一批士大夫。什麼是“士大夫”?為什麼說余先生是典型的“士大夫”?其實我也無法清晰說明。這說起來有點玄妙,但是我必須說,他內在的氣質散發出來形成的一種氣場,對我來說,仿佛就是我想像中的那樣的“士大夫”。這種氣場很複雜,包括他對於世事和人事的洞悉,而洞悉中又不失一種幾乎可以成為“天真”的東西,這種“天真”其實分明就是一種散淡豁達。他關心很多入世的事情,但是並未失去出世的高度;他涉獵很多現實問題,但是你跟他聊天,還是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基礎,還是知識而不是激情。他的“士大夫”氣質,還包括寬厚的胸襟,尤其是對年輕一輩的包容。我在他嘴裡,有時會聽到一些對於他的同代人的月旦,但很少聽到對晚輩的批判,包括對一些有爭議的人,他也都是從鼓勵的角度評價。在我看來,除了學術上的事情之外,他對於年輕一輩的看法,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那就是你是否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這聽起來有點過於簡單,但是細想之下,我們都知道,長期堅持這樣的原則,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也是一種“擇善固執”。
說起來,我與台灣的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一手促成的。1998年4月,我脫離了中國的監獄來到美國,很快就與余先生見了面。他是促成我決定先去學校年一個學位的主要推手之一,並主動為了寫了推薦信,保薦我進入哈佛大學。順利入學之後,有一次到他家閒談,他對我說,應當找機會去台灣看看。他不僅建議,而且出手相助,聯絡台灣他的弟子輩安排邀請事宜,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這對他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之後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其實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余先生推動我去台灣,其實也是他內心的台灣情結的一種表現。我們後來都看到,對於統獨議題和藍綠之爭,余先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和介入,但是對於一件事,余先生是非常執著的,那就是台灣的民主歷程。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時刻,例如太陽花學運時期,余先生遠在海外,但是保持高度關注,並很早就發表公開信表達了對青年學生的支持立場。對於近些年來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余先生反覆透過媒體採訪和文章表達關切,提醒台灣人民要堅守民主理念,警惕威權思想。他對台灣的關心發自肺腑,而這種關心,核心還是一個,就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余先生的“擇善固執”。
有時候我想,我能夠從余先生那裏學到什麼?從學問的角度說,他的高度是我只能仰望的,也無從追隨。但是回顧與余先生的交往,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一個士大夫精神和現代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內涵,那就是“擇善固執”。這個世界上,擇善固執不僅是困難的,也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人生的意義,也可以經由“擇善固執”而得以彰顯和豐富。余先生走到今天,已經到了人生一個很高的境界。這個境界,或許不是我輩可以到達的;但是那個方向,卻是我們可以追隨前行的。從這個角度說,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5萬的網紅黃偉民易經講堂,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香港在大躍進!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新聞、創作、言論自由,一夜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完全不知情。「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填海。 #東涌淪陷 #明日大嶼 #廿三...
士大夫精神 在 北歐心科學 NordicHearts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在歐洲,甚至是極強調性別平等的瑞典,男人依然好man。瑞典好多男人做湊仔公,但依然好man。在香港,你說人不man ,即刻被人話性別定型,反倒在歐洲,男男女女都會笑人pussy,不用政治正確。當然,如果你知道友人性格比較陰柔,就不會如此開玩笑。拍拖男仔俾錢,更加係天公地道,aa會激嬲女仔。平等,應該係接受性別差異,同時接納小眾。
只有亞洲才會怪裡怪氣,強調歌頌陰柔的男性,要把女性化的男性變成主調。大家認為性別平等的歐洲人,倒保留了傳統男女差異,完全不會理解韓國男星的吸引之處。
利申:我係底子陰柔既男性,亦好鍾意哥哥同蘇打綠。不過在女性面前亦會陽剛,變得又挺又硬,I mean 胸膛要挺,意志要硬淨,做承擔與決斷的人。
香港人應該做返個男人!
