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威瑪共和國英文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日前，專研認知戰的沈伯洋教授，發表了一份新的研究報告，成果顯示「認為『藍綠都很爛』的人最容易受假資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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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個論點，我的感觸很深。因為我身邊多得是這種開口閉口就是「藍綠一樣爛」的人。我這裡寫的主題倒不是關於沈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是關於「藍綠一樣爛」的這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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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藍綠一樣爛」的深層，是一種「#風險與責任規避」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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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推論好像扯得有點遠。但其實就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人性：#反對比支持簡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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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說呢？「支持」這件事的通常是這樣的：現實社會中的決策過程，往往是起於一團混沌，一路排除掉枝枝蔓蔓，到最後化約成一個選邊站的問題。我支持Ａ，無可避免連帶要反對Ｂ。而且支持Ａ是有代價的：我要投入資源去實行Ａ、承擔過程中的風險，並且為Ａ的成敗負起責任。即使我只是個不負管理責任的外圍群眾，也得放感情在Ａ裡面，Ａ不如預期時我也會灰頭土臉，這多多少少也是一種情緒和面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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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對」這件事卻往往是這樣：我反對Ａ，並不代表我就會支持Ｂ。更多時候是一種棄權－我反對Ａ，而Ｂ臨到我身上時，我會說我只是被動接受而已，我從沒表態支持過Ｂ，因此也不對Ｂ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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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情是冷漠的、與事情的成敗隔離的；如果Ｂ傷害到我的利益，我還可以抱怨，把責任歸到那些真正支持Ｂ的人頭上－都是那些Ｂ陣營的笨蛋害慘我的。我的面子也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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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沈教授的命題：「認為『藍綠都很爛』的人最容易受假資訊影響」。我認為精確來講，這類人對於一種特定類型的假資訊特別容易照單全收，那就是爆料與陰謀論的「#負面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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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其實人都是先決定立場以後，再為立場找佐證。像我就不避諱說自己是個本土保守派色彩的人，也會據此去篩選資訊。我是根本不相信世上有真正的「理性中立」的。愈是愛端出一副「理性中立」架子的人，其實立場就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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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類人的立場是什麼呢？他們的立場就是我不要選邊站，我要兩邊都反對、各打五十大板；尤其是當家作主掌權的那一邊，我的板子更要打用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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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這個思路去篩選資訊，當然就會篩出一堆負面資訊了。例如說，看到「蔡英文內線炒作高端股票」這種農場假資訊，我就會心地想：「啊哈，我就知道這裡面有貓膩！蔡英文一定在做什麼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事，我找到罵她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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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人還真不見得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就在吸收這種假資訊的同時，我還可以義正辭嚴地大罵國民黨的真．ＡＺ特攻隊。反正我就是討厭民進黨，但國民黨在我眼中也是一群笨蛋。藍綠就是一樣爛，誰來當家都是來搞砸的、來剝削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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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反對一切的心態，是很虛無的。這個世界，是由那些支持一個選項，並為此投入成本、承擔風險、負責後果的人來推進的。世界不會因為那些反對一切，然後又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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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險與責任規避」的心態，會進一步變成「#柿子挑軟的吃」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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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意思呢？就是我罵他，他會理我、會遷就我，或至少給我面子。那我當然天天打沙包，何樂而不為呢？如果他出了差錯，我罵他是應該，而且要毫不留情地罵，來顯示自己特別地正直無私。即使他做對了事，我也不肯褒美他，這樣會顯得我好像在阿諛奉承，太沒格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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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講，另一邊根本就不理我，怎麼罵他也我行我素、只照顧自己的鐵桿子粉絲。那我罵他根本是自討沒趣，何必多此一舉呢？甚至偶爾他對我釋出點善意，我還會特別給他credit，顯示我這個人超越藍綠大公無私呢！（我可沒有說某個社運團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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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長久下來，就會形成一種扭曲的獎懲機制：真正在做事的、會回應民眾的批評的一方，被視為軟弱可欺的沙包、聲量提款機，誰打他都能得分。而不幹實事、不回應民眾觀感，還會發動鐵桿粉絲反洗批評者的一方，卻被視為難啃而看起來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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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氣發展到極點，就會變成誰來當家誰沙包，動輒得咎之下造成國政的癱瘓。而失去耐性的普羅大眾就會自暴自棄，把那個「看起來很硬、很與眾不同」的極端主義小丑請上神壇，然後跟著他一邊跳舞一邊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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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瑪共和國就是這樣癱瘓的，而納粹也是這樣上台的。而中共認知戰的長遠目標，也是要透過這種虛無的不信任，來癱瘓台灣社會，讓失去耐性的台灣人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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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主原則對待百姓，連打不打疫苗、打哪牌的疫苗、領不領五倍券，都要充份尊重個人意志的執政黨，整天被罵做「綠共」；而某個低配毛澤東、「我講話就這樣，高興不高興隨便你」的高腰褲惡棍，儼然被當做民主之神拿來拜。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矛盾、更虛無、更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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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傢伙最後入主總統府，也必然是台灣社會的虛無主義極體作祟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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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會覺得「要做永遠的反對黨」是很帥的一句話，但現在我反而覺得這句話大有問題。因為會講這種看似很帥很有格調的話的人，其實多半是劉仲敬形容的：「現在的民主理論很容易鼓勵出這樣一種人，對於朋友和保護人是無比苛求，對於敵人好像是他應該就是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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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沒有人是完美的，不同陣營之間，仍然有路線、親疏、敵我、善惡的區別。「你一定要確保你給那些幫助你的人的待遇，要比那些不理你的人的待遇要好，同時要保證你對那些不理你的人的待遇，要比那些打擊你、反對你的人的待遇要好。如果你把這個順序弄顛倒了，那就變成永遠是對你最好的人什麼都錯、那些做你敵人的人好像是什麼都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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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基本、最簡單的社會博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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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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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藍綠一樣爛」的人，看似一碗水端平，實則柿子挑軟的吃的人，說穿了就是鄉愿。#鄉愿，德之賊也，是政治德性墮落之始，也是縱容投機惡徒掌控整個社會的溫床。

