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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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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 #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台幣「四萬塊換一塊」往事

所謂「四萬塊換一塊」，是指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

雖然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由一個「沒有」黃金準備的貨幣轉換為「有」黃金準備的，幣值換算本身也基本沒有影響到購買力，但不要說是現在，就連當時都有人信誓旦旦說四萬塊換一塊的過程使得他或他的長輩財產大幅縮水。

其實我是相信某些人的財產會大幅縮水的真實性，這就是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不要說七十幾年前，就是近幾年印度政府的換鈔政策，也是害慘了了一堆人，那些存了私房錢又不識字不能去銀行換鈔的印度家庭主婦，被迫在拋棄財產或曝光財產中二選一，許多賺黑錢或有洗錢需要的人，由於他們真正的財富狀況不能曝光，也選擇直接作廢舊鈔。當年的老台灣當然也有同樣的問題。

簡單來說，雙方講的都對，幣制的轉換沒有造成貨幣本身的購買力下降，但的確會造成某些人的財富縮水，只是造成財富直接縮水的，不是幣制轉換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有許許多多的人，基於他們各自不同的實際狀況，不能或不願參與到官方的貨幣轉換機制上來。

長期的、間接的財富縮水，其脈絡就必須要上溯到戰爭末期。

戰爭還沒結束，各國其實已經在討論戰後怎麼整理貨幣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他們主要參考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慘痛經驗。

由於一戰後，世界各國陸續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各國為了消化國內過剩的生產，紛紛採取了貨幣貶值（脫離金本位）的方式增加其產品的競爭力，傾銷到世界各地，但與此同時，又在同一貨幣區域內（特別是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築起關稅壁壘。這個大家有志一同的作法，最終經過複雜的演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導火線。

例如日本，一戰為日本帶來戰爭景氣，但一戰後，日本經濟就陷入了長期低迷，他們也學著歐美列強將貨幣與黃金脫鉤，試圖以超貶的貨幣將貨物傾銷到世界各地，但日本人馬上遭遇困難，傾銷到歐洲或東南亞的貨物，遇上了關稅壁壘，傾銷到中國的貨物，則遇上了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抵制日貨風潮。日本的菁英想來想去，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認為之所以卡關，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英國的印度這樣廣大的原料來源與市場作為殖民地，於是盯上了中國東北，後來東北的腹地還是遠遠不夠，又再盯上華北。

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演化成戰爭的邏輯鏈條。

二戰的侵略國，像是日本或是德國，在他們內部都有類似的「爭取生存空間」的聲浪，用來正當化他們侵略鄰國的行為，而且至少在他們內部輿論的語境下，都非常受到大眾乃至於菁英的認同。二戰末期，許多有識之士就非常擔心這樣的狀況會再度重演，於是催生了現在的WTO的前身GATT（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及以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布列頓森林體系，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為了防止各國在戰後再度競貶貨幣、高築關稅壁壘。

二戰結束時，各國都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於戰爭時期大量印鈔，戰後怎麼整理貨幣，就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對當時的人來說，能夠參考的，就只有一戰後整理的經驗，基本上就是兩條路線，一種德國式的、一種英國式的。

德國的方法，說穿了就是「抵賴法」。當時的德國發行了以地產為擔保的臨時貨幣（Rentenmark），以「一兆比一」的比率回收戰時濫發的馬克，幾乎是等於將原先的貨幣直接作廢了，經過抵賴之後，最後再回到老辦法，以黃金作為保證發行新貨幣，再以一比一的比率收回Rentenmark，才算完成了戰後的貨幣整理。

相較之下，英國的方法，就是立刻回歸金本位制，實行通貨緊縮。依照當時的討論，如果通膨還算合理，則實行通貨緊縮來整理貨幣即可，但面對惡性通貨膨脹，不得已還是要採取抵賴法。

