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英老師在人本教育札記中提到我是因為教室日誌被解聘的，這件事說起來跟參考書還有校園裡的造假文化有關，學校當初要入我於罪時，先是向媒體還有學生家長放風聲，指稱蕭曉玲上音樂課時都在放影片，而不教學，我要求學校提供學生寫的教室日誌做為證據，沒想到學校的教務主任竟然要求我所任教的18個班級中的教室日誌全部回收，竄改教室日誌，湮滅證據，因為裏面有班級詳實的記載三年級導師把其他音樂老師的音樂課借來考試，考數學，考英文等等。
因為太不堪了，很怕到時候被公諸於世，會害到考科的老師，還有故意要學生在教室日誌上寫著我在音樂課上都是看影片等等不實的記載，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山國中還爆發有班級測驗卷欠費事件，讓所有的人知道原來學生考試用的測驗卷，不是由老師所出題，而是由學生自己出錢跟廠商買測驗卷，自己考試，然後測驗卷的成績全部當成考試的平常成績，老師真正自己出題的考卷只有在月考的時候。
由於這種種的不堪，我成了教育界的眼中釘，同事們的肉中刺，加上是告郝龍斌的頭號戰犯，當然要除之而後快，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在台北市教育局的申訴評議會中，教育局所聘請的御用律師張珮琦(因為我的事情，後來被台北市律師公會懲戒)問我的一句話，『你憑什麼認為你是一位好老師？』我記得當時很無奈的回答她，「報告委員，至少我音樂課時是上音樂，不像有些導師音樂課和美術課都拿來考試啊！」
現在想想，我真的是豬頭，一再破壞教育界的潛規則，因為我的坦白，讓中山國中的老師恨我入骨，至少在我被整肅的那段期間，每位考科老師都必須要乖乖的自己出題目，出考試卷，讓許多人要過苦日子，因此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這些同事們跟校長主任們合作無間，利用教評會把我掃地出門，永絕後患，好繼續過他們的太平日子，有些人還可以安安穩穩的退休，坐實周休七天，月領七萬，年遊七國的退休生涯。
● 我們只有一個王浩宇
◎ 史英
超過半個世紀之久，還要重提那樣的舊事，實在令人感慨系之。
那一年我小學六年級。那一天，雖然之前老師一再叮嚀，還是有一個同學忘了不可以把參考書帶來；眼看著督學就要來到學校，怎麼辦呢？大家都慌了，一起忙著找藏書的地方：窗台外面？畚箕後面？只有老師還很鎮定，抬頭往四面的高處看。忽然他說：你們幾個過來，把講桌搬到講台上，再加一個椅子上去；班長知道老師正拿眼睛看著他，再順著講桌上的椅子往上看，他一下子明白了：乖乖爬了上去，把參考書藏在國父遺像的後面。（那個遺像有一個角度俯視著全班，和牆壁之間形成一個三角形的空隙）
完功之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老師也說：這樣我就不信「毒蛇」還找得到－－幾天以來，他一直都這樣稱呼要來抓參考書的督學，大家已經非常習慣，好像那就原來的名稱，也沒有人再因此而嘻笑了。
這件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於最近國父的議題被吵起來，以及，是否要把國母們的照片也一並掛上的時候，我心裡想的完全都不是那些，而是，你們有誰知道那遺像真正的功用？
所以，就為了國父而舊事重提？其實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看到臉書上有這樣的貼文：
「班會課大多用來考試、上課、自修，班導更是直接把班會記錄簿扔給我，說：「作文一下，會吧？」今天早自修學務處廣播：因為下禮拜將進行教學正常化訪查，請各班副班長務必將班會記錄簿領回並確實記錄。這樣要我們做表面功夫，真的是正確的嗎？」
而下面的數不盡的留言，幾乎都是「這很正常啊，我們班也是」，或者「我們從來沒有開過班會」，或者「我還記得我國中真的寫了一學期的班會作文」，還有「現在是流行教學正常化訪查嗎？學藝寫教學日誌寫到快吐血」；所以，並不止是班會紀錄作假︱拒絕讓學生假造教學日誌，正是蕭曉玲解聘案的遠因之一…
所以，時代真的進步了？我小的時候，是老師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現在，則是直接由學生「自主學習」了？看到這樣的現狀，我應該有權利想起從前，並且，因而有資格重提六十年前的舊事吧？
然而，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在數不盡的留言之中，不斷會出現「就算真的開班會了，也沒什麼可討論的，還不如考試」，或者「我超討厭開班會，還要討論沒有意義的題目，什麼博愛之類的討論一節課，沒討論出來，記錄還要想辦法掰」，或者「我只知道如果認真開班會，開到放學也開不完」，或者「不會吧，我們開半節就沒有東西可以講了」…
然而，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在數不盡的留言之中，不斷會出現幫老師和校方說話的人；讀者一定很難想像，教學生做假這麼明顯的「非行」（如果還不算罪行的話），還能怎麼幫他們辯護？可悲的就是，辯護不需要講理，只要把話題引開就可以了，例如，「你那麼想開班會，怎麼不跟老師溝通？」，還有千百種怪論，我覺得實在不宜引出來侮辱讀者的耳目－－但最可悲的是，這些胡言亂語的人，明顯可以看出正是現任的學校老師，而且他們留言的主要內容，都是在攻擊這臉書的板主。
