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別來章嘉活活佛舍利塔參拜與繞塔,很喜歡這裡的空氣與陽光,打掃完後繞塔七匝,靜靜的在一旁靜坐。
這裡雖然有蚊子飛來飛去,但我在靜坐的數十分鍾裡完全沒被叮,很友善。
下次要帶花來參拜,是個很好充電和放鬆的好地方,大推。
看完章嘉活佛的生平事蹟,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反共國師!(膜拜再膜拜)
順道分享大師的相關事蹟:
----十九世章嘉大師
(西元1890~1957年)--
章嘉呼圖克圖不是人名,而是封號。本文此處介紹的,是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他的本名是羅森班殿,丹畢蓉梅,即近代一般習稱的章嘉大師。
呼圖克圖是蒙古語,漢譯是「明心見性,生死自主」的意思。另有「呼畢勒罕」一詞,也是蒙古語,漢譯為「再來人」。呼圖克圖轉世出生之初,稱為某某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迨確定給封以後,始稱為某某呼圖克圖。
釋迦牟尼住世時,有一位弟子名叫尊達尊者,證得阿羅漢果。自此以後,他乘其弘願,隨緣應化,十方世界,自在轉生,常示現再來於印度、西藏及青海等
地。第九世轉生於西藏,名發思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國師。第十世亦生於西藏,名釋迦也希,是宗喀巴的四大弟子之一。他佐興黃教,建色拉寺(前藏三大寺之一),代表宗喀巴應明帝之請入京,受封為「妙覺圓道西天佛子大國師」。
第十四轉世身名阿旺羅森曲殿,出生於青海,清康熙朝代表達賴喇嘛入京,康熙皇帝親臨聽經,封「灌頂普善廣慈章嘉呼圖克圖」,這是章嘉封號的由來。章嘉每年至各蒙旗巡化,並安撫青海兩翼二十九蒙旗,德望日隆。
雍正帝在其所著的《御選語錄》中,稱為「是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自此,章嘉呼圖克圖累世相繼,主持內蒙古及青海兩翼二十九蒙旗之教化。
第十九世的章嘉呼圖克圖,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年)生於青海省之藏族。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選送晉京,受封繼位為章嘉呼圖克圖第十九世。他的教化區域,擁有內蒙古四十九旗、青海二十九旗的廣大信眾。
他所管轄的寺廟,在蒙旗內三百餘所。此外在西藏、青海、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及北京、五台山等地,各有其主管的寺廟。寺廟中所住的喇嘛,多者三、四千人,少者三、四百人,總計有為數十萬喇嘛,都是他的出家弟子。
章嘉大師的教化區域,擁有內蒙古四十九旗、青海二十九旗的廣大信衆。他所管轄的寺廟,在蒙旗內三百餘所。此外在西藏、青海、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及北京、五臺山等地,各有其主管的寺廟。各寺廟中所住的喇嘛,多者三、四千人,少者三、四百人,總計有為數約十萬喇嘛,都是他的出家弟子。
章嘉大師每年巡化蒙旗,每次應供,向之頂禮者,日有數萬人,他是蒙旗人民信仰的中心。
民國肇建(一九一二年),五族共和,宗教信仰自由,載之於〈約法〉及〈憲章〉。故政府亦順應邊情,採行成法,遵循舊章。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於章嘉大師封號「灌頂普善廣慈」之下,加「宏濟光明」四字。
徐世昌任大總統時,又加「召因闡化」四字。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章嘉應東北各地教徒之請,赴東北弘化,授時輪金剛法,頂禮者十餘萬人。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大師受任為蒙藏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後,圖謀侵犯熱河,中央以蒙旗民眾信仰佛教,且以章嘉大師為信仰中心,特任為蒙旗宣化使。章嘉乃赴蒙旗宣化,組織宣化使署。
當時以蒙古德王倡議內蒙自治,反對大師赴蒙古,乃未果其行。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章嘉赴伊克昭盟巡視,日人在錫盟活動,對大師之行時加騷擾。大師折返五台,日人復時來威脅,大師不為所動。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人更欲贈以勳章厚禮,大師毅然拒絕。是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復任國民政府委員。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起,章嘉時在五台,日本軍閥曾多方誘逼,章嘉終不動搖,毅然冒險南遷,追隨政府,共赴國難。旋受命宣化蒙旗,於成都設宣化使署。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
