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如何分辨痛風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Hayley 同 Sally 一樣，讀完註冊營養師嘅進修課程，成為香港頭10位Monash FODMAP trained dietitian 了！👏🏻👏🏻👏🏻

佢兩個特登花咗幾星期時間，update 一份詳細嘅資料同治療方案，為腸易激綜合症（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患者制定飲食計劃，幫佢哋舒緩腸胃不適嘅狀況～

今日係定期嘅營養研討會，佢哋分享如何分辨個案（因為有啲人都唔知自己有IBS!) 、要如何根據醫生報告而改變飲食建議，幫助 IBS患者舒緩腹脹、腹痛、腹瀉、便秘等徵狀。仲整咗Protocol同十幾份筆記！

呢個定期研討會，可算是今年最大得着。今年「鼠年」，有失必有得。雖然因為疫症所以影響正常營養諮詢和講座，但亦都因此多咗時間睇研究睇新指引。今年多咗好多新筆記，包括有營食肆地圖、食譜等等。但最主要係同同事嘅定期營養研討會，例如原來食適量豆腐及豆製品不會引致痛風，食什麼可以減少痛風發作；將市面上嘅營養補充劑作詳細比較及更新，包括幫助皮膚頭髮的補充劑、益生菌、孕婦的補充劑、營養不良的老人家及癌症病人的營養奶等等。

大家一齊進修一齊進步，做真正嘅「註冊」營養師，去幫助大家處理更多營養健康問題，在控制磅數之餘，幫助大家變得真正地健康！

如果大家有啲咩營養問題，歡迎提問，我哋會再睇多啲研究update！

#註冊營養師 #不是減肥師 #dietitian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

20190304NHK『close-up 現代』專題報導
《“假新聞”奪走了外交官的生命》「失控的假新聞-駐日外交官輕生給我們的教訓」
(編譯/立法委員管碧玲辦公室.20190305)

網路上橫流的假新聞奪走了一位外交官的生命。
該名外交官是生前任職於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處長蘇啟誠。
這起事件的起因於半年前侵襲日本關西地方的「燕子颱風(在日本稱之為颱風21號)」。當時因油輪撞上機場聯絡橋樑，橋樑損毀造成許多外籍旅客受困機場。
因駐日單位對台灣旅客滯留機場的後續相關處理問題， 當時蘇處長受到外界極大的責難。

(網軍po文)「台灣的外交官都是垃圾」
(網軍po文)「駐日辦有跟無一樣，可以廢了。」
(在野黨議員 記者會)「敬請外交部查辦相關人員處理的態度 」

蘇處長在風災發生的十天後，自盡身亡。
這期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經由本台此次的採訪調查， 這起事件為身處網路社會的我們帶來了沉痛的教訓。

「3、2、1，點燈!」
曾經是台灣優秀外交官的蘇啟誠先生， 在去年（2018年）6月前為「台灣沖繩事務所」代表。畫面上所看到的是蘇啟誠先生參加沖繩當地活動時，帶領大家舉杯慶祝，致詞時所留下的影像。

（蘇啟誠）「…其實本人患有痛風，但既然有人喊「乾杯」實在也盛情難卻，就乾了吧!那麼，大家乾杯!!」

蘇啟誠自大阪大學研究所畢業後，以作為台灣日本之間的橋樑為志，展開了外交官生涯。在派駐時間最長的沖繩當地， 他積極地促進與在地人士的友好關係。因蘇啟誠為人性格爽朗，頗受當地人士歡迎。

(那霸日台親善協會會長 伊藝美智子)
「『外交官』一般說來通常是較有距離感的，但蘇啟誠先生會主動與大家進行交流。沖繩方言裡有句話叫『いちゃりばちょーてー』， 『いちゃりば』意指「相遇，聚首」，『ちょーてー』意指「手足」，也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意思。對我們來說，蘇啟誠就是抱持著這種態度的人」

蘇啟誠因過去在沖繩當地的工作表現受到肯定，於7月調任大阪事務所首長。未料在蘇啟誠就任兩個月後卻發生了悲劇。

9月4日約有3千名旅客因颱風滯留關西機場，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外籍旅客。

畫面為當時結束在日本的旅行，正準備返台的汪姓母女。她們錄下了當時在機場的情形。

（汪母）
「上面的玻璃被風吹破了，(風雨)從上面灌進來。非常可怕，感覺建築物好像也快被颱風給吹垮了。但最令人害怕的是身處完全不熟悉的環境。而且完全得不到任何資訊。」

