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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高樹鄉精神病患傷人事件，為何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
　
9月26日屏東縣高樹鄉發生衛生局列管的精神病患傷人事件，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因不滿便利超商女店員提醒需戴上口罩，跳入櫃檯壓制攻擊女店員，致其雙眼重傷，送醫搶救恐有失明之虞。事發過程經媒體曝光，引起社會譁然，屏東縣長潘孟安也於第一時間表示要深切檢討、補強社會安全網，與中央衛福部討論，希望強化法令，「讓精神病患不再成為社區的隱形炸彈」。

隨著這些年來精神病人的攻擊事件反覆發生，「補破網」的呼聲不斷，主責精神病患刑事案件的兩個主管機關，也因為新聞效應公開表態回應：司法院於昨（29日）晚間於官方臉書粉專強調去（2020）年底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重大刑事案件被告在法院判決確定前，若有精神障礙且具有危害與急迫性時，不需要等到判決有罪，法院可以即時運用「緊急監護」的制度，命被告進行監護治療；衛福部心口司司長諶立中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提到，4年內將社區關懷訪視員增至1000人以上，明（2022）年則一定可以設置4到6家「司法精神病房」，以風險程度分級分流處理，安置高暴力風險、高復發風險的精神病患。
　
在公部門許諾更安全的未來到來之前，到底是什麼緣故，使得制度上難以在前端預防高風險精神病患傷人事件？
　
◼︎發生刑事案件之前，《精神衛生法》扮演最前端的預防角色

從2016年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今年9月無期徒刑定讞的台中牙醫師命案兇手賴亞生，到甫發生傷害事件的屏東縣高樹鄉楊姓男子，他們共通的身分都是地方衛生局列管的「嚴重精神病人」，由公衛護士與社區關懷訪視員定期追蹤，據統計全台灣約有14萬名這樣的個案。

即便14萬名個案中有暴力犯罪比例微小，不能斷然將不定時炸彈與嚴重精神病人劃上等號，然而因其隨機性、大眾難以理解犯案動機等因素，使得整體社會將其風險放大檢視，更因部分個案過往曾有失序行為、反覆入出院的紀錄，而讓民眾擔心並質疑為何無法從更前端預防，讓有風險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治療。

然而，在《報導者》過去幾年針對精神醫療處遇的訪查，要釐清病患處遇與社會安全之間難以達成的平衡，得回到制度面的設計，甚至更需要在刑罰之外，強化社區醫療體系的治療。

現行針對精神病患的強制治療處遇，包括司法偵查中的「緊急監護」、判決定讞後的「監護處分」、規劃中的司法精神病房等，都是在發生觸法行為後，刑事案件進入正式司法程序，才會啟動。在實際的犯罪事件之前，在最前端能介入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當發生嚴重精神病人疑似滋擾或危害公共安全，並有自傷或傷人之虞時，就可強制將其送醫或強制住院。

但實務上第一個常遇到的問題，是各縣市並無統一作業流程，「第一步通常都是call警消，有的縣市跨單位協調資源比較充足，遇到精神病人出現傷害或暴力事件，醫療人員會隨同出車評估，但有的地方人力不足，到現場的只有警消，不一定能判斷該送警局還是醫院，」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學術教育暨出版委員彭啟倫在此事件後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
　
◼︎強制住院形同剝奪人身自由，法定程序問題持續爭議

若是進入強制就醫的流程，得在5日內由兩位精神科專科醫師鑑定，並經過由社工、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家屬與律師代表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評估，才能啟動強制住院，強制住院最長不能超過60日，若有必要延長，必須再重啟審查程序。

「強制住院審查委員會代表國家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近年一直有一些爭議，醫界普遍認為，應該由法官透過正當法律程序來裁定（法官保留）。」彭啟倫說。

去年10月，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曾舉辦《精神衛生法》修法公聽會，其中討論的重點就包括現行強制住院要經過一連串行政程序，部分民眾與家屬認為門檻過高，但醫療與司法界代表則基於法定程序與病患人權，表示現行機制是對患者的程序保障，不需調整。

根據衛福部數據，近年全國每年強制住院案件，在2012年約1200件後逐年下降，近5年大多維持700件上下，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的許可率則在9成以上；對照之下，另一種機構處遇外的「強制社區治療」則乏人問津，此一2013年開始，基於預防大於治療的措施，透過門診、居家治療與社區精神復健，將嚴重病人的自由限制減到最低，支持協助病人在社區中繼續接受治療、逐步適應社會生活，全國每年申請與通過件數都在50到70件上下，究其原因，常跟醫療院所須耗費過多人力成本、病人不易配合常須協調警察、健保給付缺乏誘因有關。
　
◼︎猶待正視的醫療與社區治療環境落差

隨著屏東高樹鄉楊姓男子過往經歷曝光，會發現他歷年來都有短暫住院治療紀錄，但過不久又出院，為此潘孟安強調，要請醫院評估「長期收治」。此一個案凸顯出精神醫療專業評估精神狀態改善，出院後當家庭資源與社區現實無法順利承接，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空窗與落差。

