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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敢問誰最值得信賴｜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不論明成祖大遣使團下西洋的目的為何，欲擴展明朝中華朝貢體系達至頂峰，維持南海的勢均，獨尊大明天朝的宗主國地位，以及確保東西海上貢道的暢通與安全，是明成祖所極為關注的事情。況且尹慶和鄭和之下西洋，正是擴展中華朝貢圈影響力至印度洋之際，對馬六甲海峽這條國際航道的梗塞問題，不得不重視。

曾經輝煌一時的室里佛逝（三佛齊）勢衰之後，馬六甲海峽海盗頻生。洪武中期又發生「三佛齊乃生間諜」之事，而爪哇滿者伯夷的崛起，更是常常阻擾海外諸國與明朝的貢舶往來。

蘇門答臘的舊港，當時是華人港主（中國文獻謂之為「逃民」）梁道民所控制。《明太宗實錄》記載，其時「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王賡武〈沒有建立帝國的海商〉推論，這些人可能是宋元中國商民的後裔，但入明以後，明朝頒布海禁政策，他們反而成了受害者，形成被迫流亡海外的武裝、非法的海商貿易集團。

明成祖即位後，積極於招撫這些海外「逃民」，但對他們仍有所顧忌。1405年（永樂三年）明成祖派遣孫鉉出使南海諸國，「挾梁道民子二奴俱來」，梁道民才肯受詔。但是，舊港的控制權落入另一華人頭目陳祖義之手。陳祖義不愿服從於明朝的招撫政策。同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陳祖義「來犯」鄭和舟師。鄭和出兵與戰，大敗陳祖義。根據《明實錄》的記錄，當時鄭和軍隊「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並生擒陳祖義回朝伏誅。

1405年鄭和之下西洋，欲順利航過馬六甲海峽，最大的顧慮就是舊港的華人集團是否阻礙其通航。陳祖義之「來犯」鄭和舟師，亦是此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結果。中國文獻把陳祖義視為罪大惡極之海賊，而「殺賊黨五千餘人」，這是一場何其慘烈的戰爭。

伏誅陳祖義，明朝任命另一位頭目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但誠如《明史》所記，「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說明施進卿具有雙重身份，而且血戰後的舊港，「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

至於爪哇滿者伯夷，當時其地已分裂成東、西二王的爭戰局面。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時候，正值爪哇西王攻滅東王治所，鄭和隨員欲登岸做貿易，反被爪哇西王兵殺害了170人。這大概是鄭和首次遠航所遇最窩囊之事了。

兩年後（1407），爪哇西王遣使來朝「謝罪」。明成祖怒斥西王「違天逆命」，並告諭爪哇，明朝本想派兵討伐，適其使臣來請罪，看在爪哇西王「能悔過，姑止兵不進」。但，爪哇必須貢輸黃金六萬兩，作為殺害170名鄭和官軍的賠償。「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一年後（1408），爪哇西王遣使僅帶了黃金一萬兩，前來謝罪。明朝禮部官員以賠償數額不足，要求懲治。明成祖卻寬宏大量地以「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免除了爪哇西王之罪。然而，用常理設想，明朝對爪哇這種不守信諾的朝貢藩屬國，怎不心存芥蒂。

南海諸國之中，在明太祖洪武年間與明朝關係相當密切的暹羅，其入明朝貢，主要是覬覦貢舶貿易的經濟利益。然而，日愈強大的暹羅，在明成祖永樂初期屢次阻撓滿剌加等國向明朝朝貢和受封。明成祖對暹羅也常有訓斥和不滿。

這是1405年鄭和下西洋之時，南海諸國與中國海外關係的大略情勢。舊港、爪哇、暹羅，雖然都具有東西航道中途站的條件，但對明朝中國而言，都是心存芥蒂之地。鄭和下西洋要選擇最值得信賴的候風中繼地，看來唯有另外從馬六甲海峽的新興小國中去尋找。積極表示誠信，又想借助中國之德威以自重的滿剌加，會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孟子嫌棄妻子在家裡裸身 孟母為何狠批兒子｜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到了戰國，亞聖孟子的出現，無疑給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和孔子相比，孟子沒有那麼多的花邊新聞，和他有關的女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他的母親，而另外一個是他的老婆。兩點一線，標註了這位聖人的人生軌跡。孟子的母親是孟子人生的主角，而他老婆是配角。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位歷史上最偉大的（注意不是之一）母親的生活。

