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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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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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當評價 在 龍應台 - Lung Yingtai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讀者說❸
龍應台首本小說 懸疑寫實
40年前命案 小鬼找上她
2020-08-06 聯合報 / 記者何定照
作家龍應台剛出版首本小說「大武山下」,從屏東暫旅台北。新書乍看令人聯想她2017年返回屏東後,常在臉書記錄的小鎮田園風光;其實她在縝密考量下,一步步揭開一起謀殺案,還事出有本。案中命喪大武山下的亡魂,隔了40餘年,化為龍應台筆下與敘事者作家在大武山家鄉相伴的14歲少女靈魂「小鬼」,龍應台說「其實是她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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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也表示,雖然她一開始想寫推理犯罪小說,但「大武山這3年的體驗太強烈」,讓她同時伸展出好幾條主線,包括生態博物之旅、南方小鎮面貌,為此還閱讀許多台灣史典籍、生態學書籍,並拜訪書中出現的養老院、監獄、宮廟、原住民部落場景。
她也在書中特別安排作文課,讓敘事者作家與14歲國中生談論「時間是什麼」等19個哲學問題。龍應台說,她確實曾在課上問這些問題,當時孩子們雖因缺乏思辨訓練,沒法很完整回答,但她相信若提早到12歲去引導,情況會非常不同。
「社會太習慣Baby talk」這本書年齡層設定14到94歲
「我們的社會太習慣Baby talk」龍應台說,導遊導覽中常可見即使對大人,都用大量語助詞等娃娃語,傳統華文文化更容易把小孩看小、矮化。她期待,能有國中老師帶孩子們討論此書,回答人生根本的問題,「歐美從小學、國中就有哲學課,教孩子思辨方法,我們的教育太缺這種訓練。」
她說,包括她在內的作家,都有責任為少年人寫書,不能用教育制度把少年腦子填滿,然後到對方20歲後再批判他們沒有思辨能力。也因此,書中她與「小鬼」等少年少女角色對話,都是用對成人的尊重態度,「這本書閱讀年齡層設定14歲到9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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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也藉博物學、歷史、人間世情,建構出這套相互依存、彼此照見的系統,就像小說中敘事者作家的師父留下的「華嚴經」10字:「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龍應台說,這整本書,其實就是這10個字,她期待讀者帶著這本書,走一趟大武山,重新認識自己的泥土與萬物。
不再在乎別人評價「我只和自己過去比較」
「我現在只在乎,現在要登的山,是不是比之前登的山更美?我是否還有能力找到新的樹林、看到新的風景,開出新的路?」1980年代曾以「龍應台評小說」轟動一時,龍應台說,如果她年輕20歲寫小說,一定倍感壓力;但以她目前人生階段,已不再在乎別人看她鞋子穿得對不對、姿態好不好看,「我只和自己的過去比較,看這本書有沒有比上一本書好。」
採訪這天,她安全帽、墨鏡、口罩、長袖衣褲包得密實,靠單車代步輕巧穿梭街頭。就像她腳一揚,跨上單車施施然而去,如此自信又適意。
聯合報全文:https://udn.com/news/story/120887/4760406
#大武山下龍應台
攝影:聯合報記者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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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全武功是哪十全?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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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十全武功」是清乾隆時期的十次軍事行動,為乾隆皇帝自我誇耀之詞,按照乾隆自己說的是:「十功者,平準噶爾二,定回部一,打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實際只有九次,事實上,廓爾喀戰役也有兩次。細分的話,應該是:1747至1749年的大小金川之戰、1755年的平定準噶爾達瓦齊部之戰、1755至1757年的平定準噶爾阿莫爾撒納之戰、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1762至1769年的清緬戰爭、1771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6至1788年平定台灣林爽文叛亂、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1790至1792年兩次征戰廓爾喀。
乾隆後期,八十二歲的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親自撰寫了《十全記》,記述他一生的「十全武功」,史稱《御製十全記》。乾隆帝並因此自稱「十全老人」。