「在作息正常、常規化的醫院環境，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應對這些個案，他們受到的刺激相對小，當暴力或自殺風險下降，就達到可以出院的標準，但醫療的角度很難評估社區中會遭受的刺激，這跟出院後家庭支持度、醫療與社區公衛的銜接有關，若其中出現三不管地帶，很容易出事情。」彭啟倫說。

在承擔民眾對於整體社會安全的想像，以及維護個案健康與人身自由之間，精神醫療在相關社會事件中，屢屢陷入兩難的局面，或許在政府部門許諾要以更嚴格法規彌補社會安全網前，應先正視前端包括強制就醫／住院的制度流程，社區治療模式不彰的長年問題，才能在既有的經驗與基礎上，朝向更積極的改善方向。（文／張子午）


＃延伸閱讀
【直視刑罰與治療的極限──如何務實修正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https://bit.ly/3F4r61L
【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3mfXh5T
【一場艱難的對話：一名精神障礙者如何走向殺人之路】https://bit.ly/3D2etSO

#精神疾病 #思覺失調症 #屏東 #超商 #社區治療 #司法 ＃報導者

9/10「世界自殺防治日」，請和我們一起重視，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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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新北市去(2020)年的自殺死亡人數為635位，在自殺通報人次與占率方面，24歲以下，總共有2,475例，占率高達42.8。其中14歲以下的通報人次為641，占率為11.1，若再納入25～44這個年齡層，44歲以下占率高達76.6，顯示自殺防治工作的推動與再改進，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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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世界自殺防治日」的今天，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召開「校園專輔待改善 心理健康不漏接」記者會，說明台灣現行青少年校園心理健康促進促施所遇到的困難，並提出建議精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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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記者會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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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召邱顯智委員首先表示，根據去(2020)年死因統計報告指出，自殺（蓄意自我傷害）已連續第 4 年成為國人主要死因第 11 名，死亡人數雖較 2019 年減少 5.3%，但今年上半年全台自殺通報數，也比去年同期多了 3 千人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自殺已經成為 15-24 歲、25-44 歲兩個年輕世代的第 2 大主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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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檢視過去衛福部的承諾，邱顯智委員強調，據「2025 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所設立的自殺防治目標，政府近年成績不盡理想，也未達成 2020 年的中程目標，自殺防治工作長期而言未見顯著改善，政府應該持續精進、有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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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長王婉諭委員接著表示，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因此，防治工作是跨領與跨團隊的巨大工程。然而，目前自殺防治策略與教育部三級輔導機制，實務執行面仍存有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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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殺通報系統 #亟待跨部會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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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醫院端的第一線人員反映，衛政自殺通報系統與教育端的校安通報系統，長期以來橫向聯繫狀況不佳。王婉諭委員已於今年 3 月針對此情況進行質詢，促使兩部會決議將衛福部的自殺通報系統介接到學生學籍資料、休退學狀況，但目前尚未落實。另外，囿於各級學校之輔導紀錄表單格式不一，且各級學校之輔導系統尚未整合，因此仍無法介接受通報學生是否接受過輔導諮商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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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視學生輔導需求 #輔導人力資源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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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相關報告指出，自殺身亡個案當中，高達 67% 未曾尋求校園三級輔導資源，顯示各級學校輔導資源與學生需求間顯存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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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諭委員進一步說明，目前負責三級預防的各縣市輔諮中心，組織型態為隨時可能被裁撤的「任務編組」性質，且礙於地方財政，專輔人員採一年一聘約聘制、調薪幅度低、專業人力薪資與自費市場落差過大，再加上行政工作負擔重，導致流動率高等情況時有所聞。而負責二級預防的專業輔導老師及相關人員，同樣存在人力不足及行政工作負擔過重，以致影響輔導效能及學生接受輔導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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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學端專業輔導人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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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召陳椒華委員就大專院校的部分指出，現行《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 1200 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 1 人，但實際上大專院校內部的諮商輔導體制同樣存在人力缺口，以及有難以專業久任的嚴重問題。
陳椒華委員說明，因為目前一年一聘的方式，除造成專業輔導人員流動率居高不下外，他們還需要從事無關輔導諮商專業的行政業務，加上專輔人員長期待遇不足，與人力不穩定等問題 ，都是大專院校在學生輔導上成效不佳的原因，也明顯影響學生接受輔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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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統計，每年休學的高中職生有近 2 萬人，大學生更是高達 8 萬人。而在疫情期間，這些離開學校的學生，也可能同時的失業，而變成「雙失」的年輕世代。然而「雙失」的年輕世代因為離開校園，因此無法獲得學校系統的心理諮商資源，其自身的經濟狀況，也難以負擔心理諮商所需的費用。因此，整個社會或是家庭與醫療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承接這樣的需求，是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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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椒華委員呼籲，教育部與衛福部應積極研擬因應措施，協助離校後的年輕世代，仍有適當管道，能及時獲得諮商或治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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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醫師表示，儘管從去年統計來看，台灣同日本、韓國情況，自殺人數略有下降，但疫情期間，國人工作就學和民生經濟都受到影響，自殺防治仍不可輕忽。另外，去年台灣 0-14 歲族群的自殺人數卻反而上升，擔憂恐有「年輕化」的趨勢，而 15-24 歲去年狀況雖有好轉，但自殺通報數還是上升，有 1 萬多人試圖自殺，他們事後是否有被關心跟協助，需要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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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強調，這群出生在網路通訊發達的 Z 世代，在遇到情緒問題時，往往不會尋求協助，平均而言，Z 世代的憂鬱症和自殺風險都在增加。今年年初，有位 17 歲高中生在公共政策平台提案，希望精神與心理疾病的知識能納入課綱，教育部也確實應該思考讓大家更能認識精神疾病，察覺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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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銘醫師也分享校園自殺防治有三個面向，分別是自助、助人、求助，同學要能認識自身心理狀況，並學習與同儕間的陪伴與支持，學校也應暢通求助管道，建立穩定的專輔資源和人力。青少年的自殺防治工作，需要大家繼續關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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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政府應結合家庭、校園、衛政三方的資源與專長，共同守護兒少心理健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尤其在校園三級輔導機制中，接受諮商輔導個案，往往都需要長期深入的服務，因此，教育部須正視專輔人力流動率高、專輔人員行政工作繁重、專輔人力實聘率無法符合應聘數量等問題，讓專業人力得以專業久任，提高輔導效能，都需要政府重新檢視及提出因應措施。

