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24)
平凡的邪惡
(讀友Manlung Leung在我星期五的文章後留言,附上我多年前在「一分鐘閱讀」中對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所作介紹。這篇閱讀感想發表在2016年3月,那時正是旺角事件後不久,一些人的反應促成我要在那時候講鄂蘭的「平凡的邪惡」理論。現在美國大選中暴露的問題,或者香港許多追隨主流偏見的平凡市民,也許是促使讀友記起這篇文章的原因。鄂蘭的理論顯示,「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我翻閱舊作,也想重溫這篇4年多前的文章。)
不久前,朋友給了我一部電影的DVD:《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封面有一行宣傳語:「HER IDEA CHANGED THE WORLD」—— 她的思想改變了世界。我知道漢娜.鄂蘭這名字,但沒有讀過她的著作。這部電影,主要介紹這位思想家參加耶路撒冷審判的前因後果。當時她應《紐約客》雜誌邀約撰寫採訪專稿,提出「平凡的邪惡」理論(the banality of evil)。這理論對於社會普遍關於邪惡、是非的認定來說,提出了顛覆性論斷。因此,我也特別找來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閱讀。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人,1906年出生於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她曾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擔任教授。1954年獲美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她的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1975年12月去世。
正義與邪惡問題
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
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平凡的邪惡」的概念,是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論述。
納粹軍官艾希曼將上百萬的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納粹政權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
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也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師一致認為他很正常;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理想典範。」
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
漢娜鄂蘭在書中描述他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缺乏思考產生最大的邪惡
缺乏思考造成一個人的平凡,但也產生最大的邪惡。漢娜鄂蘭書中提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鄂蘭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
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德國猶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沒有這種同理心,他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極惡的壞蛋,或凡是使用暴力,不論施暴還是抗暴,都危害社會,如果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漢娜·鄂蘭以艾希曼的審判為實證案例,說明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公民實質參與政治。她的理論思想對後世民主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
鄂蘭在書中追究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她說「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這讓很多人批評她對猶太人沒有特殊的同情。
對於有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鄂蘭在本書的核心主張就是,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
本書最後一段她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是否可能無罪,也並非你周圍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們假設,你之所以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一個工具完全是出於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負擔責任:「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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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不思考的平庸,造就出邪惡與地獄
🔗 https://reurl.cc/5gDmKV
#分享 香港01哲學
採訪、攝影|唐晉濱、胡雅雯