十全武功是哪十全
一、兩平金川
乾隆十二年( 1747年 ),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公開叛亂,乾隆3次派兵進攻大金川,損兵折將,用了兩年時間仍未將其打敗,後來莎羅奔主動請降,乾隆找到了台階下,從金川之役抽身。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亂,不斷侵擾進犯鄰近土司。
乾隆三十一年起,乾隆又是3次派兵才最終平定大小金川。
經過大小金川之役,此後清朝在這一地區廢除土司制,改置州縣。鞏固和發展了西南地區自雍正以來「改土歸流」的成果,加強了邊疆和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二、兩平準部
乾隆十年(1745年),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病逝,準部統治集團內部為爭奪政權而內訌,大貴族阿睦爾撒納爭權失敗,歸附清朝。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帝利用這一機會,在阿睦爾撒納領軍下出兵伊犁(準噶爾汗國首都),五月佔領伊犁,平定達瓦齊勢力。隨後清廷晉封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釋放被準部扣押作為人質的南疆回教領袖大小和卓。
清政府將準噶爾分治,封阿睦爾撒納為雙親王。但阿睦爾撒納並不滿足,他歸附清朝是想借清廷之手消滅對手達瓦齊,自己當可汗。在與清政府交涉無果後,1755年八月,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並擊潰清軍留守部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派蒙古人成兗劄布、滿族人兆惠領兵進攻,恰逢準噶爾遭受天花瘟疫,死者無數。阿睦爾撒納戰敗,逃往沙俄後亦染天花病死,沙俄將其屍體交給清朝。至此,清軍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然而剩餘的準噶爾人仍堅持抵抗,於是乾隆帝下令殺盡抵抗者。準噶爾人遂大半被屠,不久後滅絕。
三、平回部
被清軍解救的小和卓也參加了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兵敗後投奔統治新疆西部回族人的兄長大和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小和卓的慫恿下,二人又發動叛亂,試圖脫離清朝的控制。但二人的統治卻很兇暴,不得人心。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兆惠率清軍打敗了叛軍。大小和卓逃奔巴達克山(今阿富汗東部)。清軍派人與當地部族交涉,巴達克山部族首領執殺大小和卓,把屍首送交清朝。此役後清王朝統一了西域,命名為「新疆」。從此,新疆完全歸入清朝版圖。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設伊犁將軍,作為管理新疆的最高軍事長官,加強和完善了清朝對新疆地區的管理。
四、平緬甸
乾隆三十年(1765年),緬甸軍隊開始不斷侵入中國雲南普洱地區進行騷擾,雲貴總督劉藻兵敗卻謊報大捷,後自殺。新任雲貴總督楊應琚收復了邊境失地後貪功冒進遭到挫敗,卻謊報大捷,乾隆調查後令楊應琚自盡。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明瑞接替雲貴總督,兼兵部尚書,經略軍務。他率清軍分兩路出境攻緬。清軍糧食不足。緬軍先主動後撤,在清軍糧盡時大舉反攻。
次年二月初,明瑞在後撤途中,被數萬緬軍包圍在象孔,除少數清軍突出重圍,明瑞與諸將士大部陣亡。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乾隆帝任命傅恒為經略,再次大舉征緬,沿途未遇緬軍主力,卻因熱帶雨林中的瘴氣而損失慘重。此時,緬甸東部新征服的暹羅(今泰國)暴發起義,緬軍為避免兩線作戰首先提出議和,此時傅恒率出關的3萬多清軍因中瘴氣僅剩1萬3千人,故未等議和開議,清軍即班師回國。
乾隆80生日時,緬甸國王因擔心清朝與暹羅夾擊,主動派使者祝壽進貢,要求恢復通商和冊封。乾隆即冊封其為緬甸國王,恢復正常貿易。中緬糾紛遂以緬甸納貢投誠,正式成為清朝屬國而完結,但此時距清緬戰爭結束已整整20年了。但此事仍被記入「十全武功」,乾隆帝的好面子可見一斑。
五、平林爽文起義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灣彰化地區天地會首領林爽文率領千餘人,在距彰化縣20餘里的大里杙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3000人,攻破台灣北部眾多城池,成為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起義。林爽文佈告安民,並申明軍紀,群眾痛恨清朝的腐敗統治,紛紛加入,聲勢很大。這時莊大田在南路回應林爽文起義,起義軍攻下彰化後,推林爽文為大盟主。起義軍彼此平等相待,兄弟相稱。對貪官污吏堅決鎮壓,沒收一些地主的土地給起義群眾耕種。
清廷先後派提督黃仕簡、任承恩,閩浙總督常青,陝甘總督福康安帶領官軍渡台鎮壓。開始時軍事上毫無起色。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一月,福康安到達台灣,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以優勢兵力解諸羅之圍,又接連攻下鬥六門 、大里杙等軍事要地。不久,莊大田負傷被俘,就地斬首。
次年正月初五日,林爽文被俘,押往北京後被淩遲處死。
六、平安南
