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曾說:「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三十幾年前,母親一打二,獨自照顧年齡只差一歲的我跟姐姐,後來生了弟弟,母親一人分身乏術,專注力大多落在年紀較小的弟弟又或者比較懂事的姐姐身上。
那時候父親很忙,久久才陪伴我們一次,在我的童年,覺得自己最缺乏的,是父母的陪伴。雖然離那份情緒已經有點距離,但童年那份孤獨的情緒,深深影響著我。
缺少陪伴,在小孩的心裡,等同欠缺父母的愛。「缺愛」是一種什麼感覺?父母的陪伴太少,又或者被父母忽略,都會在童年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痕。
記得弟弟出生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只要白天見到孕婦,晚上都會做著相同的夢。
夢裡面,我站在一個純白的空間,在那個只有白色的世界,沒有別人,只有我。後來天空掉下一粒糖果,我伸手去接,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揣在懷裡,又掉下一粒糖果,我又去接,如是者,慢慢越來越多,糖果的大小,也一粒比一粒大顆,最後,我被一顆巨大的糖果,重重壓在地上,然後,我就哭醒了。
我帶著淚水,跌跌撞撞摸著樓梯的把手,走到一樓。我敲了母親的房門,跟母親說:「我可以跟你一起睡嗎?」母親摸了摸我的腦袋,把我抱起來,放到二樓卧室的榻上。我帶著淚,重新回到那個白色的世界。
後來,母親帶我去收驚,說我可能看到不乾淨的東西,才會每晚夢魘。綁紅繩、喝符水,甚至還想請師父用紅筷子夾中指,母親試了很多方法,卻還是無法解決我夢魘的問題。
夢魘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後來上國中,次數才慢慢減少。
長大以後,慢慢意識到,之所以見到孕婦就會夢魘,大抵是因為母親生了弟弟後,我便漸漸被母親忽略,白天的情緒投射在夢裡,才導致在夢中飲泣。
多年後,我獨自旅居臺灣,有次母親來看我,我陪他逛東大門夜市、在南濱海岸散步,去將軍府拍照⋯⋯分別時,我和母親在計程車上閒話家常。
母親:「上個月跟珊珊阿姨聊天,她說小孩最多生兩個就好,生三個的話,排行第二的小孩很可憐,會被忽略。但我覺得不會啊,你們就好好的啊!」
我用了吸了一口氣,說:「媽媽,其實⋯我的童年一直覺得很孤單。」
語畢,母親久久不能言語。
大概過了一個世紀般長的時間,母親用帶點顫抖的聲線,努力從嘴巴,擠出幾個字:「幸好,你有好好長大。」
很簡潔的一句話,卻深深打在我的心頭上。童年落下的傷口,在那一刻彷彿被填補了。傷痕還在,卻不再疼痛。
因為痛過,所以理解。如今自己當了父母,情願犧牲休息跟打扮,甚至餓肚子又或者狼吞虎嚥地用膳,也要將時間留給我的孩子。為的,就是不想自己的孩子,留下跟自己一樣的遺憾。
要同時兼顧事業、家務、餐廳跟小孩,雖然身心會疲憊,但我知道,有一日會發現,曾經有一段被小孩需要的日子,是那麼的幸福。
原文:東周刊2021.08.18
照片提供: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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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請上榻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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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曙光─德式中央軍(第一部:建軍)】克里拜爾─納粹在中國的先驅
1929年,蔣介石焦急且關切的慰問倒在病榻上的馬克斯‧鮑爾,他沒想到這位被他委以重任的洋軍師,竟如此之快的走到生命盡頭。
「委員長……希望您……能……能好好照顧我的家人。」
此時的鮑爾連講一句話都上氣不接下氣,他的皮膚出現許多焦黑色的斑點,身上也不時流出血來,看起來著實令人噁心發麻,以至於即便洋醫生診斷病症是天花,還是有人謠傳,這是被人下了巫蠱才如此悽慘。
「先生放心,余必照應。」
了卻心中的牽掛,鮑爾鼓起精神,決心完成作為顧問團團長的最後職責,他向蔣介石說:「我誠摯地推薦由克里拜爾中校接替顧問的職位。」
蔣介石接受了深得他信任的洋軍師建議,於是赫爾曼·克里拜爾開始代理顧問團團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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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克里拜爾有何過人之處,讓鮑爾指名由他接班呢?
