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完全執政定義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昨天我看到資深媒體人趙少康臉書上這樣說：

「蔡政府昨天向紐西蘭送件，台灣正式申請加入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時機的選擇明顯跟大陸有關。

其中最被關注的是，為了換取日本開綠燈，我們很可能要被迫開放核食進口，蔡政府問過台灣人的意見嗎？

而即使在蔡政府執政的此時，還是沿用國民黨時「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名稱申請加入CPTPP，奇怪了，不是一天到晚搞「台灣正名」，力拚駐美代表處改名「台灣代表處」？正值日本擔任輪值主席，真有機會展現「愛台灣」的實力時，又放棄以台灣為名，過去痛批國民黨「自我矮化」的氣焰怎麼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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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些內容我真是氣到xx都要彈出來。（我說食指）

我知道你們應該都跟我一樣，

可以一眼看出這樣的言論各種邏輯不通之處。

但是偏偏昨天我的IG就收到一則私訊，

這位讀者問我：

「敏迪，台灣現在才申請加入CPTPP，是不是慢半拍啊？會不會是看到中國有動作，才會去申請？」

當我看到這則訊息時，我就知道不能坐視不管。

我必須要針對「台灣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申請加入CPTPP」做個解析。

要不然輿論真的會被帶著走，搞得明明一件喜事卻被當笑話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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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用台灣申請

首先，我們先來回應名稱問題。

你知道現在台灣唯一一個以「正式成員」身分加入的大型國際組織是哪一個嗎？

答案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那你知道台灣是用什麼身分加入的嗎？

答案是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是的，就這麼哀桑。

台灣唯一一個正式加入的國際組織，使用的還不是國名或台灣，

正是趙先生調侃執政黨的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為什麼只能用這個名字，你知我知獨眼龍也知，

就是因為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原則，

不可能在單一組織內同時存在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 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在各國都不願意承認我們的ROC名稱下，

我們從1992年開始就使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繞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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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這樣做，就無法突破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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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說這個名字是我們自己願意使用的嗎？

怎麼可能。

正是因為我們成功實驗出了「WTO模式」，

知道唯有使用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才能成功，

不得已只能繼續這樣運行著。

就像胖虎每天都在大雄上學的路上堵他，

大雄不得已只好改一條比較遠的路只求順利上學，

然後你現在反而笑大雄愚蠢喜歡繞遠路？

所以趙先生這番話簡直是本末倒置，

他是沒有東西可以批評了，才用名稱大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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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被中國趕鴨子上架嗎

再來是「送件時間點」的疑慮，也一併回覆這位讀者。

加入CPTPP不是你們新聞上看到「送個申請表」就可以的。

中華經濟研究院說，

加入CPTPP總共有四個程序：

Step 1：完成事前諮商、
Step 2：正式遞交申請、
Step 3：成立工作小組、
Step 4：執委會通過。

所以申請只是第二步驟，

前面必須要先和所有現有成員進行個別諮商，以爭取支持。

簡單來說就是先拜碼頭啦，拜託現有大老讓我們加入，

大老們說好，我們才可以「提出」申請。

所以難道台灣政府是「看到中國提出申請」，才在這一週趕緊填寫報名表送出的嗎？

你以為是報名多益考試嗎？

能夠提出申請，就代表前面已經積極和個別大老打過照面，完成協商程序了。

我隨手一查就看到去年12月的新聞：

【台灣加入CPTPP至今沒有進展？王美花曝真實進度】
中央社2020-12-28 11:20

「經濟部長王美花強調，都在積極與CPTPP會員國進行非正式諮商，待時機成熟就會正式遞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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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我們一直都有在進行CPTPP的申請，

只是前面協商階段道阻且長，也沒什麼新聞點，就無法大聲宣揚我們正在申請。

但沒新聞，不代表沒做事。

再次強調，外交就是鴨子划水。

我們看到的「成立台灣辦事處」、「台美經濟論壇」、「捷克議長來台」，

這些通通是無數個外交官在外拚搏好幾月好幾年的成果，

背後需要付出的時間和努力比我們看到的新聞畫面多太多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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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什麼台灣會在中國宣布後發出申請呢？

