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登基一年就死了 朱高熾的死亡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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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與徐皇后生的大兒子,小時候就性格端重沉靜,知書達理,因此深得爺爺朱元璋的喜愛。在朱棣還是燕王時,朱高熾就被立為世子,成為燕王的繼承人。
雖然皇帝爺爺喜歡他,可他父親燕王朱棣卻不怎麼看重他,因為他身體肥胖,喜靜厭動,完全不像自己年輕時那樣矯健強壯,弓馬嫻熟,能橫刀立馬馳騁疆場。而且這個兒子儒雅仁愛,處事沒有一點殺伐決斷的樣子,一次爺爺朱元璋讓他清晨出城去檢校軍隊,他竟說天氣太冷,讓軍士們吃完飯再去。
到後來,這個專心致志於經籍和文學的世子,體重長到近300斤,連走路都成問題,需要兩個內侍架著兩臂才能行動,燕王朱棣更不喜歡他了。但在那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封建制度下,一時也無可奈何。
直到「靖難之役」時,朱棣出兵反對建文帝,因為是以一隅之兵去敵全國,所以只能給朱高熾一萬人馬,讓他留守北京。讓這個懦弱笨拙的兒子擔當如此大任,朱棣也是出於無奈,這次南征本來就是孤注一擲、死裡求生的冒險行為,「好鋼使在刀刃上」,精兵強將自然要跟自己上前線搏殺,後方留守的就都是些老弱病殘了。誰知道,這個不是被看好的大胖子,竟然以萬人之軍,抵擋住了建文帝大將李景隆的50萬大軍,有驚無險的守著了北京城。
這次留守北京的良好表現,讓朱棣對朱高熾成見減少了一些,但還不足以堅定他傳位給大兒子的決心。因為他內心裡更喜愛那兩個更勇武的兒子朱高燧和朱高煦,認為他們不但在性格上酷似自己,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如自己一樣英勇果敢。尤其是朱高煦,連長的都與父親相仿,並且身經百戰,很受將士的信賴。另外,他還曾多次在戰場上救朱棣於危難之中。
有一次,朱棣帶領的軍隊在浦子口被建文帝的南軍打敗,正在危急之時,朱高煦率軍趕到了。朱棣一見兒子,激動地拍著朱高煦的背說:「我已精疲力竭了,你來指揮作戰吧!」看兒子猶豫的樣子,老朱又激勵了一句:「努力罷!世子常常生病。」朱高煦一聽這話裡有話,馬上明白了父親的暗示,就如打了雞血似的,一馬當先地率領軍隊衝殺過去,終於將強大的南軍擊退了。這就是著名的「浦子口之約」。
雖然有「浦子口之約」,但想換繼承人也絕非易事,自古以來半途易儲都是要付出血的代價的。再說,朝中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和黃淮等人都是世子朱高熾的老師兼同黨,他們一直在極力提防、抵制任何危害儲君的議論和行為。
還有幾件事,徹底打消了朱棣換太子的念頭。一是朱棣曾幾次詢問兵部尚書金忠,說高熾懦弱,不如高煦英武類己。但每次都遭到金忠的強烈反對,說世子高熾寬厚仁慈,雖說少了些剛性,恰正是「守成之君」的特徵啊!還用「馬上能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和古今廢嫡立庶造成親屬殘殺,國家敗亡的事例來作警示勸告一番。
因為金忠是自己最倚重的軍師姚廣孝所推薦的人,所以朱棣也只好暫時作罷。不過金忠知道皇上並沒有放棄另立高煦的打算,私下裡就聯合解縉、黃准等大臣一起來再做皇帝的說服工作。
這一天,朱棣召集親近大臣商量立太子的事,又是先說一大堆大兒子朱高熾的缺點,解縉一看情況不對,就連忙插話道:「皇長子仁孝性成,天下歸心,請陛下勿疑!」
朱棣聽了,耷拉著臉不吭聲。解縉又跪下叩首道:「皇長子且不必論,陛下寧不顧及好聖孫麼?」朱棣一聽「好聖孫」三個字,臉色馬上就緩和了不少。
為什麼呢?因為朱棣有一個長孫,取名瞻基,是大兒子朱高熾妃子張氏所生。張氏生瞻基的那天夜裡,朱棣做了一個夢,夢見太祖朱元璋,拿了一個大圭(玉板)給自己,上面鐫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大字,朱棣認為這是瑞征。到滿月時,朱棣再抱孫兒細看,果然英氣滿面,很符合夢兆,所以十分鍾愛這個長孫子。
如今,長孫子已經十歲,嗜書好通,智識傑出。有次覲見皇帝,朱高熾因為太胖,走路非常慢,過一個台階時還差一點摔倒,這時皇位的競爭者、弟弟朱高煦從後面嘲笑道:「前人蹉跌,後人知警。」剛好皇太孫朱瞻基也在覲見隊伍中,聽見叔叔譏諷老爸,立刻在後面大聲說道:「更有後人知警也!」朱高煦回頭一看,嚇得大驚失色。正因為皇太孫聰明機警,每次見面,朱棣都讚不絕口,稱:「此乃大明朝之福也!」
對於皇帝這點心思,解縉察知已久,所以才會提到長孫瞻基,希望能以此感動主心。朱棣也真的被打動了,但是還下不了立太子的決心。
過了幾天,朱棣又與大臣們相聚,讓人取出一幅虎彪圖,叫大家以圖為題,各作詩一首。什麼是虎彪圖?古人認為,老虎的幼子為彪,虎彪圖就是畫了大小老虎在一起的圖。
解縉一看,畫中一隻大虎和幾隻小虎在玩耍,十分親暱溫馨,這大才子名不虛傳,立馬寫了一首詩呈了上去。這是一首五絕詩,其詩曰:
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朱棣閱後,不禁眼圈發紅,暗暗感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提過換太子的事情。
被眾多大臣千辛萬苦保護下來的朱高熾,也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當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蒙古返京的途中病逝後,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這一年,他已經四十六歲了。
儘管挺熬多年的朱高熾只當了一年的皇帝,但歷史上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基本上是一個開明的儒家君主,他努力地像古代聖王那樣,堅持簡樸、仁愛和誠摯的治國理想。大力加強鞏固國家政權、堅決糾正永樂時期的嚴法酷政和不得人心的經濟計畫,使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養生息,也使當時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為「仁宣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開創了大明王朝百年穩定、強盛的好局面。
由於執政時間短,人們往往忽略他的功績,愛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死因上,於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他是過於勤政,是勞累死的;也有說他十分好色,是貪慾死的。其實最合理的,應該是病死的,他體重三百多斤,肯定患有許多與肥胖有關的重度疾病,突發個腦血管、心血管病症也在情理之中。
再據史書記載,朱高熾並不戀女色,後宮中除張皇后之外,只有譚妃一人。這個張皇后人非常賢惠,與朱高熾相敬相愛幾十年。那個譚妃也是一位賢內助,在朱高熾死後甚至為他自縊殉節了,後來還被謚為昭容恭禧順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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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確立了中國道路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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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失敗的緣由在於他想以勇力獨佔天下之利,因而他廢除諸多反秦諸侯,用他親近將領代替。劉邦與之相反,結成了最廣大的反項聯盟。定鼎天下後,劉邦一方面剷除異姓王,一方面大肆分封諸侯,最後達成政治平衡,以白馬盟誓的形式固定下來。那就是「非劉氏不得王,無功者不得侯」。
這其實是劉氏家族與功臣集團共同執掌天下的模式。這種模式遭到了呂后的挑戰。她打擊功臣集團,分封諸呂。但她死後,諸呂被很快剷平,周勃、陳平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根本在於操持天下權柄的還在於功臣集團。
漢文帝可以說是由功臣集團抬上皇帝寶座的。因而他也最大限度的給予了他們便利。賈誼的《治安策》可以說講述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相互關係,重點強調了以德治國。其實質是用更加柔和的辦法對待士大夫集團,頗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味。漢文帝無為而治與天下休息的方針,在最大限度上將統治權力下移。他甚至可以允許私鑄貨幣。這就導致了中央控制力的減弱。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醞釀了七國之亂。
漢景帝最初是希望有所作為的,但七國之亂的發生打亂了他的節奏。在他的時代,確立接班人是一個大問題。梁王由於七國之亂中表現優異,實力大增。再有竇太后背後推動,很是讓漢景帝擔憂的。立劉徹算是一種妥協,關鍵在於劉徹與阿嬌金屋藏嬌的故事。沒有長公主的勢力,劉徹的皇帝位子並不能很穩固。
文景兩代為天下打下了基礎,但這個基礎我們要仔細分析。強的不是老百姓,強的是地方豪族。天下受災而無人敢淹丞相田蚡的田地以洩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田蚡、竇嬰之間的爭鬥可見一斑。再加上大俠郭解這樣的地方黑惡勢力,心懷不滿的地方諸侯王,漢朝做大之後的危機還是很深重的。