在西方社會,男性形象剛強鮮明,你會較少見到賣弄弱勢、矯揉造作的男人。反觀於香港,你會經常見到並非同性戀者的男性,柔弱斯文到好像一個『0號』的文青look現象。
就如腎弟式抑鬱病壞形象,在香港很普遍,也很受落。尚文不尚武,令『文人的造型』遍地可見,卻不見任何風骨,非常廉價。社會崇尚的『斯文』,結果造就了底裡的懦弱。傳媒形容一個成年男性,慣常用“男孩”去取代“男人”等的字眼,潛意識又弱化了男性本來的社會印象。
常說香港女權主義失衡,首先要明白香港是一個雄性荷爾蒙萎縮的社會。這問題在於社會普遍盲目鼓吹弱者先行,賣弄濫情風氣,加上走精面、逃避過失有錯死撐等不正直歪風,剛正不阿不復再,奴役的人生更令其失去榮耀的渴求,甚至尊嚴。這一代的男人,自己喪失了男人天賦的強者氣魄。
西方有騎士精神,日本有武士道精神,都是屬於男人的榮耀。這些內在意識,一直鞏固著男性在社會的地位。而丟失了士大夫精神的華夏社會,縮骨、走精面、耍無賴就是現今『上位之道』,結果就由一班怕癢怕痛的東亞病夫去帶領社會。你看黃之鋒、學聯等人搞抗爭,卻賣弄弱者姿態而得到社會憐憫;一班弱不襟風、骨瘦如柴、毫無朝氣,立場左搖右擺的世界仔,卻說要帶領香港的獨立運動。這種反常現象其實已顛覆了男性在社會上的地位,甚至會間接令香港被歐美列強永遠統治下去。
忸忸怩怩,恃弱的人本來就只應等待救贖,根本沒資格講風度,而所謂Gentleman,本來就是強者的氣度風範。斯文掛帥的港男表面很Gentleman,其實並非真正的西方紳士精神,只是如同讓出關愛座那種行禮如儀的弱者偽風度而已。
在未能復興華夏士大夫精神之前,我們世世代代都只是一群失敗者。
士大夫精神 在 黃梓謙 Gary Wo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要聆聽年青人的心聲,由走進校園做起。
今晚的討論十分精彩,我們可以由柏拉圖的哲學王、新加坡的房屋政策、香港的稅制、港大學生會歷史,至學生組織未來發展展開深入討論。同時,亦聽到各位同學對香港政局的看法。
校園是反思復學的好地方,每次重返校園就提醒自己昔日勤奮學習的最高目標。毋忘初心是從政者的基本原則,而我也會一直堅持初心,以改善人民福祉為己任。
再次感謝 #馮敬恩 及各位同學與我共度精彩的一晚,我會繼續努力,在不同崗位實踐抱負。
#有點老套但仍堅持士大夫精神
#分享完又要坐埋一邊同紐約總部講call
#對話才能認清對方認清形勢
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 Students' Union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學生會
士大夫精神 在 黃偉民易經講堂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香港在大躍進!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新聞、創作、言論自由,一夜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完全不知情。「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填海。
#東涌淪陷 #明日大嶼 #廿三條 #外國記者會 #香港儲備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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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
香港在大躍進!
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
除了港珠澳,今年還有高鐵香港段通車,和萬億大嶼填海造地計劃。
六十年前,1958年,戊戌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近代史上悲慘的一頁開始,導致大陸餓死四千萬人。
中國人以天干地支紀時,十個天干,配合十二個地支,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所以共有六十個組合,人稱「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一個循環,1958年是戊戌年,今年也是戊戌年,再上一個戊戌年,已是1898年,著名的「戊戌維新」,光緒圖強,變法失敗,六君子斬殺於菜市口。
六十年一甲子,是一個循環,像我們現在習慣的七日一個星期,逢星期二我會做「易經講堂」節目。
林鄭政府在今年有無數大動作,她用的字眼是「紅線」,她為香港訂定了無數紅線。
新聞、言論、創作自由,一夜間消失。
《金融時報》的編輯馬凱,香港FCC的第一副主席,因為主持過嘉賓陳浩天的午餐會,被政府取消香港的工作簽證,他以旅客身份來港被拒,港府要他絕足香港。
流亡作家馬建的新書,用了《中國夢》作名字,演講場地一波三折。
流亡藝術家巴丟草的畫展被取消。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
與此同時,西環中聯辦,可以無視《駐軍法》隨便調派「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可以完全不知情。
解放軍可以去郊野公園,就可以入大學,電視台,或你工作的編輯部和你家做義工,你是否應該報警,警方又是否受理?