這也是有外交手腕的考量。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台灣問題專家宋文笛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

「台灣知道自己處境艱難，所以很多時候會盡量以體貼其他合作夥伴的角度出發來選擇時間。減少讓他們被迫表態的情況。

歐洲最近剛剛提出他們的印太戰略，要加強和台灣的關係。澳洲最近也在聯邦議會有一系列的聽證會，討論台灣是否應該加入CPTPP成為新成員。

當然，這個禮拜還有聯合國大會，在這個重要的會議期間提出來，外在的大條件成熟了，在此期間提出也有提高議題能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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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挑選一個大家都對我們比較友好的時間點提出申請，才是聰明之道。

結果這個時間點反而被反對黨說是「被中國趕鴨子上架」，

這就是明顯的顛倒黑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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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用毒食物換門票嗎

最後一點，就是反核食議題。

趙先生原文這樣寫道：

「反核食公投在2018年過關，當時對日本核食進口投下反對票的人數高達779萬，雖然公投的2年效期過了，但是不代表民意隨之轉變。」

第一點，公投效期過了就是過了，

如果效期過了政府還不能因應國際格局有所對策，

那我們設定這個兩年效期要幹嘛？

要不要說以前的人認為裹小腳很美，雖然現在不在清朝了，但不代
表民意隨之轉變？

第二點，當初的反核食通投題目就是錯的。

對，我很少用這麼絕對的詞，

但這次我要說要是要說，反核食公投題目就是在混淆大眾。

當時的題目其實是定義「核災附近地區」的食物不要進來，

而不是「食物內的銫含量高於某一標準」的食物不要進來。

也就是說，我們是擋下那地區的「所有食物」，管你食物裡有沒有毒，通通不要進來。

這根本是不論是非對錯的一個做法，

難道你去日本旅行，你會每一頓飯都問餐廳有沒有用核災地區的食物嗎？

所以當出這個題目被提案者塑造成「我們不要吃有毒的食物」，

完全就是在操弄，就是在誤導。

而且我跟你說，不只是題目讓民眾混亂，就連「公投」這件事也是。

我的朋友曾經在2018年九合一公投時跟我大抱怨：

「到底為什麼有這麼多公投題目，然後每個題目的句子都拐彎抹角的，這個政府是不是在整人民？」

對，你聽了覺得荒唐，

但就是有人以為所有公投題目都是政府提出來的，

而且我相信這樣的人不少。

所以你覺得三年前的反核食公投真的有展現出民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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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認真看待你的民主投票權

「敏迪選讀」會開始，正是因為2018年那場「反核食公投」。

老實說，當時我也不太懂。

所以在公投之後，我開始用每天1500字，寫我覺得重要、會影響台灣的國際新聞。

一方面讓自己搞懂這些事，

二方面把新聞用的有趣點，讓身邊朋友對國際新聞感興趣，跟著我一起讀。

我希望身邊的親友在投下每一張票、做每個決策、傳遞每一段話之前，

都充分理解自己正在做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又會怎麼影響台灣。

所以這次台灣申請加入CPTPP，

如果你還看到一些唱衰、笑話的言論，

請你務必告訴他們，事實並非如此。

我們一起把正確資訊傳遞出去，

這才是對台灣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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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放於敏迪選讀官網
https://www.mindiworldnews.com/2021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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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喊了廿多年的黨政軍退出媒體並沒有美夢成真，不僅換上了國家隊的糖衣，媒體大亨更堂而皇之入主權力核心。媒改像是一面照妖鏡，掌權者若執意修法，必須付出代價，最後終將被打回原形。>

#民進黨 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超過廿年，但新版 #公共電視法 修法，一旦「#公共電視」和「#國家電視」模糊界線，公共電視恐變 #官方電視。

公共電視法於民國八十六年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是九十八年，至今已超過十年未作修正。公視法當年是在藍綠高度政治角力下的特殊產物，當時主張是基於老三台的舊年代，為了彌補商業運作不足和黨政軍掌控對公共媒體的傷害；如今時空環境早已改變，原本強勢的老三台成為相對弱勢，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更取代當年黨國一體的國民黨，公視法固然該修，但片面修法恐埋下三大隱憂：

