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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0516】王大閎設計 國父紀念館落成

✍️1972年5月16日：臺北市仁愛路的國父紀念館籌建於1964年，「建築詩人」王大閎的原始設計圖充滿現代語彙，其後在蔣中正指示下，設計強化了中國建築特色，並在當年無人煙的東區漸漸成型。

國父紀念館1972年5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被視為當年大型集會場所建設的盛事；在千餘位首長及來賓熱烈掌聲中，興建委員會主委王雲五為國父紀念館落成剪綵、啟開正門；雕塑家陳一帆費時18個月，日夜刻繪籌成的孫中山銅像，同日由國父哲嗣孫科主持揭幕。

開館之初，主要目的為陳列國父革命文物，並配合部分展演活動，紀念館也成國內具備最多功能的社教文化中心，除了國家演藝廳、展覽場所等，另有專業圖書館。

隨著臺北市的繁榮發展，戶外的翠湖展演區和中山公園，已是東區最重要的休憩場所。（影片來源：聯合報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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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孔子廟禮門 1955.3.12 vs 2020.3.12

【歷史上的今天】3月12日是國父逝世紀念日，也是我國的植樹節。

上圖攝於1955年3月12日，擔任學生代表的北一女學生，在當天舉行的植樹活動中，於台北孔子廟的禮門（從大龍街側的黌門進入即可看見）外面掘地種樹。

下圖由張哲生於65年後的同一天，2020年3月12日，在同地拍攝。雖然昔日種樹地點已不見樹影，地面也早已鋪上石磚，不過這一帶仍能看到多株新植的樹苗，綠意盎然。

1925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抵北京後，隨即病發住進協和醫院治療，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9時30分，孫中山先生逝世，享年59歲。

1929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後，當時的農礦部呈請行政院，鑒於孫中山先生生前積極倡導國家造林運動以改善民生，明訂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之日）為中華民國的植樹節。於是，行政院通過「植樹節舉行造林運動辦法」，通令全國實施；每年到了這一天，便全國擴大舉行造林植樹運動，以實際行動來遵行國父遺訓。

1940年4月，國民政府明令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

1964年，在國父百年誕辰（1965年11月12日）即將到來之際，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並發揚其思想學說，我國政府開始籌建國父紀念館。

1965年11月12日，蔣中正總統親自主持奠基典禮，翌年公開徵圖，名建築師王大閎之設計圖樣入選，後又遵照蔣中正總統之指示在外型上加強中國建築的特色而修正設計。最後由毅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承造完成主要工程，並於1972年5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真巧！這一天剛好是我誕生的日子。）

1975年4月5日，蔣中正總統病逝，4月9日移靈至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仰遺容。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在國父紀念館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總統。

國父紀念館原隸屬於台北市政府，1986年7月改隸屬教育部，並合併台灣第一位女建築師修澤蘭設計，位於陽明山的中山樓，機關名稱從「國父紀念館管理處」易名為「國立國父紀念館」。

2012年5月20日，國父紀念館改由文化部管理，而陽明山中山樓則改由教育部所屬的國立臺灣圖書館管理。

20200225 黃偉民易經講堂

同樣是人，大家都有。

這是《周易》同人卦和大有卦，兩卦的精神。

也是中華文化政治理想的總目標。

孔子將這套理念寫成《禮運大同篇》，孫中山先生抄寫了，現今仍掛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大牆上。

只要是人，大家都平等，機會均等。不管膚色、種族、血統、貧富、階層、權勢，人人平等，大家都有。

武漢肺炎新冠病毒，做到了。

同樣是人，大家都有機會染到！

由北角佛堂的九十六歲老婆婆，到權傾北京習近平親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傳言都確診了。

病毒是不看權勢的。

全球生產鏈停頓，香港百業蕭條，不同階層都受到影響，收入都亮起紅燈。

這個時候，特首辦交給中央，給習近平看的抗疫報告，未到北京，先在《蘋果》刊出。令人震驚的，不只這樣的機密竟然外洩———是它的內容，林鄭的所思所想。

林鄭報告只有三大重點：

一，她不會放過曾參與罷工的醫生護士。她形容他們是反送中運動的激進份子，趁疫情鬧事，她不會容許「害群之馬」，留在醫院工作。

二，這是九月建制派立法會選舉翻盤好時機。特區政府藉有效處理疫情，贏取市民的認同和支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三，建制派沒有和特區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政府行列。而個別建制派人士更對行政長官，作人身攻擊，行政會議成員的表現亦強差人意。