我個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跟鮑爾有交情。之前我們提到,鮑爾是德國一戰名將─魯登道夫的屬下,而克里拜爾同樣也是魯登道夫的屬下,從情理推斷,他倆是同事,甚至可能在工作上挺合拍的,這才讓鮑爾用生命推薦。
不過,病重的鮑爾可能沒考慮過克里拜爾的一個身份。
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30人不到的德國顧問團也有不同派系。
首先是親近政府派,出於對凡爾賽條約的戒備,政府對遊走在違規邊緣的軍事顧問團並不樂見,這一派的顧問成員也因此忌諱投入軍事行動,並對國府的合作態度顯得有著不冷不熱的疏離感。
另一股勢力是軍方派,顧名思義,就是以軍事專長為主的退役軍人,他們樂於一展所長,也介入在中國的內戰中(這已是違規行為),對於政府派屈服於凡爾賽條約的態度那是相當感冒。
那克里拜爾屬於哪一派呢?答案是……他是第三股勢力,也就是一個當時不算重要,但之後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納粹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裡要先解釋一下,納粹、德國威瑪政府與軍方的三方關係。首先,威瑪政府因為遵循受拘束的凡爾賽條約,所以反對擴軍,對外態度也相當軟弱;德國軍方則希望能夠擴軍好恢復昔日光榮,但在政治上比較保守及傳統(不少資深將領還主張恢復君主立憲體制,像是之後會提到的賽克特將軍就是個保皇派),所以在對外關係上雖然比威瑪政府強硬,但大體上仍是慎重以對;至於納粹黨,一心想撕毀凡爾賽條約,對外態度激進,並且想要積極擴軍,但他們希望軍隊效忠對象不是政府,而是納粹黨(之後更進一步變成效忠阿希個人)。可以看的出來,三方各有些微交集,但也有各自的算盤,所以彼此之間常存在相互利用及猜忌打壓。
克里拜爾除了是軍人,還是位資深納粹黨員。
有多資深?想當初納粹黨在1923年只是個不入流小黨,結果他們竟然妄想發動一場啤酒堡政變好顛覆威瑪政府,那時克里拜爾就參與其中,而他們一行人在政變前拍攝的紀念照中,克里拜爾就佩戴了超資深黨員才有機會領到的勳章。
(順帶一提,這張紀念照中,同樣參與其中的一戰名將魯登道夫站中間,克里拜爾就站在他旁邊,可見他與老長官的關係蠻鐵的,而希特勒則站在魯登道夫的左手邊。可其實我看這張照片最想說的話是……搞政變還先拍團體紀念照?你以為是郊遊還是聯誼呀?如此大張旗鼓讓威瑪政府早有準備,結果被輕鬆鎮壓,而團體合照更成為逮捕參與人士的最好工具,總之這場政變用幾個字就能形容:蠢斃了。)
所以克里拜爾不時利用職務之便,試圖擴大納粹黨在軍政兩界的影響力,這其中就包含他擔任代理團長的德國顧問團。
其實做為鮑爾的繼承者,克里拜爾在職務上相當勤勉。軍事上,在鮑爾臥病期間,是他繼續在前線接手蔣桂戰爭中的業務,之後蔣介石與馮玉祥開戰,他也趕赴前線出謀劃策;組織上,他則向德國政府爭取更多的顧問前往中國,擴大顧問團的營運能力。而鮑爾苦心經營的空軍也是在克里拜爾任內完成,這將在未來幾年成為蔣介石在內戰中獲勝的利器。
問題是:這世界不會因為你努力,就一定要對你有善意。而克里拜爾在代理團長任內,就遇到內外夾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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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問團內部,無論是軍事專家或是經濟專家,都是由鮑爾招募而來,所以無論是在交情上,或是論及軍中資歷跟經濟上的才華,鮑爾都足以服眾。但克里拜爾就不同,論軍中官階,他只是一名中校,在當時顧問團中,就有幾位上校比他資歷更深,所以明顯鎮不住場面;至於經濟或民生方面,克里拜爾更是徹底的外行,所以經濟顧問們自然瞧不上他,以至於被放話:「我們可不是為這位顧問團長服務的!」
