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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秦始皇的功過是非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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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功過是非，永遠是一個說不盡爭不完的話題。兩千年前，他創建了一套「中央集權制度」，不知什麼原因，竟觸怒了今天的一些學者，又再次被指責為「暴君」，並扣以新制的大帽子——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始作俑者。當然，這樣的觀點有人讚成，但也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中央集權制應當肯定。因為它適應了當時中國的國情，所以為歷代天朝所繼承，而且行之有效。至於「暴君」問題，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今將淺見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績，是「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有人認為此話是老生常談。雖是老生常談，但不能就認為是人云亦云，其實是各有見解的。如一位歷史循環論者看此話，就會「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觀點評價秦始皇，其功業必然不甚了了。但請一位歷史發展觀者看此話，其議論可能大大不同。他會說：秦始皇消滅了一個舊時代，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不僅如此，還會說：秦始皇又「廢封建，置郡縣」；繼續開疆拓土，為後代的帝王樹立了「天子經略，諸侯正封」(《詩·小雅·北山》)的好榜樣。

所謂「舊時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週三代。所以言其「舊」，是因為三代時的所有國家的制度都很落後，而且疆域從未統一。就其制度而言，當時的大小國家都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來，依託於血緣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週三個王朝原為三個大國，文化比較發展。中等國謂之方國或諸侯，小者以族屬為名，星羅棋布。其生存狀態，一直處於融合與兼併的過程中。史稱：夏時諸侯，號稱萬國，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僅百餘國。春秋與戰國是社會轉型時期，戰爭之多，惡性循環。至有「春秋無義戰」之說。戰國時期之七雄，都號稱「萬乘之國」，每逢大會戰，雙方出兵都以十萬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其慘烈之狀，難以言表。以致更加劇了社會混亂，經濟凋敝，壯者散至四方，老弱轉死溝壑。事實說明，這個舊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

梁襄王的魏國雖相當落後，但還是個大國。他為長期戰亂而憂心，曾向孟子請教。他問：「天下惡乎定？」答：「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兩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樣實現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戰」，孟子「反戰」，兩人的主張，南轅北轍；而且都不切合實際。但當時的秦國卻為「舊時代」找到了一條比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過「商鞅變法」，破舊立新，以農養戰，富國強兵，逐步吞併六國，走「海內一統」之路。秦經過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代之經營，至秦王政時，誅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時間(前230-前221)，就「消滅六國，統一中國」。結束了紛紛擾擾長達數百年的舊時代，開啟了天下大一統的新時代。

關於舊時代的疆域，文獻記載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黃河中游的南北兩側，商滅夏朝，疆域擴至黃河中下游兩側，但均無明確疆界。西周滅商之後，號稱「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小雅·北山》)據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左傳·昭公九年》)周王室在這個範圍之內仍未統一，王室只佔據邦畿以內地區，其他皆為大小封國，都處於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戰國時期，七雄並爭，都談不到統一。只是到秦始皇時，才「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疆域形勢。然而，秦始皇的可貴之處還不全在於此；而又在於他已滅六國之後，並不停止前進的步伐，而是命滅楚的軍事統帥王翦繼續向東南進軍。東越投降，將其疆土劃入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閩越投降，就地設閩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進軍嶺南，在南越北區設南海(治今廣東廣州)、桂林(治今廣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進軍，開五尺道，自今四川宜賓南通雲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將軍蒙恬率士卒30萬北逐匈奴，收復河南(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置34縣。又北渡河，據陰山，連接舊時秦、趙、燕長城為一，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鴨綠江，延袤萬里，以北防匈奴，這就是著名的萬里長城。此時，秦之疆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今越南中部)，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秦始皇本紀》)比西周時之疆域至少要超過五倍，為今天祖國之疆域奠定了基礎。

(二)