二戰敗戰後的日本，基本就是採取和一戰戰敗國德國一樣的抵賴法，有興趣的可以查一下「新円切替」、「預金封鎖」這些當時金融緊急措置令的關鍵字，由於舊台幣是直接承接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有人以為如果不拿舊台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換新台幣，還可以拿去一比一換回日圓，算一算賺翻了，殊不知，早在戰後第一時間，日本就已經使用抵賴法整理了通貨，在整理過程中，台日基本上是斷絕往來的，如果不是陳儀以舊台幣一比一承接了台灣銀行券，不用等到新台幣發行，這些舊幣在更早的1946年3月3日後就已經全部作廢。

陳儀承接日本人濫發的貨幣，大致上有兩個計畫。

一是當時中華民國的國幣「法幣」，正要進入戰後的貨幣整理階段，效果還未可知，陳儀希望等法幣整理完成、發行新幣時，再讓台幣回歸與中央一致。

二是陳儀打算用接收自日本的日產，作為整理台灣通貨的子彈，以當時的預想，基本可以扛下日本在戰爭中與戰後接管空窗期所濫發的貨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陳儀也使用了類似日本政府「預金封鎖」的手法，把日本在最後期所濫發的武尊千圓券鎖死在銀行裡，限制持有者所能動用的比例。

但陳儀沒有想到的是，戰爭最後期，盟軍對於台灣的轟炸所造成的破壞，遠遠超乎他的想像，這個轟炸是戰略性的，可以生產戰略物資酒精的糖廠，承受了毀滅性的破壞。陳儀以出售日產所得來整理貨幣，但後來為修復炸毀的工廠，又大肆舉債，僅僅台糖一家，1946年所獲得的貸款就相當於當年台灣省整年政府總預算的一半這樣的規模，在這段時期，對公營事業的放款正是台幣膨脹的最大因素。

但要說中華民國政府拿走了台糖的存糖，導致台糖不能正常盈利，所以才需要貸款進行修復，這是把當時真實的狀況顛倒了講。實際的情況是，早在中華民國尚未接管的空窗期間，這些存糖就已經被大規模掠奪至民間，而台灣糖業由於長期有日本作為保證市場，導致生產成本過高，欠缺國際競爭力，台糖送去上海賣的食糖，最後是在面對批發價僅一半的爪哇糖的競爭之下，大敗虧輸。當時的輿論還分為兩派，一是希望台糖趕緊轉型增加競爭力，二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實行關稅保護，讓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成為台糖的保證市場，台灣本地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後者。

但糖業畢竟還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在此情況下，修復糖廠勢在必行，也因為修復所需的資金實在太龐大，也排擠了其他產業修復，這中間的取捨，也導致現在台灣人對於官方「台灣的產業不必全都恢復」一說的誤解。

對於修復台糖所需的資金，這裡的「資金」，光是有台幣並不夠，向國外購買機器設備是要用美元的，而當年的台灣基本沒有什麼賺取美元的手段，要重建台糖，所需要的舊台幣廿多億是台灣銀行印的，但美元的部分，則是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先行墊支的，一共是500萬（時約舊台幣五億）。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糖的生產成本雖然過高，甚至早在日本時代，日本本土從爪哇進口食糖都還比從台灣便宜，但日本人還是選擇向台灣購買，因為這還是可以幫日本節省珍貴的外匯。

順帶一提，在台糖重建的過程中，美國是有表達願意提供技術和貸款，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當年政府沒有接受美國的計畫感到不解，因為依照美國的計畫，顯然修復成本更低、時間更短，因此他們認為政府不接受，這中間必有貪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並不去提，當年美國人提出的要約，是以大比例的股權移轉給美國做為條件的。接受這樣的條件，實為賣國行為。

從美國在當時國際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就可以拉回「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上。我們先談當年的中華民國在戰後整理貨幣時，所遇到的具體問題。