香港人對這事反應不大,香港遠離戰事太多年,我們都在和平法治的環境長大。
我們馴服如羔羊。
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要我們「愚忠愚孝」,奴性入骨入血,所以接受不幸,任由強人擺佈,受權威指揮。
孔子做大事業,一生寂寞,知音是五百年後,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史記》說他功業:
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他的《春秋》: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一字史筆,令有權勢的亂臣賊子懼。
只見他不畏權勢,那裡出現過「愚孝愚忠」?
至於孟子,更將孔門理念具體化。
他說:
責難於君為之恭,
陳善閉邪為之敬,
吾君不能為之賊。
一生的政治信念,是「民貴君輕」。
《孟子七篇》那裡記載「愚忠愚孝」的想法?
奴性基因,罪名一直歸咎儒家君臣父子之說。因為「階級鮮明,強調絕對服從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語出顏淵篇。
一般人怎樣誤會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一直以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第一個字是名詞,第二個字是動詞。
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領導人,做好他的本份和責任,有他的道德要求。
這個前提成立,在下邊的人,臣,才會做好他的角色和工作。
這個邏輯次序不能弄錯,主導責任在執掌權力的一方。
政府施政,令到人人安居樂業,民眾有責任交稅守法。
這就是君君臣臣。
如果政府貪污腐化,大白象工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惡法欺凌,議會不公……
民眾自然不願交稅,利用各式方法避稅逃稅;惡法遍佈,法院不公,民眾自然有法不依,公民抗命。
因為君不君,自然臣不臣。
君不君是因,臣不臣是果。
不能倒果為因,因為責任在上位者,在權力者,在手扼公權力的人。
政府怪責臣不臣的時候,先要檢討自己是否君不君?社會動盪,是由君——象徵擁有權力的領導人製造出來的。
這句說話,絕對沒有任何「愚忠」的含意。
至於「父父子子」道理也是一樣。
父親要做好父親的角色,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子女自然會盡其孝道。
但當父不父的時候,結果便是子不子了。
孔孟學說,不斷強調,責任在上面一方,《春秋》才會: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幾千年來,儒家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責任是由上,影響到下面的。
儒家對「君」,領導人有要求,對知識份子,「士」,也有要求。
曾子曾參臨死前,對門人弟子,一口氣說了五段說話,第五段作為總結。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死前最後一番話:
讀書人,知識份子,是有其時代責任的。他對他的門人弟子說,是對他們有這樣的期盼。
首先要弘。弘是大,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不是躲在大學,安安全全,騙兩餐飯,搞人事,倚權勢,終日想住賺多些錢這些。
然後是毅。毅是剛毅,決斷,對事情有睇法,對黑白有標準,有一套獨立的見解。
將眼光和見解,加上決心,果斷。就是弘毅。
一個士,讀書人,知識份子,要養成弘和毅。這兩個基本條件。
因為要為社會,群眾挑起很重的責任,擔子很重,歷史的道路很遠。
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仁,就是他的責任。
這個責任,挑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到死為止,走這樣遠的路,必須養成偉大的胸襟,要有弘毅的精神。
這是曾子死前的自述,也是他對弟子的反覆叮嚀。
對於林鄭的大躍進,萬億填海造地,香港的知識份子是這樣反應的。
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的做法。雖然沒有具體數字,政府亦未公佈細節,但他們傾力支持,因為:「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
奴性之因不在儒家,在聰明人身上。
讀多了書,知道靠攏權力有好處,六十年前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支持老毛的三面紅旗,只是他們沒有好結果。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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