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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與滿剌加｜知史百家

安煥然

沖澠那霸市的首里城正殿，原有一座掛於1458年的「萬國津梁鐘」。該鐘銘文刻有：「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展現了15世紀中期琉球王國興勃的海洋生命力。

15世紀中期的數十年間，亦即鄭和下西洋之舉罷廢後，明朝對外政策內縮之際，這時候的琉球，借助於中華朝貢體制所促成的特殊時機，以中介商身分，大事經營東亞和東南亞的轉販事業，躍昇成為聯結這兩個區域海洋貿易的重要中介國家，是為琉球的「大交易時代」。

慶幸地，這一段輝煌歷史被保存記錄在琉球的《歷代寶案》內。《寶案》收有1424年至1867年共計443年間，琉球王國與海外諸國往來的原始公文，是琉球與其鄰國交涉檔案之集成，一部研究琉球王國與東亞和東南亞關係史上最寶貴的原始資料。

《歷代寶案》所收公文，不論是琉球國王寫給各國的咨文，還是其他國家，包括東南亞諸國（如暹羅、滿剌加等）國王回彜給琉球的咨文，全是用「中國文字」書寫。著名學者徐玉虎在〈琉球歷代寶案之研究〉一文中說：「此點充分說明『中國語文』，是當時遠東地區國際間共同使用之語文。」

當然這種語文格局的使用，與琉球奉中國明朝為正朔有關。惟，其通使交易活動，亦與海外華人移民集團有關聯。琉球華人移民集團（俗稱的「閩人36姓」）在琉球之外交和國際貿易發展上，尤其是對航海技術之提供、外交文書之製作，語言翻譯及外交禮儀等方面，都居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華人大多居住在琉球的久米村（今沖繩外島），形成一個相當特殊的移民聚落。

此外，東南亞諸國的海洋貿易活動，其實也有不少華人移民參與其中。可以推斷，琉球與東南亞的貿易結合方式，實際上是由琉球國王室、東南亞諸國土著以及海外華人移民集團之相互結合所形成的一個廣闊的海洋經貿網絡。

根據《歷代寶案》的公文收錄，從1425年至1570年的150年間，琉球頻繁地與東南亞各國經貿來往。其中，琉球與暹羅的來往次數最多，惟在1463年至1511年期間，琉球與滿剌加的來往最為頻密。

1463年，即是滿剌加蘇丹芒速沙在位的全盛時期，1511年則是滿剌加滅亡之年。在此近50年間，《琉球歷代寶案》收有10件琉球國王致書給滿剌加蘇丹的咨文，6件滿剌加致給琉球的咨文，另有琉球改頒之「執照文」3件。雙方的往來公文合計有19件。

相較與東南亞其他國家，滿剌加與琉球的交往稍晚，但在蘇丹芒速沙時期，特別是1463年至1473年的這10年中，卻是幾乎年年交通，來往次數（13次）冠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時期暹羅僅2次，蘇門答剌3次，舊港和爪哇沒有來往公文記錄）。可知全盛時期的滿剌加，幾乎壟斷了琉球與東南亞的通使貿易活動。

琉球向滿剌加販售的商品，主要是轉販中國的瓷器。《琉球歷代寶案》咨文均有明確記錄，以「色段五匹、青段二拾匹、大青盤二拾箇、小青盤四百箇、青碗二千箇」為「定額」，這只是每次贈給滿剌加蘇丹的「見面禮物」。

滿剌加蘇丹通常也會回送貨物，除胡椒外，《歷代寶案》所列品名基於音譯關係，相當費解，推斷應該是一些印度或孟加拉出產的布類。

15世紀中期，滿剌加主控馬六甲海峽（尤其是聯結印度洋海域的經貿），成為東西貿易商品之重要轉口中心。而在此同一時期也經營東亞貿易中介的琉球，其與滿剌加通使交易之展開和發展，這兩個海貿中介國的結合，在促進當時東西海上貿易網之聯絡上的貢獻是重大的。

更有意思的是，這兩國間的交涉、貿易、溝通及咨文之公文往來，竟是用「中國文字」。誰說中文／華語沒有「國際市場」？早在500多年以前的東亞和東南亞的海域上，「中文」可說是當時國際貿易的通用語文。今我來思，大家有何感想？

＊＊備注：關於琉球《歷代寶案》，1972年台灣大學有印行本。小葉田淳、徐玉虎和許雲樵都曾對這部珍貴檔案撰有研究專文。我在十多年前撰寫碩士論文時，曾在台大復印了一些，看到一筆一筆工整毛筆中文字書寫的琉球致給滿剌加之咨文，很是激動和震撼。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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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岩城與羅越國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早在10年前，（馬來西亞）柔佛州文化遺產基金會 （Yayasan Warisan Johor） 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的柔佛河沿岸進行考古工作，發現不少歷史文化遺跡。在柔佛河支流靈佑河（Sungai Linggiu）和興樓河（Sungai Endau）支流馬帝河（Sungai Madek）之間，他們發現了一個比柔佛廖內王朝，甚至是比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的古都詹帝本班（Candi Bemban），考古工作隊在那裡挖掘出一些中國宋朝的陶瓷器，以及羅馬時代的珠串。這座遺跡，可能就是古文獻所記之 Kota Ganggayu，距今有千年的歷史。