可以花一點點時間看完，很值得！

民主也可以滅國，你知道嗎？

1124差不多落幕了，看到這次的選舉結果，自己不禁也開始懷疑台灣這國家究竟是民智未開，還是咱們華人的民族性根本不可能實施民主制度。

我本身很少在文章中直接討論政治人物，即使點到也從不指名道姓。敝人平時會翻翻網民對我自己的評論，好笑的是右派批我為左派，而左派又批我為右派。我能理解為何我的政治立場會讓不少人滿頭霧水，那是因為我的立場算是溫和派（moderate），嚴格來說也只是中間偏左（centrist-left）。以政治立場而言，台灣兩大黨都算右派。而台灣的小黨幾乎都是極左或是極右，因此對於個別政黨我自己說真的並沒有很明顯的偏好。

自己平時寫文批判時政，多出自於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並非無條件反對某一政府或政黨的政治平台。

言歸正傳，這次選舉或許在某些人眼裡看來是稀鬆平常的整黨輪替，但是這種無常的輪替，尤其這次許多鐵票倉翻轉、流向政治立場相當特異的候選人（尤其對主權議題不屑的候選人），顯示台灣的選舉幾乎完全沒有抵禦外力干擾的事實。

而最恐怖的是台灣的選舉缺乏核心價值的一面。此並非杞人憂天，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民主不但可以殺人，還可以滅國。而死在民主手下的民主國家，遠比成功存活下來的多上許多。

話一出，身邊馬上有人問我台灣這次的情況跟美國的川普或是英國的脫歐公投有甚麼不一樣？

呃，何止不同，根本就是天壤之別。

美國和英國的情況只能說是跌破眼鏡，而說穿了，只是跌破「左派」的眼鏡而已。事實上，川普的支持者族群，從美國建國以來就一直存在。美國自早就有反聯邦之爭，而有史以來美國國內一直都有強大的孤立主義的聲音（不然怎麼會在一戰、二戰時表態為中立國？）。川普當選，只是小幅度的政治版圖修正，並非甚麼驚天動地的打洗牌。這點從川普的總得票率輸希拉蕊2%多就可以看出。