孟子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他生於公元前372年，死於公元前289年。據考證孟子出生在鄒城郊外馬鞍山下鳧村。

孟子的母親姓仇，父親名叫孟激，字公宜。據《天中》記載：「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祥雲自泰山來，止於孟宅上空，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閭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偉人出生時都會有些祥瑞這不過分，但是孟子出生時的祥瑞很有可能是孟母編造出來的，這並不是什麼吹噓，而是孟母對於兒子的一種期望，就像是許多望子成龍的母親一樣。

而孟母懷孕時，嚴守著古時先賢的規矩，前邊我在《周興三母》中介紹過周文王的母親胎教的一些故事，而孟母完全效仿之。《韓詩外傳》（註釋1）就記載了孟母說的一段話：「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子出生了，是個健康的男孩，但是此時孟子的父親卻要遠走他鄉。原來孟激是個懷才不遇的士人（低級知識分子），他為光耀門媚，拋別嬌妻稚子，遠赴宋國遊學求仕。

可是三年後，孟母得到的卻是丈夫客死異鄉的噩耗，從此，孟家沒有了頂樑柱，而這個女人要獨立承擔起生活的重擔。

從此在孟母的心中，她的一切精神寄託就是要培育自己的兒子成才，讓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男兒。

我們今天許多家長都在為孩子擇校，花費很多金錢，就是想讓自己的孩子獲得一個學習氛圍好的環境。

本人從小上學自由散漫、吊兒郎當，家裡又沒啥錢擇校，自然從小學到高中所上的學校都不是最好的，也理所當然的沒有經歷過那種最好的學習氛圍。但是有一點我是承認的，就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那些名校畢業的孩子比我的英語要好（本人大四才過的英語四級），就是因為人家天天都是純英語授課，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較好的英語環境下。而我的英語老師要照顧大多數同學，不可能實現全英語授課。

這就是環境對於一個孩子的求學歷程的影響，很多望子成龍的母親不惜花費重金為孩子選擇最優秀的學習環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早在兩千多年前，一位母親就已經有了這種意識，她就是孟母。

孟子幼年時候，住在墓地附近。孟子總能看見喪禮和埋死人的一些過程，便和周圍的小朋友常常挖坑，假裝埋人，以做遊戲。孟母看見這種情形，長嘆一聲，說道：「這不是我們應該住的地方。」孟母帶著孟子搬家了，常和孟子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們怎麼也不會明白，為什麼孟軻要走？大家在一起玩得不是很愉快嗎？其實連孟子自己也不大明白，不過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們的天性就是模仿和玩，很快孟子就忘了暫時的不愉快。　　

而孟母搬家到了一座集市的旁邊，很快孟子又和周圍的小朋友打成了一片，他們一撥人扮演商販，一撥人扮演買東西的人，討價還價，錙銖必較，都開心極了。孟母再次搖了搖頭，看來這也不是我們能居住的地方。

孟母又將家遷徙到學宮附近，這樣一來，孟子在遊戲的時候，就學揖讓進退等禮節。孟母認為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來，這是有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很多人質疑過孟母的做法，一個人的成功難道與環境的關係這麼大嗎？這個問題我覺得要從什麼角度去考慮，如果是從自己的角度上，我覺得更應該處於一個更為困難的環境中去磨煉自己的意志。

可是孟母是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去考慮的，而且她要面對的是她年紀幼小，不知是非的兒子，現代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基本人格是在六歲以前基本形成的，從此根深蒂固。孟母重視孟子少時的環境是無可厚非的。

孟母作為一個母親，真正成了歷史上的一個標誌，是因為她為後世的母親們做出了表率。

首先她要面對的是拮據的生活，一個寡婦帶著一個幼小的兒子，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孟母要獨立承擔起這個家庭的一切。孤立無援的孟母開始了坎坷的人生旅途。她要憑著自己的雙手謀取衣食所需，更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唯一的兒子教養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孟母每天靠織布含辛茹苦地為兒子積攢著每一文錢，但是年少的孟子卻惹得母親大怒，她把這些剛剛織好的布全部毀掉。