●參加中國佛教會整理與重建,與太虛大師合作無間。八年抗戰期間,章嘉站在佛教立場,翊贊抗戰建國大計,號召蒙藏同胞,貢獻殊多。
勝利還都後,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連任國民政府委員。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政府為崇功報德,加封章嘉為「護國淨覺輔教大師」,頒給金印金冊。「護國大師」四字,是政府歷次對蒙藏佛教領袖所僅有者,其榮譽與達賴、班禪相等。其冊封令文曰:福國佑民,本政教之同源;褒德酬庸,迺國家之令典。章嘉呼圖克圖,仁心公溥,慧性澄圓,具救世之精誠;化孚僧俗,拓安邊之宏願,望重蒙旗,入贊中樞,彌彰偉績。著加給「護國淨覺輔教大師」名號。
於戲,憲治遐宣,定啟人天之悅豫;蒙疆永固,倍臻民族之蕃昌。式頒冊命,尚
其祇承。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政府行憲,章嘉當選國民大會代表。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由成都倉促乘機來台灣,諸多經典法物多未及攜出。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三月,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章嘉當選為理事長。他本來是密宗黃教宗主,當選中佛會理事長,無異又為顯教領袖。是年,在日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章嘉以中國佛教首席代表身分赴日出席,並向日本政府交涉玄奘大師頂骨歸還自由中國,後來靈骨歸還,佛教界於日月潭建玄奘寺供養。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年)三月,「美國之音」記者訪問章嘉,談玄奘大師靈骨奉安台灣的經過。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章嘉於台北市圓寂,世壽六十八歲。
政府頒發「褒揚令」: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瑞嶺隆祥,宋崖顯慧,潛修密院,光肇藏宗,曩昔杖錫中原,宣化蒙旗,宏揚教義,所至緇素景從,先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及蒙藏委員會委員,竭誠翊贊中樞,歷經抗戰戡亂,屢值亂寇匪共脅誘兼施,迄不為動。
年來號召邊遠俊彥,聲張大義,屏斥異端,對國內外揭發共匪陰謀罪行,不遺餘力。正期輔佐中興,不意遽歸大化。
當屆圓寂之際,猶為國祈福,籲祝收京,緬懷績範,悼惜彌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功報
德之至意。此令。
-于凌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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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大師的生平,真的敬佩,尤面對中共的態度。
謝謝您,我會常常來看您的!
宋仁宗生平 在 名為變態的神父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神父的鹽
「其次,刻意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他認為228事件是『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省籍對立剝削.他表示,1947年228事件爆發,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外省人壟斷了所有的權位.果若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他的父親怎能有此機會擔任官派首長?」
「陳建仁的這場演講,刻意偽裝家族是228事件受難者、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這場謬誤不實的演講,不但扭曲了228事件及威權時代的真相,也彰顯一個知識分子袒護當權者的墮落,更著實豎立蔡政府的新威權.」
這什麼墮落文章?提及事實叫做操弄族群對立?要戰陳建仁祖宗八代就算了,順道扭曲二二八真相?
二二八本來就跟省籍衝突脫不了關係,國民政府來台就是實行殖民統治,「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這本來就是事實,說是實行殖民統治,怎麼會讓本省人位居高位?就算讓本省人當官,其動機為何?難道不是效法清廷以番制番,來個以台制台?這不就是過往外來獨裁皇權對於本土居民的高壓手段?不就是為了靖綏所以採取的統治方法?如同中國共產黨在人大安插的台灣省代表,藉以加強殖民統治與侵略他人的正當性?
