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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滿清王朝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