而英國人（正確來說是不列顛人）百年以來對於歐陸各國的影響一直都有很深的疑心病。英格蘭王國早在16世紀就因為政治紛爭而從天主教教廷分裂出自己的英格蘭教廷。法國大革命前，英國是藏匿法國革命份子的主要根據地。而在十九世紀，英國人（以及美國人）又認為歐陸流行的民法系太過於僵硬，而提倡提升普通法（判例法）的地位，因此形成了有別於歐陸的英美法系（海洋法系）。而到了歐盟形成後，英國雖參與歐盟卻不願意加入歐元區，讓歐元央行干預其內政。

事實上，英國脫歐的得票率也僅52%而已，並非大家想的那樣排山倒海。

反觀這次在台灣，新北、高雄市長選舉，都是有實際政績的候選人和政黨在此兵敗如山倒；而台北市一位行政效率良好的市長，選戰竟然會打得如此辛苦。這次崛起的對手，幾乎都沒有施政經驗也沒有可行的政見。完全無法想像兩年前，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高於朱立倫將近兩成五）拿下總統大位，同時民進黨也第一次拿下國會多數，才執政不到兩年、而且沒有甚麼滔天巨浪的情況下，政治板塊竟然會有莫名其妙的巨動？

顯示台灣人對於選舉的激情下，是沒有甚麼真正穩地的價值訴求的，隨時隨地都可以被輕易操作，甚至做出明顯傷害自己國家主權的行為。

而台灣現在的政治情況，讓我想到了法國。

我說的法國，是五個法國，因為現在的法國正確的歷史定位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創立於1958年，至今僅有60年歷史。而第五共和國的創立是因為法蘭西第四共和的「反殖民運動」創造了許多的憲政矛盾（一個原因是因為殖民地的選民票不等值），因此最後前總統戴高樂出面將法國憲法打掉重練，終結了法國第四共和國。而第四共和國創立於1946年，至今也不過72年。

你或許會問，那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前三個共和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就是法國民主史駭人聽聞的地方。

法國大革命後，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而革命運動中的功臣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之後卻在國內政治動盪時發動霧月政變，隨後以第一督政的名義獨裁，隨後稱帝，終結了法蘭西第一共和。而拿破崙的第一法蘭西帝國在多年征戰後終於瓦解。隨後法國陷入15年的動亂，而此時保皇派崛起，法國大革命前的波本王朝復辟，1830年第二次法國大革命又擁護了奧良王朝登基，一直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才又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發生了甚麼事？

好死不死的，人民因緬懷拿破崙時期的榮耀，竟選出了拿破崙三世（拿破崙的姪子）當總統。而狗改不了吃屎，四年後，拿破崙三世奪權稱帝，建立了第二法蘭西帝國，至此，法蘭西人第二次的民主夢，又死在一位利慾薰心的獨裁者手裡。

第二法蘭西帝國國祚僅十八年，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後崩潰，法蘭西人終於建立了第三民主共和國。而這次還不錯，度過一戰，一直到碰上了納粹德國才淪陷，分裂成為與納粹友好的維琪法國，和戴高樂的流亡政府。隨後二戰落幕，流亡法國政府與盟軍收復維琪法國，才創立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這一系列事件告訴台灣人甚麼？

法國人的民主國家，第一次亡國是因為野心勃勃革命同伴捅了自己一刀；第二次亡國，是因為傻呼呼地將票投給了過去獨裁者家人，而又被自己人害死；第三次亡國，是因為遭遇強大外敵。人家是折騰了兩百多年，做了三次亡國奴，但是卻一直堅持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才建立了今天的法國！而不堅持核心價值，民主隨時都有可能滅國！

另外的案例，就是納粹德國的前身威瑪共和國，其總統為了打壓共產黨而擁護了法西斯主義的希特勒，最後民主自由就在希特勒的權力擴張下被消滅了。

要了解民主的起落，除法國的革命史以外，更有閱讀價值的就是美國的民主史。比法國第一共和早十六年建國的美國，說起來比法蘭西人幸運很多，建國後240年雖然政治動盪不斷，但是卻還不至於玩死自己。

而美國較法國幸運的一點，就是美國沒有拿破崙，領導其美國革命軍的總司令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選上美國第一與第二任總統後，期滿便回鄉養老。這種情操，在世界上的革命軍人中，是非常少見的。