一、國家化迷思：哲學巨擘哈伯瑪斯對公共領域定義，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公民可以在此空間自由參與公共事務而不受干涉。換句話說，國家化不等於公共化，公共媒體的價值在於獨立性，可以不受商業或政府影響，民進黨打造「媒體國家隊」，甚至創世界先例指定公視董事長，公視與政府不僅無法保持距離，根本是被貼身控制，超然性將蕩然無存。

二、彈性化錯誤：為了提高公視董事會組成和運作的機會，文化部打算彈性下修公視董事席次至十一人，更關鍵的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門檻從四分之三的「憲法門檻」降為三分之二「法律門檻」，一舉推翻當年民進黨立委蘇貞昌、謝長廷、柯建銘的高標準主張；問題是文化部有無反求諸己，到底是門檻太高還是人選太綠？如果因為人選問題而去調降門檻，恐是本末倒置。

三、政治化危機：根據民進黨的媒體藍圖，公廣集團將成為全台第一大媒體，不僅可以行政院長欽點公廣集團董事長，還有華視進駐五十二台、每年十億元預算的國際影音平台，還有中央社、央廣如虎添翼，影視音全包，完全執政到完全官派，問題是民進黨能否永保執政，否則朝野輪替將是另一番大洗牌。公廣集團若為執政當權者服務，絕非立法初衷，更非社會之福。

快醒醒吧，宣傳不能治病，宣傳不能防疫，宣傳不能讓人民心安~~~

我這人是講邏輯，講道理的，所以我也不會跟側翼一樣每天瞎講做圖，單純就是看真相來分析而已。之前經濟部長王美花不是興沖沖的大內宣跟你說，沒問題我們找了很多家國內晶圓廠商可以配合德國跟日本調整車用電子交貨期限，說的好像海內外一片昇平，全國欣欣向榮在王美花一聲令下之後，台積電聯電各大廠寧可違約，也要替這些外國廠商趕工。當時我就說這到底是騙大家不懂產業還是騙外國人白癡以為寫封信給經濟部長就甚麼都解決了，也沒疫苗也沒國家認同，廠商白癡還配合經濟部違約嗎?結果還有相信政府相信黨的自稱業內人士說沒有問題的，可以調整產量，旁邊人紛紛打臉說不可能，偏就她在那邊死撐，結果呢?看看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是怎麼報導的，在這篇名為【台積電強大引起美國焦慮】的文中是這樣寫的:【台灣經濟部部長王美花在收到了各國不同尋常的協助請求後，1月24日與台積電高管進行了緊急會談，希望無論如何，緊急增産半導體。台積電方面的回答是如果能進一步擴大産能，會優先生産車用半導體。相關人士表示，台積電表面上回答得很禮貌，但事實上完全拒絕了請求。因為已經沒有了增産的餘地。台積電之所以能採取如此的姿態，無疑是因為擁有強大的實力。】

這種大內宣連日本媒體都沒騙到，事實上你只是騙到自己的國民而已。但這種大內宣是完全無助於真正實力，台積電不是靠你的大內宣可以對那些砍單的，那些短視近利的廠商說不的。他們靠的是實力，護國神山是實心的，不是宣傳出來的空心戚風蛋糕。

防疫也是一樣，如果沒有疫苗，疫情就不會開始結束。政府要做的，該做的，也不過就是說實話，有拿到就有，沒拿到就沒有，有執政黨立委想要為了派系利益而介入就說實話，讓天下英雄共討之，讓民意介入制裁啊!而不是把局面弄到一團亂，卻不敢講實話，從三千萬劑，到一千萬劑，到四百五十萬劑，到事先宣傳的時間很可能半劑都拿不到，從輝瑞的BNT、到牛津疫苗、到台灣的國產疫苗可能年底都出不來；想想看也不過幾個月的時間，這種說法有多大的變化啊!

如果你是一個乖乖每天收看指揮中心記者會的順民，你一定會懷疑到底是自己的記憶被竄改，還是去年指揮中心真的信誓旦旦跟你說疫苗都沒有問題，甚至多到台灣的國產疫苗還可以配合新南向，東南亞都搶著要?

