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國家啟蒙到邊疆認識
譚鳳馬／文字工作者（竹縣湖口）
北京大學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本報系資料照／特派記者林庭瑤攝影
五四運動百年，各界紛紛紀念，一時喚起台灣的「民國範」；但是，五四也已如九二共識、台灣共識般，成為各說各話的標的。到底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今日已無人親歷，只能由後人選擇性的追溯。
五四運動要的不只是德先生賽先生，還有受巴黎和會失敗影響，提倡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這其實很偏重國家建造，給予日後內戰乃至於兩岸分治埋下伏筆。一九一九年，「中國」是什麼國家？問起來，恐怕很多人的答案都不一樣，那時候的中國邊界，根本還沒固定，就算在鐵定屬於中國的地方，政治運作與政治整合，也不見得同步北京。
五四對於國家建造的「啟蒙」，不可忽視的面向亦在於認識這個國家的「陌生區塊」，換句話說，即是對邊疆的重視。一九一九年是個特別的年份，不僅僅是這年秋季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強迫外蒙古撤銷自治、北洋政府第二次冊封第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同時，這一年邊疆主管機關蒙藏院（蒙藏委員會的前身）也出版了《蒙藏院調查內蒙沿邊統計報告書》，可謂邊疆調查的新開端，此前只有出版《行政概要》或《統計表》。
一九二○、三○年代開始，前仆後繼的學者趕赴全國各地邊疆進行調查，出版許多重要書籍與刊物，開拓「邊政學」，其中的風流人物，如吳文藻，即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孫文的《實業計畫》也是在「歐戰甫完之夕」開始規畫，一九二一年才出版，其中對邊疆地區建設多有著墨，若說完全不受五四影響，令人不太相信。就這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對邊疆的啟蒙同時也是救亡，毋須二分。
以百年尺度回顧五四，可以看的面向很多，但如果誤以為那時候的中國，北京、上海發生的學運，可以即時蔓延到迪化、庫倫等城市，乃至於認為那時候的國人對中國之界線與異質性有所共同認識，也就太誇大了當時的國家整合程度。是以，今天回顧五四的貢獻，也就不必要聚焦在那時候影響了多少人，而更應關注日後各方面的發酵，對邊疆的啟蒙，就是一個值得一提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