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摘要】:
為什麼兒童與成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疾病嚴重度迥異,作者針對兩種可能性做探討: 腎素-血管張力素系統(Renin angiotensin (RAS) system)的受體(receptors)差異及對病原體的發炎反應(inflammatory responses)改變。
新冠病毒(COVID-19)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冠狀病毒(SARS-CoV)都是藉由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受體(angiotension-convereting enzyme (ACE)2 receptor)入侵宿主細胞並主要通過呼吸道傳播。
這些受體存在體內多種不同型態的細胞包含免疫細胞如單核球、嗜中性球和淋巴球等。RAS系統與發炎有關,藉由血管張力素II 和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改變RAS 活性,可使促炎症反應轉為消炎反應。
相關實證列舉如下: 在敗血症休克的動物模組可觀察血管張力素II第一型受體的抑制劑有部分緩解效果;在小鼠模組研究,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的濃度過高或過低都可能產生不正常的免疫反應和肺部發炎。
成人與兒童的發炎反應不同且隨著生命週期而變異。研究顯示年齡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嚴重度有關,嗜中性球功能所涉及的促炎因子之增加也與年齡相關。
而在利用phytohemaggluttinin (PHA)刺激探討細胞激素生成(cytokine production)的個體發生學(Ontogeny)時,觀察到新生兒時期升高的IL-10在生命早期即轉變為IL-10 / Th1 / Th2 / Th17細胞激素的平衡。這有助於防止病原體的侵襲但改善細胞激素風暴(cytokine storm)。
嚴重新冠病毒感染的特徵在於大量的促炎反應或是細胞激素風暴導致ARDS和多器官功能障礙 (Multiorgan dysfunction)。因此建議對於重症病患進行是否過度發炎(hyperinflammation)的篩檢,藉由趨勢變化例如鐵蛋白(ferritin)增加、血小板減少或紅血球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下降,來辨識那些患者可能可使用抗炎治療以改善死亡率。
治療的選擇包括類固醇 (steroids)、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選擇性細胞激素的阻斷劑 (selective cytokine blockade) 如anakinra或tocilizumab、瑞德西韋(Remdesivir)、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 和JAK 抑制劑 (Janus kinase inhibition)。
Remdesivir (GS-5734)的結構為核苷酸類似物(nucleotide analog),作用在阻斷RNA依賴性聚合酶(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是一種前驅藥物(prodrug,需於生物體內轉化才具有藥理作用),目前使用於治療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感染的臨床試驗,具有廣泛抗RNA病毒的活性包括SARS-CoV和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氯奎寧(Chloroquine)可阻止病毒進入胞內體(Endosome)。在一個開放性(Open-label)、非隨機(non-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的臨床試驗,合併使用羥氯奎寧加抗黴漿菌藥物日舒(Azithromycin)帶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曙光。系統性回顧亦顯示氯奎寧能抑制SARS-CoV-2在體外的複製。
中國正在進行一項臨床試驗,對於感染新冠病毒且IL-6升高的重症患者投予tocilizumab,目前的成果是正向的(ChiCTR2000029765)。Tocilizumab是一種抗IL-6受體之單株抗體,被核准用於巨細胞動脈炎(giant cell arteritis)和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但對幼年型免疫性關節炎似乎無法單用阻斷IL-6去控制發炎反應。
類固醇可抑制發炎,但由於缺乏有效的證據及存在免疫抑制和次發性細菌或真菌感染的傷害風險,世界衛生組織目前的臨時指南並不建議使用。
敗血症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強烈的初始促炎期和細胞激素風暴,接者是潛在的長期免疫抑制期,這個免疫抑制和調節異常是敗血症相關致死的主因。若在此階段進行抗炎治療可能是有害的。
個人化的免疫反應資訊將有助於啟動抗IL-6等治療,且全程監測促炎和抗炎反應是必要的。此外,敗血症的定義和反應在兒童及新生兒是不同的。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的預後較佳可能有多種原因,進一步了解在不同年齡層的免疫反應差異,對於標靶免疫治療 (targeted immunotherapies)是很有價值。
*關於羥氯奎寧、抗黴漿菌藥物日舒及瑞德西韋對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療成效已陸續有新的成果發表,包含可能的副作用等。請參考更新的實證。(「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陳美惠醫師 摘要整理)
📋 CIVID-19 in Children and Altered Inflammatory Responses(2020/04/03)+中文摘要轉譯
➥Author:Eleanor J. Molloy and Cynthia F. Bearer
➥Link: Pediatric Research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0-020-0881-y
#2019COVID19Academic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 1922防疫達人
疾病管制署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97的網紅鍾佳濱。沖咖啡【給你不一樣的屏東】,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晶片身分證爭議,鍾佳濱促修戶籍法20171115】 內政部擬換發晶片身分證,引發隱私權高度爭議。立委鍾佳濱抨擊戶籍法充滿警察國家遺緒,應該檢討修法;如果身分證只是要確認身份,建議思考更穩定精確又對個人隱私權影響最小的方式,例如虹膜辨識系統。 鍾佳濱15日在內政委員會質詢指出,任何國家不管對...