但是也沒關係，台灣小國寡民，在疫苗問題上中共根本不用介入我們就搶不到了。只要我們勇氣十足連中國代理都不接受，任何在大中華地區有中國代理商的疫苗我們大概都搶不到，甚至還有連技轉或是有中資投資的廠商也不接受，那真的就是沒有太多選擇了。連AZ都授權深圳康泰獨家生產兩億劑以上的疫苗，如果你這樣也認為是中國產疫苗，那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指責深圳康泰被紐約時報點名說操守有問題，或者直接講說我們就是反中所以絕對不行!(但若是民進黨派系立委介入好像就可以?)這都可以，問題就是要透明清楚，跟國民說實話就好!

但愚蠢的側翼怎麼做呢?他們開始流傳說唉唷，疫苗也不一定有用，唉唷你看看以色列表現也不好啊，但實際上以色列是全世界接種疫苗最有效率的國家，截至1/29日，接種第一劑的比例已經達到全國人口53.8%，超過一半了。而之前以色列針對已經打完疫苗的人口研究，感染率為0.015％，實際上就是有效啊!而且輝瑞疫苗的防護率高達95%，比預期的還要高。

你怎麼能夠用宣傳的手法，因為拿不到疫苗而貶低疫苗的效力呢?這不是違背全世界所有公共衛生免疫理論的反智作法嗎?這種疫苗反正也沒有用，我okay你先打的鴕鳥心態宣傳到底想騙誰?等到真正拿到疫苗的時候，你要那些相信這種白癡說法的覺青在幾個月之後怎麼忽然之間轉彎開始擁抱疫苗政策?

同樣的，桃園到底有沒有第二起院內感染也是一個例子，一開始指揮中心說平鎮某醫院是院內感染，結果鄭文燦出來一講說不是院內感染，第二天陳時中指揮官就跟著說就嚴格定義而言倒也不算是?!啊說好的一切以指揮中心為準呢?鄭文燦甚麼時候變成指揮官，由他定義院內感染了?那以後鄭文燦跟周玉蔻一起開記者會是不是公信力頂天了呢?

這一切的反覆和雙標，損傷的都是指揮中心千金難換的公信力，不管你是要選總統，選市長、選美，這都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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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政府鴨霸關掉中天新聞台，引起社會很大的關注，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再次成為焦點人物。他在一次聲援中天的群眾活動中自稱是「誤入叢林的小鬥犬」。他出生於1957年，不年輕了，論經營企業也有45年，絕非「小鬥犬」，但他絕對是一隻鬥犬。這隻鬥犬誤入政治叢林12年，繳了不少學費，但他意志堅定，學習很快，「中天新聞台」也許會消失，但「中天新聞」會挺下去，讓無色理念發光發亮。

蔡衍明是成功的商人，霸氣、率真、講義氣、思考不受框架限制。他出身後火車站富商家庭，父親吃過白色恐怖苦頭，年輕時支持黨外，在台灣賺了第一桶金，90年代到大陸投資設廠，成為第一批西進台商，跟著大陸黃金30年賺了大錢，成為台灣首富之一。台灣人重感情，賺了錢就想投資故鄉，造福鄉親，初期投資飯店餐飲，也賺了錢，經營企業連戰皆捷。

後來因緣際會買電視台，誤打誤撞連帶買了《中國時報》，卻渾然不知「媒體即政治」，闖進政治叢林吃了不少苦頭。入主中時集團，正如他自己所說，只帶了長子進入，其他完全尊重既有班底，初期尚能相安無事。

但《中國時報》有自己的報性與獨特的組織文化，蔡衍明經營企業一路順遂，也有自己的理念和風格，更不懂如何與新聞人溝通相處，大約1年後開始發生文化衝突。

《中國時報》長期與《聯合報》並列兩大報，內容相對較開放，對台灣民主化有貢獻。余紀忠先生文人辦報，輕視組織管理，自己找能人幹才，給最優厚薪水與獎金，重要新聞自己指揮編採，主筆室擺張辦公桌坐鎮指揮。直接領導的風格養成編輯部人人頭角崢嶸的特殊文化，報社充滿自由主義、反權威色彩。

