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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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藍黃,2019 年之後變得冷酷的人們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暴力和犯罪新聞越來越多。一般人得出如此印象:香港腥風血雨。有一些案件似乎與政治無關:例如(休班)警察偷拍女人的風化案、老婆因為爭執消費券事務而斬老公的傷人案,或者幫派仇殺。有一些案件則相當政治,例如七一銅鑼灣事件,或者 19 年以來不斷審理的涉及非法集結、傷人、暴動等的公安事件。各種立場的人都參與其中,有示威者、有白衣人、有執法者濫暴、有官員濫權。
官員親建制派見瘟疫和警察逐漸收拾現場之後,展開一個看似順理成章的論述:是民眾一方先「越界」,而執法者、官員一方守住了建制,之後所作一切行動只為「反越界」。然而白衣人動員、蒙面警察鎮暴、香港要修《逃犯條例》,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亦是越界。這些有份激化局面的少部份香港人,因為掌握公權力而得以推卸自己的那份責任,指控他人沒有按規矩行事。然而執法者在處理「緊急狀態」時,也沒有跟足那個規矩。
通常舊香港人見到很多事情發生,都會發出「禮崩樂壞」的哀嘆。「禮崩樂壞」只是描述了情境,卻沒有描述到人們活在禮崩樂壞的世界,會產生甚麼反應。根據記載,林鄭說預科後原本想讀社工,「不過為了更宏觀地探究社會問題的成因,最後選了社會學」。社會學對禮崩樂壞中人類的反應確實有一些更宏觀的探討。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一個社會在經濟或政治結構劇烈變化時,可能導致集體性失去方向、價值觀真空,但新的世界並未產生,他定義這種尷尬又痛苦的狀態為「失範」(anomie)。
涂爾幹認為自殺不是個人的,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社會行為。他比較歐洲近代的宗教戰爭,那是一個新教和天主教價值激烈衝突,同樣令人無所適從的年代,但新教地區的自殺率卻高於天主教地區。他解讀為天主教地區有強大社區社會網絡,宗教亦佔據生活較多部份,令人較能抵抗社會失範帶來的壓力,而新教卻不具備類似組織性,新教人口較為疏離;自殺率較高,反映了那些地區肉眼未必見到的混亂。很多現代的講法認為,失範社會中的成員,會產生疏離和絕望感,可能更容易犯法和犯罪。
香港作為一個集體,承受前所未見的政治轉變,一早就反映在自殺現象之上。14 年佔領之後,香港大、中學界都有跨階級自殺潮,導致政府迫於壓力「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 [1],當然是再被批評政策離地無用。對個人或集體所謂無聲的控訴,存在已經很久。14 年的後遺症也包括 16 年的旺角衝突事件。香港的失範年代,大概亦由那時正式開始。
現在很多外面人認為香港人「守法意識」下降,但這種意識很多來自人們在現場目睹警察濫權,對他們來說香港社會是公平的、有一個賞善罰惡機制的信任光環,自 14 年之後就慢慢褪色,最終變成有人越過習俗界線。警察好像難以溝通,合乎邏輯地,人們下一步是將希望守在法庭,然而法庭無法不執行嚴苛法律,只能照本子辦事,最終也好像不太對勁。
不只是遠古年代的黃絲失去信仰、純真幻滅,甚至連警察自己都如此。原來他們的權力界限,有時因為緊急情況的方便可以大為膨脹,而同袍也會支持自己。那麼自然警察的「守法意識」其實也面臨鬆弛。因為大家都知道了,機制不一定賞善罰惡。因此現在傳媒對於官員的私人操守,也是十分敏銳的關注著。
之後的圍觀藍絲見相同政見者,就算有份搞出元朗站事件,也未必有罪,就是有人獲判無罪。當然這也體現司法獨立判案。19 年間在街上打人的「反示威示威者」,很多都追究不了。藍絲自然也是心領神會,在這個環境下,雖然沒有公權力但主張對敵人不擇手段,「守法意識」一樣下降。
雖然我們未必清楚細節,但肯定藍絲內部價值觀也在經歷一場革命。現在,「愛國陣營」的言論領袖可以跟行政長官唱反調。行政長官的權威,先有歷年折騰,後有北京中央政府奧援專政工具,藍絲都知道要頂禮膜拜的真正對象。以前「港府」在一般人心中累積的威望,在不同光譜裡面都有折損。當然失範的進深程度,人人不同,但總體來說,所有人的內心都不再一樣。對於人類這種情感團體動物,失範的風,是一場看不見的價值觀恐怖襲擊。
關於恐怖襲擊。在中國政府反恐主義訊息網,一篇名為《社會轉型、社會失範與恐怖主義》的文章在其結論部份說:
「……既可以將恐怖主義視為同戰爭類似的政治性暴力行為,也可以將恐怖主義當作一種社會現象,但歸根結底恐怖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具有客觀的社會屬性。恐怖主義是社會結構的產品……恐怖主義具有犯罪的屬性。作為犯罪的恐怖主義,是社會的正常現象,它具備犯罪所有的功能,無論消極抑或積極。恐怖主義之於社會有機體的積極作用,恰如疼痛之於人體的積極作用一樣,具有提醒和指示功能。恐怖主義的增多呼喚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社會治理的自我調整。社會有機體在結構變化的過程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不斷克服……」