美國建國初期為邦聯，並沒有強力的聯邦政府來統籌一個國家，一直到9年後才制定美國憲法，成立了美國聯邦。當時的美國國力非常弱，大英帝國雖然放棄了美國的主權，但是卻三不五時在海上抓美國人去英帝國充軍，同時也暗中資助美州原住民起義反抗美國聯邦。

對於英帝國（當時與法帝國為歐陸兩大強權）的欺侮，美國人一直敢怒不敢言。直到十九世紀初，英帝國以圍堵拿破崙政權為名在大西洋建立封鎖線，阻斷了美洲與歐陸的貿易。此舉對美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衝擊，至此，美國終於在1812年對英帝國宣戰，並且對英國的加拿大殖民地發動攻擊。而英帝國自然派軍對美國本土進行攻擊，出兵佔領美國首都和紐澳良市，並且焚毀了原本的白宮。

此戰爭史稱「第二次美國大革命」，英美打了將近三年卻沒有明顯勝負，最後終於簽屬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雙方決議自對方領地撤軍，回歸戰前的國界。

對於台灣的啟示？

大家以為台灣20幾年的民主「很年輕」，但事實上，美國向英帝國宣戰時，美國才成立不過36年，美國憲法才制定了不過25年。這三十多年來，美國還不是像台灣一樣是富裕的已開發國家，而是個被歐陸列強與其殖民地環伺、國內許多地方還是無政府狀態的水深火熱之中，每天外優內患不斷。

英國作為美國的殖民宗主國，十九世紀時一直野心勃勃地想要促使美國崩潰。1812戰爭前，英國就不斷資助美洲原住民去對美國發動游擊戰，戰爭時期，更擁護Tecumseh原住民邦聯獨立建國。美國國內的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原本就有反戰立場。不用說，在戰前英國也已動用其武力對美國進行貿易封鎖，斷其經濟命脈。一直到戰後，美國內戰開打，英國還資助南軍去跟北軍對抗。

跟台灣相比，當時美國面對的英帝國比台灣的政治情況惡劣地多，但是最後美國民主必須要選擇是否要群起對抗，還是受一世界強權的擺佈。而回顧歷史，當時美國民意確實群起反抗，也因此承受了沉重的流血代價。但是，也因為對英帝國的頑抗，1812年戰爭隨後的十年，在美國史上稱為「好感時代」（The Era of Good Feelings），因為抵禦英帝國外侮的作用，使得美國國內享受了的政治和諧和空前的凝聚力，直到1824年傑克森（Andrew Jackson）總統當選為止。

講句實在話，若當初美國人像台灣人一樣搖擺不定、成天內鬥，1812年早就被英帝國收復了，也不會有今天的美國。

不管是法國還是美國，我們看到的是為民主奮鬥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是數個世代的百年大計。國內永遠都會有不同的聲音，但是民主要能夠永續維持，多數民意必須要有強烈的核心價值，才能夠在動盪、戰亂中生存，甚至亡國灰燼中浴火重生。

台灣現在的政治現狀不是可笑而已，而是已國難當頭。

若兩年前大家才在慶賀台灣有機會邁向正常化、開始推動體制改革，結果不到一年多，民間竟然可以把票又投給過去的既有利益者，儼然法國第二共和的翻版。

法國第二共和的拿破崙三世表面上還表態支持左派革命，但是台灣這次勝選的候選人，其政黨高層曾多次表態支持中國統一台灣、否認台灣主權獨立，更有人曾多次用族群歧視的言語譏諷、侮辱台灣本省人和原住民。

新政府事情都還沒開始做，人民竟然已經忘了當初的不公義？

以台灣現在的政治透明度與清廉度而言，只要控制地區，兩年後靠綁樁、賄選，控制中央是指日可待。

這次選舉告訴我們，不要說忍受百年的國難去擁護民主，我們台灣人現在連支持兩年、四年、八年的素養毅力都沒有。如果連當「國家主權」和「人人平等」這最根本的民主國家基石都可以兒戲，可以在稍微一點政治操作下就完全翻盤，這國家已經注定不可能會有政治上的自主權。