蔡衍明第一次和報社中層以上主管會面，就有人挑戰他的政治立場，詢問未來《中國時報》是什麼顏色?形同要他交代政治立場，已預告遲早難免發生的文化衝突。

他受正統國民黨教育長大，自認為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到大陸拚事業30年，又見證大陸經濟社會神速的進步，更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希望中國富強。但台灣政治環境變了，不再是他成長時那個鼓勵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社會，「親中」成為政治不正確。

大陸應尊重台灣人感情

他認為兩岸和平、合作最有利，台灣不需要敵視大陸，大陸應尊重台灣人的感情，誠懇幫助台灣發展經濟，讓台灣人日子過得更好，兩岸就可以漸漸融一。素樸的「無色」理念，看在反中人士眼中，卻成為「賣台」。他們連結他的政治觀點和在大陸賺錢兩件事，輕率認定「拿共產黨的錢、幫大陸辦事」，卻拿不出任何證據。

他接掌《中國時報》的所有風暴，都源自這二點。第一，頭角崢嶸的《中時》文化和賺錢企業家之間的文化擦撞，一些舊人不服紛紛拂袖而去。而《中國時報》是個大報，動見觀瞻，內部衝突外溢效應，讓討厭在大陸賺錢台商的人抓到機會，加碼攻訐蔡衍明「親中」、「賣台」，加上幾個政治立場鮮明的幹部，離開《中國時報》後，以親歷其境的身分加油添醋提供素材，更讓人百口莫辯。

經過這次中天新聞台關台事件的衝擊，一些真相漸漸浮現。所謂旺旺中國每年領取「補助款」，其實是大陸對企業的獎勵補助，所有中外企業都依法領取，並非獨厚旺旺中國，而旺旺中國和旺中媒體集團是兩家公司，前者是香港上市、大陸營運的公司，後者是台灣媒體集團，同一位董事長，但股東結構不同、法遵不同。

關台風暴過程中，曾有民進黨立委企圖打「國安牌」置中天於死地，在立法院質詢國安局，要求說明旺中集團和大陸是否有不法關係？國安局明確回答，中天換照無關國安問題，NCC主委亦有類似陳述。民進黨完全執政將近5年，蔡衍明有任何不法，老早查清楚了，「紅媒說」可以休矣。

社會大概都認定蔡衍明是統派，其實未必準確，這牽涉到定義問題，什麼是統派？2014年蔡衍明在上海主持《旺報》舉辦的「創富論壇」，在開幕演說中主張，應該用「融一」取代「統一」，先促進兩岸融合為一體再談統一。請注意，這是在大陸的演說，是對北京當局的建言。

兩岸融一可以過好日子

回到台灣，他多次在報社主筆會議進一步說明，「融一」是漫長的過程，大陸要心靈契合、和平統一，就是代表要讓台灣人心甘情願接受統一，何況「統一未必代表統治」。但台灣不能逢中必反，不能追求法理台獨，要讓大陸對統一不感到絕望，善用兩岸融合的進展，讓台灣人日子過得更好，這才是台灣的最佳策略。他倡議「無色覺醒」，簡單說，就是不藍、不綠、不紅，從人民角度思考未來。請問，這是統派嗎？

論媒體老闆介入編輯台，先不談法理爭議，德國歷經多年憲政層次的辯論，最後肯定媒體老闆身為媒體一分子，也有權力分享媒體所擁有的新聞自由。就個人所學所知與實務經驗，全世界、全台灣，從過去到現在，恐怕沒有一個媒體老闆不介入編輯台。

再看看眼前各電視新聞台老闆，誰不介入編輯台、介入政治，遑論民進黨政府毫無遮掩介入媒體，甚至操控NCC委員提名，把獨立機關變成手中玩具，不但介入媒體，還進一步剝奪反對方媒體經營者應有的新聞自由，合理嗎？誰更對不起受播大眾？

