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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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張居正之事,坊間多有著述,故不詳敘)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而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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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末代周朝天子為何躲高台逃債|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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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台高築」一詞的典故來源,實在是中國一段荒唐與苦澀的歷史。
典故出自《漢書•諸侯王表序》:「有逃責(債)之台。」唐代顏師古註:「服虔曰:周赧王負責(債),無以歸之,主迫責(債)急,乃逃於此台,後人因以名之。」唐朝房玄齡等著《晉書•食貨志》對此也有記載:「王赧雲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台以避其責(債),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債)台者也。」
這段歷史講的是戰國時代周赧王的故事。周赧王,姓姬,名延,東周第25位君主,也是東周最後一位君主,在位59年。周赧王在位期間,周王室已經十分衰弱。當時秦國日益壯大,不久就要收拾周朝,周赧王憂心忡忡。這時,楚國派使者請周赧王以天子名義,號令各國協力攻秦。姬延大喜,命令西周公簽丁湊起了一支五六千人的軍隊。可是,缺少武器、糧餉,周赧王便向境內的富戶籌借軍資,付給他們借券,答應周軍班師之日以戰利品償還。
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命西周公為大將,率領五千軍隊伐秦,並約六國諸侯到伊闕會合一起出擊。不料,等了3個月,除了楚、燕兩國派了些兵來以外,其他四國的兵馬都失約不來。這樣,總兵力不過幾萬,遠不是幾十萬秦兵的對手,西周公只好帶著自己的人馬無功而回。西周的富戶見周軍回來,紛紛持借券向姬延討債。他們從早到晚聚集在宮門外,喧嘩不止,聲音直傳入內宮。周赧王愧悔不及,又無可奈何,只好躲到宮後的一個高台上避債。周朝人將這個高台稱為「逃責(債)台」。
堂堂周天子何以落到狼狽避債境況呢?其實,這是周王朝滅亡的一個前奏曲。西周時期的周王室,無論土地、人口、軍事、經濟力量都是最強大的,各諸侯國都認真地奉周王室為天下共主。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一些諸侯國發展起來,周王室的力量卻逐步衰微,已是昔日黃花,沒有了往日的輝煌。主要表現為以下一些特徵:
一是版圖縮小。周平王東遷初期,周王室尚擁有以成周為中心的方六百土地,還可堪稱「小康」。然而,這種境況,周平王的子孫卻不能維持下去。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晉獻公借道於虞國滅掉虢國,是周王室盛衰一大變局,關中的大片土地即不能為周王室所有,只能侷促在東部的數百里間,從而降為二等諸侯國。直至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周王室所擁有的土地,東西已不足二百里,地位更加下降。
二是財力窮困。東周王室土地大為縮小,收入銳減,財力窮困當是自然之理。其實,周王室到處「乞討」索求的窘況,在春秋初年就顯露了出來。周平王死後,繼位的桓王無力置辦喪葬用品,於是派人向魯國索求。周襄王時沒有乘車,也派人到魯國去討。周襄王死後,為置辦喪具開銷,又派人向魯國要錢。王室地盤小,財力弱,諸侯國與王室的地位自然顛倒了過來。
三是天子權威迭落。東遷以後,周王定期到全國各地視察考核諸侯政績的「巡狩」再沒有進行過,諸侯也不朝見天子「述職」了。按照舊禮制,諸侯新君王繼位的「請命」和「受命」儀式也沒有了。在諸侯的爭霸鬥爭中,周天子只是被用作霸主號令諸侯的旗號,他們打著「尊王」的旗幟,實際是為了「尊」他們自己。更有甚者,鄭莊公公然開著軍隊搶割周人麥谷,同周王對攻,並射箭擊中周桓王肩頭。對這個「大逆不道」行為,卻沒有一位諸侯國站出來表示譴責。
四是諸侯僭越禮制。戰國時期,周王室權威微弱。各諸侯國內的貴族紛紛起而打倒國君,新的貴族起而為諸侯。這些新貴族先在國內奪取了政權,後又稱「王」,向天子的目標進軍。從此,周天子獨專的「王」號喪失,成為一個小諸侯國君,而諸侯卻都成了名符其實的大國「天子」了。
五是王室內亂不斷。戰國時期,小小的周王室發生分裂,分成東周和西周兩個小國。周赧王即位(公元前314年)後,東周和西周實行分別治理,各自為政並互不相統屬。毫無力量的周赧王又從成周徙都西周王城,只是寄居於西周君下。西周和東周這兩個小政權,後竟至互相攻伐,兵戎相見。
六是宗法制度崩壞。西周時期的王權,是和宗法制度上的「大宗」「小宗」緊密相結合的,被稱為「王綱」。進入春秋以後,東遷後的周王朝力量削弱,而諸侯國力量強大起來,諸侯與周天子間大宗、小宗的關係就動搖了。宗法制度的破壞,使得固有的社會秩序崩潰。
這些特徵已經預示著周王室的衰微破落,命脈已經不絕如縷。周赧王時,周朝既小又窮,可是還要不自量力,竟然去碰撞人人畏懼的秦國,這個「把頭伸到餓虎口中的壯舉」,不但欠了一屁股債被人催討,而且激怒了秦王國。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派將軍摎討伐西周。西周君忙趕到秦國叩頭謝罪,把所轄的36個城邑和人口3萬全部獻給秦國。不久,西周君和赧王相繼死去,秦國把周王室傳國的九鼎取去,西周滅亡。西周滅亡後七年(公元前249年),秦莊王滅東周。至此,東、西周兩個小政權皆被秦滅。
周王朝的滅亡教訓是深刻的。周朝建政之初,周公等人以殷為鑑,為政以正、勤、廉、儉為本,從而使政局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相對穩定。武、成、康三代,政治清明,是周的黃金時代。但到第四代昭王時,就出現了危機。周穆王繼位後,制定刑律,減輕刑罰,施善政於天下。穆王以後,周朝逐漸衰微,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四代,王朝內外交困,國內矛盾日益尖銳。
長期的矛盾逐漸積累,使王朝產生了深刻的危機。周厲王用佞臣,施暴政,被國人放逐。周宣王一度「中興」,可幽王是個昏淫之君,把「赫赫宗周」斷送了。周平王即位後只得遷都洛邑,西周政權傾覆。周王室衰敗之勢已經不可輓回,但周朝的君王們還要擺周天子的派頭,既要維持王室的各種開銷,又要給來朝的諸侯以賞賜,財政必然發生很大的困難。「天子不求私財」的面子也就顧不得了,到處伸手索討已成常態。
在周王室衰敗過程中,「政以賄成」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發生第一次劇烈變革的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國興起,私有制發展,傳統的淫逸暴斂的貪賄方式和新型的以財賄作政治交易的方式交融一起,因貪賄結成的惡果反覆出現。天子貪圖享樂,喜好聲色,親近權奸。卿大夫貪利私慾,各地斂財,富有積聚。
《詩經•大東》中云:「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揭露東方的大小諸侯國被徵斂得連織機上的織品都空蕩蕩了。《詩經•大雅》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講的是譴責高官貴族對人民的強取豪奪。於是,如柏楊先生所說的那樣:「這個立國八百七十九年,被儒家學派讚不絕口的周王朝,在沒有一聲嘆息中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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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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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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