首先，雖然你的國家作為戰場，殘破不堪，甚至比某些戰敗國還慘，但你畢竟是戰勝國，你可以接收敵國在本國的資產、可以主張戰爭賠款，把復興的成本轉嫁給侵略國的國民，直接抵賴這大家心理上難以接受，且對經濟衝擊太大，不利於國共內戰的局勢，在此前提下，中華民國政府也承接了台灣銀行券、汪精衛政權的中儲券，並在戰後初期就開始以庫存黃金回收市場上過量的法幣，試圖穩定區域情勢。

第二是更大的問題。當時的中華民國和各國都面臨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隨著戰爭的進行，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黃金都集中到了美國手上，貿然採行金本位緊縮貨幣，金融必受美國支配，幣制也失去獨立性。為此，英國提出了凱因斯所設計的超國家貨幣「班科（Bancor）」作為國際貿易的清算工具，只是最終美國所主導的美元中心模式還是勝出，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掛鉤。這是戰後美元中心架構的開始，也由於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就很難避免國內資本大量出逃到美元的狀況，這一點連英鎊都扛不住，這也是大英帝國解體的經濟上脈絡。

為了遏止資金出逃，各國政府祭出更強硬的外匯管制措施，但這一方面限制了檯面上的正常經濟活動，另一方面也使得繞過管制的檯面下經濟活動收益更大。

1946年3月，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外匯管制辦法，規定凡申請結購外匯者，限於三個月內可以進口的物品。這個辦法的初衷，本來只是杜絕投機、防止資本逃避，但實際上除了讓檯面下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在檯面上，也使得隨時隨地可以裝船輸入的民生消費物品大舉輸入，需要較長時間製造的生產設備反而難以順利取得外匯購進。

另一方面，美國所鼓吹的、表面上十分中性的禁止競貶貨幣、禁止關稅壁壘的國際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起到的作用，則是獨厚當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的美國本土產品，這一來一往，就是一個美國貨把本地的產業摧毀殆盡的局面。

本地產業被摧毀，除了國內生產不足，也更難輸出賺取外匯，外匯不足，就更難穩定本國貨幣匯率，本國貨幣不穩定，又加速資本出逃，為了遏止資本出逃所祭出的管制又進一步扼殺了本有競爭力的本國產業，這是死循環。這些討論，都見於當時的政府資料與報紙。

再來看舊台幣與法幣。

舊台幣兌法幣的官價一直都是被低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現在居然所有關於這件事的討論，都是說這是便於國民政府掠奪台灣的物資，這也是把實際的情況說顛倒了。

匯率政策一定都是雙面刃，貶值有利於出口，這對於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是巴不得的事。戰後初期，台灣的出口還是以米糖為主，在陳儀政權嚴令禁止米糖出口後，米糖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繼續外流至大陸換取相對被高估的法幣，並利用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初期回收法幣的機制，將法幣兌為黃金。在當時，國民政府打算檢討舊台幣對法幣匯率的市場消息，還曾經直接造成金價下跌，而走私的目的地福建省的福州，也成為戰後初期全中國唯一一個居然米價會下跌的地方。台灣海峽走私有其季節性，在東北季風強勁、不利於渡海走私的冬季，就以囤積的方式暫時存放，這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政權大規模查獲包括板橋林家在內的台灣巨商囤積米穀的歷史背景，只是這段「走私白米換取一箱箱黃金」的往事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走私的主角從台灣商人改寫成了陳儀政府的官員。

光從貨幣發行量來看法幣與後來金圓券的崩潰，只能看到這個現象本身，卻不能窮盡這個現象背後的脈絡。除了貨幣發行量之外，市場對於法幣的信心，除了上述的幾個因素之外，當然還有戰爭的因素。