原來孟子從小就很聰明，但是聰明的孩子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貪玩。

孟子就屬於那種一學就會，但決不再溫故知新的孩子，有一天放學，孟母正在織布，便問道：「你學的咋樣啊？」孟子隨口說道：「湊合吧！」

孟母一聽大怒，隨手拿起一把剪刀，將織成的一段錦絹咔嚓咔嚓，攔腰剪成兩段。要知道，這布料可是孟家的唯一的經濟來源（當時士階層是沒有地種的），可是孟母卻把好好的布料剪斷。

孟子害怕了，他從沒有見過母親發這麼大的火，他知道母親這是動了真火了，可是他卻不知道自己哪錯了。孟子驚恐地問：「為什麼這樣做？」

孟母說：「你不好好學習，就像我把織著的布剪斷一樣。做君子要想成名，必須要博學不能讓人問倒，只有這樣才能居住的安寧，活動也可遠離危險。今天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將來肯定要去服勞役，而那樣就離禍患不遠了。這個就像我們現在以織布為營生一樣，如果半途不做了，那我們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啊！而沒有了吃的，女的少吃兩口沒事，而男人就會道德敗壞，去偷去搶，然後被抓進監獄，服苦役！」

我敢說，孟母說的一大半孟子都沒聽懂，但是他知道了母親的憤怒，還有就是他看見過那些被抓的小偷，他們的下場非常悲慘。

對於孩子的教育，不過是兩種方法，嚇唬和哄。孟母這段剛中帶柔的敘述，讓孟子對自己的學業再也不敢懈怠。

而孟子也很快有機會得到了名家的指點，當時孔子的孫子孔極（字子思），正在曲阜設館教授六藝，遠近學子紛紛負笈前往就教，孟子十五歲時，在孟母的鼓勵下，孟子由鄒城來到了曲阜。孔極看到孟子非常喜歡，他曾對左右說：「孟孺子性樂仁義，言稱堯舜，世所稀有也。」孔極也把祖父的畢生所學毫無保留的傳授給了孟子，孟子繼續發揚著刻苦學習的精神，埋頭苦讀了五年，學問德業，突飛猛進，終於領悟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終成一代名家。看到孟子成才，孟母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下了。

窘迫的生活，也隨著孟子的成名而得到了緩解，這就像是成名的朗朗（鋼琴家）和周揚（短道速滑冠軍）一樣，他們都曾經窘困，卻又都因為成功而不再窘困。

這時孟子已經到了適婚的年齡了，孟母也為孟子選了一位妻子。孟子結婚了，可是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和諧。

孟子每次進入私室，都見到妻子裸袒身軀走來走去，孟子認為妻子不賢，所以就不再進兩人的臥房了。孟子的老婆見到丈夫和自己如此見外，便去要求婆婆放自己回娘家。

孟妻說道：「妾聽說夫婦之道，私室裡是不應該相互避諱的。而現在我在房中裸露了一些，夫君就認為我墮落而不高興，這根本就是拿我這個媳婦當外人。婦人之義就是要照顧好丈夫，現在夫君他要搬出去住，外人聽來還以為是我不賢惠。我還是回娘家算了吧。」

婆媳問題一直是困擾著家庭生活的一大弊病，而孟母是最早做出這種良好婆媳關係典範的母親之一。她沒有維護自己的兒子，而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兒子的那種所謂的正道思想。

「你說你的老婆不守禮儀，那好，禮儀之一，進門前要問問有沒有人在，這是一種尊敬。上堂前，聲音要故意放大，這是為了告訴別人自己來了。入戶的時候，不應該抬頭，這是為了避免看到不該看的。現在你去了你們夫妻的私房之中，入戶卻不做聲，你老婆裸體在內，你卻看了個滿眼，還說人家非禮，你這是哪家的道理？」