整理|唐晉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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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不思考的平庸大眾,會否促使極端的惡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答案是:會。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或譯平庸的邪惡)可說是鄂蘭最有名的概念。她於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出席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大審判,這個二戰納粹的高官是清洗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漢娜在親眼目睹他的答辯之後,認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人所想的極端的邪惡,而無寧是一種出於不加思考、平庸的邪惡,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來自猶太人)。鄂蘭對這次審訊的報導出版成書,名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下稱《大審紀實》),引發了一場被稱作二十世紀最複雜的政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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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將於在1月聯同台灣楊景翔演劇團演出《平庸的邪惡》劇場,圍繞鄂蘭這個概念展開戲劇探索。「香港01哲學」專程訪問本劇兩位導演,了解他們對於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想法。
【舞台上的思想與歷史劇】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兼本劇導演、編劇 #陳恆輝,指自己是讀歷史出身,亦愛以歷史為戲劇題材,例如2010年他導演過《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認為巴索里尼的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他於2014年的作品《伽利略傳》則是關於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這段歷史讓我思考近代還有沒有思想控制呢?當然有了。」
台灣楊景翔演劇團團長兼本劇導演、編劇 #楊景翔,則說自己在求學時期受到社會科學與傅柯的影響,塑造出他看待問題的方式。他最初思考到我們能如何參與到社會,又可以為社會做甚麼,他自覺不是傳統的社會運動者,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創作作品。這幾年台灣都在談國民黨政權的轉型正義問題,在《平庸的邪惡》中楊導演會從台灣閩南人與閩南語的問題切入,來講權力的壓制及由此而生的自我認同焦慮。
被問到將如何利用戲劇來表現「#平庸的邪惡」,陳恆輝指出,鄂蘭寫作《大審紀實》的過程已於2012年被拍成電影,他不希望這部戲劇會像在舞台上重演電視劇一樣。「鄂蘭不只理論了得,對我來說,她最高超的是她的敘事手法,她的論述非常戲劇性。這讓我想起尚盧・高達的的《中國女人》,當中有一班人組織起來讀毛澤東,讀馬克思主義。我在劇裡就參考了這個形式,再用後戲劇劇場的手法,採用了很多獨白(monologue),讓一些沒有名字的角色,將自己的思想直接拋給觀眾。」
【被平庸包覆的年代】
平庸與惡是鄂蘭、亦是這部戲的重點。我們或許可以說惡有兩個源頭:「有權勢者是為了利益」,「無權勢者是出於不加思考的服從」。
楊景翔指他講的是一對平凡的台灣夫妻的故事,他們去了東歐的 Auchswitz 集中營遺跡,因此講到自己作為受難者家屬後代,經歷的白色恐怖時期。「我認同鄂蘭所說的:沒有自覺的邪惡是隱性的,就像一張看不見的網,它可能普遍得可以包覆整個世界,也可能在我們的心靈,包覆著自己。」
陳恆輝指自己讀過《大審紀實》,也讀了一些相關的書,感到的是震撼。「艾希曼堅持自己只是按本子辦事,只是一顆齒輪。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於地鐵站的一個大廣告『我要做好呢份工』【這是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的競舉標語】,我們日常都會遇到這種人,甚至我也不時會問自己,我是否這種人呢?我是否平庸的邪惡呢?香港人的思想不願起動,這就容易受邪惡支配,極權就在這裡產生。」
鄂蘭的另一個重點是:#服從不是美德。陳恆輝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我做了多年戲劇教育,我的感受是現在的年輕人過於服從,沒有了反叛精神,叫他們做,他們就做。我們這一輩至少還會釋放負面情緒,但年青一代不會,將不安都藏在心裡,就自殺了。我們不是單純要香港人反叛、不服從,而是想告訴大家,我們還有很多路走,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或創作,可以表達出來。有學生向我表示,平時他上課不太會說話,因為他很清楚老師想他們答甚麼,所以他偏不答。」
【人是人類最大的負擔】
艾希曼一案的重點,在於公務的責任與普遍道德之間的斷裂。一個人可以在私下是好人,在社會是守法的好公民,在家庭是好爸爸、好丈夫。然而他在所謂的公務上,卻可以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暴行,比如殺死數以萬計的人。我們可以說這個人麻木了,不加思考,將公、私的兩個自己分割開來,因此認為自己只是履行職責,完全沒有做錯。那麼,劇團又怎樣看《大審紀實》的這種斷裂呢?
陳導演認為人很容易就被極權迷惑了,但也很多人甘於被迷惑,因為可以從中得到利益。「這讓我問:人到底是甚麼?為甚麼可以這麼壞的?《大審紀實》刺激到我的一點,是猶太人殺猶太人,猶太人一直沒有自己的國家土地,任人宰割,但卻有猶太人因為利益輸送而加害於自己民族的人,這是讓我最憤怒的。鄂蘭因為寫了這部分而受千夫所指,她本來可以不寫這些,她服務的《The New Yorker》雜誌社,大概只想她寫寫艾希曼的嘴臉有多難看、邪惡就可以,但鄂蘭卻決意要揭開這些讓人難以接受的真相。」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兼本劇聯合監製、演員 #陳瑞如 則認為,當香港人每天就像零件一樣工作,這次審訊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邪惡就是不聞不問,更邪惡的是為了利益而出賣同胞。」,「猶太人竟然自己與納粹一起制訂待殺的猶太人名單,書中有這樣一句:『留下的是有權有勢的人,無權無勢的就送去地獄。』在事件後,很多人德國人以身為德國人為恥辱,但鄂蘭卻以身為人類為恥辱,她說:『人,是人類最大的包袱、負擔。』她的思想是世界性的,而不只關注民族(猶太人)的問題。」
