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韓國瑜,再見蔣經國】
2020-01-06 |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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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的暴起暴落
韓國瑜人生最巔峰的時刻,是在2019年3月29日,他到中國公開會見澳門及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台之後,被隨扈們高高抬起,在機場接受支持者熱烈歡迎,很像明日即將登上總統大位一般,意氣風發。
當時他應該無法預料,會見中聯辦主任及林鄭月娥帶來「一國兩制」的後續效應,是造成了他在2019年由盛轉衰的遠因,仿若被隨扈高舉之後,又重摔下來。
隨著香港在六月爆發反修例抗爭,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恐懼加深;更因為2019年元旦新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導致蘇起傳授給韓國瑜的「九二共識」盾牌也發揮不了作用。
從此,韓國瑜雖然不斷以激烈言行召喚支持者的向心力,但他的支持者圈子越縮越小,言行的偏激化也越來越與主流脫節,因而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固守剩下三成上下的基本盤。
#蔣經國的遺產
隨著韓國瑜的氣勢由盛轉衰,非泛綠的政治人物開始搶奪所謂「蔣經國的遺產」。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蔣經國在晚年臨終之前,重臣們為在他身邊,想問他屬意誰當接班人?結果蔣經國嘆了一口氣,說:「你等會兒…。」
不久就過世了。眾人以為蔣經國說的是「李登輝」,於是李就接班了。
當然真實歷史不是這樣,這只是在講獨裁者過世之後,因為沒有內定繼承人,所以造成一個各派系大老之間的真空,而李登輝就趁著這個矛盾,扶搖直上,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之後,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
然而李登輝也是在蔣經國體制下,是以本省籍優秀技術官僚的身份脫穎而出,所以日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確保與保守派能達到平衡的方式來進行。所以說李登輝雖然是有本土派的格局,但他始終無法真正進行「革命」,只能說他擾動且破壞了國民黨的獨裁專政的系統。
不過李也留下了後遺症,就是他養大了地方的本土派國民黨,例如王金平、張榮味及曾振農等人,這些本土派系在外省精英衰敗之後,成為了國民黨的真正骨幹,就連韓國瑜事實上也是寄居於雲林張榮味底下,因張家提拔他到北農任職,才有了舞台。不過這講遠了,地方派系並非本文重點。
重點是,李登輝並沒有完全接收蔣經國的遺產,但也沒有革命——完全改寫蔣經國的歷史,只進行了溫和的憲政改革。因此蔣經國的遺產,就像傳說中海賊王的秘寶一樣,大家都想要爭奪,搶到的人就可以成為總統一樣。
#後蔣經國時代
筆者曾經寫過一文,蔣經國的影響力之所以對後世如此強大,是因為1970年代他執政之後,台灣經濟因為美國因素而逐漸轉型,多數出生於戰後嬰兒潮、並成長於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這一段突飛猛進的歲月都有著非常美好的記憶。
假使你小時候家裡連文具、鞋子都買不起,到了剛出社會的時候,月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左右,但過了一二十年,只要你聽從政府(國民黨)的話,不要有事沒事去參加黨外運動,你就能當上了中階主管,或者有了穩定生意,月收入就能翻幾倍,到五位數甚至六位數。你可能會出現「白手起家」的自信感,也會出現「有志者事竟成」的幻覺,認為國民黨的統治真的是好棒棒,只要安分守己就能「五子登科」,人生成就全部達成。
這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偏向「懷念威權」的原因,而這個世代因為目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就大概是像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擔任中階主管的角色,主流社會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掌握,出身於解嚴後的年輕人,雖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也都要應付稱是。這也是蔣經國死後,他的思想仍深深影響、甚至控制著台灣社會的因素之一。
「後蔣經國時代」從1990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開始,至2020年剛好三十年,這段期間仿若大海賊時代,大家都想要搶海賊王留下來的秘寶。
