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劉備帳下著名謀士 軍師中郎將:龐統|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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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統(179-214年8月29日),字士元,荊州襄陽(今湖北襄樊)人。東漢末年劉備帳下謀士,官拜軍師中郎將。才智與諸葛亮齊名,道號「鳳雛」。在進圍雒縣時,統率眾攻城,不幸被流矢擊中去世,時年三十六歲。追賜統為關內侯,謚曰靖侯。龐統死後,葬於落鳳龐統墓坡。
詳細介紹
龐統(179—214年8月29日),36歲,字士元,東漢末年劉備部下著名的謀士、將領。
籍貫:荊州襄陽今湖北襄樊
容貌:歷史無記載
官職:軍師中郎將、追賜關內侯謚曰靖侯
家族資料
子女:龐宏
兄弟姐妹:龐林
叔父:龐德公
曾效力過的勢力:蜀漢
龐統的歷史評價
司馬徽:南州士之冠冕。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陳壽:①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於時荊、楚謂之高俊。②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
魯肅: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楊戲《季漢輔臣贊》: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諸葛亮: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
早年便以「鳳雛」(就是鳳的雛,小鳳凰,假以時日,一定會高翔於九天,清鳴於雲中,這是別人給他這麼一個綽號。)之名與諸葛亮(伏龍)齊名於荊州。當時徐庶曾對劉備評價他的經典言語是:「臥龍鳳雛,得一而可安天下也!」曾與東吳陸績、顧劭等臧否人物,自謂曰「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龐統傳》)。赤壁大戰後,龐統來投靠孫權。但是,由於龐統太小看周瑜,而孫權平生最喜歡周瑜,所以孫權發誓不用他。魯肅就推薦他去劉皇叔(劉備,漢獻帝的叔叔)那兒,龐統聽取了建議,就來投靠劉備。但未得重用,不得以領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其後經諸葛亮、魯肅極力推薦,劉備方才再度召見龐統,與之談論軍國大事,大為器重,於是拜龐統為治中從事,不久又與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和魯肅舉賢薦能的寬廣胸襟固然令人欽佩,但龐統本身具有的非凡才華,恐怕才是其最終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加盟劉備
更重要的是,龐統正是實現隆中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他的加盟,為劉備集團提供了進一步飛躍的契機。按照「隆中對」的規劃,取得荊州、站穩腳跟是第一步,其次是西取巴蜀,跨有荊益,然後兵分兩路,消滅曹操,最終統一天下。劉備聯合東吳,在赤壁之戰中打敗南下的曹操,又趁機取得荊南四郡,進駐南郡,可以說已經實現了「隆中對」的初步目標。龐統的職位變化,也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因為軍師中郎將不是一般的軍師,後者止絕軍謀,而前者既參謀決策,又統御兵權。劉備設兩個軍師中郎將,意味著要將兵力分成兩部分,去執行兩個大任務了。
不久之後,經過精心策劃,再加上益州內部張松、法正、孟達等人的策應,入川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諸葛亮、龐統各司其職,前者負責留守荊州、鞏固後方(但後來因入川阻力較大不得不調諸葛亮帶兵出征),後者負責輔佐劉備,進佔益州。兩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分工,也是有著重大意義的。在當時的情況下,進佔益州和鞏固荊州是同等重要的大事,不進佔益州,則不能實現一統天下、興復漢室的大業;不鞏固荊州,則進佔益州的行動缺乏可靠的後方保證。要同時完成這兩件大事,必須要有諸葛亮一流的人才協助劉備才行。綜觀劉備早期的謀臣團,「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三國志·蜀書》卷8陳壽評曰),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實非其所長。毫無疑問,鞏固荊州與攻取益州,諸葛亮均是最適合的人選,但他分身乏術,只能顧一頭;而龐統不但學識淵博,善於鑑別人物,而且有「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的本事,正適合協助劉備進佔益州。在入川過程中,龐統不但協助劉備作出了幾次意義重大的正確決策,而且以其獨有的聰明才智,使劉備擺脫了信義寬仁等觀念的束縛,為日後平定西川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不幸的是,龐統在圍攻雒城時中箭身亡,年僅三十六歲。
出使吳國
吳國將領周瑜幫助劉備攻取荊州,兼任南郡太守,龐統仍為功曹。周瑜去世,龐統送葬到吳地。吳人多聞其名,因此,當他要西返荊州時,眾多知名人士齊會昌門,為他送行,陸績、顧劭、全琮都參加了聚會。龐統又開始品評人物,他說:「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接著,他又對全琮說:「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陸績、顧劭對龐統說:「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於是,龐統跟他們深相結交而歸。
事後,有人曾問龐統:「照您看,陸績比顧劭好嗎?」龐統說:「駑馬雖然精良,但乘坐的只是一人罷了。駑牛一天走三十里,所負載的哪裡只是一個人的重量呢?」據說,顧劭去見龐統,住在龐統那裡,兩人談論起來。顧劭問:「您有善於知人之名,你說說,我和您相比,誰好一些?」龐統說:「講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我比不上您,但是,如果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我可就比您強一點了。」顧劭認為龐統的話有道理,和他親近起來。