由於戰爭時期中華民國作為戰場，許多國土相繼被佔領，此時有多少法幣在國民政府控制區域內流通，是說不準的。事實上，在日本佔領區中，日本人也發行軍票、或以傀儡政權發行貨幣與法幣競爭，並以包含硬搶在內的各種方法將法幣強制集中，作為傀儡政權貨幣的發行準備、套買外匯，或轉過來向國民政府控制區域搜刮物資之用。而戰時國土支離破碎，法幣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統一的發行，這也使得偽造相對來說更容易，偽鈔充斥市面，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戰後，國共內戰繼續開打，同樣的經濟戰一樣存在於國共之間，我們現在說國民黨以金圓券搜刮人民的黃金，事實上，早在1946年，內戰的另一方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在其控制的區域內，以其發行的貨幣強制收購區域內的黃金現貨。而同一時期，國民政府正在釋出庫存黃金回收法幣安定通貨膨脹。在這整個回收法幣的過程中（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央行釋出了庫存黃金589萬盎司中的352萬盎司（即約167公噸中的100公噸；334萬市兩中的200萬市兩）。

轉折點發生在1947年1月底，國共雙方結束了一年多以來的打打談談，撤回談判代表，這被視為可能是內戰即將全面開打的信號，引發了資本瘋狂逃亡。由於外匯有所管制，除了美元、港幣黑市之外，資本要逃，當然就集中在政府還在釋出的黃金，物價劇烈波動，也引來了米糧棉紗等實物的短期炒作，甚至借錢來炒，這就是1947年2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上海的「黃金風潮」。

當時不只是民間，就連軍餉、公務人員的薪餉也都被各級主管挪用去兌換黃金，但你站在他們的立場，薪水發下來馬上因為黃金上漲貨幣貶值而縮水，那還不如跳下去跟著炒高黃金，沒準還能賺，他們也沒辦法。事實上也因為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乾脆不發薪資、改發實物。

黃金風潮所引發的物價上漲實在太過劇烈，國民政府於是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期間內禁止一切黃金外匯買賣、嚴打囤積走私，此時是1947年2月1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十天。經濟緊急措施對於防止資本逃逸效果有限（一說黃金是大規模經由陸路運至廣州再轉香港），但經濟緊急措施對於舉債炒作、囤積居奇的商人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除了台灣，廣州乃至於各地都有投機與囤積商人破產、血本無歸的報導出現，這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中，圓環緝私煙事件之所以引發民間如此巨大反彈的歷史脈絡。

順帶一提，即使是在此時，國民政府還批准了陳儀向中央申請的490億法幣的「肥料借款」，以解決台灣本地肥料短缺的問題。之前是有國際援助台灣的肥料，但援助的肥料根本不符台灣本地的使用種類，要轉售去中國本土，中國本土農民又尚未建立使用肥料的習慣，這個問題最終還是中央解決的。

無論是當時或現在，都有研究把法幣的崩潰原因簡單歸結為鉅額的軍費支出，只是我們現在隔了七十幾年回頭看，應該看得更清楚。戰後初期開始的布列頓森林體系，它最後崩潰是在1970年初期，崩潰的原因是美國黃金儲備不足、開始拒絕讓美元自由兌換為黃金。但這個體系，其實在更早的戰後初期，它也差點崩潰。

我們先來看崩潰背後的機制。

布列頓森林體系是一個以美元為國際貿易清算標準的系統，它是建立在美國巨量的黃金儲備以及承諾美元與黃金可自由兌換之上。只是這個黃金美元雙本位的系統，其邏輯缺陷（Triffin dilemma）也是非常明顯的：

簡單的說，就是美元的流動性與對美元的信心無法兼得。

其一，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逆差，他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所持有的黃金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威脅到各國對美元的信心，這其實就是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背後的機制；

其二，如果美國對他國出現順差，則他國的美元儲備就會不足，進一步對該他國對外貿易與通貨穩定造成嚴重問題。如果美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大幅順差呢？這個整體美元流動性不足的系統性問題，實際上就是戰後初期所遭遇的狀況。