秦始皇第二大功績，是「廢封建，置郡縣」。此「封建」一詞不是指社會性質，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諸侯，建藩衛」之省語。有人理解：這只是改變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說：「改國稱郡，罷侯置守。」這一理解過於膚淺。其實際的內容很多，包括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徹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對人事制度的改革等。

改革以前的舊的政治制度是依託於血緣宗法關係建立起來的，始行於夏朝，發展於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價值為：嚴格嫡庶的權益分配；以嫡統庶，以庶輔嫡。時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這一制度統治天下，王室和諸侯國都獲得了穩定和發展，證明此制在當時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後，此制日益腐朽，不為人所遵守。首先嚴重破壞宗法政治的事件發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廢申後，另立妾褒姒為後；又廢申後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為太子。此事惹怒申後之父申侯，他聯合犬戎，攻破西周國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西)，殺幽王，西周滅亡。太子宜臼立為平王，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東周王室和諸侯們似未從幽王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從平王之子桓王開始，幾乎代代都有廢嫡立庶之事發生，而且都引起戰亂。諸侯大國如齊、魯、衛、晉、鄭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並後，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並後」就是「妾如後」；「匹嫡」就是「庶如嫡」；「兩政」就是「臣擅命」；「偶國」就是「都如國」。(《左傳·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於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數十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至戰國時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內鬥更加嚴重，異姓卿大夫乘虛而入。春秋末年，晉國異姓韓、趙、魏三家已經控制了姬氏的國家大權，並三分其國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賜三家為諸侯。前376年，三家滅晉。齊國國君本姓姜氏，而異姓的田氏卻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國家大權，前386年，周安王賜田和為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齊為國號。關東，包括燕、楚兩個舊國在內，新舊六國都曾進行過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舊制度、舊勢力在垂死掙扎。一旦強秦進攻，即丟盔棄甲，束手待斃。

秦始皇所創新制，可以說比較徹底地消除了舊的宗法制的羈絆和模式，從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創建了一套系統完整的國家制度。本文為了說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兩級，各舉兩例，略述於下。

一、中央——以皇帝為首，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機構

1. 皇帝為國家元首——秦始皇敢於「壞先王之制」，廢「王」號，稱「皇帝」，這是出於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舊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無上的國君。與之相應，皇后已非舊制國王眾妻之正，而是執掌六宮、母儀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舊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儲君，法定的皇位繼承人。此新制創行，將降低舊制時發生「並後、匹嫡、兩政、偶國」的幾率，清除亂政之源。

2. 由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廢除舊時之世卿世祿制或謂之世官世職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組成中央政務機構，以處理日常政事。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為「百官之長」，但非舊時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軍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監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錢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設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職，由皇帝任免。

3. 秦朝是多民族國家，九卿中之典客與列卿中之典屬國分掌民族事務。《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有丞。……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屬官，九譯令。」秦之中央僅有十六卿，而以兩卿掌民族事務，說明瞭秦始皇對民族問題極重視。

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區分郡縣兩級，基層分鄉、亭、里

1. 地方行政為郡縣兩級制——秦始皇徹底廢除舊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為36郡，後增至40郡，郡直屬中央，置守、尉、監三長，分掌行政、軍事、監察。郡下設縣，置令(長)、丞、尉三長，分掌行政、文獄、軍事。郡縣主要長官由命官充當，由皇帝任免。

2. 鄉亭里——歸併自然聚落為基層政區鄉亭里。縣下設鄉，鄉下設亭、里。基層官吏有鄉三老、亭長、里正等，均推舉本地殷實戶主充當，各有執掌。

3. 秦始皇所創新制是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多民族、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這套新制度的創建，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標誌，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典範。自「漢承秦制」(《後漢書·班彪傳》)直到明清，歷代王朝都以秦製為國家制度的基本模式。這套制度是中華民族的守護神，兩千餘年以來，疆土的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民族的團結，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承，都有賴於這套制度得以實現。

