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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讀儒林外史



竺青選編



　　著者考索版本勾勒



　　胡適──吳敬梓傳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歷1701─1754）。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從此﹐“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後來死在揚州﹐年紀隻有54歲。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積晉芳《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隻有《儒林外史》流傳世間﹐為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王又曾（轂原）《丁辛老屋集》裡曾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晉芳《拜書亭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煙委曲塵。”﹛慼摹橨酑腹慼憐說撰牷潸cㄓ行磯□芎玫奈淖幀Ｖ豢上□切┬□鞫疾淮□耍□頤侵荒苡謾度□滯饈貳防醋魎□拇□牟牧稀?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書裡的馬二先生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國家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隻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余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隻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隻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堋第滬X□砂□Ｔ倏此□炊派僨洌□□芄猓□薟┤恐釗說難□嗜爍衲茄□叱靄斯曬γ□□狻﹗□□庵旨□叮□詼□倌暱埃□媸強刪□刪吹牧耍?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裡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台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裡﹐方才放心﹗”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最妙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壇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裡﹐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荊元做結束。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朋友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為伈l椿掛□瞿閼夤笮校亢尾煌□□＠鍶訟嚶胂嚶耄俊彼□潰骸拔乙膊皇且□鱍湃恕Ｖ晃□鄖橄嘟□□蝕聳背Ｑ□□Ｖ劣諼頤欽飧黽□校□親娓敢帕糲呂吹模□訓藍潦槭蹲腫雋瞬梅煬頑櫛哿瞬懷桑靠鑾夷切┬□＠□吶笥眩□□橇磧幸環□□叮□蹩蝦臀蟻嚶耄課葉□衩咳昭暗昧□叻忠□櫻□員□朔梗□□□□□□醋鄭□釷露加傻夢搖Ｎ矣植惶巴既說母還螅□植凰藕蛉說難丈□惶觳皇眨□夭還埽□共豢旎睿　閉饈欽孀雜桑□嫫降齲□□□饈俏頤前不盞囊桓齟笪暮牢餼磋饗胍□斐傻納緇嶁睦懟?
　　（選自《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6年版）



　　魯迅──吳敬梓之《儒林外史》



　　寓譏彈於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借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於“打諢”。若較勝之作﹐描寫時亦刻深﹐譏刺之切﹐或逾鋒刃﹐而《西遊補》之外﹐每似集中於一人或一家﹐則又疑私懷怨毒﹐乃逞惡言﹐非於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擊矣。其近於呵斥全群者﹐則有《鐘馗捉鬼傳》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發其隱情﹐然詞意淺露﹐已同謾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數年揮舊產俱盡﹐時或至於絕糧﹐雍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赴﹐移家金陵﹐為文壇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貧。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逤彿札糪捸槳狎丑撮툿1701─1754）。所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皆不甚傳（詳見新標點本《儒林外史》卷首）。
　　吳敬梓著作皆奇數﹐故《儒林外史》亦一例﹐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於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為矯飾﹐雲希聖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雲長篇﹐頗同短制﹔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愛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程晉芳所作傳雲）故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選家馬二先生自述制藝之所以可貴雲﹕“。。‘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瘦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庤牷慼慼慼慼憤_司牛ㄏ曇□臼檣顯□鷙桶希□４寺磯□壬□執可希□χ萑耍□導慈□販氪庵校□□□咧坑眩□溲哉媛剩□稚猩現□呵錆禾疲□淞笆蔽氖俊敝惺滌淌舫象撇┤ㄖ□濬□□湟槁郟□蠆惶鼐】業筆倍雜諮□手□□猓□葉醇□□餃逭咧□母握咭病Ｖ劣諦孕校□艘嗑□櫻□□縹骱□□危□淙□□嶁模□納狽緹埃□□ＣＨ淮蠼藍□椋□厝逯□舊□淘塚郝磯□壬□雷砸桓觶□□思父鑾□□匠鑾□撩牛□誆柰□□粵思竿氬瑁□轎骱□厴嚇坡□□白□攏□□且淮□淮□縵賂九□瓷障愕模□﹗﹕竺娑幾□拋約旱暮鶴櫻□﹗Ｉ狹稅叮□９□髏砝鍶□恕Ｂ磯□壬□戳艘槐椋□輝諞飫鎩Ｆ鵠從腫比死鋨訊嗦罰□□藕□厴轄恿□偶父鼉頻輳□﹗Ｂ磯□壬□揮星□蛄順裕□﹗Ｖ壞米囈□桓雒嫻輳□□□鑾□粵艘煌朊媯□搶鋝槐□□腫叩郊潯諞桓霾枋頁粵艘煌氬瑁□蛄肆礁鑾□按ζ□苯瀾潰□驕跤行╦濤丁３醞炅順隼矗□﹗Ｍ□白擼□□肆□擰Ｗ□□澹□閬襉┐遄□胤健Ｓ鐘腥思業墓撞模□然□屑洌□咭滄哺磺澹□跏強裳帷Ｂ磯□壬□□□厝□□鱟乓桓鱟唄返模□實饋扒懊嬋苫褂瀉猛緄乃□塚俊蹦僑說潰□白□□□閌薔淮齲□追濉Ｔ趺床緩猛紓俊甭磯□壬□謔怯滯□白摺﹗﹗９□死追澹□對鍛□□吒呦孿灤磯嚳孔癰侵□鵒□擼□﹗Ｂ磯□壬□叩礁□埃□醇□桓黽□叩納矯牛□桓黿□種必遙□閒礎半反途淮褥□隆保簧矯排員咭桓魴：擰Ｂ磯□壬□比私□□弧﹗Ｄ切└還筧思遺□停□扇航岫櫻□錮□饌猓□賜□瘓闆﹗﹗Ｂ磯□壬□磣佑殖□□饕歡□叻澆恚□環□諍詰牧常□笞鷗齠親櫻□╦乓凰□竦灼蒲□□嶙派磣勇遺埽□還茉諶宋炎永鎰病Ｅ□艘膊豢此□□□膊豢磁□恕Ｇ扒昂蠛笈芰艘喚唬□殖隼醋□諛遣柰□塚□﹗３粵艘煌氬琛９襠習謐判磯嗟□櫻洪儔□□□樘牽□兆櫻□氈□□ζ□□讜媯□罄踝櫻□磯□壬□墾□蛄思父鑾□□宦酆麼□□粵艘槐□Ｂ磯□壬□醯鎂肓耍□弊漚排芙□□□牛壞攪訟麓Γ□孛潘□恕Ｒ蛭□嘧比寺罰□諳麓λ□艘惶歟壞諶□掌鵠矗□□匠勤蟶階咦摺﹗＃ｕ謔□幕兀?
　　至敘范進家本寒微﹐以鄉試中式暴發﹐旋丁母憂﹐翼翼盡禮﹐則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兩人（張靜齋及范進）進來﹐先是靜齋謁過﹐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敘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讚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裡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裡﹐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畫偽妄之處尚多﹐掊擊習俗者亦屢見。其述王玉輝之女既殉夫﹐玉輝大喜﹐而當入祠建坊之際﹐“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後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則描寫良心與禮教之沖突﹐殊極刻深（詳見本書錢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內﹐而能心有依違﹐托稗說以寄慨﹐殆亦深有會於此矣。以言君子﹐尚亦有人﹐杜少卿為作者自況﹐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吳蒙泉）﹐有莊尚志（程綿莊）﹐皆貞士﹔其盛舉則極於祭先賢。迨南京名士漸已銷磨﹐先賢祠亦荒廢﹔而奇人幸未絕於市井﹐一為“會寫字的”﹐一為“賣火紙筒子的”﹐一為“開茶館的”﹐一為“做裁縫的”。末一尤恬窗慼慾蛂撮敺G□瘓Ｔ□□艿□俑呈□□烊抑□荊□□□源俗鄖玻患湟嚳悶渫□恕?
　　一日﹐荊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他有一個老朋友姓於﹐住在山背後。這於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督率著他五個兒子灌園。。。這日﹐荊元步了進來﹐於老者迎著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荊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爹。”於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荊元接了﹐坐著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卻是那裡取來的這樣好水﹖”於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們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荊無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裡要甚麼桃源。隻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於老者道﹐“隻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荊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嫌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荊元自已抱了琴﹐來到園裡﹐於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裡等候。。。於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荊元席地坐下﹐於老者也坐在旁邊。荊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凄清宛轉。於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凄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第五十五回）然獨不樂與士人往還﹐且知士人亦不屑與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於此後有無賢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則作者但存疑問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傳鈔﹐後刊木於揚州﹐已而刻本非一。嘗有人排列全書人物﹐作“幽榜”﹐謂神宗以水旱偏災﹐流民載道﹐冀“旌沉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並踢進士及第﹐並遣禮官就國子監祭之﹔又割薊Ⅰ扣L募□墟橛錚□嘔□□栽熠□恚ｎ鷙桶顯疲□□澄□換刈河諛□□室槐居形迨□□亍Ｓ鐘腥俗宰魎幕兀□錄炔宦郟□鋦粹□□□□□尤胛迨□□乇局校□︵杏謔潰□室槐居鐘辛□□亍?
　　是後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選自《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