陳恆輝繼而指出,現在香港人再也不站在別人的角度來思考,很自我中心,不要說思考了,甚至懶得作判斷。「現在香港人都想著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已經不是平庸的邪惡了,是平面的邪惡才對,the evil of superflat(笑)。」
【惡的根源與「甚麼是人?」】
對陳恆輝來說,平庸的邪惡對我們的生活與社會都很有聯繫。「我最想談的是:到底甚麼是人?」
人的本質與惡的根源,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楊景翔演劇團成員、本劇演員蔡佾玲分享她的看法說:「我們的本質其實是很野蠻的,以前在學校我們可能覺得欺負同學很好玩,例如看到女同學的馬尾就去拉它一下,拉著拉著,就會想做更多更過份的事。人面對自己要做屠殺的行為,第一下可能會抗拒,但之後就可能會慢慢接受,過程中我們的同理心慢慢被磨掉了。⋯⋯又例如你是當老師的,下課後有學生想找你輔導、開解,但你可能為了要跑去談戀愛而拒絕了學生的求助。我們每天都會面對這種斷裂,即使是這樣微小的事情。我們隨時會掉到那個【平庸的】圈套之中,只能時刻提醒自己不要。」
對於惡的根源問題,陳恆輝這樣理解:「我們常常問人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呢?大概因為我信佛教,所以會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好的人,釋迦牟尼說我們來到這世界是為了酬償業報。我們身上已經有了善與惡的種子,差別就在於只是哪一邊的傾向被燃點起來,這就看你遇到的環境、人與事,所以我認為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當到了社會,金錢與權力都會令人變質,消磨了人本來就有的良心。人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影響,這世界愈來愈差,很多壞的人與氛圍,令惡蓋過了善。我們來到地球,可說是試驗,也可說是地獄,至少不是樂園,我們來到這裡都要受苦。因此我們要有不同的宗教,要有哲學與心理學等學問,幫助我們思考與學習,來告訴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人是甚麼,who am I。戲劇也是一個讓我們分享這些問題的媒介,好的劇場應該不斷提問,若說有一個答案可以滿足整場二、三百個觀眾,那一定是假的,這就變回希特拉了。納粹就是一言堂,人只聽著一把聲音,那就出事了。歷史是辯證與發展的,我如此相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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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輝指自己讀過《大審紀實》,也讀了一些相關的書,感到的是震撼。「艾希曼堅持自己只是按本子辦事,只是一顆齒輪。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於地鐵站的一個大廣告『我要做好呢份工』【這是香港前特首曾蔭權的競舉標語】,我們日常都會遇到這種人,甚至我也不時會問自己,我是否這種人呢?我是否平庸的邪惡呢?香港人的思想不願起動,這就容易受邪惡支配,極權就在這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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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輝繼而指出,現在香港人再也不站在別人的角度來思考,很自我中心,不要說思考了,甚至懶得作判斷。「現在香港人都想著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已經不是平庸的邪惡了,是平面的邪惡才對,the evil of superflat(笑)。」
【惡的根源與「甚麼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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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質與惡的根源,兩個問題是密切相關的。楊景翔演劇團成員、本劇演員蔡佾玲分享她的看法說:「我們的本質其實是很野蠻的,以前在學校我們可能覺得欺負同學很好玩,例如看到女同學的馬尾就去拉它一下,拉著拉著,就會想做更多更過份的事。人面對自己要做屠殺的行為,第一下可能會抗拒,但之後就可能會慢慢接受,過程中我們的同理心慢慢被磨掉了。⋯⋯又例如你是當老師的,下課後有學生想找你輔導、開解,但你可能為了要跑去談戀愛而拒絕了學生的求助。我們每天都會面對這種斷裂,即使是這樣微小的事情。我們隨時會掉到那個【平庸的】圈套之中,只能時刻提醒自己不要。」
對於惡的根源問題,陳恆輝這樣理解:「我們常常問人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呢?大概因為我信佛教,所以會認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好的人,釋迦牟尼說我們來到這世界是為了酬償業報。我們身上已經有了善與惡的種子,差別就在於只是哪一邊的傾向被燃點起來,這就看你遇到的環境、人與事,所以我認為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當到了社會,金錢與權力都會令人變質,消磨了人本來就有的良心。人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影響,這世界愈來愈差,很多壞的人與氛圍,令惡蓋過了善。我們來到地球,可說是試驗,也可說是地獄,至少不是樂園,我們來到這裡都要受苦。因此我們要有不同的宗教,要有哲學與心理學等學問,幫助我們思考與學習,來告訴我們最根本的問題:到底人是甚麼,who am I。戲劇也是一個讓我們分享這些問題的媒介,好的劇場應該不斷提問,若說有一個答案可以滿足整場二、三百個觀眾,那一定是假的,這就變回希特拉了。納粹就是一言堂,人只聽著一把聲音,那就出事了。歷史是辯證與發展的,我如此相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