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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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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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同時也有4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1萬的網紅堅離地球 · 沈旭暉,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我認識黃之鋒大概在2011年,在一個講座,我們都是演講嘉賓,而他是一個中三學生。然後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我們有搞學者聯署支持,和他在現場後台開過會(這類事情在舊香港自然不會公開談),而認識了林朗彥等學民思潮的其他成員。至於周庭,我反而是在日本交流時才正式認識,地點是卡啦OK,然後我們一起唱日文...
強世功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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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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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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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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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強世功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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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黃之鋒大概在2011年,在一個講座,我們都是演講嘉賓,而他是一個中三學生。然後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我們有搞學者聯署支持,和他在現場後台開過會(這類事情在舊香港自然不會公開談),而認識了林朗彥等學民思潮的其他成員。至於周庭,我反而是在日本交流時才正式認識,地點是卡啦OK,然後我們一起唱日文歌。總之,他們都是非常單純的年輕人。和有關方面想像的,完全相反。這次的嚴重判刑,對國際社會,難免釋出以下八大訊號,而這種把「法治」變成「依法治國」的「哲學」,我們可以從納粹德國法學流派、也是中國學界近年非常推崇的「施密特主義」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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