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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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 「鐵路地下化之父」董萍先生(人間福報專欄)
董萍,1923年生,浙江鄞縣人,陸軍官校十七期,陸軍中將退役後,轉任台鐵鐵路局長,並於任內完成第一期鐵路地下化。在當年台北鐵路陷於高架化、地下化兩派之爭時,董萍力主鐵路地下化,而今獲尊為「鐵路地下化之父」。今年十月,董萍逝於台北,享壽九十六歲,他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但也留下他那個時代的風骨,讓我們後世景仰與追隨。
回溯董萍一生的那個年代,是什麼樣的年代呢?
那是一個寧死不屈的年代。
「九一八事變」、「八一三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自1922年始,中國人慘遭日寇長達十四年的鐵蹄屠戮,超過三千萬的中國軍民淪為戰爭冤魂。1940年,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十七歲的董萍,懷抱滿腔熱血投筆從戎,行程四千多公里,從浙江金華到陝西西安,成為陸軍官校第十七期學員,「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董萍準備為保衛中華民族,拚盡最後一滴血。
當是時,像董萍這樣從軍的年輕人,以數十萬計,為抵抗日寇軍機、航艦、坦克大砲,他們在天空殞落,在江海浮屍,在長城古北口、山東台兒莊、湖南長沙、雲南騰衝、緬甸密支那屍填溝壑,血流成河。只見中國的領空、領海、領土之上,這些為圖國家民族之存續的青年學子,無一之處不可死,此其間,就有年輕董萍的身影。
那是一個骨肉相殘的年代。
好不容易贏得對日艱苦抗戰,同時廢除了百年來列強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孰知禍起蕭牆,1946年至1949年間,因為國共兩黨的矛盾而爆發更為慘烈的內戰,以至有百萬計的中國人,倒在自己的槍口下。
1949年春,情勢急劇惡化,中共東北、華北野戰軍迅雷不及掩耳地攻破天津,時任國民黨軍砲兵營長的董萍被俘,欲將他收編為共軍,董萍堅不配合。後被釋放,董萍即刻趕到北平,覓得新婚二年的妻子水新梅與甫出世的長子繼萍,歷經艱辛,才得以輾轉撤到台灣。雖說至今仍無準確數據統計那一場內戰中,倒下了多少骨肉同胞?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令一整個世代妻離子散、天人永隔的內戰,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悲悽的一頁。
那是一個風雨生信心的年代。
1949年金門古寧頭大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1973年全球能源危機、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在兩任蔣總統的領導下,阻絕共軍解放台灣的計畫,挺過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危難,愈挫愈勇的台灣人民,充分展現歷風雪而彌堅的韌性。1974年至1978年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擘畫十大建設,一個經濟起飛的年代,於焉展開。
1980年,為銜接「鐵路電氣化」之後的「鐵路地下化」,已自中將軍職轉任台灣鐵路局長的董萍,因經營台鐵績效卓著,並在行政院長孫運璿支持下,於1983年奉命改任台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長,全力規畫自華山站起至萬華站止包括台北車站在內,全長四.二公里路線及車站全部地下化,台北近郊與地下化相關的鐵路周邊工程如松山站、南港站、南港貨場、板橋客車場等設施一併改建,董萍戮力為公,日以繼夜,因而博得「鐵路地下化之父」的美名。而今完全地下化的台北車站三鐵共構,每年轉運達十億人次以上,只見地下美食街人來熙往,城市交通卻是暢行無阻,飲水思源,當數董萍厥功至偉。
1990年,董萍奉命兼任高速鐵路工程籌備處處長職務,任職期間,除繼續執行鐵路地下化工程外,同時完成高速鐵路初步規畫工作,為爾後高鐵興建,奠定紮實的基礎,也為台灣的交通建設,開啟嶄新的一頁。
在董萍退休二十年後的2013年,他獲頒交通部第十四屆「金路獎」終身成就獎,當時的交通部長葉匡時盛讚董萍是交通工程界的巨人,並引用他的座右銘「為者常成、行者常至」,鼓勵在交通界的每一個人要牢記,不做就不會成功,不走永遠走不到。
現今美國政壇中,華裔極少數政治精英之一的董繼玲女士,曾任美國商務部亞太事務副助理部長、也是現任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她追憶父親董萍:「父親從不把工作的情緒帶回家,但父親任事執著、全力以赴的精神,無形中也對孩子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成為心目中永遠的典範!」
