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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狂迷投稿】 文：Little Froggy
《#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
「如果非流血不可，便讓血流遍全城吧！」
If (our) blood is gonna flow,let it flow all over the city.

全劇重點，最後一刻才揭終。
一套邊看邊心痛的電影，但同時又佩服編劇導演對史實的演譯和對白的細膩。這根本就是今日香港。有誰能料到97後會變成這樣?戲雖完但餘韻很重，卻又害怕二刷甚至三刷所帶來的悲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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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劇原則上由史實改編而成，現實事件的相片和影片重疊一刻，相信2021年香港觀眾𣊬間便能投入情景，共鳴感及無力感極高。基本上事件開始是和平示威，之後警方介入變成血腥衝突，又安排「鬼」融入其中，最後政府報復式檢控集會主持人，並安排一場根本不公平的所謂「審訊」，目的只有一個：控告7+1人共謀跨越州界煽動暴力，把所有被告都判足10年監禁！似曾相識的畫面，現實香港同步上演，先不說47人罪成時要坐幾耐，等待真正開庭審訊的時間已足夠磨滅意志，還要單人囚禁，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政府無非也是跟電影一樣：為了權力，不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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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看法庭戲，所以一開始戲沒多久就上庭就令我有點跟不上，還要在短短十分鐘左右已經介紹了主要角色，replay button按了數次，算是認識了一眾角色。劇情跟著對白推進，食古不化兼帶有嚴重歧視的大法官，偏私出面到爆，僅用藐視法庭四字就想威嚇各被告或辯方律師，甚至用五花大綁的方法將黑人被告噤聲，又公然剝削他自我答辯的權利，直情是對人不對事，手狠心辣的法官。多得演員傾力演出，才能令我心裡直情冒煙噴火，媽聲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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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政治審判。」「這是政治審判，結果早已決定。」
「我們不是被捕，是被選中。」
「我們碰過操控陪審團、竊聽、被告嘴巴被堵住、還有法官不斷未審先判。官司打到現在，我沒那麽在乎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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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看看香港，在一個FB PAGE中，最近有一帖子是在說反修例暴動罪審訊的軼事，當中包括23名年輕人。整天下來，控辨雙方只為了其中一名被告被捕一刻的畫面反覆檢驗和質問，但其餘22名被告就要擠在犯人欄一同呼吸。難以想像這只是漫長審訊中的一刻，也開始明白及理解旁聽的重要性。無形的支持，對於犯人欄內的被告來說，是多麽的珍貴。審判長路漫漫，現在的香港基本上是我有生之年中最惡劣的情況。在這難堪的時期，多得還有很多手足在低頭做事，讓痛苦的現實仍存在一點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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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僅用對白及throwback已經能輕易帶出來，法庭上的舌戰無疑是火花四濺，法庭下的各被告反應和表現也是不盡相同。被告中最大的矛盾解決位在後段揭終後，由波叔Sacha Baron Cohen飾演的Abbie作證，說了以下的話:「我們帶著想法穿洲過省，那不是機關槍、毒品、或是未成年少女，而是想法。但因著這些想法，我們被掉催淚彈、毆打、逮捕入獄和受審。」從古至今，歷史還是可笑地重覆上演，不論地方，不論時間。真心認為人是萬物之惡，世上沒有第二樣生物能有人類一般強大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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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電影在Oscar凱旋歸來，同路人能看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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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新【香港國安法法庭保釋決定出爐，47名泛民人士被繼續關押；群眾在外呼籲「釋放義士」；中國政協同時發布「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遭到香港律政司以違反港版《國安法》的「串謀顛覆國家罪」起訴的47位泛民派人士，在今天（4日）傍晚8點左右，總裁判官、《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宣布包括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區議會議員劉偉聰等15位受審者得以保釋；但控方代表律政司隨即要求覆核裁判官的判決，又令15位受審者暫時不得保釋。

