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好文分享
民國77年春天我從比利時回國，八月即在東吳哲學系任教。當時康寧祥先生正籌辦《首都早報》，文化版主編卓榮德先生邀我當編輯委員，委員中還有李敏勇兄、薛化元兄和黃美英小姐等人。除了開編輯會議，每星期我們還得在「新航道」專欄輪流寫稿，記得當時我排在星期五，用「海若」做筆名，足足寫了一年多，大部分的文字後來都收在我的第一本書巜久久酒一次》當中（1991，張老師文化公司出版）。那段期間報禁剛剛解除，大家都在尋找思想上新的活路。次年（民國78年）五月，文化版特別企劃了母親節專題，嘗試探索「母親」這個概念的本土意涵。我應邀從原住民的角度，回應「母親」這個主題，因而寫了〈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這篇文章。這是我第一次對原住民在台灣史定位的宣示，Tivitiv Paelavang，我親愛的母親，是整個宣示的存有論根基。隔不到一個月，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兩岸進入更混亂的文化歷史認同之漩渦中，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出路。
30年過去了，老媽媽從77歲陪我們走到107歲，去年12月28日終於走完了她自己的人生旅程。我回溯和她老人家30年前共同出發的原點，不免有更深的蒼涼感。文史燦爛的華夏民族，為台灣、為中國、為亞洲、為全人類，可以貢獻出怎麼一個更像樣的未來呢？老媽媽，您是看不到了。而做為原住民的我們，除了繼續努力，還能做什麼呢？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多麼需要那來自您的根源性力量⋯；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建立另外一種形式的陪伴，依然可以㩦手邁向更符合理想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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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歷史，歷史的母親 文/孫大川
彷彿活在歷史之外
母親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論她所處的時代，她這一生該當波瀾壯闊，多彩多姿。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本的殖民統治，整個中國以及台灣社會的激烈變動，科技的長足發展……，這些遼闊、複雜多變的人類場景，正是母親一生所面對的世界。然而，按我對母親的了解，她和一般身處邊緣的原住民老人一樣，安詳、寧靜，對這忙碌、瞬息萬變的世界視若無睹，彷彿活在歷史之外……。
從少年時代我便喜歡追問母親的生平往事，因為不知從何時起，我就無法忍受卑南族沒有歷史的那種感覺。如果說，我曾對原住民或卑南族有過更深的情感與了解，而不只是在名稱標籤上打轉，毫無疑問地，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母親。是她對自己生命的講述，以及她活出來的生活態度，使我能多多少少拼湊出那破碎、模糊的部落記憶，並從中捕捉自己族類的智慧與哲學。從某個角度說，對我而言，母親的歷史，即是卑南族的歷史，她讓我具體地意識到自己的歷史縱深！
大環境的紛紛擾擾，固然是一種歷史的真實；小場面的邊緣世界又何嘗不是真實的呢？「小場面」對「大環境」的回應，雖微弱不足道，但由於它也是真實的，未嘗不能發潛德之幽光，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寬廣、深厚。這是我最近默想母親的一生時，常常興起的念頭。
無悔的承諾