此現象立刻對世界的局勢帶來了巨變。第一個出來大聲疾呼的是英國的首相邱吉爾，即著名的「鐵幕演說」，一般咸認這是冷戰即將展開的序幕。

戰後初期，美國或美國貨在區域利益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事實上不斷為共產主義者所謂「美國帝國主義」的宣傳提供素材，特別是在既有的反共政權被摧毀的國家，像是日本，更是迅速赤化。在此階段，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缺陷、美國在二戰後生產能力獨存的事實，都被當做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缺陷。看到這個現象的大家，特別是年輕人，想到的根本解決之道，自然也就是直接取消自由貿易。

要維持這樣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貿易系統不至於崩潰，擺在眼前的明路，事實上只有一條，那就是美國對各國的直接援助，容忍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赤字來換取美元的流動性，這就是美援的基本脈絡。

由於美援在美蘇軍事對抗脈絡上的強烈連結，我們很容易忽略美援在經濟上的脈絡，乃至於將美援簡單當作一國能在戰後復興的唯一因素，而忽略了美元體系在更早的階段對他國的復興所造成的嚴重阻礙。

相較於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1947年就開始對歐洲的土耳其、希臘提供實質性的援助，美國對亞洲國家的援助則遲得多，要等到1950年韓戰爆發之後，這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如此，日、韓亦然。這中間的時間差，正是本文「四萬塊換一塊」的事情所發生的舞台。

這個時間差的由來，還是要回到美國國內一直以來的孤立主義氛圍，即不干涉、不捲入他國衝突的基本態度。這個孤立主義傳統，使得美國政府，相較於干預歐洲事務，更難以說服國會去干預亞洲事務。甚至美國在二戰參戰之前對英國的援助，都尚且必須小心繞過國內孤立主義的反彈聲浪。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過「四大自由」的說法，我們今天常常誤用其中所謂「免於恐懼的自由」，拿來要求政府積極與造成人民恐懼的事物戰鬥，殊不知當時這個詞的意思，實際上是呼籲各國裁減軍備：「不要再打了」。

還有一點容易被忽略的，就是美國政府也必須面對國內非常巨大的同情、甚至支持共產黨的聲浪。這些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聲音，是在盛行於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的肅清之下，才逐漸消失。

順帶一提，二二八事件的討論中，經常有人引用的《密勒氏評論報》關於國民黨血洗台灣的報導，這則報導的撰寫者John W. Powell，實際上是原為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運用人員，他後來因為引述中共官員的說法指控美國於韓戰中使用細菌戰而被控叛國罪。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上支持國民政府，但也以美軍觀察團（Dixie Mission）與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方面建立官方關係，這個觀察團是在1947年的3月11日結束，隔天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國情咨文，要求國會撥款4億美元支援土耳其與希臘，使兩國不至於落入共產黨手中，一般咸認這是美國支持反共政權的開端。

現在台灣流行一個說法，認為是韓戰的爆發救了國民黨。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韓戰爆發和中國內戰，同樣都不構成美國干預亞洲事務的正當理由。實際上使輿論翻盤的分水嶺，應該是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核子試爆，這才是普通美國人民真正有感的因素，民間輿論開始歇斯底里，也造成所謂「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等現象。哪怕這些行為客觀上救了誰，本質上都是美國人的自救。

1949年6月15日，台灣省政府下令將舊台幣以40000比1的比率折算為新台幣，有黃金作為保證的新台幣暫時穩定了下來，但事實上美元系統性的問題當然還是存在，長期下來新台幣的幣值還是不可能安定，這個系統性的問題的確是美援來解決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當各國復興之後，開始將賺得的美元兌換為黃金，最終一樣也導致這個系統的崩潰。

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國是以石油以美元計價來繼續維持美元的中心地位，這就是2001年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神隱少女》中，故事所發生的舞台「油屋」所影射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動畫中，大家以為自己追逐的是黃金，但實際上卻是以魔法障眼的廢土。

但那就是另一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