漢武帝上台,破解政局的辦法就是改變國家大政方針。黃老學說和孔孟學說的爭論,看起來是意識形態之爭。實際上是由誰執掌最高統治權的問題。秦始皇自封為皇帝,但並沒有確立國家的統治學說,統治的合法性一直都成問題。叔孫同幫劉邦制定了空廷禮儀,劉邦才覺得做皇帝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儒生的禮儀是一種束縛,約束大臣的。所以,賈誼這些人即使為功臣集團說話,也得不到他們的認可。功臣集團的用人標準就是論資排輩。等到漢武帝確立了儒家的正統之後,也就確立了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此他可以橫行天下了。
很多人總結中國的統治術是外儒內法,其實不盡然,但在漢武帝這裡是行得通的。儒家學說解決的是一個名分的問題,法家的作用就是打擊豪族。從漢景帝開始,皇帝就喜歡任用我們所謂的酷吏。酷吏很能揣摩皇帝的心意,從而有計劃的打擊不法勢力。這樣的做法是需要的嗎?當然是需要的,否則,天下真成了士大夫的天下,皇帝只成了一個擺設。但最後也是矯枉過正了,以至於公孫賀聽說自己當了丞相,嗚呼哀哉、如喪考妣。但也是如此,實現了權力的交接。
有哪些人接過了權柄呢?那就是由漢武帝領導的征討匈奴戰爭中湧現出來的新貴們。對付匈奴,人稱智囊的晁錯是立了功的。他建議屯墾,但不要用南方的遷徙之人,而要用北方邊地的本地人。給予邊人最大的優惠,讓他們建設自己的家園。一旦匈奴入侵,這些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勞動果實,就會奮起抗爭。這是一條人民戰爭路線,在漢朝巨大人力優勢下,匈奴是很難吃得消的。
漢武帝的手筆更大,他要建立野戰兵團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我認為這決定了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命運的。當時匈奴的勢力達於極盛,國家建設逐步展開,如果再給他們一代人的時間,他們很有可能對漢朝進行更加猛烈的進攻。漢武帝沒有拒絕自己的責任,他用衛青、霍去病追亡逐北,消滅了匈奴主力,也保證了中華帝國的長治久安。這才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這才讓中華文化同化異族的功效最大化。
在漢匈戰爭的大背景下,漢武帝任用桑弘羊等進行了最大規模的財政改革。鹽鐵專賣、均輸平均政策,擴大了國家的財政來源,使得國家可以不加稅的情況下,能夠應付規模龐大的對外戰爭。可以說,漢武帝時代是有國家計劃的影子在的,用國家宏觀調控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均輸政策打擊了投機倒把的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普通百姓的利益。漢武帝死後,這兩項政策立刻遭遇了挑戰,最後逐漸被廢黜。歷史也證明,凡是強大的國家,都是以上兩種政策執行較好的時代。王莽的改革不成功,也在於他無法打擊地方豪族,無法掌控國家經濟。
人們說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在漢武帝時代則不盡然。漢武帝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的版圖。南越、閩越、巴蜀、東南夷、西南夷、遼東、西域,觸角可及之地,大漢王朝都進行了干預,並進行了有效的治理。他對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是起了奠基作用的。
在對地方的控制上,刺史官職的確立確實有重大作用,也為後世所效仿。繡衣使者對地方的強控者,也把地方太守的職權給削弱了。如何平衡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央權力的增強也使得外戚集團、宦官集團的問題成為大問題,如何解決新出現的問題,只能後來人解決了。巫蠱之亂敲響了警鐘,也提出了課題,但在封建時代無法根治。
直到漢武帝時代,中國的國家模式真正確立。漢武帝的統治比秦始皇暴烈,但結果不同。最大的根源在於,秦始皇時代,承受代價的是天下蒼生。漢武帝時代直接受影響的則是功臣集團。漢武帝是開創了一個偉大時代的,他的缺點是封建君王的共性,但對國家的整體規劃上,他的頭腦是清醒的。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真正確立了中國傳統,這是最早的中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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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要向民主回歸派發洩憤恨!
BY 駱賓王爾德 · 2014/09/14
陶傑在專欄及電台節目中批評民主回歸派之虛妄,引述貝加爾的文章《民主回歸並未結束》並大肆鞭撻。黎則奮則在臉書上回應,斥陶傑「常識欠奉」、「亂說一通」,「賣文如賣淫,絕屬混口飯吃,不必認真看待。」。誠然,才子在節目中所引述的「歷史」確為大錯特錯,此點已被多位親歷當時情形的社運人士駁正。
然而Q爺的回應,在謾罵對方為文妓發洩及辯正歷史過後,對陶傑於民主回歸派的指責,卻是避重就輕,僅以一句:「往者已矣,上一代已經失敗,下一代願不願意,都要接棒。」了事,難道這就是負責任的態度?