難道說,港人林鄭擔任特首,就等於「中國政府沒有排斥香港人,重用香港人?」林鄭鎮壓反送中運動,是站在香港的人角度著想,還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林鄭的自主性有多少?能代表香港人嗎?她是當作樣板宣傳,還是讓香港人自己當家作主?我們可以用林鄭來合理化中共對香港的暴政嗎?可以用香港本土警察攻擊香港民眾,說明他的行動是自願的?他們樂意這麼做?可否將真兇中國政府下的明明白白的指令,扮演的角色徹底去除?香港人自己殺死自己?說中國政府制定的國安法是為了「護國、保港」?
如果不行,怎麼會拿陳建仁的父親當過官派首長,所以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沒有「追究台灣人民的政治忠誠,剝奪他們參與公職的權利?」
真敢摸著覽趴說,二二八「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沒有中國高官逼台灣民」?
不如這麼說,要是陳的父親有所抵抗,或者說,拒絕擔任,違背黨國意志,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本土人士擔任國民黨的官,就不會面臨到黨國的壓迫?
難道要效法李敖的說法,因為有少數外省人被毆擊,所以變成「臺灣從光復 以後,從日本人手裏,我們中國重新把它拿回來以後所發生的一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嚴重的衝突」、「台灣人殺外省人」、「軍人並不知道誰該殺誰不該殺,有一些臺灣的人,張三跟李四的不對,張三就鼓動軍隊去殺李四,所以嚴格的說起來,最後的殺來殺去的局面是臺灣人殺臺灣人」、「台灣人自己殺死自己」?
這是部分替代整體的謬誤.
按照李敖的說法,外省人被殺了十天,死了數萬,但警備總部紀載的的外省人死亡人數為52人,然後李敖說本省人死亡數字是炒作,所以把受害者的數字驟減,被波及的人數誇大,所以整體就變成「元凶是台灣皇民日本兵」?
這種被害者當成加害者,加害者變成被害人,國民黨無罪,蔣介石鎮壓暴民的黨國史觀,不就跟陳儀的記者會和黨國報紙專門強調外省人傷亡,遮蓋自己暴行無異?
迫害外省人的又是誰?不分本省外省一齊鎮壓的始作俑者又是誰?不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嗎?警備總部之下的忠義服務隊,在台灣實行反間工作,專門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利用黑道流氓在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製造派兵的藉口,這怎麼不提?所以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或吸收台灣學生,滲透台灣民間,可以說成是讓本省人當官,「外省人沒有壟斷權位」?因為忠義服務隊隊長許德輝是本省人?林頂立這個「半山」是軍統裡的本省人?
誰收買他們的?誰指揮他們的?誰下達命令讓他們去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
「柯遠芬引導監察委員兼監察院特派臺灣監察使楊亮功到圓山陸軍倉庫前面廣場,指遍倒在廣場上的數百具屍體說:這些就是昨晚進攻這個倉庫,被國軍擊斃的奸匪暴徒.楊亮功無言.後來楊亮功對他的跟隨人透露:倉庫附近並沒有戰鬥過的跡象,死者都是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又沒有攜帶武器……這數百名十八、九歲的中學生,就是昨晚在市內各派出所維持治安,而機槍步槍齊響以前,被憲警,林頂立的『行動隊』和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所拘捕、押到圓山倉庫前面廣場,被國軍擊斃的.」
誰使百姓為了自保互相舉報?誰用利益誘惑他們讓他們互相殘殺?
警備總部接收了西本願寺,以「整理情報」、「收集情報」之名,進行逮捕、監禁、拷問之實,結果把外省人歐陽可亮給捉進去,稱他為「34號」.
「一種叫做『跪鐵鍊』的拷問,是教犯人坐上鐵鍊,讓鐵鍊的凹凸不平,叫人疼痛不已.還有一種『踏木桿』,教人跨坐到一根削尖的木材上,然後由二個人用力從肩膀下壓,屁股嵌入木桿,痛的連尿都會閃出來.也有人陰莖被通電流,因而喪失生殖能力。聽說在詢問室的隔壁,一些被判死判的囚犯還被用來練習空手道呢.甚至曾經謠傳,死去的人的鬼魂經常出現.」
「他們說我和台灣共產黨的林樑材同謀造反,無論如何,都不能教我心服口服.我抵死抗辯.於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詰問我:『不然,你清楚地交代你的經歷.』」
「我父親是外交官,我在北京出生,到國外留學過一段時間.回國後,任教於各大學」.