原本第一個快要搶到秘寶的人是宋楚瑜。宋楚瑜當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了獨裁者的「桌頭」,後來在新聞局長任內,雷厲風行查禁各種書籍刊物,箝制言論自由,可以說是「國民黨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的角色。1994年宋楚瑜選上第一任民選省長,模仿蔣經國「走入基層」的風格,獲得本土派系一致好評,因此成為「接班人」的呼聲很大。
蔣經國的秘寶(遺產)魔力在於,擁有的人可以獲得60%左右的民意基礎,在1994年唯一一次的省長選戰,宋楚瑜拿到56%的選票(4%被朱高正拿走),陳定南只拿到38%。
不過宋沒想到,李登輝隨即「凍省」,架空宋楚瑜權力,並提拔同為本土官僚出身的連戰,讓連宋之間的矛盾加深。因此2000年在國民黨分裂之下,加上內部「興票案」的攻擊,宋楚瑜意外落馬,由陳水扁登上大位。
宋楚瑜拿到秘寶,魔力卻被李登輝及連戰橫刀截斷,他非常憾恨,於是組成親民黨,準備四年後奪回權力。沒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選了四次總統外加一次台北市長,總統之夢卻越行越遠。
陳水扁八年執政,雖然試圖抵抗蔣經國的影響力,但他是少數執政,所以甫上任就拜訪前特務頭子王昇,取得政權穩定;再宣佈「四不一沒有」,保證自己的兩岸格局不會超過前朝李登輝。縱使到第二任,陳水扁開始走「一邊一國」路線,但他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陸續引爆,讓他無力處理後蔣經國時代的問題。
第二個搶到遺產秘寶的人是馬英九,跟宋楚瑜一樣,馬也出身英文秘書,桌頭的工作,是蔣經國的好學生——話說蔣經國神話裡面有一招虛幻的「廉政親民」功夫,後來馬英九習得「廉政」,宋楚瑜習得「親民」,各得半部招式。
馬英九的運氣比宋楚瑜好很多,1998年他以溫和清新的形象,擊敗了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從此選戰無往不利,成為國民黨的新興共主,取得秘寶成為蔣經國接班人,一路當上總統。
2008年之後,套句馬英九選總統時的口號,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說就是「正直跟善良都回來了」,意思就是「美好的蔣經國時代回來了」,而馬英九每年一定也會固定到慈湖謁陵,象徵傳承蔣經國的「遺志」。
不過馬英九沒有學到宋楚瑜的「親民」招式,晚期馬政府出現內憂外患,內政上社會分配無法處理妥當,外交上又因「服貿協議」而引發三一八事件,這些危機凸顯了馬英九的缺點:溫和有餘而魄力不足。國民黨支持者認為馬英九的形象太過軟弱,以至於被民進黨及反對者的氣勢壓過,終於導致2014年到2016年的選情崩盤。
#柯韓崛起
拿到蔣經國遺產(秘寶)的第三個人,是柯文哲。柯文哲一開始雖然是以「墨綠」的形象登場,但其實2014年9月,尚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說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當時的本土派非常驚訝,因為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的「墨綠」人士,根本不可能肯定蔣經國,所以大家都在猜測是否是柯文哲故意講給泛藍聽的,想爭取泛藍選票。但很多泛綠人士開始對柯文哲產生質疑,成為「第一代柯黑」。
結果後來證明,柯文哲的路線就是要往蔣經國靠攏,他強調的素人治理,就是呼應蔣經國的廉政親民。柯文哲不僅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政治的典範,更在2019年香港爆發抗爭之後,建議習近平也來學習蔣經國的治理方式。
柯文哲曾經在2014年說過:「什麼是你不願意拿出去做交換的?那個叫核心價值。」後來也證實了,「尊蔣」確實是柯文哲一路走來,唯一沒有交換出去的核心價值。
柯文哲在選上台北市長之後,原本盤算大致上是:國民黨自馬英九之後,再也找不到有力的蔣經國繼承者,他可以拿到淺綠的票源,又奪取蔣經國遺產這一塊秘寶,喚起中間選民的認同,就算國民黨推派參選人,但他左右互搏,讓藍綠兩黨支持度限縮到各三成的基本盤,他就有機會當上總統。
不過千算萬算,柯文哲沒預料到韓國瑜的登場。韓國瑜原本只是柯文哲為了與雲林張榮味結盟的「中間人」身份,沒想到他到市議會備詢,跟王世堅唇腔舌戰,打出名號。於是柯文哲對韓國瑜十分激賞,還一度考慮要讓他當台北市副市長。韓國瑜也在議會說:「十六年來只有柯文哲當我是個角色。」
但沒想到,韓國瑜異軍突起,選國民黨黨主席未果,被分到高雄去「開疆闢土」,原本眾人皆不看好韓國瑜在綠營票倉能有多大作為,卻沒想到2018年5月正式參選後,鬆動了綠營的盤勢——蔡英文與陳其邁冷靜的精英形象,完全不及韓國瑜「親民」的言行,就此扭轉了18年大選的局勢。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又看到了「天命」,蔣經國的秘寶,終究「後繼有人」。因此泛藍陣營甩開柯文哲,重新集結回到國民黨的旗幟底下,也拉回了一度被柯文哲吸走中間選票,到2019年4月之前,韓國瑜聲望如日中天,仿若即將接掌總統大位。
當然,韓流崛起,直接導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對撞,雙方都想繼承蔣經國的遺產,於是柯文哲開始研發原子彈,希望透過尖酸刻薄的言語,找回主流社會對於他的「經國先生路線」的肯定。
