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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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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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玉 露 琪 亞 在 名為變態的神父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485,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11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Whistleblower),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x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cdc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1500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1500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FB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1400人才得出了那麼1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14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3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14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14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6月15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14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14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14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2月入境台灣,6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4個月時間,要說2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7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14天隔離檢疫」.
7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14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8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14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12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2次,居家檢疫縮短至5天.
19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14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20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5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1000元、檢驗一次3000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5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19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3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12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3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12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12國記來轉移焦點,從3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14縣市一齊普篩,上演14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3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brother.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RRHH #Spencer #LAN #Jean tomoyo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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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與幼稚》陳哲藝
網路上還可以找到這樣的影片,2013年金馬獎頒獎典禮,節目最後一個環節,歷屆影帝、影后一個一個上台,林青霞、張艾嘉、張曼玉、梁朝偉、劉德華、郭富城…37名男神、女神齊聚一堂。那是金馬50週年最光輝燦爛的一刻,那一年,最佳影片入圍的有王家衛的《一代宗師》、蔡明亮的《郊遊》和杜琪峰的《盲探》等,最大獎卻頒給新加坡青年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評審團主席李安說:「它很清新、不做作、很純、很感人,是大師沒辦法比的。」
一個華人影展辦了50年是里程碑,將最佳影片頒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新加坡青年,又是另外一個里程碑,陳哲藝上台感性地說:「台灣新電影是我的啟蒙,沒有楊德昌、沒有侯孝賢、沒有李安,就沒有《爸媽不在家》。」那個在典禮上說參賽唯一的心願,就是跟李安握手的29歲青年,如今坐在我面前,已經是個36歲的男人。
處女作即擒金馬,拿坎城金攝影機獎,更被美國好萊塢雜誌《VARIETY》列為「年度全球最值得關注的10位導演」,但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7年後才在台上映第2部商業長片《熱帶雨》。陳哲藝說要有雨,就有了雨,《熱帶雨》預算新台幣4千500萬元,有1/4花在人造雨。他說當年繞著地球宣傳《爸媽不在家》,飛機上看完所有的電影,開始構思下一部影片,他在紙上寫下「熱帶雨」3個字,「片名叫『熱帶雨』,因為我把這部電影設定在新加坡的雨季,8成的戲都必須下雨,寫劇本是寫得很爽,想說好有詩意和畫面感,但開拍跟製片組和導演組開會,才發現拍雨好貴啊。」他說「好貴啊」3個字略帶哭腔,學生時代演慣了舞台劇,36歲的男人講話表情帶動作,鮮活得不得了。
他說,電影開場,楊雁雁開車進校園,雨水打在擋風玻璃,收音機呢喃播放著路況,一鏡到底的畫面看似平凡,但沿途都有灑水車跟著,馬路所有紅綠燈都架著雨架,綿延到校園,凡畫面上出現的車輛臨演都是劇組部署的,新加坡一半的水源來自馬來西亞,要用買的,非常貴,拍一個take(鏡次),可能500美元就潑出去了。
力求精準 超級控制狂
他是超級控制狂,開拍前要求每個演員減重5至10公斤;片中高中生參加武術社團,得訓練到可以拿金牌的水準。想到訪問楊雁雁,她說一場車上打盹戲NG了10來次,我們不免這樣問:「精準要求演員台詞一個字都不能改,是為了控制預算和拍攝的效率?」「我每個對白都會寫得很精準,不管是以前拍短片,或現在拍長片,我從不讓演員改任何一個字。我花很久的時間在寫劇本,每個對白是我自己感受得到,每個停頓、每個節拍、每個情緒,我是抓得很穩。」
被外界貼上「控制狂」標籤,他不以為忤,說2個劇本各花了2、3年時間去構思,每個角色始於一個模糊的影子,想清楚他從哪裡來,想清楚他生命發生的大小事,他想很慢,一旦想通了,3天3夜不睡覺就把劇本寫出來,每一場戲,角色該住什麼樣的房子,穿什麼衣服,清清楚楚,等於在腦海中把電影演過一遍:「我跟楊雁雁討論人物性格,她說:『我是女人,我已婚,但我就不會這樣想啊。』我說妳不要覺得妳比我還懂這個人物,因為我跟這些角色生活了3年,我沉浸在他們的世界,非常、非常清楚他們的過去、現在,和他們自己的期許。」
他不准演員改劇本,不准即興演出,這和楊德昌路數相近,我們訪問楊雁雁,她回憶《爸媽不在家》當初試戲,她唸台詞,陳哲藝要她「再少一點」,她拿掉一點情緒,再來一遍,陳哲藝說再少,反覆好幾次,最後她簡直是要放棄了,台詞唸得又疲倦又氣餒,陳哲藝說:「對,就是這樣,我不要你們刻意去演。」這完全又是侯孝賢的招式了。「一句話總結《熱帶雨》,它是用楊德昌的口氣去講一個李安的劇本,但主題是關於蔡明亮的寂寞,結尾是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這樣的解讀會不會對你太冒犯?」「不會喔,我左腦、右腦在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有一塊在控制,另外一塊就是在擦黑板,把自己的痕跡都擦掉了,寫劇本一定有它的符號,但我又希望可以不露痕跡,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過程,」講一講,乾脆把一切歸咎給星座,嘻嘻笑道:「因為我是白羊座,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固執,控制欲很強很強的白羊座喔。」
不悔早婚 全心拚事業
控制欲這麼強,莫非連現實生活中的旅行都拉Excel表格,按表操課?「對,」陳哲藝哈哈大笑:「就算自助旅行,我也會把地圖印好,路線畫出來。今天去哪裡吃飯、去哪裡,都清清楚楚。」老婆不會抗議嗎?「她說我不只是要控制自己,還要控制她。我25歲就結婚了,十多年了,她已經很清楚知道家裡不管要買家具,還是要換一個什麼東西,我們會溝通,但最後決定的是我,最後還是獨裁。」