<9月5日 上午9點>
隔天9月5日上午9點，多輛巴士駛抵關西機場，開始輸送受困旅客。不久，網路上大量出現一篇po文：「我們(中國)的大使館第一時間協調機場安排專車接送中國遊客轉移」
在巴士上所拍攝的影片也被po到網路上， 瞬間網路上遍布對中國政府的讚譽之詞。
「強大的中國力量，讚讚讚!」

當時正在機場排隊等候接駁的汪姓母女。
從附近的中國人那裡聽到了這則消息。汪姓母女在搭上接駁巴士後，在社群網路服務(SNS)上po文表示:「中國大使館救助了大家」

(汪女)
「『為什麼只有中國的巴士來?』當初雖然覺得很奇怪，但因為歸心似箭，當時也沒多想」

但是，這則消息事後證實並非事實。
所有的接駁巴士皆為關西機場所派。

查閱社群網路服務上的po文後發現，關於中國大使館安排接駁巴士的po文在9月5日一天之內就多達500起。隔天9月6日，在輸送完所有受困旅客之後，相關po文仍不斷地增加。而有將近一半的po文裡都包含了下列的文字敘述:
「遇到幾個台灣人問：『我們能上這輛車嗎?』。(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上車跟祖國走」

這是強迫台灣民眾自稱自己是中國人的內容。
這與台灣民眾長期以來在看待堅持一中政策的中國時所抱持的猶疑態度有所不同。
首先引燃火苗的是深具影響力的ptt等電子佈告欄。

「事實就是台灣外館不積極 中國非常積極」
「我們的駐日代表處為了國人做了些甚麼??」
「台灣的外交官都是垃圾」

當時在版上貼文的男性網友，匿名接受了NHK的訪談。
「身邊有7，8個朋友正好都在聊這件事，所以我就信以為真。與中國有關的話題，我沒辦法默不吭聲。」

同樣時間，在大阪的台灣事務所正處裡著來自台灣旅客的各類詢問。蘇啟誠也忙著在安排旅客們的住宿、機票等相關事宜。但這樣的狀況卻未能在台灣社會得到廣泛地認同。同天晚上，台灣媒體也以網路上的po文內容為基調，大肆批判了駐日單位。

<基於播放權的理由，台灣節目畫面無法直接在海外進行放映，尚祈見諒>
畫面上這位是當時在電視節目上批評駐日單位的名嘴。
他表示因為當時礙於不能輸給網路消息傳播速度的氛圍，在事實未經確認前就在節目上進行了評論。

（名嘴 黃暐瀚）
「如果電視或報紙晚個半天一天才進行報導的話，收視率或收益就會降低。雖說事情是否屬實?比什麼都來得重要，但確實在這個點上，我有過掙扎」

次日9月7日，更出現了在野黨議員意欲究責的聲浪。
「對我們的國民在危急的時候，在尋求救助的時候，卻是默不關心袖手旁觀，對這樣的處理態度，國民黨團要表達最嚴厲的譴責。」

批判的聲浪在那之後亦未見消退， 蘇啟誠成了眾矢之的。

採訪小組找到了當時與蘇啟誠之間有電子郵件往來的友人。
現居日本滋賀縣，來自台灣的王輝生醫師。
王醫生當時曾向蘇啟誠表示：「颱風過境後，往關西機場的道路是封鎖住的。照這情況看來，中國大使館應該無法派車前往關西機場才是。」

(王輝生醫師)
「我跟蘇啟誠說『當時，車輛無法進入關西機場，因此中國大使館派車進到關西機場一事是假新聞』」

王輝生建議:「對於無的放矢的批評得要進行反駁」
蘇啟誠回信道:「那不容易…所言甚是，同感，但沒有人聽進去。」

據相關人士表示，當時辦事處不分晝夜忙於回應總計超過千件的抗議電話、Email。

(王輝生醫師)
「『百口莫辯』，就算有一百張嘴也無從辯解。 筋疲力竭，再怎麼想法子解釋，就算說破了嘴也沒人會聽。已瀕臨絕望。」

最後與王醫師Email往返的兩天之後， 蘇啟誠踏上了不歸路。

在蘇啟誠輕生後的隔天，「中國派車進入關西機場」一事才被證實為假新聞。
證實此事的是台灣NPO「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為了避免混亂，接駁巴士為關西機場所單獨安排，並非網傳的中國政府。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黃兆徽)
「一旦不實消息在瞬間千倍百倍地擴散開來，大眾開始相信那就是事實，媒體也跟著報導。蘇處長飽受了過大的輿論壓力。」