多因子生物辨識 在 工業技術研究院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周一夯趨勢】#IEKConsulting
使用iPhone的朋友們應該也會使用Face ID這個功能吧?
它就是一種不需要密碼的身分辨識技術。
隨著人工智慧(AI)、5G、物連網(IoT)、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下,身分辨識技術正邁向無密碼時代,若能整合終端裝置,將是臺灣製造業的新機會!
建議企業可投入的方向為指紋辨識技術研發(如光學式屏下指紋辨識、超聲波屏下指紋辨識),臉部辨識技術(如由影像/圖像衍伸至活體偵測技術)、以及線上身分辨識技術等,將可強化傳統密碼安全性。
I創科技:生物辨識 需求爆發
https://www.itritech.net/blog/four-features-of-biometric/
多因子生物辨識 在 Dabe Lin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編按: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更正:已離任,謝謝讀者告知)於3 月23日《世界報》副刊全版發表專文,探討在這次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中,為何亞洲國家表現的比西方優越。哲學家韓炳哲引領我們思考大數據、儒家思想、主權國家與防疫的關聯,更對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提出深刻反省。小編昨夜讀完長文,彷彿看到黑格爾與海德格再世,為我們思考這場瘟疫,因而夜不成眠,今日決定全文譯出,與讀者分享。]
【我們的理性不能任憑病毒擺佈】
冠狀病毒考驗我們的體制。亞洲的防疫遠比歐洲成功,香港、台灣、新加坡僅有非常少數的感染者,台灣通報病例108、香港193,德國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已有14481(!)人染病(3月19日)。南韓已度過最糟的狀況,就連病毒發源地中國也大致控制住傳染病。
但台灣和南韓都沒有實施禁足令,商店與餐廳也都沒有關閉,而亞洲人此際大舉逃離歐洲,中國人或韓國人想返回家鄉,因為他們在歐洲覺得不安全。機票漲了四倍,前往中國或韓國一位難求。
歐洲跌了一跤,感染人數呈指數成長,歐洲似乎無法控制住這場疫情,義大利每天有上百人死亡,年長者的呼吸器被摘除,好讓較年輕者可以得到救助。空洞的行動主義擺在眼前。關閉邊界是主權國家絕望的表現。我們感覺回到主權國家的時代,由主權者決定例外狀態,主權者關閉邊界。
但這是空洞的主權國家秀,它起不了任何作用,歐盟國家間的密切合作還比較有幫助。歐盟禁止外國人入境,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意義的舉動,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人想來歐洲;禁止歐洲人離開歐洲其實還比較有意義,因為可以保護世界免受歐洲危害。是的,歐洲當前已成疫情的重災區。
相對歐洲,在對抗疫情上,亞洲到底有什麼體制上的優勢?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或新加坡這些國家,基於儒教文化,帶有威權色彩,他們的人民比歐洲人更為服從,他們對於國家有更多信任,而且日常生活本質上受到更嚴格的組織,不只是中國,韓國和日本亦是如此。尤其是亞洲人在對抗病毒上大量運用數位監控。他們推測大數據擁有對抗傳染病的巨大潛力。
我們可以說,在亞洲不只有病毒專家或傳染病學家在與病毒作戰,資訊人員與大數據專家也參與其中。這是一場在歐洲尚未發生的典範轉移。大數據可以拯救人命,數位監控的辯護者會如此宣告。
在亞洲幾乎不存在對於數位監控的批判意識,幾乎沒有人在談論資料保護,就連日本和韓國等自由國家也是如此。沒有人起身反抗政府拼命搜集資料。中國已經引進一套歐洲人所無法想像的社會評分系統,它允許廣泛的評價人民。
每位公民的社會行為被持續評分,在中國監控時時刻刻無所不在。社會網絡中的每次點擊、每回購物、每項接觸、每個行動都受控制。闖紅燈、與批評政府者往來或在社群媒體上張貼批判言論,都會被扣分,人生可能因此變得危險。