他1984年出生於新加坡,23歲去英國念電影研究所,25歲和中國女子嚴揚結婚,他歡呼早婚萬歲:「我義無反顧,到現在還是義無反顧,早婚是好事,我覺得太好了,我真的是鼓勵所有的文化創作者都早點結婚。25歲結婚,生命有一大塊已經穩定下來,剩下的只有拚事業。」問他會恐懼過早進入家庭,進入婚姻,變成一個經驗匱乏者嗎?他說他對自己生活中敏銳的觀察力有把握,但會恐懼可能變成一個只會拍家庭的導演。
「如果婚姻是美好,何以要在電影討論疲倦的婚姻關係呢?」「婚姻不盡然都是美好的,它一定會出現摩擦,但我覺得結婚之後,人就長大了,真的。」25歲結婚,29歲得金馬獎,中間幾年不可能沒有現實壓力,老婆是博士生,在大學幫忙改卷子,一份可以拿英鎊20元,為了付房租,她拚命改卷子,他們至今生活節儉,他半開玩笑地說,甚至想過如果沒電影拍,就去法國廚藝學校學做菜。
2部電影長片,一部關於菲傭,一部關於從馬來西亞來到新加坡教中文的老師,不約而同探討到外人變成家人的關係,能同理邊緣人,他分析這跟長年居住海外有關:「我13年前去了英國念研究所,遇到我太太、結婚,也在那邊定居,我在英國就是outsider(局外人)。可能我現在回去看新加坡,我也感覺自己有一點點像outsider。」
一往情深 愛華語電影
這樣說來,熱愛台灣電影的他在金馬拿獎,也有那麼一點局外人被接納成自己人的意思了?他說當然。父親是業務員,母親是會計師,都受西方教育,在新加坡家裡跟他和弟弟講英文,父親帶兒子去醫院,連兒子中文名字都不大會寫。在這樣的環境長大,何以對華語電影一往情深?他也說不上來,只知道小學週末下午,大家都在外面玩,他會守在家裡,看電視台冷門時段播放的華語電影,「我真的是從張藝謀、李安,一直看到侯導和楊德昌。但台灣新電影對我來說有一種情懷,因為祖籍在福建,我爸跟我阿嬤都是講台語,我會聽,不會講,台灣新電影講的閩南話,都會讓我想到死掉的阿嬤。」
他出生那年,侯孝賢拍出《冬冬的假期》,往前是楊德昌《海灘的一天》,往後是《青梅竹馬》,他等於是和台灣新電影一起出生,15歲立志當導演,29歲拿金馬獎肯定是人生第一個巔峰,但成功來得太快,他還意會不過來是怎麼一回事,得獎當晚惜別酒會跟李安、蔡明亮吃火鍋,「那天我訪問到凌晨四點,大家都有吃火鍋的回憶,但我沒有。」李安恭喜他,說「起點那麼高,接下來的路會很困難」,7年下來媒體每見他一遍,就問他一遍何時要拍新片,擔心這個年輕人一開始就在巔峰,接下來是否就是下坡了?他說:「我覺得大家都比我緊張,壓力比我大。但我的壓力不來自我第2部電影的成就,而是對自己能不能更誠實。」
痛又滿足 拍片如毒癮
7年間,他生了一個兒子,監製了一部電影,零星拍了些廣告,但每拍一個廣告,發現不是自己要說的話,離自己的創作更遠,就不拍了,他任性到寧可在家洗衣煮飯帶小孩,跟發想故事。
控制狂折磨演員,也不放過自己,2011年幫某單位拍過年形象短片,求好心切,為了讓戲中的美術服裝道具更寫實,還倒貼2萬美元,那一年過年要發紅包給爸媽,發現戶頭只剩20美元,躲在棉被裡哭:「我覺得好苦,為什麼拍微電影,大家都是去賺錢,我卻要倒貼?」
他在訪問中提到另一次哭泣,《熱帶雨》最後一場戲,楊雁雁回鄉,下車一路走回家,推開家門喊一聲媽。他說有時候攝影動得太快,有時候動得太慢,有時候楊雁雁走得太快,有時候走得太慢,拍了十幾次,他就崩潰了。他在我們面前把臉掩起來,笑著演起當時的狀況,「我遮住眼睛開始哭,我的副導把所有人支開,我就說如果這個鏡頭可以拍到的話,它的情緒應該是很動人、很飽滿的,為什麼沒拍到,沒拍到,越講越流淚。」他的聲音帶著哭腔:「拍電影好苦啊,所以每次我看其他導演或演員的訪問,他們說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很幸福,我都在懷疑拍片有這麼愉快嗎?我覺得它是讓人那麼焦慮、那麼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不確定拍電影是不是排毒,但它是一個排不了的毒,拍電影就是毒癮。很多時候,我拍完電影,我說我不想、說不要拍了,我去教書好了,但拍電影有難以形容的一種滿足感,如果那個鏡頭你拍到,它touch到你,有一種萬分滿足感。」
人生入戲 餵養成作品
控制狂講話時,無意識地咬著指甲,我們提醒他跟《爸媽不在家》的童星有一樣的舉動,他啊了一聲說有嗎?說不可否認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縮影,前幾年妻子為了受孕調理身體吃足苦頭,這樣的經歷移情到電影裡,「我在拍《熱帶雨》的時候不知道,後來反反覆覆去影展放片子,我才發現我跟楊雁雁講的氣質和味道,都是我太太,外面看起來溫柔,內心又有一種堅定和堅毅。我的作品都很個人,所以那幾年累積的一些東西都會跑進我的作品,一個故事或一個靈感找到我,我會抓著不放,一直到我完全理解、了解明白為什麼,放手的那一剎那,就是我完成作品的時刻。」
這才讚美太太,隨即又補充咬指甲很幼稚很好,「我覺得幼稚很好喔,我感覺楊德昌應該也挺幼稚的。」他似乎沒聽到我插嘴楊德昌的幼稚傷害了第一段婚姻,傷害蔡琴,10年婚姻一片空白,兀自說下去:「我太太說你電影這麼成熟,為什麼做人這麼幼稚呢?我說就是因為幼稚,才可以用那麼單純的方式,毫不批判地去看這個世界。她看影評寫說我很會拍女人,罵我既然這麼懂女人,怎麼不懂她呢?我說我就是太懂女人了,所以妳要的,我都不給妳。我覺得我是一個長不大的小孩,我跟我太太吵架,我都直接跟我太太講,就算是我的錯。It's OK ,妳來跟我道歉,我也會原諒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