這就是特首領導香港抗疫的精神！

瘟疫可怕，全港停擺，大部份人半失業，收入減半，但歷史上沒有永遠的瘟疫，苦日子，總有過去的一天。

但人心一壞，社會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價值淪喪，是影響一代風氣的。

領導人有影響社會風氣的責任。

《論語》衛靈公篇第三十一章：
子曰：
君子謀道不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說，作為一個君子，一生的追求，應是黑白是非，社會價值，人間公義；不應只花時間在搵食上，賺錢上。

因為，耕，只要肯做，總解決到饑餓溫飽的問題。學，只要肯學，讀書、手藝、工商百業，一定找到謀生的方法。

所以，一個君子，他只是憂心，社會腐敗了，價值淪喪了，黑白顛倒了。他並不會憂心貧窮生活等層次的問題。

林鄭眾叛親離，給中央的機密報告才會外洩。香港市民看後，都應該憂心，這個心術不正的行政長官，如何在瘟疫中，帶領七百萬人，走出血泊？

孔子從「同人大有」這組卦中，找到了終極的政治理想，在紐約聯合國大廳前的碑文中，也翻譯了《禮運大同篇》，「大同」，被譯成「最大的和諧」。

天火同人卦，上卦乾為天，代表了天道；下卦離為火，代表了人類創造的文明。

卦象上，乾天向上，離火也是向上走，所謂天火同人，方向總目標，都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們說的天人合一了。

人所創造的文明，完全吻合天道自然，人的所作所為，沒有偏離乾卦的天理。

天火同人，這個文明在下卦，只在民間基層發光，進入火天大有卦，文明已經在上卦，完全彰顯，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準則。

同樣是人，理應大家都有。但人人的背境不同，成長各異，價值追求可以有雲泥之別，如何能和洽相處，共同享受文明成果呢？

《彖傳》說：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人各有志，人人不同，追求不同，但只要是人，總有共通點的。

今日，人人都不想染上武漢肺炎，人人都希望身邊的人，家人健康。不理貧富，住半山還是住公屋，不理藍黃政見，生活習慣，社會階層，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性基本面。

人性，不理地域、膚色、宗教、生活習慣，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某些共同點。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找到這個「天下之志」，建立共識，就可以超越表面的不同。沒有人喜歡戰爭瘟疫，那麼和平健康就是人類的核心共同點。

通了天下之志，便有群眾基礎，有了群眾，個人理想才能夠實行。不論從商從政，打工創業，不能只用計謀討好「搞掂」你的老闆，便以為成功。

一個成功商人，一個成功政客，一個成功打工仔，關鍵是在自己的領域上，如何超越外表的不同，找出天下之志。

導演、明星、歌星、設計師、商人、政客，找出不同階層，不同背境，不同年齡的人的共同理想，便走紅了，便當選了！

像iPhone，找出了天下之志，中三學生拿它不覺奢華，李澤楷用它又不會寒傖，這個生活用品，超越了年齡和社會階層。

《同人卦．大象傳》：
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

孔子不說天在火上，也不說火在天下，而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天與火」。因為兩者根本不能分開。

乾卦象徵的天理，和離卦象徵的人類文明價值，是完全合一的。

人行天道，人人都可以參與，不分上下。

這便是同人卦的象。

從這個象，君子學懂了類族，辨物。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戰國時代，群雄都想掃盡各路諸侯，統一天下。

梁襄王在梁惠王死後登位，見了孟子劈頭就問孟子：
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

他問：天下要怎樣才得安定呢？
孟子答他：定於一。

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廢柴，以為孟子說的一，是統一的一。

所以，又再問：誰能統一天下呢？

他想問孟子，有乜好計統一呢？

孟子說的一，是王道政治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

梁襄王誤會的，以為是軍事力量，霸道的統一。所以問：誰能一之？

孟子答他：
不好殺人的國君，就能一之。

爭霸的人都好殺，不用戰爭手段的人才能一之。不靠武力，而是用人同此心的「同人」方法。

但梁襄王不明白，再問：
孰能與之？

與，即參與。那有誰來跟隨他呢？

孟子答他：
若行王道政治，天下人都願意參與的。

這就是《大象傳》天與火的「與」字的微言大義。

這就是「同人」的精神，也即是孟子所說的，「定於一」的一。天下莫不與也。

你懂得禾苗的情況嗎？

當七八月間，長期不下雨，禾苗就自然的枯槁了。

假若一陣烏雲出現，落起大雨來，禾苗便生猛咁生長起來。像這樣，那有誰能阻擋得住？

如今的國君，沒有一個不好殺的國君，天下老百姓都伸長條頸等他解救了。好似水向下奔流一樣，誰又擋得住呢？

天下莫之不與也。

這是《大象傳》說的，天與火，這個同人卦象，君子由這個卦象明白到：笸子以類族辨物。

類和辨，都是動詞。

族，是族群；物，是物種。

世上眾多族群的種，都是歷史和自然環境發展而成。在大同世界，我們必須和不同的族群接觸交流，和諧相處。不能因非我族類而產生衝突。

每個族類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特色，但即便這樣，但卻一定有某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點。