在社群網路服務上po文表示自己受到中國大使館救助的汪姓母女。

(汪母)
「那個消息居然是假的….」
(汪女)
「當時未能分辨事情是真是假?」

名嘴黃暐瀚誤信網路消息而在電視節目上批評了蘇啟誠。事發之後黃暐瀚親自在社群網路服務上道歉。
「新資訊在推特或LINE上以分秒必爭的速度流傳。因為流傳的速度太快，難以核實。但除了核實並無他法。我深切地反省了此事，也向大家道歉」

(武田真一)
無憑無據的消息藉由社群網路服務散播開來，傳播媒體與政治人物也跟著異口同聲地附和，而將外交人員逼入了絕境。整起事件到目前為止尚未能釐清到底什麼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為何沒能在某個階段就及時阻止事件的發生?諸多懸而未決之事，令人深感遺憾。

為了回應NHK的採訪，蘇啟誠家屬發了份聲明文。
「在真相未明的情況下，輕信或散布不實消息，甚至利用不實資訊謀求自身利益，煽動社會大眾。這類情事不能再度發生。我們的家人已逝， 我們由衷地希望無論是政府、機構、傳媒或網路利用者，都能引以為鑒。不要再有無辜之人莫名犧牲的憾事發生。」

（武田）
「最後我們來聽聽實際參與採訪的NHK台北支局長高田 和加子的看法。

武田: 高田小姐，台灣社會是如何看待蘇啟誠之死呢?
高田: 造成蘇啟誠自殺的誘因到底是什麼? 雖然到目前為止還真相未明，但台灣全體社會為假消息所蠱惑，將一名外交官逼入絕境一事所造成的衝擊，在事發半年之後餘波未平。在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最為敏感的議題。也正因為此議題敏感，因此這回的事件，假消息很快地擴散開來，傳媒與政界也隨之起舞，無法適時地阻止假消息的散布因而引發憾事。台灣上下對此事無不感到遺憾。

鎌倉：高田小姐，話說回來，在台灣現在假新聞似乎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問題。請問是到了多嚴重的程度呢?
高田: 在台灣社群網路服務的使用率高於日本。如果出現較引人注意的話題時，常有人不經確認就輕易地將訊息轉傳給同事、朋友。即便與事實不符，訊息也會很快地擴散開來。甚至，台灣對於中國透過網路操控資訊，危害台灣安全一事也抱持著警戒。因此政府也苦思良策對付網路上的不實言論。

清晨六點前，台灣行政院(相當於日本的內閣府)的職員就準備上班了。職員們花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確認新發佈在報紙、社群網路服務、電子佈告欄上的資訊。該單位成立的主要目地是為了調查輿論走向，但近幾年也忙於處理那些混淆社會視聽的網路錯誤資訊。

(情報收集課 課長)
「因為真假不明的資訊或假新聞增加之故，我們的工作內容也變得複雜很多。」

採訪當日，「情報收集課」所採用的是關於香蕉價格暴跌的網路報導。網路上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導了「為了避免價格崩盤，大量的香蕉被棄置街頭。」的消息。

(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
「農民幾乎強烈猛烈地抨擊政府，我們覺得這樣的訊息一定要儘快地澄清」

該則新聞所使用的相片是攝於12年前的照片。是則假新聞。
行政院網頁上刊載了訂正的訊息。
政府機構主動澄清，訂正消息，光2019年至今就已累積了120起案例。

(行政院發言人Kolas Yotaka)
「與事實不符的假消息在數量上種類上都在增加當中。我們依然必須面臨，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下，如何在言論自由與維護社會秩序之間取得平衡的問題。」

武田: 經過此次蘇啟誠先生不幸身亡一事，台灣政府方面是否採取了什麼新的因應措施?
高田: 目前台灣方面正在審議對於強化規範散布假消息的的法律修正案。惡意散播假消息，造成他人損失的情況，將處以高額罰金或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如因此造成他人死亡者，最高可處以無期徒刑。但社會上也出現了由政府來定義「惡意」有其危險性，將危害到言論自由等種種擔憂的意見。相較於中國箝制言論自由， 台灣要如何維護一直以來所強調的言論自由，同時又對不實消息進行規範一事，台灣正面臨兩難的問題。