關於這座古城，泰國暹語稱為 Klang Kio，是「寶庫」的意思，後來訛傳成 Kota Ganggayu，這在爪哇古語中，意即「新鮮的水」之義。有意思的是，爪哇語「寶石」（galah）一字，阿拉伯語剛好就叫做 Jauhar 或 Johor。

關於柔佛千年古城的傳說，在11世紀暹羅和爪哇古文獻中已有蛛絲馬跡。學者推斷，11世紀柔佛曾叫「清水國」，也叫「寶國」。「清水」之「寶地」，這是柔佛原名的考索。許雲樵《柔佛考》一文有精闢的論證（文見《柔佛州中華商會聯合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77年，頁121）。

《馬來紀年》（Sejarah Melayu）也有提及 Ganggayu。該書記載，Raja Suran 攻陷 Gangganagara 後，便至 Ganggayu 這個地方來。《馬來紀年》記說「此地本為一大國，建有黑石堡壘，到現在那座堡壘還兀立在柔佛河上游。國王名叫 Raja Chulan，是一位雄主，東方各國的王都臣服於他。」

Ganggayu 或暹語中的 Klang Kio，應是一個印度化的古城，是探溯柔佛早期古代史謎團的一個源頭。從事柔佛史研究頗有心得的溫士德爵士曾說，如果那座黑岩城能發現，或者馬帝河上的詹帝本班能，有印度化的古跡出土，或者能把柔佛河支流靈佑河旁的一些地名考證出來歷，那麼柔佛的早期歷史，便迎刃而解了。

靈佑河一帶出土中國宋朝瓷器和羅馬串珠，是有力的二重印證。這座千年古城的存在及其確實情況，有待更多考古發現。很可惜，這座古城遺跡據說如今已沉沒在靈佑水壩下。

2005年2月4日，《星洲日報》〈國內第15版〉報導馬來學者萊米仄羅斯對柔佛千年古城的揭露。報章引述萊米的話，根據他手邊的資料和考古學者的意見，柔佛千年古城可能是日本史書中所記載的羅越國都城。羅越國是室里佛逝的一個貿易據點。這則報導，讓我眼前一亮。羅越國在中國唐、宋歷史文獻中都有記載。

關於羅越國的中國正史記載，最突出的是宋代歐陽修所編撰的《新唐書》。該書〈地理志〉卷43下，撮錄有賈耽的《通海夷道》。賈耽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宰相，曾任鴻臚卿，主持過與海外各國往來及朝貢事宜，對中國邊境及海外地理風土甚為熟悉。賈耽《通海夷道》記述從唐代廣州出航，經南中國海、越印度洋至西亞、東非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是一篇中西海上交通史非常重要的唐代文獻。其航程所提及的地名，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

在《通海夷道》的航程記述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到軍突弄山（今越南南部），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即室里佛逝）。」

「海硤，蕃人謂之『質』」，伯希和考作馬六甲海峽，希爾特和 Gerini 則考作新加坡海峽。筆者從後者之說。「質」應是 selat 的對音。至於文獻中所記羅越國的地望，沒有太大異議，學界公認，羅越國在馬來半島的南端，亦即今之柔佛。

《新唐書》卷222下〈南蠻下．羅越國〉條中記說，羅越國在當時是「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說明羅越國在中國唐代（大約迄今一千三百多年前），是島嶼東南亞海域相當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是海上貿易的商業中介地，是中國廣州「必以聞」的南海知名的港市國家。

羅越在《宋史》中仍有記載，元明清文獻卻不見記述，由此窺測，至元、明以後（即14世紀以後），羅越國可能沒落，甚至是消失了。這是一個沉寂了千年的古國。

50多年前，南洋學會的韓槐準在柔佛河沿岸做歷史考察，並撰有《舊柔佛之研究》（載於《南洋學報》第5卷第2輯，1948年12月）。韓槐準在柔佛河流域曾撿得不少唐代青瓷破片。如此推斷，早在唐代，中國與柔佛之間已有海上貿易的交涉。

至於羅越國，根據韓槐準的看法，是原始馬來人之Orang Laut（海人）的國家。「羅越」二字，唐代音讀作 La Wat，是馬來語 Laut一字的反切。羅越國便是「海國」。

另，《新唐書》記說羅越國「俗與墮羅缽底同」。墮羅缽底一般考證在今泰國湄南河下游地區，一說是今大城（Ayuthaya）；一說為今佛統（Nakhon Pathom），是蒙吉蔑人所建，受印度佛教南傳影響的國家。若說羅越國其俗與墮羅缽底相同，其文化元素不言而顯。

柔佛千年古城的存在，它肯定會比（只有600年的）光輝燦爛的馬六甲王朝還要早。當然，對於柔佛千年古城的探索，文獻與考古二重印證仍待加強。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