然而，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這臉書的板主，是全台灣，自古以來，唯一以實質行動關心校園現狀的政治人物；前年當選的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緊緊盯著那些被學生投訴的學校，帶著教育局的人馬，直接進到學校要求不可以體罰，不可以管頭髮鞋襪，不可以早自習考試，不可以強留第八節，不可以幫補習班發廣告…同時，他還拿著教育部的各種「規定」到學校門口發放！請問，有任何人任何時候在台灣的任何角落，看過這種議
員或官員嗎？
不用說，罵他的人不止是某些老師，也包括著「那種」家長，和他們的乖小孩；而我非常敬佩王浩宇，把所有污蔑他、抵毀他、糟踏他的文字全都貼在自己臉書上。針對那些叫他少管閒事 （也就是教育），好好去做議員 （去包工程？） 的「指教」，他說：
「在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選民就已經賦予我這些權責，去監督、去改革、去關心、去影響政策，而我目前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是為了我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台灣的未來。但我的權利，是每四年都可以被收回的。四年後，我或許會落選被羞辱，或許會高票連任，但在改革的當下，選票不會在我的考慮中。
身為一個民意代表，我有責任努力做好，不去算計選票、不考慮個人毁譽。」
對於王浩宇的這種「心胸」與「志向」，就不能只是敬佩了；我們必須問自己，這麼多年以來，這麼多的「社會賢達」，研擬方案者有之，推動政策者有之，出錢出力去做補救教學者有之，但到底有誰看清了我們教育的真相？那個真相是，在所謂的教育界，唱做俱佳的謊言，陽奉陰為的勾當，相互掩護的技倆，幾乎無日無之，無人不知，無所不在，然而，沒有人覺得羞恥！對於這一切，接送小孩的家長，食祿掌權的官員，高談理論的學者，我們必須問自己，到底有誰真的在乎？
當我們的小孩，每天看著這些在學校裡，再回頭看著所有的父執師長正看著他們在學校裡看著這些，你想，小孩學到了什麼？然而，我們的小孩並不止是「看著」，不止是看著「我們的看著」，而且，還不能「只是看著」：他們必須秉持著最純潔的心，出賣那一清二白的靈魂，而成為一個「同謀」，一個「共犯」，一個參與其中的「一份子」。當一個小孩被要求「作文一下」，當全班看著他當眾把公道與是非「作掉」，而沒有任何人抗議；你想，這些小孩將來會做出什麼事？
紐倫堡大審中的納粹黨人，每一個都說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我們的小孩，正在學校裡學習這個，而且，學得成績斐然！
然而，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學校並不只是教小孩在應付督學的時候作弊，他們是全面性地，系統性地，用盡所有手段，教小孩不必追問理由，不必分辨真假，不必思考曲直，只可以「奉命行事」！並不只是在生活管理，行為準則上如此，而是在任一個科目的教學上都一樣：理科只教解題，文科只教背誦，體育美術音樂等等，乾脆只教學生坐好，或站好！所用的理由，如果想起來在某個時候還要講個理由的話，居然是：這都是為了你們的前途！
當然，也不見得都是「為了你們的前途」；對於「鞋子必須有七十五％是白色」的規定，景美女中的解釋竟然是「為了校友的回憶」。據說，「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非常殘忍；那麼，大言不慚地「把自己的年華建立在別人的青春上」，我們還能說什麼？如果數學老師同意這種邏輯，我就不信他能教證明題；如果國文老師相信這種說法，我就，我就主張送他回去考科舉。如果景女的老師都只對此苦笑而默不作聲，我就認為，應該給他們一場紐倫堡大審－－這就是王浩宇正在桃園做的事情！
推動制度的改變，調整課程的方向，當然都是重要的；但與此同時，絕不應該放過學校裡那些見不得人的醜事。這些年來的教改，怎麼改怎麼錯，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們可以在教育現場胡作非為，抵死頑抗，然後再把產生這些「弊端」的責任推給改革者；社會大眾不明就裡，只會跟著起哄，而所有的政治人物，沒有一個敢像王浩宇那樣不去算計選票，結果就是，每一個改革方案到最後都成了山寨版！
環保人士常常喜歡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沒錯，對極了，那麼，讓我們不要忘記：從我小時候到現在，我們還只有一個王浩宇！
☛ 本文原載於《人本教育札記》第 322 期
☛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yamau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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