【柱姐上菜－就是實在！】
柱柱姐回應施明德的六大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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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施明德先生願意承擔國家的重擔並接受人民的檢驗，這是台灣的幸運。一個曾經以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為目標的政治人物，如今願意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下為人民奉獻，是台灣民主政治的成熟，更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幾十年來努力的驕傲。我與施明德先生的看法或有不同，但是為國家找尋一個正確道路的心境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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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清楚地提出了他的六大主張。我必須要說，畢竟是曾經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政治人物，能夠不迴避、不閃躲地提出他的觀點，有其格局與堅持，值得肯定。相對而言，現任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卻是掩飾模糊其主張，另一位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也批評蔡英文的主張不清不楚。蔡英文主席面對這些民進黨前輩們的教誨，不應該慚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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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總統參選人，我呼應施明德先生的若干觀察，但是也必須要說出，施明德先生的若干主張，仍有不少盲點與必須調整之處。以下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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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需要在道德的基礎上和解，在理念的目標下與賢能者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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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主張「社會大和解、政治大聯合」。我完全同意政治需要和解，也需要合作。我也希望未來的政治競逐與政治評論，都不要再用族群、地域、階級、性別等議題來傷害民眾彼此的情感與認同。這是基本的道德，沒有這個道德不夠資格擔任政治工作。從政者必須有基本道德的認識，如此政治必可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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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政治的合作，我認為，不應是狹義的人與人、或黨與黨，而應是在同樣的理念、道路上的攜手合作。政治不是集體分贓，政府的組成也不一定是黨派的聯合，而應是「正確的道路」與「賢能的人才」組合。在我的心中，只問道路、賢能，不問黨派、個人，這是如果我當選總統後，在政府組成上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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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參選不拿國民黨一毛錢，全部依賴民眾的小額捐款 ; 我的參選不是為了一人一家一黨，而是為了全民謀福興利，未來我當選後的作為，也必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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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關係要和平發展，不能僅依靠台灣共識，而是需要「兩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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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認為「兩岸關係必須凝聚台灣共識」，但是我認為，兩岸關係要和平發展，不能僅依靠台灣共識，而是需要「兩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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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提出了「大一中架構」以及五點不可分開處理的原則。我個人對於「大一中架構」中「一中」不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表示肯定，但是這五項原則中並沒有清楚地處理兩岸主權的歸屬問題，也過於草率地處理兩岸的國際參與問題，因此在邏輯論述上是不嚴謹的。「大一中架構」曾於去年（103年5月27日）推出，但是北京官方次日即公開否定，這也顯示，施明德先生的兩岸關係主張是無法成為兩岸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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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岸關係上，我主張維持兩岸的法理現狀。目前的兩岸法理現狀，就是兩岸在「主權的宣示」（sovereignty claim）上都包括對方，雙方彼此都是憲政治權的政府。目前的法理現狀應是：「兩岸是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憲政政府」。兩岸關係不是大陸的「內政關係」（domestic relations），也不是「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是一個包合兩岸（ROC plus PRC）在內的「整個中國」的「內部關係」（inter-se relations），或通俗稱之為「特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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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與北京簽署和平協定。我已經提出簽署和平協定的五個原則：「恪遵憲法、平等尊嚴、整體推動、確保和平、民意為本」。為此，我已經推出了《對兩岸政治論述的說帖》。《中國時報》曾以社論表示肯定，並稱是「這近十年來，國民黨內難得見到的大開大闔、有厚度也有高度的兩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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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憲重於修憲，落實「權力制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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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主張當選總統後立刻以內閣制精神組織新政府，我認為這個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是否要完全採行內閣制，則是需要再討論與循序漸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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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國家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人民習慣，因此同樣的制度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所謂「橘逾淮而為枳」就是這個道理。作為一個在立法院長期工作者，我必須要說，內閣制的確是目前所有政治制度中，缺點較為小者，值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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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認為，不管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的憲法，其精神不僅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更要制約政府的權力。