狄菲底弗(tivitiv)是母親的卑南族名，乃「糧食豐盈，不虞匱乏」之意。外婆懷她六個月時，外祖父便過世了。十二歲那年，外婆因病故世，母親便帶著四位同母異父的弟妹投靠掌家的姨婆。一直到她四十歲姨婆過世，接管家業，這期間她的生活是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情況下度過的。
每次提到姨婆、姨公公，母親的眼中便含著淚光。做為一個孤兒，她對兩位老人家既是敬畏又是感激。她清楚地記得他們許多生活的細節與言行；有時說著說著，便唱起兩位老人家喜愛的卑南族老歌，歌聲和淚水，讓我看到生命的共融與卑南族幾千年來歷史傳遞的奧秘。
許多跡象顯示，家族產業之交由母親繼承，是姨婆晚年的決定，這個過程就像一般大家族的情況，有它波折、複雜的一面。母親說，姨婆的決定是她用堅忍的意志、孝心以及奮不顧身的辛勤工作換取的，這形成母親的性格中最突出的部分。
記憶中，母親總是忙碌的，直到現在她還常常頂著大太陽，在院子裡鋤草、修剪籬笆、編織山地服。她常說，勤勞是一種意志的鍛練，學習怎樣勉強自己，這也許是她孤兒的經驗所使然。
為順從姨婆的要求，十三歲時母親從日本人設立的「番人公小學」中途輟學，立刻投入田裡的工作。這種遺憾，變成她後來堅持要我們六個兄弟姊妹完成學業的動力。十七歲，在姨婆、姨公公的安排下和父親結婚。她對自己的順從，從來沒有後悔過，相反地她堅持到底，絕不朝三暮四。
有一件事，最令我印深刻。民國四十年代末期，天主教傳入村子裡。身為領袖的姨公公權衡現實情況，決定讓全村親族皈依天主教。母親最初是相當反對的，覺得這會破壞傳統習慣。而姨公公的觀點，是希望藉此加速部落與現代社會的銜接；並指出天主教會將相當尊重族人的風俗習慣。母親因而順從了，姨公公對她說：「既有承諾，便不可以有二心。」我們全家受洗後第二年，姨公公因心臟病突然過世，成了村子裡第一個以天主教儀式行葬禮的人。當時我已記事，那天在新落成的教堂裡，看到母親站在穿著傳統卑南族服裝的姨公公之棺木旁，顯得特別沈靜、虔誠，那種神情常在她後來的宗教生活中浮現。如今，社會改變了、天主教會在村子裡也沒落了，許多人熱心不再，甚至改宗或反信仰；然而母親卻始終如一，每天仍保持餐前、睡前祈禱的習慣，多年來不曾間斷地早上四、五點起床讀聖經、唸玫瑰經。我不知道她對天主教教義有多深的了解，我知道一個人信守承諾、一往無悔，本身即已接近宗教的神聖世界。當我不在她身邊時，清楚地知道每天有她為我祈禱，那種臨在的感覺是母親給我的最深感受。
歷史傳遞的奧秘
十三歲輟學之後，母親開始參與村子裡「鋤草團」(misahur)。根據卑南族的傳統，部落男子十二、三歲起，即按年齡分階加入「會所」(palakuwn)，完成社會化的各種準備。至於女子之社會化，則並沒有一制度性的設計。「鋤草團」的活動，正彌補了這個需要。按部落之習俗，每至夏季農忙時，婦女便彼此邀約組成若干「鋤草團」，以集體耕作之方式，互助合作。團隊通常由較年長且具領導能力之婦女當召集人，一大清早，便由她召喚、整隊出發。工作當中，召集人除了負責決定作息，且要隨時鼓舞士氣，藉古老山歌之唱和來對抗身心之疲憊與炎炎驕陽。直到傍晚，「整隊」回家，又得忙碌家事。就在這種集體勞動中，婦女們培養友誼，學習如何與別人交往，傳遞歷史經驗與生活常識，陶成人格，成就德性……。換句話說，「鋤草團」並不只是一個勞動之隊伍，它透過集體勞動的方式，來塑造卑南族婦女的典型。
母親顯然完整接受了上述的陶成訓練，她勤勞的習慣，對卑南族神話、傳說以及掌故的豐富知識，古老山歌的吟唱等等，可以說是「鋤草團」留給母親最豐富的遺產。她常說，由於她很早便參與「鋤草團」，後來並長期扮演召集人的角色，因此她的少女時代大都與成年婦女或老人相處，這讓她活得相當典型，成為不折不扣的卑南族婦女。
異鄉人
民國四十年代中期以後，村子裡的部落性格迅速解體，不但男子的「會所制度」褪色了，「鋤草團」同樣再也組織不起來，卑南族男女的社會化，不再以原社會為對象，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符號；而他們所熟悉的世界，正快速地從各個角落退隱、消失。幾年前，在母親的領導下，村子裡的婦女們模擬了「鋤草團」完工後的傳統慶祝儀式（卑南族語稱之為：muhamud），原是歡樂的慶典，如今竟充滿憑弔的氣氛，吟唱老歌時，大家都哭了，哭得好深好深……。