受到重用
劉備佔據荊州,任荊州牧,龐統以從事的身份試署耒陽縣令。在任不理縣務,治績不佳,被免官。吳將魯肅寫信給劉備,推薦龐統,信中說:「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諸葛亮也對劉備說起過龐統。於是,劉備召見龐統。兩人縱論上下古今,劉備對他大為器重,任命他為治中從事。此後,劉備倚重龐統的程度僅次於諸葛亮。龐統和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
有一次,劉備與龐統閒談,問他:「你曾經擔任周瑜的功曹。聽說那次我到吳國,周瑜曾上秘信給孫權,讓孫權扣留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在誰的手下,當然就該忠於誰,你不必隱瞞。」龐統回答:「確有此事。」劉備慨然嘆息:「當時我正在危急之中,有求於孫權,所以不能不去見他。去了,竟差一點落到周瑜手中!」劉備還說:「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孔明那時也勸我不要去,而且一再堅持,想來也是怕孫權扣留我。我當時卻認為孫權所要提防的是北面的曹操,應該希望有我做他的援手,所以才堅持去見他,一點也沒有疑慮。現在想來,這確實是一步險棋,並非萬全之計。」
獻計徵蜀
建安十六年(211),法正奉益州牧劉璋之命到荊州,迎接劉備入益州共拒張魯。法正私下向劉備獻秘計,請劉備藉機謀取益州。劉備猶豫再三,不能決斷。龐統進言,他說:「荊州荒蕪殘敗,人物流失殆盡。且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有大的發展。益州戶口百萬,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如果真能奪取此地,以為根基,當可成就大業。」劉備仍然擔心:「如今與我水火不同的是曹操,曹操峻急,我便寬厚,曹操暴虐,我便仁慈,曹操狡詐,我便忠誠。凡事與他相反,就有可能得民心、有成就。如今為得益州,失信於天下,能行嗎?」龐統說:「如今正當亂離之際,凡事不能墨守成規,要隨機權變才好。況且吞併弱小,攻擊暗昧,逆取順守,報之以義,正是古人所重視的。只要事定之後,封還他一塊土地,還有誰能說您有負信義呢?不趁現在攻取益州,到時就會被別人佔了先機。」劉備認為龐統說得有理,決定留諸葛亮、關羽等鎮守荊州,而自己則帶領龐統,率領數萬兵士進入益州。益州牧劉璋和劉備在涪城相會,龐統獻策:「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劉備說:「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劉璋隆重地招待劉備及其部下,增撥給劉備不少人馬糧草和軍用物資,連戰略要隘白水關也交給他督理,命他率兵去進擊張魯。劉璋交代完畢,就回了成都,劉備則率部到了葭萌關。
此時的劉備實力大增,已有部眾三萬多人,車馬整頓,兵甲鮮明,糧秣充足,士氣振作。但他並末立即去進攻張魯,而是停在葭萌,厚樹恩德,以收民心。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關屯駐已經一年。龐統就戰略問題,向劉備獻上三條密計:「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劉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三國志·蜀書·龐統傳》)。
劉備認為中計有道理,依計而行。斬楊懷高沛,揮兵直指成都,一路勢如破竹,所經過的地方都順利攻克,很快便打到了涪城。在涪城,劉備大會將士,置酒作樂,志得意滿。他乘著酒興對龐統說:「今日之會,可謂樂矣。」龐統卻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時劉備已醉,怒道:「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龐統起身而退。劉備馬上後悔了,請他回來。龐統回到原來的位置上坐下,不看劉備,也不道歉,飲食自若。劉備說:「向者之論,阿誰為失?」龐統說:「君臣俱失」(《三國志·蜀書·龐統傳》)。劉備大笑,酒宴上又恢復了歡樂的氣氛。
裴松之評價劉備和龐統的這次爭論說:「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酣宴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言‘君臣皆失’,蓋分謗之言耳。」
不幸隕落
214年,劉備調諸葛亮、張飛等人帶兵攻克白帝、江州、江陽。不久,劉備包圍雒城(現今的德陽廣漢一帶)。龐統率眾攻城,被飛箭射中,死去。時年三十六歲。劉備極為痛惜,一說到龐統就流淚。為表彰他的功勛,任命他的父親為議郎,後升任諫議大夫。劉備追賜龐統為關內侯,定其謚號為靖侯。
龐統死後,葬於落鳳坡,墓地只有簡單的維護,據說這是劉備為其親選的墓地,可府北看南,是一塊風水寶地,現有墓碑一塊。
在龐統墓約2公里處,有劉備為其建的祠墓,三進四合佈局,石木結構(石牆、石柱、石漫、石柱廊、石窗),古樸惇厚、肅穆莊重。依次排列著山門、「龍鳳」二師殿、「棲鳳」殿、龐統陵墓。祠內存有龐統及諸葛亮雕塑像,歷代匾聯、碑刻、字畫等大量珍貴文物史料。宋代文人陸游路過龐統祠墓時,曾作詩一首:
鹿頭山過龐士元墓
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
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
英雄千古恨,父老歲時思。
蒼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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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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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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