陶傑在那集《光明頂》的歷史可能捧了鴨蛋,但他強調的是「常識」,他對貝加爾的批評主要是以下數點:
一,是兩害取其輕。貝加爾認為民主回歸派要選中棄英,是因為港英政府的管治從來算不上優良,「中央權力實際上的專制,政府及政策向財閥的嚴重傾斜,而且殖民統治本來便離不開種族主義的弊病。政府由一班外國人操縱,而當中不少更非香港土生土長,本地人只能當副手和部下,這種制度怎算公平?」陶傑指出,港英管治制度固然不算優良,然而,回歸現實,我們應該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缺點再多,也比中共治下,一條條浮屍從深圳流落香港要好;英國包容中國知識分子、國民黨難民來港,也建立一個「相對公平」之制度,起碼讓他們安身立業。
二,是妄自斷定民主回歸是香港唯一路途:「縱使香港人普遍希望保持現狀,但於中共及英國所設之框架內,港人除了移民一途之外,就只能於這框架下爭取港人最大之權益,中國主權下高度自治的民主回歸論順應而生,而這也是香港於中共統治之下最能保障香港的辦法。」陶傑認為在共產黨治下,民主回歸並無可能,香港人應該向英國追討責任,而認為民主回歸是唯一選擇者是橫蠻無理,空想民主分子。
三,是民主回歸派天真幼稚,以為中共收回香港,就會將他們眼中港英的「不優良制度」矯正:「當年文革後鄧小平上台,全國從文革中的瘋狂抑壓到80年代的改革開放,思想言論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各類傷痕文學,批判言論都得到包容,而胡耀邦、趙紫陽更是開明派的旗手。對當時中國前途有寄望,是任何一個視自己為中國人都會抱有的樂觀態度。」,但六四民運後後大陸局勢劇變,「非民主回歸派所能預計,更非一些人將所有罪名推給他們然後自我感覺良好所能解釋。」,陶傑引用上世紀30年代延安知識分子對中共幻想破滅之史實(這點歷史才子倒沒弄錯),證明共產黨從來不可相信。所以,現在對民主回歸派的批評並非事後孔明,反而是前車之鑑。
四,是香港知識分子拾人牙慧,以為中國會像西方歐美社會一樣,中產階級興起後會有公民意識覺醒,逐步發展成民主社會。再妄想香港回歸後,可以影響中國民主發展。而最終事實卻證明中國人富起來之後沒變成中產階級,反而成為了土豪。香港知識分子學了西方社會學知識,卻硬套中國小農社會上,然後作出意淫,再進而支持民主回歸論,最終害了香港。
以上論點,Q爺都沒回應,空執著於80年代尚未出現港同盟、司徒華不是民主回歸倡儀者的歷史考據。陶傑言論除去了歷史謬誤,尚有其理據可供討論,黎則奮的回應,去除了謾罵對方是文妓和歷史故事的重溫外,卻僅剩一句「下一代願不願意,都要接棒」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
回歸既成事實,為什麼還要向民主回歸派開火?作一個比喻,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條分叉路放在港人眼前,一條路是拼死抵抗,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另一條路是接受現實,並以「民主回歸論」作麻醉劑,配以紙醉金迷的經濟好景,將九七恐懼暫時壓抑。香港人當時選擇了後者,而如今嘗到了惡果,對「民主回歸派」的窮追猛打,就是要往回頭走,我們要走回那一個分叉路口,重新選擇自然要先醒覺現在走的是一條錯路。
就好像五四運動對中國傳統價值之猛烈狠批以至全面推倒一樣,抽出二千年前的孔子出來狠批,能解決當時的現實困境嗎?當然不能,然而批判舊有錯誤價值觀,必定是建立新價值觀的前提,不打倒以孔孟學說建基起來的封建制度和思想牢籠,也就談不上建立新思維、新價值觀,找出新方向。今日對「民主回歸」的反思,亦當作如是觀。
正如香港淪落至今時今日的境地,仍有貝加爾之流在作「民主中國」之春秋大夢,諸如「民主回歸這條路走不下去,還有什麼路可走?」、「當一旦大陸開始民主化,我想到時民主運動中的自治派和自決派會否分道揚鑣,已經分別不大。」、「香港人的民主自治還是自決獨立權利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命運相連。」這些夢囈仍然不絕於耳,對這種人,當然應該大吵大鬧,將他從虛妄的美夢中喚醒過來,這固然殘忍,然而仁慈地任讓其繼續荼毒大眾,又何嘗不是對我們自己殘忍?
黎所說的「批判民主回歸論絕對沒有問題,也應該批判,但批判的意義,包含承傳、掦棄和超越,不是呼天搶地式的撒野和叫囂,那除了情緒發洩外,根本提不出思想出路。」絕對是至理明言,故此一些本土派也理應好好了解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的歷史,才不會鬧出將尚在求學階段的戴耀廷打成民主回歸派的笑話,讓一些人以歷史謬誤作開脫,逃避真正的責任。另外本土派也應該盡早整合,一些基本問題如應該爭取獨立還是自治?用上暴動還是以爭取國際注意為抗爭重心?這些議題應盡早尋得共識,否則本土派一直維持散沙一盤的狀態,也終究是一事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