得，孟子一聽，這是母親挑理了，想想自己也確實有雞蛋裡挑骨頭的嫌疑，本來是想給妻子來點猛料立威，結果卻把自己給絆倒了。孟子也挺識趣，去向老婆承認了錯誤，一件生活中的小插曲就這樣被孟母輕易地化解了。這就是水平，清官難斷家務事啊，可是能斷家務事可就不只是清官了，絕對有水平。所以《烈女傳》上說：「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上面的故事，作為一個母親來說，只是她人生要經歷的每一個階段而已。

一個母親是不是真正的偉大，在於她是不是真正瞭解孩子所想要的東西。而孟母知道孟子追求的是什麼。

當初，我可以到外地去上一所更有名的大學，但我選擇了留在天津上一所普通的大學，而一份外地的工作會使我得到比現在工作高四五倍的收入，但我依然選擇留在天津，這是因為我的父母都在天津，這裡是我的家。而我的很多同學都願意出來闖蕩，他們大多現在都有了屬於自己的新天地，比我混得強多了。

「父母在，不遠遊」和「好男兒志在四方」這兩句話，永遠是充滿了矛盾的。不遠遊是為了孝道，而出去闖蕩是每個年輕人的理想。

孟子就在這兩難的選擇中決定留下，他把自己的仕途選在了離自己家鄉很近的齊國。孟子多次向當政者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齊宣王雖然以年祿十萬鐘來酬謝孟子，卻不肯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對此，孟子總是搖搖頭說：「君子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最痛苦的莫過於自己的理想難以實現，而孟子選擇留下是因為母親，那個為自己含辛茹苦了幾十年的母親。

而孟子每天鬱悶的表情讓孟母有所察覺。她問兒子，為什麼事情而擔憂。孟子敷衍稱自己身體不舒服。過了幾天，孟子又長嘆了一聲，被孟母聽見了。孟母又問兒子你為什麼嘆氣啊？

孟子終於吐露了自己最真實的想法：「我聽說，君子應該稱身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從我的政見，就不應該再侍奉他。聽了我的政見而不採納，就應該不再踏入這個朝廷。現在齊王不用我的治國理論，我想走，但是母親您已經老了，經不起顛沛流離，不能跟我一起走啊，我是為這個事情在憂愁。」

孟母此時淡然處理了這一切，她說：「婦人的禮儀是什麼？精五味，擅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而婦人應該遵從三德，也就是少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天你已經長大成人了，而我也老了！你應該去做你應該做的事情，而我應該繼續遵守一個婦人的禮儀。」

很多現代女性都在批判孟母是個老思想，舊觀念，試問今天女性的新觀念有誰比她更偉大呢？

我感覺，孟母的這種任由兒子發展不想拖累他的想法也是非常具有現代意識的，和那些現在還在用養兒防老那種老思想看待生活的老年人相比，是那麼超前。孟母的想法是無私的，她把所有的愛都給了自己的孩子，給了孩子所崇尚的事業。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母愛所能表達的了，母愛其實更多的是一種私愛，而孟母的愛是一種博愛。

孟子走了，帶著對母親的不捨，他帶領門徒遊說各國，雖然他的結局和孔子十分相似，都沒有能得到君王的認可。但是他做到了把儒家文化發揚光大，《孟子》有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這都是孟子留給我們的巨大財富，而這都與他那位歷史上最偉大的母親有著巨大的關係。就在孟子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情時，孟母去世了，她歸葬馬鞍山。如今在山東省鄒城縣北二十里的馬鞍山麓，還留有古柏森森的孟母墓，歷代都有人捐石刻頌揚她的堅貞志節與慈母風範，還有人出資在此建了孟母祠。

這是人民對這位偉大母親的懷念，她就像是標識，在孟子的不同階段為孟子指出了前方的路，她又像是一支蠟燭，照亮了孟子的前程，卻也燒乾了自己。

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臨終前幾年，突然對周圍的人說，我昨晚夢見媽媽了，從季羨林的諸多散文中，我能看出他對於母親的感情，我們雖然無從得知季先生早年時的生活經歷，但是我知道一位同樣偉大的母親也用自己的微光照亮了季羨林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孔子說他常常能夢見周公，孟子呢？他是不是應該經常能夢見自己的母親呢。