只要社會人道,人們就會很和善。香港情況,在破罐破摔之下,人們雖然無能改變甚麼,但內心也會變得冷酷。
資料:
[1] 《維基百科》香港學生自殺事件列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五大措施幫助學生,預計於 2016 年 9 月完成。五大措施分別為:一、成立專責委員會全面了解分析自殺成因及提出預防方法;二、舉辦五場地區研討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和學生輔導專業人士介紹預防自殺和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三、舉辦教師講座,教導辨析有問題學生的方法和相關支援;四、局內成立專責團隊,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和輔導人員為有特殊需要的學校提供到校支援;五、以學校、家長和學生為對象,製作知識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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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不滿的菁英和不滿的庶民 — 特朗普去留在中文世界的投射】
美國大選進入最後直路,香港輿論界也十分焦慮。反特派總是不忘在文章中提醒和嘲諷香港人,反正無票,為何狂熱?— 但同時很想匡正香港人的國際觀,不斷重覆提醒特朗普有多壞。報稱曾在聯合國工作的作者說,支持特朗普就是「民主歪路」,因為其「專橫腐敗」,並且「根本就是一個法西斯獨裁者」。
這裡就可以看到,「法西斯」一詞變成無限上綱的鬧人詞語,已經失去內容。特朗普嘴再賤、再有種族偏見,還是任由傳媒攻打他,他沒有關報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還是經常跟他過招,特朗普再自大還是要乖乖接受彈劾和通俄調查等等。特朗普也沒有搞集中營,「法西斯」是那麼輕易做到的嗎?在爭論之中批評對方是「法西斯」,在歐美語境這麼多年已經司空見慣,因為他們聽聞過法西斯,但沒真正見歷過。「法西斯」成為一個沒有內容的能指。
這種「歪風」在千禧年以後也蔓延到香港來,英美學風和傳媒的意識形態殖民,在這裡並未完結並且繼續壯大。 動輒將自己無法分析的事情形容為法西斯,反而稀釋了對真正法西斯的敏感度。真正的法西斯在東方,但因為「法西斯論者」並非普世關懷,而終究是西方中心,所以對真正法西斯通常失語或者視為 fake news。西方觀念的界限,就是自我東方主義者的世界的界限。
美國出了特朗普做總統的現象,其人稍為出格,就給滑坡成共和黨政府是法西斯政權。正如靈長類動物和人類在 DNA 上十分類似,但靈長類終究是靈長類,距離進化成人類還有很長的路。特朗普在上一次競選,策略性附和另類右翼的網絡活動,但政權到手之後就馬上疏遠他們,連班農也失去了政策顧問一職。另類右翼和白人至上者是有一套不無可笑的世界觀,但 4 年下來的實情就是特朗普不把這些神話真當一回事;在中東和伊斯蘭世界領域,特朗普將主戰的官員 Fire、著手在伊拉克撤軍、促成以色列與阿聯酋建交, 4 年下來大致上沒有正式戰爭;前國防部長馬提斯是反對特朗普的敘利亞撤兵計劃,被迫呈辭。特朗普愛說高大上的話,但實際行動卻頗為謹慎甚至是避戰。有一些選前承諾也沒有做,例如把奧巴馬和希拉莉收監,他沒有。
很多美國人 4 年前聽聞特朗普可能勝選,就跨下開口說美國將會完蛋、會離開美國,但事實上 4 年下來他們還在,特朗普在過去一屆任期並沒有毀掉美國,加州也有人說要獨立不過似乎不成事。
很多泛泛的評論總是在說高大上的話,甚麼破壞民主根基、打壓第四權,形容得繪形繪聲,但第四權不是被攻擊而是自我淪陷。西方傳媒、社交媒體封銷拜登家醜聞,儼然當起了真理部角色。他們在特朗普的「引誘」之下主動走向極端,他們反對「特朗普」被視為「非常手段應付非常時期」的手段,但自己也被捲入這種邏輯之中,要用非常手段對付特朗普和保護拜登。例如曾經聲稱「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的《自然》(Nature) 雜誌也突然說要多講政治,落水赤搏支持拜登味濃,便是標準的雙重標準。
特朗普拜登之爭,也伸延到中文世界來。有點年紀的上一代分化得最為嚴重。很多很 vocal 的意見領袖也表態支持特朗普,或者說特朗普有點不好但總好過拜登。這個現象比起特朗普的存在,好像更引起知識菁英的焦慮和不滿。於是這「外國事務」就慢慢變成中文世界自己的意識形態對抗,「反侵派」總是不忘嘲諷侵粉水平低、沒有 (他們的) 國際視野、有尋求救世主的情結之類。然而這也許亦是特朗普總會有支持的原因,因為「建制」一直忽略他們、菁英一直沒有真正包容庶民。庶民水深火熱,但漂亮和政治正確的話語並不能真正改善其處境,於是憤怒的民眾唯有找尋其他選擇,於是民眾被視為「背叛」了真理,被視為「民粹」,但有甚麼政治不是民粹?如果前任的美國建制把事情做得好,怎會有今日的「民粹」?