今天（9/10）是世界自殺防治日，而台灣和國際間青年自殺率逐年攀升，顯示青年自殺防治議題已不容忽視。對此，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邱顯智委員、立法委員 陳椒華及王婉諭委員於今日召開「校園專輔待改善 心理健康不漏接」記者會，同時，邀請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醫師出席，共同指出校園自殺防治既有問題，並呼籲主管機關積極補強相關資源，健全青年心理健康。
　
根據 2020 年死因統計報告指出，自殺（蓄意自我傷害）已連續第 4 年成為國人主要死因第 11 名。雖然2020年自殺死亡人數相較2019年減少 5.3%，但今年上半年全台自殺通報數，還是比去年同期多了3000人次。值得注意的是，自殺已成為 15-24 歲、25-44 歲兩個年輕世代的第2大主要死因。
　
從這個現象也可以得知，兒少面臨的心理壓力與求助門檻，絕不小於成人。自殺是多重因素造成，因此，防治工作是需要跨領域與跨團隊共同合作的巨大工程。然而，目前自殺防治策略與教育部三級輔導機制，實務執行面仍存有諸多困境，包含：
　
＃學生自殺通報系統　＃亟待跨部會介接
根據醫院端的第一線人員反映，現行的衛政自殺通報系統與教育端的校安通報系統，長期以來橫向聯繫狀況不佳。先前，王婉諭委員於今年3月針對此情況進行質詢，促使兩部會決議將衛福部的自殺通報系統介接到學生學籍資料、休退學狀況，但目前仍未落實。
　
此外，由於各級學校之輔導紀錄表單格式不一，各級學校之輔導系統也尚未整合，因此仍無法介接受通報學生是否接受過輔導諮商的紀錄。
　
#通盤檢視學生輔導需求　#補足各級學校輔導人力
根據教育部 2018 年至 2019 年的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相關報告，自殺身亡個案當中，高達 67% 未曾尋求校園三級輔導資源，顯示各級學校輔導資源與學生需求間顯存有落差。
　
而目前負責三級預防的各縣市輔諮中心，組織型態為隨時可能被裁撤的「任務編組」性質，且礙於地方財政，專輔人員採一年一聘約聘制、調薪幅度低、專業人力薪資與自費市場落差過大。
　
此外，專輔人員行政工作負擔重，導致流動率高等情況時有所聞。而負責二級預防的專業輔導老師及相關人員，同樣存在人力不足及行政工作負擔過重，以致影響輔導效能及學生接受輔導的成效。
　
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大專校園中。根據現行《學生輔導法》規定，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數 1200 人以下者，應置專業輔導人員至少 1 人，但實際上大專院校的諮商輔導體制同樣存在人力缺口，也難以專業久任的嚴重問題。
　
＃積極研擬措施　＃守護雙失青年心理健康
根據統計，每年休學的高中職生有近 2 萬人，大學生更是高達 8 萬人。而在疫情期間，這些離開學校的學生，也可能同時的失業，而變成「雙失」的年輕世代。
　
然而，「雙失」的年輕世代因離開校園，將無法獲得學校系統的心理諮商資源。另一方面，其經濟狀況也難以負擔自費心理諮商所需的費用。
　
因此整個社會或是家庭與醫療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承接相關心理輔導需求，是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問題。時代力量認為，教育部與衛福部應積極研擬因應措施，協助離校後的年輕世代，仍有適當管道，能及時獲得諮商或治療的協助。
　
守護兒少心理健康，接住每一個需要支持的孩子，是時代力量持續努力的目標。針對目前校園中的心輔資源不足的問題，請教育部盡速盤點相關需求，並制定因應計畫，以幫助每一個需要協助的未來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