相反的,在網路上購買健康食品或是閱讀黨報,則會被加分。擁有足夠點數的人可以取得旅遊簽證或是低利貸款。但分數低到一個程度可能會失業。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監控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網路、電信與政府之間有無限制的資訊交換。實際上不存在任何資料保護。「私人領域」不在中國人的字典裡。
在中國有2億隻監視器,一部分配有高效率臉孔辨識系統,甚至可以捕捉身上的痣。要逃脫監視器的掌握,絕無可能。這些配有人工智慧的攝影機可以觀察與評價在商店、街上、車站與機場的每個人。
數位監控的基礎建設如今證明在防疫上有高度的成效。當某人離開北京車站,他會自動被相機捕捉、量測體溫。一旦體溫異常,所有同一車廂的乘客會自通收到手機簡訊。
社群媒體上甚至有應用無人機監視隔離者的報導。如果有人私自離開隔離所,無人機會飛來要求他返回住所,說不定無人機還會列印罰單丟到違規者身上,誰知道。讓歐洲人心生恐懼的狀態,在中國顯然是無人反抗。
集體主義主宰亞洲,沒有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不同於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在亞洲當然也很猖獗。
對抗病毒,大數據比歐洲人現行毫無意義的關閉邊界更有效率,但因為資料保護,在歐洲不可能運用堪比的數位科技來對抗病毒。中國的手機與網路供應商將他們客戶的敏感資料交給安全單位與衛生機關。
國家知道我在哪裡,和誰見面,做什麼,尋找什麼,想什麼,吃的買的,要前往的地方。未來或許體溫、體重、血糖指數等等都會被控制。伴隨數位心理政策的數位生物政策主動操控人類。
武漢有數千個數位調查團隊追蹤潛在感染者,光是藉由大數據分析,他們就可以找出潛在的感染者,誰必須被持續觀察、最終被隔離。未來被握在數位化手裡,流行病亦然。鑑於傳染病,我們或許該重新定義主權。主權者是握有資料的人。當歐洲還在公告例外狀態或關閉邊界,它仍依附在老舊的主權模式。
不只是中國,其他亞洲國家也運用數位監控來防疫,台灣政府同時傳送手機簡訊給所有人民,以調查接觸人士、或是通知人民感染者曾去過哪些地方或建築物。台灣很早就結合各種不同的資料,借助旅遊史來調查潛在的感染者。
韓國人在接近一棟感染者待過的建築物時,Corona-App會發出警訊。這個App記錄所有感染者待過的地點。在韓國,每一棟建築物、每一層樓、每一間辦公室或商店都裝有監視攝影機。要在公共場所移動而不被攝影機拍攝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事。
結合手機資料與錄像可以重建完整的移動資料,感染者的行經路線會被公開,當然也可能包括偷情的地點。韓國的衛生單位有所謂的「追蹤者」,他們日夜觀看錄影,還原感染者的移動軌跡與追蹤接觸者。
一項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顯著差異是口罩,在韓國街上沒有人不戴可過濾病毒的口罩。這裡指的不是一般的外科口罩,而是特殊附有濾器、醫生也帶的口罩。過去幾週,提供人民口罩是韓國的首要議題。
藥局前大排長龍,政治人物以如何有效提供人民口罩而被評價。製造口罩的機器被極速建造。目前似乎口罩夠用。已有App通知附近哪裡還有口罩可買。我認為,提供所有人口罩,在亞洲對於抑制疫情擴散有關鍵性貢獻。
韓國人連在工作場所也戴口罩,政治人出席公開場合也戴口罩,韓國總統開記者會時也展示性地戴上口罩。在韓國,如果不戴口罩會被咒罵,在德國,我們聽到的卻完全相反,德國人說口罩沒有多大的幫助,這真是弱智.那為什麼醫生還需要戴口罩?
口罩必須要時常更換,如果潮濕了,就失去過濾效果。但韓國人已發展出附有奈米濾器、甚至可以洗的「Corona-Maske」,它可以保護人免於病毒感染長達一個月,只要還沒有疫苗或治療藥物,這其實是很好的解決方案。
相反的,在德國醫生必須親自飛往俄羅斯獲取口罩。馬克宏扣押口罩,以分配給醫護人員,但他們拿到的卻是一般沒有濾器的口罩,說明寫著可用來防護冠狀病毒,這完全是個謊言。歐洲絆了一跤。如果人們還是得繼續在尖峰時間擠上地鐵或巴士,那叫商家和餐廳關門有什麼用?
