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的西方 | 盧斯達 on Patreon】
西方越來越像中國。西方不是那麼容易有獨裁者,但文明上,人類社會的墮落形態都是殊途同歸。
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廣告被世俗政黨投訴要求下架;社交傳媒說你「仇恨言論」就可以封禁;拜登說要團結,但他們陣營的人一聽到他選到,就開始要羅織清算「撐侵美國人」,還有一些加拿大人說要搜羅中港台海外的撐侵人,暗示應該交給美國影響其移民通路。Pornbub 因為別人上傳的影片有問題,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為要打擊「煽動暴力」的前總統,可以暫時不理會言論自由無限制使用權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現在不是先找執法部門,而是先跟傳媒告狀刷一量流量和光環,Johhny Depp 就身受其害——萬物是沒有標準的。
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這個道理是好的,你不聽便是你有問題,要施以懲罰。他們說再教育營違反人權,然而軟性的「再教營」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國自古以來很重視教育,到長大之後才明白,這是他們很在乎社會穩定。如果不教育,你會有別的思想,之後就不容易「修正」。
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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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發展階段,好像都是「質」與「文」不斷交替——草創階段與繁榮階段。在草創階段,通常都是伴隨戰爭;官僚架構和法令相對簡單;社會的觀念不會很複雜,還未到分化階段。不論是統治者和民間,都是一股創業之風,大家在泥濘裡打滾出來,多數比較務實。一個文明發展到後段,就會充滿觀念上的矯飾,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會出現泛道德化,有「文勝於質」的衰世景象。
蘇聯倒台之後,福山馬上就認為歷史將會終結,但後來成為思想界的笑談;日本的年輕學者與那霸潤還更厲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完成了歷史終結。在北宋開始的中央集權、文官政治、經濟自由化、科舉取士、身分自由流動,業已完成「可持續的集權體制」。
如此聽來,其實也開始有現代社會的苗頭。然而理學和重視道統道德的風氣,也碰巧是北宋開始的。「歷史終結」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間,似乎互有相關。是不是歷史已經終結,體制和觀念的鬥爭已經分出勝負,反而會滋生包攬一切、天羅地網式的道德政治學?當一個國家的人認為自己已到達了人類文明的頂峰,外在已經沒有可以征服之處,人們關注的重點就會轉移到內在領域,即精神世界、觀念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秩序。理學最後去到變成吃人禮教,是因為它開創的時候,是為了「糾正」五代十國的實力山頭主義。
宋初的歷史學家要重寫歷史,寓史於教,特別寫臭像馮道這類不斷轉老闆的政治家,就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後來道德規範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個層面。日本也是這個原理,作為社會階級的武士,歷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為了在行為上心理上規範武士而被推廣,因為武士已經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國之後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會菁英不要隨隨便便就打算改朝換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說,道德教化通常是為了阻礙社會進化得太快。國家創制之後,制度移動得很慢,內部改革通常是失敗。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術創新的能力,而社會的發展卻製造了新的歷史問題,就會出現動亂。
宋朝體制作為「歷史終結」,以及宋明理學 (強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時發生,並一直為後世所傳承。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講李贄的那一章,便講及他思想上的痛苦來自於明末的整體。那個時候,人們為了符合集體的風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將私人慾望和個人權力收藏起來,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裡一套、心裡一套,不可能成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統的思想,就是鼓勵士人成為君子。
黃引李贄「自我批評」的一段,就十分驚心動魄:「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他的痛苦在於對自己的處境太過敏銳,他知道自己學的那套如果認真,在現實中只會淪為偽善。
李贄家道中落,但之後也做過官,知道做官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無非是為了名利,但大家都會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贄刻意做道德的素顏,希望透過回歸「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們不知道,但他所身處的世界卻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後指控他妖言惑眾,將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贄距今約四百多年,美國則二百多年。小時候我們學美國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將公私分開,例如克林頓和女秘書食雪卡,美國民眾不覺得有問題,是他對調查者隱瞞事情的細節,覺得有違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開。四百多年後,中國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國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穩了道德高地,難道你反對分配平等嗎?49 年建國之後,幾波清算運動,其實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說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類,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監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類同時可以是一個好的技術官僚。你必須是「好人」才能做一個好官。文革時期的革命至上、要紅不要專,其實也是這個中國邏輯的演變,並不怎麼馬克思的。或者說,馬列那一套其實都很中國。
到我們長大之後,不知是我們變了,還是西方變了,情況也開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種族平等、男女平權、性小眾權益、環保、自由民主人權,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窮,一樣是好東西,但一經「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廣,就慢慢變味。同性婚姻爭取成功,爭取者就繼續爭取易服、變性等其他性小眾的權利,並且不可避免是透過攻擊其他「建制」。這個時候,白人、男人、異性戀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歷史人物因為與黑奴歷史有關被打倒;電影戲劇因為涉及蓄奴,要 c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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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多很多,總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殺人。群眾壓力之下,你都會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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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美國那套,據說是二戰之後反威權、反越戰的自由世代所推廣,他們進入傳媒和學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國在蘇聯倒台之後,進入「歷史終結」。歷史終結只是一種意識,就是「自滿」的另類講法。當人自滿了,就回到內在,想要一舉解決觀念上的終極問題,也就是「公平」的問題。「政治正確」成為政學商媒幾個大領域的通貨,每個人不持有一點,在現實裡都會吃虧。所以結果和李贄那個時代一樣,挖空了就是人人爭相偽善。
在一些資深左派眼中,據說拜登也只是個老白人,也是華盛頓建制,是不可能為基層打拼的,但他起碼肯騙你,也不會示現對自身的驕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動一旦有所創衝,都會導致其他人有被貶低的感覺。之所以要談種族平等,最重要是為了多民族帝國自身的安全系數,類似的東西在解體前的奧匈帝國也提倡過。一個穩健的系統,大家都要盡量齊一,任何民族主義式的亢奮都會帶來系統當機的風險。
黃仁宇在那章說:「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劑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
與那霸潤談宋朝達成了歷史終結的那本書,叫做《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美國二百多年,十分年輕,但也極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國化的階段?「中國」在最初不是指某個特定國家,而是「人類文明的頂點」。美國的中國化,不是說中國得到了美國主權,而是說美國的文化文明終於也「進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國,進入了被觀念統治的情況,變成超穩定而壓抑的狀態。
每個文明凡到達了頂點,民豐物埠、傲視天下,就會撞鬼一樣出現差不多的病徵:與現實脫節的道德提倡、系統穩定壓過了個人的各種自由。最終美國國父們的理想,像民主、分權、自治、新聞及出版自由這些東西,都會因為要維持現在的權力架構而有所妥協。為了應付侵侵這個「緊急狀態」,他們都無疑損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來越走向一個中國式的國家,進入「文」的階段。
黃仁宇這樣談李贄的歷史觀:「……在他看來,歷史的治亂既循環不斷,又與『文』『質』相關連。一化仁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生活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根深抵固的儒家歷史觀,又使他深信天道好還,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於治,有待於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在 1601 年,李贄提出這一理論……也可以說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爾哈赤組織了八旗制度,比起發展到盡頭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國網民談美國時愛談「入關學」,視自己為代表「質」的滿清,視西方為龐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準備「入關」,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信。因為落後者的優點正在於其落後和質樸。關內關外,究竟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還是「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 . 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呢?文明之間的競爭好像鬼店的升降機,一打開來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鮮血,來自我們所有人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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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