歐陽可亮在獄中,和其他獄友相識,旁邊有一人和他搭話,
「我叫王育霖,是建國中學的老師,也擔任『民報』的法律顧問。我有個弟弟在台南.如果你可以離開這裡的話,能不能請你告訴他,我最後被關在西本願寺的事.」
「沒問題,我叫歐陽可亮.我們大概沒救了吧?不過,像你說的,我也要拜託你,如果是你離開這裡的話,請把我的事情轉告大同的林挺生.」
「林挺生,他是早我一年的高中學長.」
「我不記得王育霖到西本願寺是十四日或十五日,不過確定是比我晚進去的.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也不知道.到我離開西本願寺的三月底為止,他應該都還活著的.」
歐陽可亮不久就被釋放,他的太太向上海的吳元黎告急,吳元黎再向南京的父親吳鼎昌求援.吳鼎昌便直接打電話給陳儀,要求他「不要殺歐陽可亮.」
但是其他同在獄中的人,可就沒那麼幸運.
歐陽可亮出獄了以後,又被姚虎臣勒索,即是當初關押他的警備總部第二處處長,他身兼三個職位,訓練總隊長和綠島集中營主任,專門懲戒流氓,本身的行為卻跟流氓沒兩樣-甚至比流氓還惡劣,他把放出去的人又捉了回來,向他們勒索贖金.
和歐陽可亮一同被姚邀請的,還有林挺生、林子畏,林子畏是「全民日報」的社長,批評陳儀被威脅,於是將全民日報頂讓給林頂立.
「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姚虎臣說,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問,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於是被關押出來的人們,又紛紛被勒索黃金,簽下借據,可謂將一條牛剝兩層皮,歐陽可亮被迫要繳交一百兩黃金,其他人兩百兩.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書中如此形容,
在這個勒索完成後,姚心滿意足地找來樂隊唱戲,聲音太大,驚動了隔壁的台灣仕紳劉明,他不認識姚虎城,卻認識歐陽等人,他不知道他們正被這群「阿山兵」綁架著.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姚虎臣聽了,勃然大怒,他跑去隔壁討面子,對著劉明吼「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最後,劉只好找歐陽、林幫忙說情,諷刺的是,這兩人也是被威脅的對象.
姚在中山堂羞辱了劉一番,稱看在歐陽、林的面子上,饒他一命.
「然而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
姚虎臣就是典型「中國高官、逼台灣民」、「外省人壟斷所有權位」的代表,他囂張跋扈的嘴臉,連同為外省人的教育廳長許壽裳都不放在眼裡,連歐陽可亮都能加以威脅,至於同為他眼中羔羊的人們,顯然也有差別待遇,至少在西本願寺被關押的本省人,不一定等得到打給陳儀的一通電話.
所以,若要將當時被迫服從的人們,或者被當作工具,有利用價值的本省人,為了自保而屈從,服務於外省權貴的仕紳階級,反而當作一種證明,稱陳建仁的父親擔任官派首長,所以「當年國民政府不但沒有排斥曾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反而更加重用」,而把數百數千被殺台灣菁英當作不存在,這是去語境的謬誤,陳建仁的父親當然很幸運,他能生存下去,不代表國民政府屠殺壓迫,實行階級剝削的事情不存在.
接著將責任轉嫁到陳建仁身上,說他「操作省籍對立剝削意識、隱滿家族豐厚成長背景」,以及「誇張了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而刻意不論政府在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
這種就是黨國文宣看太多,才會產生的去語境的謬誤,維護真兇,合理化暴行的見解.
只有白癡才會在香港人被中國鎮壓以後,說香港人講中共的暴行是誇張中共的過失,故意不提中共建設香港的功勞.
簡單直白問一句,你會在看到被害者被強暴以後,要他提起加害人曾經多愛自己?為他做了多少事?
噁心透頂.
