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師：饒公與他的時代
2月6日饒公以百歳高齡離世，大師已去，再無大師。
饒公是民國那代上承傳統舊學，下開新國學的最後一人，清末民初是中國知識界鉅變的時代，傳統知識分子追求變革，發堀出新的問題系，如西北史地硏究，中亞文明對華夏影響，漢文化與外族關係。而硏究方法也出現了新變化，著重考古丶實物丶外語等新證據。
季羡林八十年代評饒宗頤學術研究時，引用王國維對國學的介紹，「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他再引陳寅恪說法：「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季羨林認為饒宗頤是「預流」者，即當時能掌握民國學術鉅變產生的新材料及新問題。但民國時代之預流者，豈止饒公，大名鼎鼎的有季羡林自己本人丶還有陳寅恪。季羨林通曉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等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
但我們要問的是什麼時代背景成就了饒宗頤在香港成為國學大師，而非季羡林丶陳寅恪？最後歸結為「學術自由」四字。四九年後，留在內地的國學大師們學術研究生命結束，季羡林的精力用於反右丶文革，到後期八十年代才被共產黨捧為國學大師。1949年陳寅恪留在嶺南大學，學術硏究《論再生緣》無法在內地出版，悄悄拿到香港出版，轟動學術界，引發爭論，後因「政治不正確」，六十年代初由周恩來丶康生出面終止討論。文革時陳雙目失明，中山大學紅衛兵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就是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如果季羡林丶陳寅恪在香港，饒宗頤不會有如此突出地位，亦因為饒公在香港，可以自由地看到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敦煌文書，研究引起歐洲漢學界關注，特別是法國漢學家戴微密，六十年代赴法共同硏究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文書。那時候，季羡林忙於政治運動，陳寅恪在受大聲公轟炸！
歷史沒有What If，但我們要問，是什麼的時代，成就了饒宗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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