我們要仔細辨析，透徹鑽研，才能夠跨越不同文化，建立溝通合作的基礎。

所以，文化進程上，必須要經歷同人，才會進入大有這個境界。

在今日世界的紛爭，皆基於人心，覺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魔，便停留在互相懷疑的階段。

我們要走向「同人大有」的大同世界目標，關鍵的辨物，是心。用《周易》同人卦的「同理心」用來辨物，標準是眾生平等的胸襟。

《序卦傳》說：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有，有均富之義，不但富，而且均，大家都有，社會就不會爭執了。當一個社會貧富懸殊，這個社會就無法穩定了。

均且富，才能消弭爭端，代替師卦比卦，用武力強權，解決人際紛爭的今日困局。

https://youtu.be/g13Fmq2TG_U

陽朔西街，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陽朔縣的一條步行街。位於陽朔古鎮中心，寬約8米，長近800米，略呈東西走向，東到濱江路，西到蟠桃路，中間與縣前街、城中路交匯。歷經1400多年，是陽朔最古老最繁華的街道，也是陽朔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明城牆、碑刻、古寺、古亭、名人故居、紀念館等這些古老的建築保存皆較完整。西街，曾是孫中山先生演講的地方，藝術大師徐悲鴻也曾居於此，1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曾在此留下足跡。590年（隋開皇十年）設置陽朔縣時，縣城就已有一條長約200米、寬約5米的街道。當時街上只有幾家經營日用品的店鋪，居民大部分是農民。西街真正始建於1674年。早期的西街不長，得名緣於其地理位置。陽朔縣城在元代至正年間築成石頭城牆後，以縣衙前的街為署前街，與從東到西的一條橫街相接，往南至碧蓮峰下一段則為小巷，東邊一段通灕江邊城牆，與南街相接，後來把這一帶通稱為十字街，往西街一段最長則叫西街。當年的十字街部分是縣城繁華的商業中心，四大商家各踞十字路口一角。這裡有經營日雜煙酒的萬利祥，有經營南貨土產出名的陳公興，另有蒲同昌和元安商號，都是實力雄厚的粵商。另外本地商家劉來興等，他們對陽朔的經濟生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抗戰勝利後，十字街商業中心逐步走向衰落。後來，修了桂林至荔浦的公路後，西街人為了出城方便將城牆拆開一段直接公路，並在旁邊修建有最早的汽車站。並把東邊直到西城邊的一段改稱西馬路。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叫西街，只是文革期間因避忌“西”字而改稱東風路，取其“東風壓倒西風”之意，直到1982年才得以恢復舊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陽朔對外開放，西方遊客發現了西街，同時，他們對當地古樸典雅的民居和傳統文化、民風民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從此，每年到西街觀光、休閒的境外旅遊者超過數十萬人次。他們有住幾天、十天半月的，也有住一年幾年的，有的乾脆在西街成婚、開店。西街成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洋人街”，超越地域的“地球村”，規模龐大的“外語角”。陽朔西街全長近800米，大理石路面，呈彎曲的S形，房屋建築古色古香，地方特色濃厚。用本地產的檳榔紋大理石鋪成，暗青油亮，兩旁是清代遺留的低矮磚瓦房，白粉牆紅窗，透著嶺南建築的古樸典雅。西街的建築大都是六七十年前的老房子，也有一些是明清時期的，所以歷史比較久遠。西街的街道用大塊的石板鋪成，也頗有歷史韻味。1984年經初步改造，建成了古樸典雅的旅遊文化街。1999年到2004年，陽朔縣又完成了保護性整治，使整條街道建築凸顯出“小青瓦、坡屋頂、馬頭牆、木門窗、吊陽臺”式的桂北民居特色；與桂花街組成並行的步行街，頗具特色。戰時駐桂林的美英盟軍人員也經常到陽朔來，西街成了多國人員的集散地。當時的陽朔縣城由人口由2500多人猛增至10000多人。這是陽朔西街在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解放前，何香凝、柳亞子、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革命者及文化名人都到過陽朔，藝術大師張大千、徐悲鴻、齊白石、黃賓虹都在西街住過，創作了大批山水畫。從50年代至今，將近有40多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到西街參觀遊覽，美國前總統卡特夫婦還騎自行車在西街觀光。歷史上的西街除了幾家店鋪外，居民大多數是農民，相當長一段時期保持著“半是鄉村半是店，可為生意可為耕”的半商半農狀態，使西街人形成了城裡人豁達和鄉里人忠厚的雙重性格。西街，已經成了陽朔主要的旅遊服務街，街中有眾多的工藝品店、書畫店、旅館、咖啡廳、酒吧、中國功夫館。但西街人仍保持著忠厚淳樸的品格。