這篇墮落的文章透露出許多謬誤,實在讓人難以吐槽,居然會有媒體刊登這種謬論,並且指稱他人犯了謬誤,所以都是假的,並合理化自己的謬論為真,簡直是謬論謬論,謬誤學家的謬誤.
「他父親只會講台語,不會講國語(普通話)…」,說陳的家族經商,是漢語化家庭,陳的父親不會中文,怎麼當官?
這依然是個謬誤,陳說的是語言,不是文字,外省族群來台灣,來自中國各省,就不是使用同一種語言了,蔣介石的母語也不是北京話,就連蔣介石帶來的官兵,也不少聽得懂台語,陳所敘述的原文是,
「陳建仁也提到,1945年起,父親陳新安擔任官派的旗山鎮長,有一天鎮長辦公室突然遭許多軍人闖入,配槍軍人還將刺刀對準陳新安,要求『搬出去!』但陳新安只會說台語,不會說普通話,因此以台語反問『什麼叫「出去」?』不料對方回嗆『我槍斃你!』一度引發緊張對峙,所幸後來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才順利化解僵局.」
聽得懂不代表會說,會說不一定說的很流利,會聽不一定聽得懂全部,說陳的父親是漢語化家庭,不會中文怎麼當官,這就是訴諸純潔的謬誤,北京話不等於中文,漢語化家庭不一定會說北京話,至於陳父所當的土官,實際上是為了統治者方便統治台民,那顯然會台語的實用性大於北京話.
我們看看歐陽可亮所敘述的另一個情境,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就可以知道,當時使用的語言情境,十分複雜,如同姚虎臣聽不懂台灣話,身邊卻有可以當翻譯的軍官,他依此跑去問責仕紳,陳父如果做官,應也有類似會北京話的同僚,而陳所稱「找上軍方長官溝通」應也是凸顯這個語言衝突的實際情境.
而如果不會中文,就不能當官,這不就是「外省人壟斷權位」的最佳例證?依此邏輯,台灣人不會中文,當不了官,那多數權位不就由會中文的外省人擔當?
簡直通篇自打臉.
說國民政府重用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不曾排斥,不如說,日本時代總督府任職的台灣人,被殺死、冤枉關押的有多少?當官存活跟被殺的比例為何?
光講幾個例子,當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被拖去大直槍殺,依據歐陽可亮所述,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所以這個「重用」到底怎麼個重用法?這些當官、不當官的,是如何死的?怎麼會用「國民黨重用台人」、「陳建仁父親當過官派首長」一筆畫帶過去?
被迫害過的人當不了官?當官的一定不會被迫害?這又是一個簡單邏輯,光講文中的蔣渭川,國民政府派武裝警察攻擊宅邸,謂「我們奉命要來槍斃你」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此後一年蔣渭川逃逸,直到丘念臺向政府作保,蔣渭川方才出來.
蔣渭川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被聘為民政廳長,甚至當到內政部次長,吳國楨,外省人,以公開大膽地與蔣經國激烈爭執而著稱,他是親美派,蔣介石任命吳國楨,「以利用吳國楨『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爭取美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期間,致力於推動台灣地方自治、農業改革,允許某些地方官員職位由普選產生,可以看出二二八屠殺後,外省統治集團內有其他派別對台灣人有不一樣的態度,事實上,屠殺完後,蔣隨即派白崇禧來台「宣慰」,然後嘉獎屠夫彭孟緝,這也是獨裁者的雙面手法,也意味著他們害怕台人再次反抗,一群外省集團要以單純的鎮壓來治理台灣,或者在政治上完全隔離台灣人,那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是台灣人的島,島上都是台灣人,而且還要看外國的臉色,必然要有其他分化、懷柔的手段,而這些手段不會是擦拭血跡的白布-全世界都知道,二二八屠殺是不義恐怖統治,就連統治者自己也知道,他們心裡有鬼,他們畏罪,害怕暴行被揭穿,公諸於世.