#三十年民主之路
之所以「後蔣經國時代」會維持三十年之久,就是因為主流社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意願去處理歷史遺緒及轉型正義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就是前述戰後世代的中產階級,對自己太過自信,因此失去了從歷史、美學到甚至對「自由平等的理解」,這些概念全面反省的能力。
為什麼台灣社會在2018年之後,會出現瘋狂的「韓粉」?就是因為雖然社會思潮已經慢慢在轉變,委婉地說就是「典範轉移」。但是仍有上述那樣型態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這樣的轉變。
例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給學生過多的自由,禁止體罰、禁止老師辱罵學生,才會「一代不如一代」,卻沒有正視到以前的威權教育,隱藏多少階級歧視與校園霸凌,造成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受創,型塑了日後一些讓晚輩很難理解的思想與性格——比方說拿性別差異、性別氣質當玩笑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或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是非常傷人的話語。
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還在承受威權時期遺留的無形創傷。最終這些創傷,成為集體 引爆的「業力」。就是這些轉型不過來的人們,對於21世紀的不安與恐懼。他們擔心民主轉型、教育改革、婚姻平權及各種改革會讓社會崩潰。但事實上台灣社會越來越穩定且進步,崩潰的只有他們的家父長權威。所以韓國瑜成為他們的理由,讓他們集結起來,想要找回1980年代強權統治下的安定感。
(當然有些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因為1949年後一、二代外省移民的原鄉認同感,這樣的情感無可厚非,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經過2019年的政治震盪,2020年應該是個機會,蔡英文若能勝選,民進黨取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次,代表蔡英文與民進黨撐過了第一任的民意測試,未來成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繼續前進,台灣在下列兩大因素下,或許將能正式擺脫蔣經國的歷史遺緒:
1、柯韓潮流的消退
柯文哲保守性格自不待言,他經常嘲諷女性,卻不知道自己問題出在哪裡;而韓國瑜則代表國民黨尚未擺脫的殖民者性格,例如他到台東,對原住民說:「看到原住民這麼熱鬧就想唱歌,唱『娜伊路娃、娜伊亞娜亞嘿』,…太快樂了,像來到不同的世界…原住民很陽光很快樂,樂觀與希望,讓他心情都轉好了。」但是「母語仍然要在家學」。
這樣非常典型的殖民主義話語,韓國瑜卻能很自然流暢的脫口而出,代表韓的時空仍凍結在1980年的威權時代,以為國民黨自產自銷的「中華文化」還是如此光輝燦爛,還能獲得主流認同。
但從2019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言行,在年輕人社群中屢屢被拿出來譏笑嘲諷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正在退去,而且直接與新生代的價值觀正面碰撞。柯韓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觀意識越強,越不願意反省,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衝突就更加劇烈。
而在新生代看見香港「一國兩制」的悲劇之後,產生堅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後,愈發質疑柯韓的「發大財」口號,於是世代之間終將一戰,假若1月11日大選結果出來,民眾黨政黨票不如預期,以及韓國瑜落選,就代表了這兩人的「蔣經國路線」是失敗的,蔣經國的遺產,不是金銀珠寶,而是核廢料。
柯韓潮流如同正常民主社會偶爾出現的民粹主義水痘,當我們平安度過「我現在要出疹」的階段而痊癒之後,或許就能相對產生一些免疫力吧。
2、轉型正義工程啟動
2018年雖然在民進黨國會優勢之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保守派的反彈很大,整個社會對於轉型正義也停留在「二二八」及「政治鬥爭」這樣粗淺的概念。所以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私下說出:「我們是東廠」這樣自我嘲諷的話的時候,就被國民黨拿出來大做文章。造成促轉會主委下台,而代理主委楊翠在立法院裡面,也遭受到了國民黨的羞辱。