部落社會的崩解，就像現代工商社會對傳統社會之衝擊一樣，有它必然的命運，原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對卑南族老人而言，由於「語言」的同時喪失，使他們成了真正的異鄉人。他們一方面不再能和子孫對談（因為子孫們只說漢語），另一方面也無法和他們將去認同的「新社會」交談。他們只好「自閉」在他們曾活過的時空，與周遭世界「互不存在」。
母親能說日語，這在早期的台灣社會是有用的溝通工具，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受過一點日文教育。然而，隨著「推行國語運動」的徹底發展，以及相當一段時期對日本的政策性抵制，母親可以交談的對象相對地縮小了。我永遠忘不了家裡有電視機以後，她常常坐在電視機正前方的搖椅上，凝視電視畫面的情形，那種眼神是複雜的，充滿好奇、猜測、迷惘與困惑，她多麼想了解這個世界啊……。我們兄弟姊妹若遇有空，有時會在旁加以解說；若恰巧心情不好，就不免和她老人家發生一些小衝突了。通常，小衝突之後，她會悶悶地盯著電視畫面，不知不覺睡著了。也許，她夢裡的世界，才是更真切的。父親過世以後，母親寂寞的身影更令人鼻酸……。
前年夏天小姊姊病重，母親陪她到台北某大醫院就醫。小姊姊說，有一回她想吃麵線，母親為讓她高興，便頂著大太陽四處找麵攤子，她想向路人詢問，卻不知要如何表達，急出一身汗水。幸虧遇到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半猜半推終於意會了過來，陪她買到了麵線。回到醫院，小姊姊胃口不開，但知道母親為了這碗麵線幾乎心力交瘁，別過頭去勉強吃了幾口，淚水滴進麵湯裡。
負笈歐洲期間，母親擔心我看不懂她的日文信，特別和神父學了羅馬拼音法，七十幾歲的人了，這要下多大的決心和毅力啊……。每次收到她密密麻麻、歪歪扭扭、錯誤百出的家書（當然是羅馬拼音的），便心如刀割；她在電視機前睡著的樣子，又鮮活地浮現在腦海，覺得自己虧欠她好多好多……。
誰是土地的主人
沒有文字、歷史的民族是容易遺忘的。記憶中，母親對歷來活躍在台灣歷史舞台的「主角們」，很少仇視或批評。她總覺得自己的民族是落後的，是應該向進步的社會開放的。我想，這是姨公公給她的影響。
民國五十二年，大學畢業不久的大姊嫁給外省籍的姊夫，雖曾引起家庭革命，場面卻毫不壯烈。這之後，除了哥哥和小姊姊，我們家裡婚姻的組合可說是大雜燴。有河南人、江西人，也有浙江人；而我自己也娶了一位閩南太太。母親常說，也許這就是台灣的未來。
對台灣七十年代以後政治、社會變化與衝突之複雜背景，母親當然不甚了了。有一回我問她對外省人、閩南人、日本人做何評價，她的回答讓我思索良久。她說：
「日本人是可敬畏的，守法且有榮譽感，常能裡外一致。我雖厭惡他們的嚴苛，卻肯定他們對部落所做出的貢獻。感覺上閩南人是較自私的、現實的，我們常吃他們的虧。至於外省人，似乎較具善意，四十年來台灣不是進步許多嗎？我不大明白他們吵什麼，他們不都是中國人嗎？」
母親的評斷當然是樸素的、感性的，她無法分辨這中間有關權力、利益分配之複雜因素。她之對閩南人頗有微詞，是因為原住民四十年以前，就已經飽受閩南人的威脅，這段歷史遠遠超過後來的四十年，在日據時代，閩南人以「中國人」的身分，地位高於原住民一等； 而後來的四十年閩南人搖身一變，竟以「台灣人」的身份，要求權力的本土化，這大概是母親批評閩南人自私、現實的心理情結。後來，我驚訝的發現到這種情結竟普遍地潛伏在許多原住民朋友的心靈深處……。我深深相信，以省籍或地域觀念為基礎的台灣本土化運動，從原住民的觀點說，是不可理解的；以歷史仇恨的清算為出發點的權力重組，只有加深這塊土地上的罪惡。
歷史的母親
母親的歷史，是我把握卑南族歷史的主要憑藉；她生命中的憂傷，其實也是卑南族的憂傷。每次看到她老人家寧靜、安詳的臉龐，便彷彿看到卑南族最後一道晚霞。而她生命中對大環境的那些小小回應，常常幫助我看清時代的迷幻。我真的相信，除非我們像原住民一樣勇於遺忘，否則我們永遠無法交會，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相信嗎？原住民有一天會是台灣歷史的母親！（原刊載於78年5月14日首都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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