至於外界對於顧問團,不時充滿敵意。首先德國威瑪政府始終忌憚凡爾賽條約的限制,所以來華顧問團不會獲得任何母國的官方資源及支持,甚至還隨時存在被解散的可能性。而在中國,蔣介石的政敵也是顧問團為眼中釘了;像在1929年,身為政敵的汪精衛為了蔣介石勢力,竟然對外宣稱:「德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所以派遣顧問介入中國內戰。」
這個宣言讓情勢一口氣混亂起來。
德國政府本來就因為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對外派遣軍事顧問一事非常的戒備,以至於鮑爾都必須在明面上宣稱他的職位是工業顧問,而在華的軍事建議只是他私人行動,這才蒙混過關。結果你汪精衛倒好,這個發言一出,不就讓英法諸國有機會譴責及惡整德國嗎?事實上,英法美三國還真的開始譴責,搞的德國政府壓力山大,對搞出大新聞的中國以及來來華顧問團會火冒三丈也就不意外了。
當外界已經充滿壓力時,顧問團內部也鬧出許多不省心的事。
當時顧問團中,一位負責警察事務的顧問因為工作表現不佳,結果被中國政府Fire。本來克里拜爾還在喬事情著要將這位警察顧問調往陸軍中發展,結果警察顧問卻指責:「中國政府竟然讓我這個德國顧問介入國家內戰,破壞凡爾賽條約的禁令?這是違規呀!」眼看這顧問實在脾氣太大,政府決定給旅費要他趕緊走人,然後警察顧問又狂發牢騷:「你沒給我足夠的薪資,別想唬弄我走人!」
總之這位顧問把中德關係搞得是一地雞毛,這讓中國跟德國政府都指著克里拜爾罵:「鬧出這種麻煩,你是怎麼管事情的?」
另外德國軍事顧問不時和國民政府在軍事策略上意見不合,甚至有些德國顧問會販賣武器給非蔣介石派系的地方政府(例如有3架容克斯戰鬥機差點要交付廣東省的軍閥),這都讓蔣介石認為克里拜爾這個代理團長不堪統領之責,終於讓他決定換人擔任。
對於蔣介石派遣新人赴華擔任顧問團團長的要求,德國政府問:「那你們有什麼中意的人選嗎?」負責傳遞消息的駐德代表說:「我們希望請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來華……」
一聽這話,德國政府就差沒對駐德代表掀桌了。
「怎麼又提這人?不就跟你們講這老頭名氣太大不方便做軍事顧問嗎?你中國人還有完沒完呀?」
德國政府表示:「要魯登道夫去是不可能的,倒不如你們請魯登道夫推薦他人前往吧。」
於是在魯登道夫的推薦下,格奧爾格·魏澤爾中將成為新的德國顧問團團長,克里拜爾也就從顧問團下台一鞠躬。不過他後來轉任德國駐上海領事,繼續成為中德兩國的溝通橋樑,甚至後來當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為了瞭解中國事務,首先請教的對象就是克里拜爾。在之外的中德外交中,也不時看到克里拜爾參與的身影。
所以雖然克里拜爾在顧問團的表現及處境不太光彩,但他卻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存在。他似乎預示著當時仍屬弱小政黨的納粹,已經在各方各界醞釀著影響力,只是我想當時沒人預料到這股勢力未來將會讓世界捲入到戰火之中。
圖片為:
啤酒館政變前的合照,中間站立者為魯登道夫,克里拜爾站在他的右手邊,而左手邊站的人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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