中文世界的那些反共人,聽了中國融入世界之後就民主化的「美國/世界」謊言多少年?現在他們知道自己等不到,就熱烈尋求新可能。而具體上他們又真是看到在特朗普任內,情況有巨大變動,縱然任何改變都不可能是一人決定或者無中生有,必有前任甚至再前任的歷史鋪陳,但 perception is reality,讚美和崇拜也就必找一人借花敬佛。越反共反中的人就越覺得美國回到「又傾又砌」將來是一個惡夢,因為這個惡夢他們已經歷了好多年。港台人海外華人難道不是這個世界體系的長期被出賣者?有人被世衛長期無視排擠、有人在「國際條約」的監護下照樣喪失基本人權、有集中營 24 小時營業、有人的文化和歷史被一點一點地清除 — 無力一回事,但無力再被菁英建制刻意無視,就成了後者的自我實現預言 — 暴民來了。反對者是後者有份養成的。
那麼是不是如論者所說,特朗普華人粉絲只需要候選人看似反共,其餘一切價值都不重要?我不是華人所以不能代其他人答;但例如現在的情況是香港,是否香港人要符合了一個長長的進步價值列表,所有都同意了,才能關注自己想要關注的,或者對某個候選人心有所屬?對於香港這樣一個 (正如他們所說) 無票的群體,最為關心的自然就是美國對中政策,是不夠搏大、不夠進步,但難道此一人性有錯?正如美國很多人也會關心國內問題多過美國的環球策略,而投民主黨,這站在他們立場來看便十分正常。為甚麼香港人不支持 BLM,或至少保持距離,不以美國自由派大腦為自己大腦,有自己的利益立場,就要被藐呢?一個具體而複合的政治問題最後被約化為道德問題,難道「撐侵」就無資格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權利?香港人無票尚且要鬥臭,是否要接受「思想教育」?那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是否要被排除出美國民主以外?
一些人看到海外中國民運領袖或被迫害者「竟然」支持特朗普而大呼世風日下,好像覺得所有人都要簇擁在某個僵化的「自由」版塊或陣營才是正道,這塊招牌要是真實代表利益還好,但更多時候只是關乎很多人的 ideological satisfaction?這是尊重個體的民主主義,還是一場關於權力、學術媒體話語權的較為「文明」但又更加狡黠的戰爭?傳媒去到公然封銷消息、決定人民所思所想,合乎法度?
其他地方暫且不論,就只談香港:香港的「侵粉」是不是只需要候選人「看似反共」就行?說句老實話就是:可能真係。你期望那些已被迫到旁人無法想像的處境的人,還能同等比例地關注環保、第三世界饑民、美國偷渡者、黑人白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我就不會這樣強人所難,不會那麼迂迴曲折地建構一個鞭韃淪陷時期香港人的理論模型。人總可以說敘利亞黎巴嫩還更痛苦,香港人沒有資格叫苦連天;但並未到達最終絕望的人,並沒有特權去嘲笑已經進入絕望的群眾,手抱一盞微弱的孤燈,那孤燈就是全世界剩下的唯一希望。它並不是太陽,沒錯,但那是很多人步入黑暗之後手邊唯一的照明燈。人當然可以手舞足蹈地糾正 fact check:這不是真正的太陽,你們真笨;就好像你也可以說露宿者的食物不好吃卡路里高而且不是素肉 — 但那只是濫用自己知識和階級上的 privilege 來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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