是，也不丟人。因為孟母並不比周公差多少！

註釋1：《韓詩外傳》是一部由360條軼事、道德說教、倫理規範以及實際忠告等不同內容組成的雜編，一般每條都以一句恰當的《詩經》引文作結論，以支持政事或論辯中的觀點，就其書與《詩經》聯繫的程度而論，它對《詩經》既不是註釋，也不是闡發，而是實際運用《詩經》的示範性著作。

原文載於《稗官女史》，作者：尹劍翔，出版社：現代教育出版社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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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下西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初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鄭和七下西洋，歷時28年。其規模之大， 艦隊之壯，誠為明代一大盛事。然而，明朝成化年間，朝廷一批忠義之士如劉大夏等人，以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為由，把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官方檔案冊牘藏匿起來，甚至銷毀，「以拔其根」（此舉亦與成化時宦官用事的政治斗爭有關）。以致今天，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情況，難窺其全。加上明代中晚期以來，後代小說、雜劇、傳說的渲染，以及鄭和神格化的塑造，成了海外華人移民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的形象更顯傳奇。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一直是學術界熱衷討論的話題。《明史》、《明書》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范文瀾贊成這樣的說法。但是，向達和尚鉞卻認為，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組織軍事聯盟，以牽制帖木兒帝國對中國的威脅。

以上這兩種說法，至多只能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有關聯，無法解釋明成祖何以連續二十餘年皆敕命鄭和下西洋。明代朱國楨《皇明大政記》：「建文仁弱，帝座一傾，窜入蠻夷，其何能為？文皇（即明成祖）豈見不及，乃搖於聲影，有此舉動？」

至於牽制帖木兒帝國的推論，從史實上看，帖木兒確曾於永樂三年(1405)率大軍20萬，打算東侵中國。但在征戰的路途中（在訛答剌，即今土耳其斯坦東南面），帖木兒死了，罷兵。因而，若說鄭和下西洋是為了牽制帖木兒東侵，其論說的牽強性就在於當鄭和屢次下西洋時，帖木兒帝國對中國已無甚威脅了。

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較有力的論說，主要有二。其一、政治因素：如同《明史》所言，鄭和下西洋是「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以樹立明成祖個人的威望及確立其得位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明朝皇帝希望透過下西洋的招諭，以海貿之利誘，把海外諸國的往來關係置於大明天朝禮治天下的朝貢體制內，建立和平友好的宗藩關係。

其二、經濟因素：鄭和下西洋是有利可圖的，它是由官方宰控及壟斷海外貿易的「取寶」，進而掀動朝貢貿易的活絡。

回顧鄭和研究，近代中國學者研究鄭和，開其端者，應是梁啟超。1904年，梁啟超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文中，梁啟超以鄭和比對哥倫布，指說中國也「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給予鄭和下西洋高度的評價和贊嘆。

1936年，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一文，首倡鄭和在經濟、海外貿易上的光輝成就。1956，朱偰《鄭和》更謂鄭和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這種抬高鄭和「開放」、「偉大」的論調，在80年代受到范金民、孫光圻等的駁斥。李東華更是指說，所謂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頂峰的論說，實際上是項誤解。對鄭和的評價，學術界有褒有貶。

90年代初以來，中國加速經濟改革開放的步伐，鄭和甚至被捧為「開放先驅」的精神象徵。鄭和成了當代政治色彩濃厚的政策性宣傳符號，模糊了歷史之真實面貌。

有另一種主張，如鄭鶴聲、鄭一鈞等所強調的，鄭和下西洋期間，明代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是一種「和平友好」的關係，鄭和成了「友好使者」，並以此來比對西方殖民侵略，論證中國之良善。此種論說有其合理之處。但我們必須意識的是，傳統中國的朝貢體制對外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種宗主與藩屬，朝貢與事大的不對等外交關係。大明天朝怎會允許「蠻夷小番」以平等的態度來同中國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如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主義高漲。2005年中國海峽兩岸乃至世界各地大事慶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21世紀的鄭和，又是怎樣一個形象？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