清乾隆五十二年,廣南王國(今越南南部)親王阮文惠攻打安南王國(今越南北部),直搗其首都東京(今河內)。安南國王黎維祁逃到廣西,請求清政府干涉。乾隆帝認為,百餘年來,黎氏王朝朝貢不絕,清朝有「興滅繼絕」的義務。遂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1.2萬人。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8千人,並集結黎氏王朝殘餘勢力,於1788年反攻。
起初戰事比較順利,取得一些勝利;後來孫士毅輕敵冒進,在次年遭到慘敗,狼狽逃回國。阮文惠並不願與清朝為敵,因而派侄阮光顯「齎表入貢」。
乾隆五十五年(1792年),阮文惠改名阮光平,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帝的八十壽辰,乾隆帝封他為安南國王。
這次戰爭,清軍無疑是失敗了,但由於阮文惠最終主動停戰請和,乾隆帝仍把它記入「十全武功」。
七、兩平廓爾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因不明原因(可能是追討地方官欠款或宗教問題)攻擊清朝,清朝派去談判的官員巴忠竟私下允諾每年賠款1.5萬兩,待廓爾喀退兵後向中央謊報戰功;但不久因為巴忠未履行允諾,廓爾喀兵再次進攻,巴忠自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率兵反擊廓爾喀,清軍一路追擊,翻越喜馬拉雅山連續作戰,大敗廓軍。清軍深入廓爾喀境內以圖攻陷其首都陽布(加德滿都),但未達目的,反而因驕傲輕敵而勞師損兵。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廓爾喀與清朝議和,制訂《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規定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並制定「金瓶掣簽」制度來認定達賴、班禪的轉世靈童,加強了清政府對西藏的統治。
1792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再次侵入西藏。清政府命福康安等率兵入藏,敗廓爾喀兵。史稱清反擊廓爾喀人之戰。
清兵凱旋之際,乾隆帝回憶即位後在邊疆地區建立的十大武功,因作《十全記》以紀其事:「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乾隆帝因此自稱「十全老人」。
乾隆十全武功對中國的影響
一、意義
清前期諸帝仍有「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的傳統意識,但卻少有「內華夏外夷狄」一類的看法。雍正帝明言:「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中國之一統,始于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
清朝保守疆域的觀念亦較明確,乾隆帝說:「夫開邊黷武,朕所不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由於處理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較為得法,重北輕南的治邊傳統傾向在清代不明顯。開始著力收復歷代疆域。
這10場戰爭,有勝有負,都打得艱苦卓絕。孟森評價:「高宗(乾隆)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為了應付繁浩的軍費開銷,當時鹽商總計捐輸不下1310萬兩白銀之巨。
乾隆的「十全武功」,情況不同,性質各異:有鎮壓民變,有平息叛亂,有揚兵耀武,有小題大做,有得不償失,有多管閒事,有維護正義,有反擊侵略。如新疆用兵三次,廓爾喀用兵兩次,這五次用兵對新疆、西藏的鞏固統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也有的用兵是小題大做,窮兵黷武。如大小金川之役就是這樣的。
乾隆利用清朝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隔閡,兩次平定西北的準噶爾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兩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一次出征緬甸,一次出征越南和兩次出征尼泊爾的廓爾喀。其中對歷史影響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軍事行動,密切了中原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加強了中央集權。
二、評價
從戰爭事件上看,從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戰爭開始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結束。事件長達45年,幾乎伴隨著乾隆的統治歲月,也是乾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從戰爭對象上看,有外國的、本國的、有廓而喀王、有藩屬土王、有蒙古大汗、有回部和卓、有金川土司、有台灣反清義士,作戰時間少則一年,多則三四年。
將近半個世紀的連續戰爭,不僅耗費了龐大的軍費,死傷了眾多的官兵,同時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損失更是無法估量。所謂「十全武功」,不過是一個好大喜功者的幻想,乾隆確實有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之嫌,但是這十次的戰爭保障了中國領土的完整和國家的統一,在這一點上,乾隆的功績不可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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