經歷了4天3夜針對保釋案的審理，蘇惠德在今晚宣布此次被保釋者包括：譚文豪、李予信、施德來、張可森、伍健偉、郭家麒、柯耀林、林景楠、呂智恆、鄭達鴻、楊雪盈、何啟明、劉偉聰、黃碧雲、彭卓棋。

但這15名獲得保釋的泛民人士，卻在律政司的覆核後，立即還押。根據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規定，若律政司司長向裁判官申請覆核保釋的決定，而獲准保釋的人在場，裁判官須命令將該人羈留扣押；因此48小時內再開庭，確認這15名是否能順利被保釋。

而另外31名泛民人士的保釋申請則被法院裁判庭駁回。包括前香港眾志祕書長黃之鋒、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梁國雄（長毛）、毛孟靜，以及現任區議會議員岑子杰、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等32位泛民派，未獲保釋，遭到還押。他們將在獄中渡過近3個月的時間，等待下次5月31日的提訊審理。前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則是今日在佔中九子的上訴案中，被上訴庭撤銷保釋、立即還押，隨後他決定撤回本案的保釋申請。

高達32名被駁回保釋者分別是：區諾軒、戴耀廷、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袁嘉蔚、梁晃維、徐子見、岑子杰、毛孟靜、馮達浚、劉澤鋒、胡志偉、黃之鋒、李嘉達、譚得志、朱凱廸、黃子悅、譚凱邦、吳敏兒、尹兆堅、劉頴匡、何桂藍、楊岳橋、林卓廷、鄒家成、范國威、梁國雄、陳志全、岑敖暉、王百羽、余慧明。

這47位泛民派的人士，在2月28日根據警方的指示前往警署報到之後，於3月1日被送往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庭，從3月1日上午9點30分法院開庭之後，連續4天馬拉松式的法院審訊，其中前兩天超過12個小時，至深夜時間才結束。多數人經歷了5天4夜無法更衣，在審理過程中要到深夜，才被送往各地拘留所稍作休息的待遇，被輿論評為有違人道。

蘇惠德批准控方押後案件審理時間至5月31日，從今天起至5月底，允許警方進一步對泛民人士進行400多項的電子與數位證據的調查。

蘇惠德指出，15位獲得保釋的人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出任何可能違反港版《國安法》與香港法例中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不得以任何方式轉發、發放，任何可能違反港版《國安法》與香港法例中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不得組織、安排、參與任何級別的選舉，無論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所舉辦的選舉。
・不得以直接或間接聯絡外國官員、外國議會成員，或其他服務於以上人員的人士。
・每天必須遵守晚10、朝7的宵禁。
・交出所有旅行證件。
・每週須向指定警署報到3次。

在晚間宣布保釋名單之前，數百位民眾聚集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釋放義士、還我公義」等口號，對受審人士表達支持。入夜後，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人數也增多，警方一度舉起紫旗，警告民眾有觸犯港版《國安法》可能，並且也拉起封鎖線，將民眾與法院之間隔出一段距離。當總裁判官做出所有被起訴者還押的決定後，警察封鎖街道，不讓支持者送車。但支持者仍努力在黑夜中亮起手機的燈光，並拉起「愛你們，撐！」的布條，給予溫暖。

■連續4日馬拉松式開庭，多人體力不支送醫

如此高強度的身心折磨讓包括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瑩、區議會議員譚凱邦、阿布泰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楠等幾位被起訴者，因身體不適而在法庭上分別暈厥或送醫。遭起訴者在羈押的時間裡也無法更換新的衣服，並且一直到昨晚才第一次獲准盥洗。

從3月1日首次開庭開始，每天都有近百位的民眾以排隊申請入庭旁聽的方式，在法院外面聚集，表達對47位受審者的支持。在這4天裡，民眾不時地喊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釋放政治犯」與「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號。雖然維持秩序的警方與民眾之間的摩擦，但在大部分時間，警民雙方都沒有發生嚴重衝突。