不過至少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了,促轉會開始進行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被撤銷罪名,而他們的故事也開始被改編成戲劇、舞台劇等藝文創作。年輕一輩的學生,因為少了諸多歷史包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也容易產生素樸的正義感及同情感。
有幾個相關的現象作為指標,象徵台灣社會開始接納、反思自身的歷史:2018年全聯公司一則關於陳文成的廣告,意外收到大量迴響,雖然有正反兩極的評價,但是過去禁忌的,或者刻意被冷處理的敏感歷史,能重新回到台灣人的視野,本身就值得留意的現象。另外赤燭公司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在2019年改編成電影,竟然形成一股潮流,震撼並感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成為2019年流行語之一。
另一項是對於史明的再理解,以及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紀念與肯定。史明象徵著基進的台灣民族主義、甚至是武裝獨立革命路線,在戒嚴的年代幾乎是被當成「恐怖份子」一樣的角色。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清大獨台會事件,當事人廖偉程等,就是因為閱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獲罪。
但近十年來,史明及台灣民族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毒蛇猛獸,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年輕人不但樂於接受史明的思想,甚至主動扛起台灣獨立大旗——2019年史明逝世之後,上千人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追悼,即是明證。而美麗島四十週年,《蘋果日報》推出封面復刻版的美麗島紀念專刊,也收到大量正面回應,甚至是搶購熱潮。
上述這些文化現象,慢慢累積堆疊,形成了新興的台灣想像共同體。新生代的台灣人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對於族群、性別及階級的平權觀念也越來越清晰,台灣社會即將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的威權幽靈,真正發展出成熟的民主社會。
#迎向明日的憲政改革
2020年元月二日,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在搭乘黑鷹直昇機前往勞軍的途中,與侍從官黃聖航等八名將官墜機身亡。這樣不幸的事件卻緩和了因為選舉而激化的社會對立,藍綠各黨都約定休兵,共同哀悼國殤。在國家最傷痛的時刻,卻意外出現了台灣「軍隊與國家」的再理解與再認同,而參謀總長沈一鳴彷彿也成了新的「軍魂」典範。也實質證明解嚴後「軍隊國家化」的成功。
並且,今年選舉有十數個政黨參與不分區的選舉。特別是小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泛綠各黨都提名了不少優秀的候選人,但可惜台灣選制對於大黨比較有利,選民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自動進行棄保或配票等操作。未來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及泛藍政黨萎縮之後,或許有機會迎來新的「憲法時刻」,由社會各界充分討論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增加國會不分區席次分配,或以內閣制的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等等新的形式。
若然,則基進黨、綠黨及時代力量等政黨,不必再為「大綠小綠」路線而困擾,可以在穩固主權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到底,甚至以「左翼台獨」路線與民進黨的中間保守路線抗衡。
2020年,應該是台灣擺脫蔣經國威權遺緒的一年、擺脫一國兩制威脅,重新找到台灣國家定位的一年,也是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價值的一年。
期待1月11日投票之後,台灣社會能向韓國瑜說再見,向蔣經國與他的威權年代說再見!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崩潰潮玩崛江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余杰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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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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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