我和董萍先生有一段緣分。2013年我因為挺身批評司法關說,成了眾矢之的,最後辭去總統府副祕書長,當時董先生對他的女兒董繼玲說:「這位副祕書長有膽識!」多年後,董繼玲告訴了我,我深受鼓勵。
當歲月替邁入暮年的世人洗淨鉛華,財富權勢已非榮耀的象徵,我們得以選擇人生中最美好的記憶,與我們最愛的人分享,並以平靜的心,守護專屬我們的地久天長,海枯石爛。尤其如董萍般經歷戰爭苦難的上一代人,他們更是用盡餘生,殫精竭慮,要為國家鋪陳一條真正的康莊大道,希望用下一代人的幸福,去彌補上一代人的苦難。
哲人雖遠,為文緬懷,謝謝「地下鐵之父」董萍先生!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568184
(董萍與妻水新梅、長子繼萍、三位女兒繼欖、繼梅、繼玲早年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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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時,像董萍這樣從軍的年輕人,以數十萬計,為抵抗日寇軍機、航艦、坦克大砲,他們在天空殞落,在江海浮屍,在長城古北口、山東台兒莊、湖南長沙、雲南騰衝、緬甸密支那屍填溝壑,血流成河。只見中國的領空、領海、領土之上,這些為圖國家民族之存續的青年學子,無一之處不可死,此其間,就有年輕董萍的身影。
那是一個骨肉相殘的年代。
好不容易贏得對日艱苦抗戰,同時廢除了百年來列強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孰知禍起蕭牆,1946年至1949年間,因為國共兩黨的矛盾而爆發更為慘烈的內戰,以至有百萬計的中國人,倒在自己的槍口下。
1949年春,情勢急劇惡化,中共東北、華北野戰軍迅雷不及掩耳地攻破天津,時任國民黨軍砲兵營長的董萍被俘,欲將他收編為共軍,董萍堅不配合。後被釋放,董萍即刻趕到北平,覓得新婚二年的妻子水新梅與甫出世的長子繼萍,歷經艱辛,才得以輾轉撤到台灣。雖說至今仍無準確數據統計那一場內戰中,倒下了多少骨肉同胞?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令一整個世代妻離子散、天人永隔的內戰,將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悲悽的一頁。
那是一個風雨生信心的年代。
1949年金門古寧頭大戰、1958年八二三砲戰、1973年全球能源危機、1979年中美斷交,台灣在兩任蔣總統的領導下,阻絕共軍解放台灣的計畫,挺過台灣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危難,愈挫愈勇的台灣人民,充分展現歷風雪而彌堅的韌性。1974年至1978年間,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擘畫十大建設,一個經濟起飛的年代,於焉展開。
1980年,為銜接「鐵路電氣化」之後的「鐵路地下化」,已自中將軍職轉任台灣鐵路局長的董萍,因經營台鐵績效卓著,並在行政院長孫運璿支持下,於1983年奉命改任台北市區地下鐵路工程處長,全力規畫自華山站起至萬華站止包括台北車站在內,全長四.二公里路線及車站全部地下化,台北近郊與地下化相關的鐵路周邊工程如松山站、南港站、南港貨場、板橋客車場等設施一併改建,董萍戮力為公,日以繼夜,因而博得「鐵路地下化之父」的美名。而今完全地下化的台北車站三鐵共構,每年轉運達十億人次以上,只見地下美食街人來熙往,城市交通卻是暢行無阻,飲水思源,當數董萍厥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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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美國政壇中,華裔極少數政治精英之一的董繼玲女士,曾任美國商務部亞太事務副助理部長、也是現任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她追憶父親董萍:「父親從不把工作的情緒帶回家,但父親任事執著、全力以赴的精神,無形中也對孩子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成為心目中永遠的典範!」
我和董萍先生有一段緣分。2013年我因為挺身批評司法關說,成了眾矢之的,最後辭去總統府副祕書長,當時董先生對他的女兒董繼玲說:「這位副祕書長有膽識!」多年後,董繼玲告訴了我,我深受鼓勵。
當歲月替邁入暮年的世人洗淨鉛華,財富權勢已非榮耀的象徵,我們得以選擇人生中最美好的記憶,與我們最愛的人分享,並以平靜的心,守護專屬我們的地久天長,海枯石爛。尤其如董萍般經歷戰爭苦難的上一代人,他們更是用盡餘生,殫精竭慮,要為國家鋪陳一條真正的康莊大道,希望用下一代人的幸福,去彌補上一代人的苦難。
哲人雖遠,為文緬懷,謝謝「地下鐵之父」董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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