■多人在陳詞中表示一生貢獻香港，講至哽咽、落淚

在連續4天的法院開庭期間，47位遭起訴者輪流陳述自己申請保釋的原因，大部分的人都是由委任律師代為說明，但2天後包括林卓廷、楊岳橋、譚文豪、何桂藍與楊雪盈等人決定解除委任律師，親自陳詞。今天楊雪盈在陳詞時，一度哽咽、落淚。林卓廷在結束申請保釋的陳詞前哽咽，並表示「願我的家人、親友、各位朋友平安、幸福、健康」。前《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以及林卓廷在結束陳詞之後，法庭內都有人鼓掌表示支持。

擁有大律師身分的楊岳橋昨（3日）在陳述的過程中對總裁判官表示：「作為大律師想像不到，我要在這塊玻璃（隔離被告的玻璃）後面陳詞。」曾任裁判官的大律師劉偉聰在2日陳詞時也提到他自己一生奉公守法，從沒想過會成為階下囚；他也提到法庭工作人員還尊重他叫他一聲劉大狀（劉大律師），而不是叫他D16（第16號被告）。在陳詞的過程中，劉偉聰也一度哽咽。法庭內外皆有旁聽者和記者跟著落淚。

■總裁判官否決放寬媒體報導限制

根據《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對於法院裁判的過程與內容，媒體只可以報導基本的資訊，不得報導控方與辯方所陳述的細節。但因為在這4天的過程中，有部分人士在法院上陳詞的內容，被流傳到網路與社交媒體中。因此辯方律師在昨天提出，因為此案件受到社會關注，因此希望可以放寬報導限制，讓民眾可以知悉法庭審判的細節。

法院今天花了數小時的時間討論是否放寬媒體採訪與報導限制。在下午5點左右，蘇惠德表示拒絕放寬媒體採訪限制，所有媒體仍須依循《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d條的規則報導。

■47人因參加或協辦民主派初選，遭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

香港警方在1月6日上午以突襲的方式，對總共55位泛民派的人士進行大抓捕。當天警方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多數人被捕理由是因為參加了2020年民主派初選時，企圖通過「民主35+公民投票」過半數的席次後，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議案等方式，來迫使港府做出更大的讓步，進而實踐戴耀廷撰文的「真攬炒十步」，達到解散香港立法會、癱瘓港府運作等效果；這些行為被視為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中第22條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當時55位遭到逮捕的人士在被關押38小時之後，皆給予保釋，但必須在警方指定的日期前往報到。

涉嫌相關案件的人員原本預定是在4月8日前往指定警署報到，但港警在2月26日發出通知，要求其中53人在28日前往警署接受調查。53人依照指示前往警署接受調查後，其中47人遭到警方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羈押。

■中國政協開幕，政協主席汪洋：「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而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全國政協會議（政協）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會議，從今天（4日）和明天（5日）舉辦。政協主席汪洋在今天中午宣讀今年的政協工作報告，但今年並沒有如往年一樣多次提及一國兩制的字眼。跟往年相比，今年涉及港澳的部分大幅刪減，只有數百字。

但在工作報告中，汪洋提到政協將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加強港澳青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在報告中說：「強化港澳委員政治責任，支持特別行政區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鼓勵港區委員圍繞推動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等持續發聲......」

這一波對47位反對派人士的逮捕和起訴，是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最強硬一次的落地；在正式審判開始前，他們將被關押數個月；不少港人對於香港的法院是否能維持獨立有了更多的懷疑。
（文／楊智強、李雪莉、張詩芸；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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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 #香港 #民主派 #民主派初選 #大抓捕 #拘捕 #保釋 #港版國安法 #基本法 #串謀顛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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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宰率眾而來，欲殺眾天肉身佛公子。

邪靈對邪靈，左獄判官抽出邪劍，掌勁夾妖光殺向大紅袍，背後邪靈大軍一齊掩護。

神患對上一生懸命，邪靈之首，氣勁掃動十方。
二度交戰，雙方各明對手實力，無須試探，便是最強之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