鎌倉：該要如何面對假新聞? 在日本的我們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因蘇啟誠先生輕生一事而受到衝擊的聲浪也逐漸出現了。

電影”FAKE”的導演，透過電影呼籲：非事實的假消息有可能會造成社會偏差的危險性。

(“FAKE”電影導演 森 達也)
這次事件的背景原因裡，台灣與中國之間微妙緊張的關係一定有所影響。但這要說特殊案例也並非如此。好比現今日本也會討論與韓國的關係，與北韓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如何如何? 所謂的謊言其實就某種層面來說，不也就是順著某人的願望而產生的嗎?比如說「想詆毀這傢伙」「想把這件事情包裝成一樁佳話」「想讓自己開心」等種種理由。而那樣的願望多為大家能共有的東西。比如說有人會因此感到開心的話，多半旁人聽到同樣的事情也會感到開心。所以謊言確實比事實更容易擴散，而事情的真相往往令人覺得無趣。

武田: 我們有必要去思考: 網路上散播的流言該如何確認? 同時又如何避免受影響? 另外一方面，將這樣的判斷交由政府行政單位來執行是否合宜也有待商確。

鎌倉：確實如此。森導演指出應不仰賴權力，同時探究媒體責任與市民自覺。

(“FAKE”電影導演 森 達也)
「是『事實』?還是『假相』? 能分辨的話，自然是分辨比較好。只是真假的界線也很糢糊，並非簡單就能一分為二。當行政權介入的時候自然會想分個清楚。那有可能會對創作表演者、採訪報導者帶來致命的打擊。包括網路，由媒體自己來進行核實，由媒體自己來倡導呼籲。當然觀眾、讀者、聽眾們也要自主性地參與核實的工作。我認為像這樣的動向應該是最好的。」

(武田)
另外一方面， 社群網路服務的營運方也應採取防範散播假消息・謊言的相關因應措施。我覺得也到了應該研擬/採取對策的階段了。

(鎌倉)
確實如此。若要追根究底的話， 這次的問題點就在於很多人未經深思熟慮就隨意按「讚」盲從所造成的。光就這一點來看， 也有應對社群網路服務的功能設限的意見。

(名古屋大學研究所講師 笹原和俊)
我認為消滅網路流言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我們應有相關因應措施，以中止網路謠傳橫流造成社會混亂或者有人因此喪生之類悲劇發生。「即時性」是社群網路服務最大的特徵，但它的機制也有可能反而會導致不確定的情況散佈更廣的後果。比如說，針對使用者要分享不確定的資訊時設定時間差距。或者將能推文的人數設個上限等等。若不預設可以踩煞車的機制，流言的散播應該很難停止。在那幾秒的時間差距裡，說不定使用者就改變想法不分享訊息了， 因此我認為延緩即時性，拉長時間差距是重要的。

(武田)
經由這次的節目報導，我所感受到的是身為媒體人，同時也身為網路使用者，自己在傳達資訊時的責任之重。我想再次與大家一同深思蘇啟誠先生家屬所傳達的訊息: 「由衷地希望無論是政府、機構、傳媒或網路利用者，都能以我家人的犧牲為鑒。不要再有無辜之人莫名犧牲的憾事發生。」

(完)
NHK節目資訊
http://www.nhk.or.jp/gendai/articles/4256/index.html

節目表 https://goo.gl/7fN6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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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免疫風濕內科主治醫師蔡文展指出，全台約有10萬名類風濕患者，致病原因不明，好發於40歲以上的民眾，男女患者比為1:3，疾病主要是因免疫系統被激發，進而攻擊身體組織，而產生關節疼痛、紅腫、僵等不適感，嚴重侵蝕到關節時，患者手、腳關節會嚴重變形，導致難以行走或從事日常生活工作。
這一集邀請到長庚醫院針傷科謝逸雯中醫師來到現場談談類風濕性關節炎之中醫療法,幫助患者回復健康。

本集內容主題如下：
1. 何謂類風濕性關節炎？
(1) 現代醫學說法
(2) 傳統中醫說法
2. 類風濕性關節炎症狀：
(1) 關節疼痛與壓痛
(2) 關節腫脹
(3) 晨僵
(4) 關節摩擦音
3. 中醫如何治療，辨證論治？
(1) 風痺
(2) 寒痺
(3) 著痺
4. 類風濕性關節炎針灸治療
5. 中醫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優勢
6.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飲食禁忌
7. 『類風濕性關節炎』和『痛風』如何分辨？
8. 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的藥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