在大眾交通工具裡要人如何保持距離?在超市也幾乎是不可能。在這些地方,口罩真的可以拯救人命。兩個階級的社會或許因而誕生,自己有車的人,就少遭受危險。既使是一般的口罩也會很有幫助,感染者如果戴口罩,就不會把病毒噴濺到外面。
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戴口罩,雖然或許有零星戴口罩的人,但這些都是亞洲人。這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德國盛行個人主義,包括不遮住臉孔,只有罪犯才戴口罩。我因為太習慣看韓國人戴口罩的照片,以至於柏林人不戴口罩的面孔對我來說近乎猥褻。我也很想帶口罩,但我在這裡買不到。
德國在過去把生產口罩的工廠遷到中國,所以歐洲不再生產口罩,只要人們繼續不戴口罩出門上班擠上公車或地鐵,那麼禁足令不會對疫情帶來多大改變。這次疫情所帶來的其中一項教訓是特定物品的生產,例如口罩、醫療與藥品必須再遷回歐洲。
儘管新冠病毒有不可輕忽的危險,但對此的恐懼還是不成比例。既使是致死率高出甚多的西班牙流感也沒有對經濟帶來這麼嚴重的後果。為什麼世界對這個病毒的恐懼如此巨大?
法國總統馬克宏甚至論及戰爭與我們必須擊敗的「看不見的敵人」。我們的敵人又回來了嗎?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爆發,當時每個人都被敵人包圍,沒有人會將傳染病與戰爭或敵人連結在一起。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社會。
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世界很久了,冷戰已成遙遠的過去。伊斯蘭的恐怖主義在過去一段時間也退居遠方。正好在十年,我的論文《倦怠社會》的命題是:在我們的時代裡,奠基於「敵人的否定性」的免疫學模式已不再適用。
冷戰時期的特色是邊界與圍牆,免疫學的模式組織了社會,這妨礙了物品與資金的加速流通,全球化清除了這些免疫門檻,資金有了流通的管道,還有今天影響生活各領域的混雜與滲透性也消除了他者或敵人的否定性。
今日威脅我們的不再是敵人的否定性,而是過度的肯定性,這呈現在過度績效、過度生產與過度溝通。敵人的否定性不屬於我們無邊界滲透的社會,壓迫讓位給抑鬱,剝削他者讓位給自願的自我剝削與自我最適化。在績效社會中,人們主要是與自己戰爭。
因為全球資本主義而被極度弱化的社會突然被這場疫情改變,門檻再度提高,邊界再度關閉,敵人又回來了。我們不再與自己爭戰,而是與外在看不見的敵人。過份的恐懼是面對這次病毒的社會、甚至是全球的免疫反應。這份恐懼如此激烈,是因為長久以來我們生活在沒有敵人的社會中,在一個肯定性的社會中生活。如今病毒被感覺為恆常的恐怖。
大規模恐慌還有一個理由,這與數位化有關。數位化去除了真實性。我們在帶來痛苦的抵抗中體會真實性。數位化與整個臉書的按讚文化消除了抵抗的否定性。在後真相時代,Fakenews和Deepfakes導致人們對真實性麻木。因此造成衝擊的,不是電腦病毒,而是真正的病毒。真實性和抵抗以敵性病毒的形式回歸。對病毒激烈、過度的恐懼反應,可歸因於這場真實性所造成的衝擊。
對病毒的害怕尤其反映出我們的倖存社會(Gesellschaft des Überlebens)的本質,在這樣的社會中,所有生命的力氣都被用來延長生命。我們歇斯底里地要存活下去,而不是擔憂能不能過好生活。要存活下去的社會對於享樂充滿敵意。健康享有最高價值。禁菸的歇斯底里就是為了倖存下去的歇斯底里。
我們的恐慌性反應暴露了我們社會的存在基礎。病毒讓死亡再度清晰可見,我們曾一度相信,已將死亡放逐至不可見之處。看見死亡的威脅,我們願意犧牲一切讓活著還有價值的事物。在新冠疫情面前,我們身處在為了能繼續活下去的艱苦戰爭中。
這場現在爆發的防疫戰爭是它的延續。倖存社會展露它非人性的面目。其他人首先是潛在的病毒帶原者,我們必須與之保持距離,因為他危及到我的生存。為了倖存下去的戰鬥與對好生活的憂慮相互對立,而且人們在疫情過後的生活,會比疫情之前更加在意能不能活下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病毒,這個殺不死的存在,只為了增生,只為了倖存,而沒有真正的活著。
金融市場對於疫情的恐慌性反應,也是其早已內存的恐懼表現,全球經濟的極度斷裂讓金融市場非常容易受傷害。各國中央銀行冒險性的貨幣政策,其實在過去幾年股票指數的持續上漲中,已埋下遲早要爆發的恐懼因子。