孫中山紀念館Dr. Sun Yat-sen Museum位於香港香港島中環衛城道7號，前身是何東胞弟何甘棠的住宅甘棠第，於2010年11月12日列為法定古蹟。紀念館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分館，介紹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生平及他與香港的關係。紀念館於2006年12月12日（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後1個月）正式開幕。甘棠第建於1914年，由香港富商何東之二弟何甘棠興建，何甘棠亦於1950年在此終老。1960年，甘棠第售予鄭氏家族，其後鄭氏又轉售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作教會的聚會場所。1990年，甘棠第被古物諮詢委員會列為二級歷史建築。2002年，教會曾計劃拆卸改建，結果引起中西區區議會及居民強烈反對，政府亦認同甘棠第的歷史價值，最終出手以5,300萬元收購，並預算動用9,100萬元進行修葺，作為孫中山博物館。甘棠第在2010年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甘棠第樓高4層，屬愛德華時代的古典建築風格。一、二樓設有弧形露臺，以希臘式巨柱承托。外部色彩斑斕的玻璃窗、陽臺牆身的瓷磚，以及室內的柚木樓梯均保存良好。甘棠第是香港其中一座最早以鋼筋構建，並裝設供電線路鋪設的私人住宅，亦是香港現存少數的建於20世紀初建築物。房間的天花均飾有以金箔點綴的灰塑鑲板，而主樓梯及其他當眼位置亦裝設了色彩斑斕的玻璃窗，並以當時流行的新藝術風格圖案作為裝飾。甘棠第於一九一四年興建，以第一任屋主何甘棠的名字命名。何甘棠（一八六六至一九五〇年），別名何啟棠，又名何棣生，是何東爵士的胞弟。何甘棠不但是傑出的商人，而且也是著名的社區領袖和慈善家，在二十世紀初的華人及歐亞裔人商界中地位顯赫，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建築物的牆身由紅磚築砌，門窗四周飾有花崗石，露臺建有精巧華麗的鐵製欄杆。建築物內部富麗堂皇，糅合了巴羅克及洛可哥風格的建築特色。地庫至二樓以寬闊華麗的樓梯連接，梯上設有精緻的扶欄。孫中山先生雖然未曾踏足過甘棠第，但他與甘棠第的原主人何甘棠卻有不解之緣。何甘棠生於1866年，與孫中山先生是同年，兩人均曾就讀於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並同於1886年在該校畢業，所以他們兩人原是同學。何甘棠的長兄何東更曾襄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系統（Central-Mid-Levels Escalator and Walkway System）是往來香港島中環至半山區的行人交通系統。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系統由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府興建，原意是為方便半山區居民往來中環商業區，並紓緩半山區狹窄道路的繁忙情況。系統耗資2億4,000萬港元興建，1993年10月15日啟用，估計每年所使用的電費約500,000港元。計劃原興建6條類似的扶手電梯系統，後來興建中途發現嚴重超支問題，最終只完成了興建一條便沒有繼續該項計劃。扶梯系統全長800米，垂直差距為135米，由20條可轉換上下行方向的單向自動扶手電梯和3條自動行人道組成，連接有蓋行人道和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街市為起點，沿閣麟街、荷李活道、些利街、摩羅廟交加街、羅便臣道，終點為干德道。根據《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此系統是全球最長的戶外有蓋行人扶手電梯。完成整個旅程需時20分鐘。