(三)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績，是「統一經濟制度，統一文字」。舊時七國的經濟制度和文字的形狀有很大差別。東漢學者許慎曰：「(戰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會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序》)這些問題的存在，對統一的國家極為不利。秦始皇下令統一的事項很多，今擇其中最重要者簡述如下。

1.「使黔首自實田」，實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謂「田疇異畝」，不僅謂畝積的大小不一，還有土地所有制及與之相關的問題在內。問題長期積累，形成了老大難。西周時期行土地國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時期，此制已過時了，以致發生了「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詩·齊風·甫田》)的情況。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與新的生產力不相適應。亦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徵收。在此情況下，各國多在進行「稅改」。前645年，晉國首先「作爰田」；繼之為齊國「案田而稅」，或曰「相地而衰徵」；魯國「初稅畝」；楚國「書土田」，「量入修賦」；鄭國「作丘賦」；秦國的稅改最晚，於前408年「初租禾」。但是僅僅稅改不解決根本問題。秦國又在「初租禾」之後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漢書·食貨志上》)秦國率先比較徹底地廢除了舊的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於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實田」，(《秦始皇本紀》集解引徐廣語)就是在全國範圍廢除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農戶據實登記田地，按畝納稅。秦始皇此令的頒行是我國古代土地私有制確立的標誌。

2.統一貨幣、度量衡、車軌——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狀和王綰主持，以原秦製為基礎統一之。此舉對穩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國家稅收，促進民間貿易，形成較大的共同市場等，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3.統一文字——漢字同源，傳至商代的甲骨文階段，已相當成熟。到戰國時期，列國長期分立，「言語異聲」等各種因素影響到文字的發展，出現了「文字異形」現象。秦滅六國後，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統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國字體為基礎，創製字形固定，筆畫簡省，書寫方便的小篆(或稱秦篆)作為規範化文字，推行於全國。統一文字對於鞏固國家的政治統一，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

秦始皇的錯誤也是嚴重的。最主要的錯誤有兩項：

1. 焚書坑儒——秦始皇燒盡民間藏書，坑殺大批無辜的士人學者，嚴重摧殘了我國古代文化，這是一種政治暴行。

2.繇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應立即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可是他卻好大喜功，內則大興土木，外則勞師遠徵，使廣大人民群眾苦不堪言。於是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響應，推翻了秦朝的統治。

總的說來，秦始皇功大於過。他的功過都是我國的寶貴文化遺產。好的，我們應當珍惜，批判繼承，發揚光大。壞的，也應當總結，作為教訓，永遠引以為戒。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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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18　十一朝東華錄（光緒石印本）
出版時間：光緒25（1899）年
裝幀：線裝88冊
尺寸：12.5×19.5cm
起拍價：10,000

是書為編年體清代史料長編。有「蔣錄」、「王錄」兩種。乾隆30（1765）年，重開國史館，蔣良騏（1723～1788，字千之，廣西全州人，乾隆辛未進士）任纂修，就《清實錄》及其他官書文獻摘錄清初六朝五帝史料，成書32卷。全書內容按年月日順序排次，起太祖天命元（1616）年，迄世宗雍正13（1735）年。以國史館在東華門內，故題為《東華錄》，通稱《蔣氏東華錄》。「蔣錄」失於簡略，但保存了傳本所不載的一些重要史料，對研究清初歷史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光緒年間，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據改修本實錄，仿蔣氏抄錄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史料，輯為《東華錄續編》，凡230卷。對「蔣錄」則重新加以詳編和補充，增為195卷，於光緒10（1884）年成書，稱《九朝東華錄》。後潘頤福（1844～1886）輯咸豐朝《東華錄》，王氏亦加以增補，凡100卷。加自輯同治朝《東華錄》100卷，合稱《十一朝東華錄》，俗稱《王氏東華錄》，「蔣錄」和「王錄」，都有刊刻本。全書於有清一代200餘年間大事，年經月緯，約略可見，在《清實錄》未刊行前，該書頗為學者所推重，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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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