這隻鬥犬霸氣，但願意溝通，也能夠溝通，他的見解常常很跳躍，有時超前思考太多，讓人直覺不可思議，深思卻感到有道理，有助突破思想框架。

蔡衍明常說「碎碎念是最好的管理方法」，他表達很直接，不習慣的人容易受不了。但他主持會議從來沒有會議紀錄，也不追辦，幹部各自心領神會，微信群組更多是屬於「盍各言爾志」的性質。

這才是真實的蔡衍明。

（作者戎撫天為中國時報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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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全代會最新的八點主張，有稱是「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根基」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細讀其決議內容，就連這段文字也只是對其「執政時期」奉行「九二共識」的詮釋，那麼未來究竟還堅不堅持「九二共識」（或硬要加上「一中各表」）？看起來好像也已經把「九二共識」當作歷史名詞了！

張亞中教授批，如果大陸也來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基」的「九二共識」，台灣怎辦？事實上，那就是兩岸不再有任何共識，只剩對抗，等著開戰打完未結束的內戰了！

也許有人要辯解，國民黨為了選舉，也只能如此。但是，最後弄了個「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根基」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還強調「反對台灣獨立，也反對中共的『一國兩制』」，然後呢？綠媒照樣笑你還提「九二共識」，你們想討好的「年輕人」也不買單，因為很簡單的邏輯：如果反對「一國兩制」，那是要搞蔡英文的「兩國論」，還是你國民黨要去統大陸（要「一國一制」）？如果沒有要統，跟大陸不是「一國」，那又還喊「一中」幹嘛？再怎麼「各表」，如果仍是「一中」，難道不就是將來要統一嗎？

所以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國民黨只想「和平交流」，卻避談「和平統一」。就算你認為現在兩岸還不具備「和平統一」的條件，那終極目標是不是統？國民黨連這個也迴避，甚至還附和民進黨「住民自決」的論調，不是嗎？現在國民黨一堆青壯派議員說要放棄「九二共識」，理由就說是因為大陸先片面改變「九二共識」的定義，把「九二共識」說成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謀求國家統一」。咦？既然兩岸在「一中」的代表權問題搞不定，那「九二共識」的內容，不就是至少承認同屬一中、共促統一？這完全是當年台灣海基會自己提出的表述版本，今天是國民黨從「要統」變「不統」，國民黨賴帳，竟然還倒過來指控大陸改變了？（大陸官方在涉及兩岸場域的講話，到今天都沒對「一中」的政治意涵說死，甚至還與馬英九以兩岸領導人的定位見面，人家可是遵守「九二共識」，擱置爭議，「一中不表」，等你台灣來政治談判。）

國民黨開口閉口「中華民國」，本質就和民進黨一樣，用「中華民國」作務實台獨、抗拒統一的遮羞布、擋箭牌。試問：今天如果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放棄使用武力」，「中華民國」這四個「贅字」還能保留到現在？國民黨說要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這個「主權地位」是蔡英文所述與中國切割、對立的「中華民國台灣」嗎？如果不是，那蔣萬安為何支持蔡英文的「四個必須」，國民黨對蔡英文這套「兩國論」也裝聾作啞？國民黨所謂「中華民國憲政秩序」（別忘了蔡英文也是這麼說），難道是「不統」嗎？如果要統，國民黨光說反對中共的「一國兩制」，那國民黨的統一方案呢？

洪秀柱呼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護憲保台決議文」，雖然也是過時不可行的老八股，但至少也說出了一套國民黨「統一」的主張，結果卻也在國民黨全代會上被全面封殺。新黨現在新領導班子想走的「新方向」，其實也就是類似洪秀柱這套兩蔣時代的政令教條。但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台灣還有能力嗎？如果認為大陸也繼承了三民主義，那又何必強調呢？所謂兩岸制度不同，大陸已提出「一國兩制」相互尊重的解套，如果還要一方面「和平交流」，一方面又「反共」，那豈不是明明自己已在島內被「台獨」打趴，卻還要自不量力去撼動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地位，妄想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秩序，這真是國民黨（包括新黨如果真確定要「反共」的話）打算身體力行的理念，還是只是在島內自以為能幫助選舉的「口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