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學堂》試閱：長命的糾結】
文:陳曉蕾
「我在公立醫院腫瘤科工作了三十多年，香港的醫療水平很高，可是只有一半到三份一病人可以醫好，可以想像這些年來有多少『鬼』跟住我—所以我對生生死死有興趣。」生死教育學會會長謝建泉醫生開玩笑地說。
生死學堂第一課，他找來多年老友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陶國璋，一起談現代人其中一個最困擾的議題：長命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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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我無伴侶、無工作、無物業，「三無人士」以後怎辦？
參加者：我其中一份保險過了一百歲可以領回保金，好想得到；但我也是護士，看見一些病人家人盲目地要求長壽，又很矛盾。
參加者：爸爸九十一歲，一直健康，直至兩個月前小中風；媽媽去年淋巴癌過身，才六十五歲。媽媽一直做義工，還坐輪椅去台灣參加法會，為她的宗教付出到最後一刻，她是滿足的。相反爸爸不知足，好多埋怨，整天說：「為甚麼我未死？」
參加者：我在老人院做社工，見到很多「嫌命長」的公公婆婆，一些身體差的要餵，食完要拉出來；不能吃的要插喉，拉不出的要塞藥，天天餵完又拉，我的工作是否有意義？對老人家有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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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糾結？
陶國璋：「糾結」的英文是paradox：長命應該是好的，但有些人又「嫌命長」，為甚麼呢？
小孩早死，我們會覺得可惜，因為來到這世界卻沒有經歷過甚麼。生命越長，越多經歷，有苦有樂起碼是豐富的。可是生命也可是「拋物線」：小孩很好奇，嘻嘻哈哈；上了大學就不會很多笑容，出來工作更多壓力；人到中年「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父母進老人院子女又要交學費；晚年理應享福，可是牙齒不好、走路不便。這是decline「滑落」，精神和體力都走下坡。
樹葉落了，生命越來越少機會享受，甚至遇到死亡的孤獨感，將會失去自我，會被遺忘。如果現代人活到一百歲，退休後那三十年可以怎樣過？我就正在嘗試這樣的生活，也在做這實驗。
謝建泉：人生是矛盾，但程度可以減低。身體、心理、社交、靈性，從這四方面去減低。身體上，人老了不能變青春，但可以看起來不老。我女兒四、五歲時，德蘭修女來香港，她上台獻花，馬上跑回後台，我心想她一定害怕德蘭修女滿臉皺紋，誰知她說：「婆婆好靚！」一個人老了，心靚就是靚，小孩有直覺。
可是老了就會改變，心理和社交要調節，我不會再追巴士，會預鬆時間。我也在做感恩的修為：今早我能起身，神父話有幾千人這天早上都無法起身，我起到喎。並且還可以開口說話、感恩。這是很小的意義，但幫到我自己。
一個人生命不論長短，而是深度和意義。如果不懂感恩，就找不到意義。每個人都要學習找到自己心目中的意義，身邊人有些好苦，有些少少事都會笑，那就要多一些後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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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是甚麼？
參加者：能夠幫人。
參加者：有得睡午覺！
參加者：能夠戰勝自己就有意義，發現自己的問題，然後改掉，例如說話太快、得罪人又不知道……現在每天學倉頡，這些是小事，但令我生活好快樂。有些問題不是三朝兩日能處理，所以我不想死，小心身體把人生這份功課做好一點。
參加者：你喜歡的人在身邊，在香港是生活，而不是生存。
參加者：我要知道點解要活下去。
謝建泉：希望久不久有人打電話來找我，就算我沒能力工作，還是有人記得我。我完全沒用了，人們仍然覺得我是人。由doing變成being，存在仍然有意義。老人在老人院，可能在後生眼中只是「一嚿飯」，但人有時就會變成這樣，縱使如此，仍然是一個人，屎尿都不能處理，仍然可以接受別人的幫助。
陶國璋：不同人的不同意義，不約而同都指向「自我滿足」。如果你幫了人，人們不領情，就會失望，煩悶，到了絕望就會討厭自己，寧願吸毒、賭博，不用清醒面對自己，絕望到了無法再分心，就會自殺。
反過來，意義就是有滿足感，這定義是自己的。有些人喜歡飲飲食食可以去旅行。可是這對意義的構想，亦有幻象，我們會想像自己不幸福。香港好多人不幸福，因為政治、買不到樓……這是人類獨有的，希望追求完全。好處是人類會因此進步，壞處是有盲點，要學會接受不完全的完全。
謝建泉：耶穌會神父戴邁樂的金句：All is well, Yes to life。既來之，則安之，當你是「三有」，又會擔心房子，無錢就不會買幾份保險。活在當下已不夠，要活好當下，這可以是一種修為。
佛教衍隱法師教我「六忍」的理念：最初是「死忍」。對同事日日忍，咬實牙關都是力量。第二層是「空忍」：當佢無到，很負面但心涼。我也曾經很氣，有同事是「潛水艇」：有嘢做就潛水，無嘢做又浮上來，氣得我寫個「忍」字。但第三層是「反忍」，反思我為甚麼生氣？因為我要做他的工作，可是當我不介意把他的工作完成，結果更快考到專業試，因為經驗多，有信心。
更上一層是「喜忍」：對方令你不開心，是益了你，令你可以看到自己有甚麼問題。有一個同事特別令你生氣，可能正是自己特別敏感之處，就知道自己的弱點。
最高境界是「慈忍」：有些人不用忍，因為有慈悲之心，有些出家人可以，我不成，但從「反忍」、「喜忍」當中會看到自己的盲點。這就是修為。
參加者：要學識放下，很困難。
我的「糾結」是要求我的兒子肯去看精神科醫生，我就可以死了，但他一天不願去，我就不願死，要被迫延長自己的生命，很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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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來？
陶國璋：有一個方式是追求知識，例如文學、電影，慢慢培養興趣，這世界是好有趣味的。第二是藝術的修為，每日重新看世界，念天地之悠悠，大自然有重要的訊息，去海邊不要去商場。第三點是世界的神秘，我沒有宗教，但會景仰一些偉大的人物，像德蘭修女、劉曉波，奮不顧身追求大家的理想，內心會有呼應。
謝建泉：我以前照顧癌症病人，會說：無論是剛開始病，或者到了後期，腦裡一定會想自己的病，但如果廿四小時只是想這事，生命就只得病，值得嗎？放下很難，但可否用少少時間去想病以外的東西？容許自己在廿四小時內，用少少時間去做其他的事？讓自己有小小的空間，慢慢地，也許沒有放下，但多了時間有別的東西。
參加者：兒子不肯看精神科醫生，變成我要看醫生醫治抑鬱，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受了輔導，我好幸運遇到好人。但第三步是輔導也解決不到的問題，便要接受。兒子當我是害他的人，好辛苦，試過見臨床心理學家無法說話，封鎖了自己，但我後來喜歡攝影，拍了一張空椅，四周黑黑的，我的安全感只得這一張椅子，這感覺我說不出，但相片說出來了。
我了解自己，再進一步，讀書，認識自己。兒子令我的生命超越了。即使我不感覺到他愛我，但我感受到我愛他，那已經足夠了。
慢慢地，我覺得兒子是用外星人的方式，去表達他對媽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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