病毒或許只是讓駱駝垮下的最後一根稻草,金融市場的恐慌不是呈現對病毒的害怕,而是對於自身的恐懼。沒有病毒也可能帶來崩盤,或許這次的病毒是更大崩盤來臨之前的徵兆。
哲學家齊澤克(Zizek)宣稱,病毒為資本主義帶來致命一擊,並召喚朦朧的共產主義。他認為病毒會造成中國政權傾倒。齊澤克誤解了。這些宣稱都不會成真。中國將販售他的數位監控國家作為對抗病毒的成功模式,中國會帶著更大的驕傲展示他體制的優越性。
而疫情過後,資本主義會帶著更強的力量橫行,觀光客會繼續踐踏這個地球,病毒不能取代理性,此外,我們西方世界可能會得到一個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國家。
這個衝擊是讓我們建立新的統治體制的有利時刻。因此危機之後是新自由主義的建立,過去在韓國和在希臘都是如此。在這次的病毒衝擊後,希望歐洲得到的不是中國模式的數位監控政體,否則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害怕的例外狀態會成為常態,那麼這次的病毒就成就了伊斯蘭恐怖主義過去所達不到的事。
病毒不會戰勝資本主義,沒有病毒有能力引起革命,這場病毒分化我們,它不會帶來強烈的共同感。每個人關心他自己的生存。彼此保持距離的團結不是團結,不是我們所夢想的另一個和平與正義的社會。我們不能將革命讓給病毒。我們希望在病毒之後,人性的革命會到來。具有理性的我們(人類),必須重新思考與徹底限制毀滅性的資本主義與其他帶來四處破壞的移動性,以拯救氣候與我們美麗的地球。
多因子生物辨識 在 鍾佳濱。沖咖啡【給你不一樣的屏東】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晶片身分證爭議,鍾佳濱促修戶籍法20171115】
內政部擬換發晶片身分證,引發隱私權高度爭議。立委鍾佳濱抨擊戶籍法充滿警察國家遺緒,應該檢討修法;如果身分證只是要確認身份,建議思考更穩定精確又對個人隱私權影響最小的方式,例如虹膜辨識系統。
鍾佳濱15日在內政委員會質詢指出,任何國家不管對本國人或外國人,在執行公務時需確認身份,我國戶籍法規定國民必須隨身攜帶身分證,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盤查人民要求出示身分證,這兩項規定結合,給人警察國家控制人民的印象,根本不合時宜。
最近內政部循每10年慣例編一大筆預算,要求人民換發身分證,外界聚焦於是否換發晶片身分證?晶片身分證會不會承載過多個人隱私資料,爭論不休。內政部回應晶片身分證內容與現行身分證差不多。
鍾佳濱質疑,現行健保卡就有儲存個人就醫、病歷資料,如果只是把紙本身分證資料放在晶片身分證內,為何還需要換晶片身分證?
鍾佳濱認為,戶籍法規定國民要提供照片製作身分證,但人的長相會變,傳統用照片來辨識身份不可靠,無法提供有效辨識,若採「生物特徵」辨識,DNA負載過多資訊,包括遺傳疾病因子、血緣關係、複製器官所需要的資訊,超過辨識身份所必要的資訊;指紋會留下痕跡,曝露行蹤紀錄,因此被質疑侵犯隱私權,但大家忽略了,照片也是生物特徵的一種,加上普及的監視器,更容易被掌握行蹤。
科技日新月異,手機解鎖從密碼、指紋發展到臉部辨識,當iphone X推出臉部辨識功能時,我們更應擔心的是生物特徵被大量收集掌握在單一機構中,其所衍生的資料保全和管理,才是數位時代需共同面對的課題。
鍾佳濱指出,相較於臉部辨識,虹膜只是臉部的局部特徵,比iphoneX臉部辨識對隱私影響還小,一定要近距離攝取,通常在當事人同意情況下才會被採集。虹膜具有終生不變特質,可應用在通關辨識,協尋失蹤人口。
對於身分證可否採用虹膜辨識?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涉及隱私權、國家安全及科技管制互動是否到位問題,說不定未來科技更進步,連身分證也可取消。
鍾佳濱強調,過去沒有照片的年代,無法提供照片辨識身份,現在隨著科技進步,也應檢討使用照片的規定,10幾年前誰能想像現在每台車會安裝行車紀錄器,未來說不定每個人的手機都有虹膜辨識功能。他要求內政部徹底檢討戶籍法不合時宜的規定,為何國民還要隨身攜帶身分證?如果只是為了確認身份,是否需要提供一種更穩定、精確、對個人隱私權益侵犯最小的身份辨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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