吳國楨作為實質建設台灣的人物之一,不久就被控以貪汙批鬥下台,吳公開批評政府「一黨統治」,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吳在美國雜誌用英文發表《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的文章,「在台灣每年的預算中,美國人提供了30-40億美元,用來創造一個極權國家」、「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集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
曾有作家劉宜良欲寫「吳國楨傳」,卻被蔣經國下令國防部情報局局汪希苓指派台灣黑道刺殺,此即著名的「江南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為了確保自己的獨裁統治,連外省人也不放過,至今仍有人把被他們驅逐出去的人所做的事,當作獨裁統治的建樹,說什麼「二戰以後戮力建設台灣,免於中共統治的功勞」二二八是「威權時代國民政府為反共、護國、保台所造成的過失」,這種諂媚威權統治的言語,企圖將暴行除罪化,堪稱知識分子的恥辱.
事實上,沒有這個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也有本事能獨立建國,台灣本身經日治時代的洗禮,早有超越中國本土的進步和現代化,以及自己治理自己的台籍菁英,掌握經濟的仕紳階級,是蔣介石敗逃到台灣,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使一切都變了調.
當時美國亦可以扶植其他本土勢力,或者是讓較為開明的如吳國楨之流掌權,這都能避免蔣介石一干外省統治集團荼毒台灣的現況,而他們留下的迷思,依然在統治某些人的腦袋,企圖搬弄是非.
到底是台灣確保了外省族群以及外省統治集團的生存,還是他們在「反共、護國、保台」?是台灣保護他們還是他們保護台灣?平心而論,你突然闖入別人花園將草木踐踏殆盡,這會是「保護」嗎?將國共爭端帶到台灣,用反共之名屠殺台灣人,樹立權威,這叫「反共」還是「毀台」呢?
然後「護國」是護哪個國?鬥爭的是哪些「國民」?哪些人被劃定於該國之外慘遭殺害?
「陳建仁竟然附和台大獨派教師陳翠蓮的 『中國高官,逼台灣民』的主張」
如今看來,實在可笑,中國人反台獨,滯台中國人亦反台獨,從1945年至今,當真沒學到一點東西,一點教訓,一點懺悔,自外於台灣之外?
我只看到,當初姚虎臣囂張跋扈的嘴臉,到現在還浮現在進步的台灣社會.
壟斷所有權位的外省統治集團,把反抗的人殺光了,留下了「順民」,強迫他們服從自己,為其所用,否則便死,現在,「順民」的後代不願服從了,開始述說真相,就開始批鬥他,說他的祖輩也拿了黨國的好處,怎麼能不服從,說黨國的壞話?
好像當過奴隸,就必須當一輩子-連連子子孫孫都必須當下去,世世代代陪他們一起說謊.
一旦提及事實,就說他在操弄族群對立.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灣後,滿懷期望的臺灣人原本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在台灣政治方面,行政長官陳儀本人不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還身兼軍事大權,權力之大較過去的日本總督有過之無不及,而政府的中高級職位幾乎由外省人壟斷.行政長官陳儀以下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之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自大陸返台的臺籍人士(即宋斐如,歿於二二八事件)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位臺籍人士,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人歡迎.根據1946年11月由長官公署發表的統計,簡任及簡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0.82%;薦任及薦任待遇級官員,臺籍僅占6.63%,而且在極少數的薦任、簡任級臺籍人士當中,大陸返臺的半山就占據裡面的70%.」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到底誰在操弄省籍對立?
恐怕不是陳建仁,而這些1947年至今,仍然揮之不去的威權遺緒,只要有人提及228,他們便跳針228是人們取之不竭的提款機.
至於他們是什麼?恐怕是獨裁者的殺人硬幣.
獨裁者每殺一個人,就投一枚硬幣,這些硬幣會大聲歌頌獨裁者的美好,並強調他們殺人如何合理,台灣人如何不知感恩,嚷嚷著扭曲真相去扭曲真相.
就像硬幣上那一抹微笑一樣,他們凝視著那一毫釐的慈悲,而歡愉.
他們在萬人塚裡尋找一枚完整的指節骨,盛讚獨裁者的溫柔,在那些堆疊的屍首的後代裡,尋找數不盡的邪惡,用以憎恨,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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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