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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4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歷史春秋網

罌粟是阿拉伯使者帶給大唐的禮物，在進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裡，罌粟是悅目的觀賞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藥，而後卻演變為謀財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荳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歎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豔，故將豔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裡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採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裡，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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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認識《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前世今生，準備這篇文章時，特別翻查了葉健民、王慧麟和方志信三位前輩與友好的文章。其中，方志信一篇2017年的文章寫道：「請不要忘記這個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為這惡法同樣有機會應用在今天的抗爭者身上。」他撰文之時，怎會預料兩年後的林鄭暴政，真把這條法例放在應用之列。條例2（1）訂明，只要「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簡言之，特首一旦啟動緊急法，等於中共之下，港人之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擁有做所有事情的權力，儼然帝制。

無論林鄭月娥打算劃定一處地方禁止政治活動，還是查禁任何懷疑示威物資進出口，首要效果便是把《基本法》實然廢法。不要再幻想《基本法》保障的權利還會適用，《緊急法》第2（4）條訂明任何根據此法訂立的命令或規則，均凌駕於所有條文。這條法例存留至今，只能說是歷史悲劇。《緊急法》起源於1922年殖民政府為管制海員大罷工而訂立，二次大戰後，由於港英仍缺乏適當法例處理戰後林林總總的社會事件，法例沒有規範的事情，便拿《緊急法》的大權搪塞。

任意擴權　毫無制約

因此，即使港府以「緊急」之名立法，在政府聲稱的「緊急狀態」已經結束後，有關的法例以及權力將有可能一直延續下去。所以與其他國家處理緊急狀態的權力或法例不同，在香港《緊急法》之下，政府毋須正式宣佈或者定義何謂緊急狀態。在許多國家有關緊急法令的程序之中，政府在宣佈緊急狀態時，需要同時宣佈狀態的具體內容，各國議會亦會就相關狀態是否真的屬於「緊急」、緊急事態是否已經解決等作出討論，以制約政府在相關方面的權力。

可以這樣說：《緊急法》是港英的金手指，殖民遊戲卡關過不了，便拿《緊急法》過關。雖然一直以來英聯邦、聯合國乃至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訂立，皆有呼聲批評法例違反保障人權原則，政府根本沒有動機放棄根據《緊急法》而獲得的便捷權力。主權移交，一併把英帝的殖民玉璽繼承過來。

西方的法治精神是「以法限權」，法律應用作限制政府無窮無盡的權力，而不是給予政府濫用權力的理由，但回顧香港歷史，動用緊急法帶來的只是無窮無盡的冤案，而每當政府意圖擴充權力，權力便往往難以收回，如1956年訂立《Emergency （Deportation and Detention） Regulations》，賦權港英政府長期拘留無法遞解離境的入境者，竟然是直至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取消。政府當然會不斷渲染《緊急法》只屬「臨時措施」，但法例一經動用，卻肯定影響深遠。

況且，《緊急法》授予政府的權力，可以影響出版自由、網絡及通訊自由，乃至是私有產權等基本權利。在《緊急法》如此不透明以及缺乏制約的情況下，林鄭政府突然亮出這一把殺人刀，實在難以如邱騰華所言，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體諒。亦難怪本地以及國際商界，在仍未清楚林鄭動用《緊急法》的實際內容之前，已經旋起發聲——《緊急法》的其中一把刀，便是2（2）（f）「對財產及其使用作出的撥配、管制、沒收及處置」。

環顧反送中運動，支援運動的基金屢屢受壓，隨時成為《緊急法》查封銀行戶口的頭炮。既然能夠查封戶口，早前動用中國民航局施壓國泰，策動《人民日報》批鬥港鐵，透過《緊急法》配合中共嫻熟的經濟權術，再下一城，不要說沒有可能，這幾個月的手段之卑鄙，早已超乎港人的想像。

坊間引用《環球時報》猜度北京相信取消香港高度自治不符國家利益，我無從考證。可張曉明提點「特區有事可做」，林鄭接着表明研究現有法律手段止暴制亂，都是公開說法。如果敗壞香港根本的《緊急法》就是林鄭的研究成果，只能說，她是徹頭徹尾要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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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仔，六七暴動、國家暴力與「例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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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健民〈「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載呂大樂等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Wong, M. W. (2011). Social Control and Political Order-Decolonisation and the Use of Emergency Regula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J, 41,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