「權力制衡」是所有憲法應有的精神。今日我國憲法很大的問題就是「總統有權無責、閣揆有責無權」。我很早就在臉書公佈：我若當選即使修憲未通過前，我會率先地落實「權力制衡」，提名一位讓立法院接受的行政院長，讓立院享有實質的閣揆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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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行憲比修憲重要的多，行憲是培養人民如何遵從憲法，如何在實踐中去落實憲法應有精神的社會化過程。我希望大家不要認為只要有了好憲法，或甚麼制度，社會就可以平順的運作。威瑪共和的德國有全世界最先進、最完美的憲法，但仍舊出了個納粹的希特勒。可見，落實憲法的精神比落實憲法的條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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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宣示，如果當選總統後立刻以內閣制精神組織新政府。蔡英文在去年以前還曾經主張內閣制的黨主席，現在認為自己可能會當選總統，就迴避而不支持內閣制了。我認為，這樣反反覆覆的變形蟲式人格，不能算是政治人物，而只能稱之為政客。我不敢期望蔡英文也做類似的宣示，但是最低程度也應該做出，當選後尊重「權力制衡」的原則，讓立院享有實質的閣揆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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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需要的是「均富」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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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說，「台灣迫切需要『羅賓漢』總統」，這一點我有不同的意見。我完全同意施明德先生對於台灣貧富不均日益嚴重的觀察，也同意政府必須要做到正義的公平分配。但是我不同意「劫富濟貧」的簡單式思維，我主張，要把台灣餅做大，以及利用稅收、教育、社會福利等政策達到「均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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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羅賓漢」式的處理公平正義，有其浪漫，但也有侷限性及危險性。沒有基本的「富」，很難「均」得滿意。如果不能把餅做大，所謂的「公平正義」就會淪為「階級鬥爭」的口號。這幾年來，台灣有不少案例就是假「公平正義」為名，行鬥爭之實，這對社會的發展不好。不過，一般人的薪水收入也確實是沒有增加，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企業界也應該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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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富」不必然等於「不仁」，也可以等於「行仁」。我會從兩個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首先，我會從稅收上來增加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再來，我希望從「道德」的制度來鼓勵企業，希望能從「大家都生活在台灣，是命運共同體，都是兄弟姊妹一家人」的價值道德層面，透過政策及喚起良心來鼓勵企業多回饋社會，多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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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宣示「如有不明財產來源願受等同貪腐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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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認為，「貪腐是台灣的癌症」。我完全同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我支持對「來源不明的財產」應該追究。目前的法律也有若干規範，例如2011年於《貪污治罪條例》修法增列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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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堅決反對貪腐。我認為，做為一個國家元首，法律的約束固然重要，但是良知與自我約束更重要。古有名訓：「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我自己一生從政的經歷清清白白，我的所有財產，幾筆即可寫完，現有公開的名下財產已經可以證明我從政數十年來是如何面對金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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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國家領導人或政治人物願意自動把自己放在陽光下，必然可以帶動社會的良善價值。在此鄭重宣示，如果有任何不明的財產來源，我接受等同貪腐的批判，以及良知與法律的最大處罰。我也期盼施明德先生與所有總統參選人都能做同樣的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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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投不是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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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認為「立法院已墮落，新法典必須訴諸人民公投」。我認為，議會優先還是公投優先是一個政治學上可以辯證的問題。我們實行民主政治是要追求最大正當性，還是犧牲少部分人的權利？是要提升政治參與，還是過渡期望人民政策理性？是要透明同步的民意政策，還是破壞政策持續性？是要補強立法效能，還是使立法怠惰與程序扭曲？是要補救不彰的政黨功能，還是弱化政黨政治？是要對抗專家政治，還是使業餘凌駕於專業之上？是要穩定代議民主機制，還是破壞代議決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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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議會政治不是完美的，全民公投看起來浪漫，但是也不必然就是萬靈丹。我國現有的民主制度仍是「議會為主、公投為輔」。我期待更多優秀的立法委員能夠進入立法院，也希望社會的專業菁英能夠立法的過程。我認為，「公投」可以彌補制度的不足，但絕對不是完全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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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明德先生或許期望「畢其功於一役」，但是我必須要提醒施先生，公投與民粹有時只是一線之隔。我尊重您的浪漫，但是國家大事，可以如此簡單嗎？您主張要把「三百年都完成不了的法律…全盤性的一次修」，或者「不要甩邪惡的立法院，直接交付2018年全國性選舉，由全體台灣人民公投」，這些無論在實務上或學理上都沒有依據，我無法苟同您在這方面的政治判斷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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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對施明德先生的的參選表達歡迎與肯定。政治是需要理性討論的，我與您一樣，也陸續完整地提了我的政策主張，期待所有參選者的共同切磋、討論，共同為中華民國確立一條正確的道路。
#洪秀柱 #柱姐上菜 #施明德 #道路 #The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