為了紀念黃飛鴻這位傑出的武林宗師，佛山市文化部門於2000年開始籌建黃飛鴻紀念館，這年5月紀念館奠基，經過九個月的努力，紀念館落成。黃飛鴻紀念館坐落在佛山市區中心、著名旅遊名勝地祖廟的北側，有一座兩層仿清代青磚鑊耳建築。總占地面積五千多平方米，整個紀念館為兩層兩進深三開間仿清代鑊耳式建築，內設陳列館、影視廳、演武廳、演武天井等。陳列部除了介紹黃飛鴻的生平事蹟，還全面展示了近70年來圍繞黃飛鴻而產生的各種文藝作品以及上千件珍貴文物。籌建黃飛鴻紀念館期間，得到海內外有關人士的鼎力支援和幫助，他們為紀念館提供、捐贈了千余件有關黃飛鴻的歷史圖片和珍貴實物。黃飛鴻紀念館的建築藝術體現了中國古代建築，尤其是嶺南古建築的傳統和氣派，保存了傳統民居的合院式建築規範，從梁架、柱礎、磚雕，簷板、屏風，門窗到欄板等建築構件，均用徵集舊料，以保留歷史風韻。黃飛鴻紀念館建築採用二進三開間加連廊的佈局，是採取黃飛鴻在世時（即清代中葉至民間時期）佛山民居、祠堂的建築樣式。頭門是二層的門樓，一明兩暗的佈局，二進演武大廳是紀念館的主體建築，需要步上三步石級，取步步登高之意。演武廳是二層一正兩偏結構，硬山頂，鑊耳式封火山牆，正脊採用博古脊式，體量比門樓大。門廳的第二層也作一正兩偏結構，硬山頂，鑊耳式封火山牆，正脊採用博古脊式。二樓正間為大型木雕仁者飛鴻。建築構件和裝飾工藝，木雕、磚雕、石雕和灰塑堪稱黃飛鴻紀念館的四絕木雕，頭門一套門夾石和趟櫳是完整從珠江三角洲一帶徵集得到的百年古物，高曠寬大，氣宇軒昂。門廳用四扇屏風作為中門，這套鑲嵌彩色玻璃的透雕屏風，即使在高檔次的佛山民居也難得一見。兩個次間和連廊一體用屏風門隔斷，可開合，具有靈活性，通體雕花鎦空，是當代仿清代木雕的傑作。演武廳的木雕大掛落是徵集的清代文物，題材是象徵富貴吉祥的《牡丹鳳凰》。室內窗採用木雕滿洲窗，為滿周窗，以木雕花藤纏繞裝有色玻璃製成，可翻動，是清代至民國時期高檔嶺南建築不可或缺之建築裝飾。磚雕，正門山牆上嵌兩幅磚雕都是精品，是數年前修梁園時徵集得來的清代嘉慶時物，以花鳥為題材，百花盛開，鵲啼雀躍，一派升平氣象。門前一對石獅子，是清代嘉慶二十三年（1888年）的佛山石雕作品，從祖廟藏珍閣移放黃飛鴻紀念館作門前獅。
黃飛鴻(1847年7月9日—1924年12月)，原名黃錫祥，字達雲，原籍南海西樵祿舟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初九生於佛山，他是嶺南武術界的一代宗師，也是一位濟世為懷、救死扶傷的名醫。1924年8月，廣州商團總長陳廉伯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乘孫中山北伐，在廣州發動武裝暴亂，縱火劫掠。黃飛鴻與其繼室莫桂蘭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寶芝林連同劉永福寫給他的牌匾和他唯一的照片亦毀於戰火。黃飛鴻經不起沉重打擊，因而憂鬱成疾，是年12月不治去世，終年78歲。黃飛鴻身後蕭條，貧無以殮，幸弟子鄧秀瓊為他料理後事，葬於白雲山麓。黃飛鴻可以說是佛山的一個代表人物了，他所帶給全中國乃至全華人的不僅僅是幾套拳法腳法，更多的恐怕還是那種俠義精神文化以及憂國憂民的情懷，這種影響通過影視劇等各方面的渲染，將其塑造成一個神化的人物，其文化上的意義影響極為深邃。如果說關德興的演出奠定了黃飛鴻的完美形象和深遠影響力，那麼90年代末徐克、李連傑合作的黃飛鴻三部曲更加深刻的對其進行了現代化的改寫，使其處於變革時期的文化衝突以及思想掙扎的形象更為突，黃飛鴻，似乎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也從一個高度上對其進行了人性化。所以，黃飛鴻這個人物能具備成為中華武俠人物的氣質。除了武學，黃師傅對舞獅文化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使其真正成為了一種極具地域特色的傳統文化。在黃飛鴻紀念館，有精彩絕倫的舞獅表演。三獅爭鋒、雙獅采青、單獅過橋，一系列的醒獅高樁絕活展示。武術表演更是集中了長拳、洪拳、棍術、劍術、九節鞭，讓人眼花繚亂，真正讓人感到“武術之鄉”奪人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