　　陳美林──吳敬梓身世三考



　　第一部《吳敬梓年譜》是胡適在20年代所作。在年譜中﹐胡適搜集了不少資料﹐對吳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作了一些考索﹐有一定的貢獻﹐對後來學者也很有參考價值。但由於材料和治學方法的局限﹐關於吳敬梓的家世和生平﹐也作了一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論斷﹐例如對吳敬梓的父親是誰、吳敬梓考取秀才的年齡以及吳氏家族糾紛的性質等問題的論說﹐間有失實或不足之處﹐並不完全可取。但這些論斷至今仍被一些著作所襲用﹐因而對這幾個問題作進一步考索﹐很有必要。當然﹐有些問題的最後結論﹐仍有待於文獻的不斷發掘才能做出來。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根據今天已經掌握的材料作一些必要的考証﹐進行合理的推斷。
　　關於吳敬梓的父親問題吳敬梓的父親是誰﹐在吳敬梓自己的文集中沒有明確的記載﹐在吳敬梓朋友的文集中也鮮有提及。胡適從吳敬梓的《移家賦》中找到他父親曾任“贛榆教諭”的記敘﹐然後又在《全椒志》裡“尋出”一個“做過江蘇贛榆縣的教諭”吳霖起﹐從而錯誤地斷定吳霖起就是他的生父。由於胡適弄錯了他們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就影響到對他進學年齡的推定和對他家族糾紛性質的分析﹐所以必須解決他生父是誰的問題。
　　根據對有關方志、墓志銘和文集的考辨﹐吳敬梓的父親是吳雯延﹐吳霖起不是他的生父﹐而隻是他的嗣父。
　　朱緒曾在《國朝金陵詩征》卷四十四中說﹕敬梓﹐字敏軒﹐上元人。全椒廩生。有文林（木）山房集。始祖轉﹐自六合遷龰撰LＴ□婀□裕□持撾煨緄諶□思暗塚□偈潭痢Ｗ嫻□□暈拿□８個┬櫻□釕□□季詠鵒輟Ｇ□〕□□□儼┬□璐剩□轄□窖□Ｄ騁悅糶□Γ□岵〔豢司佟＝□□坪釉疲骸拔餛婦□□緋鏊□餃兀□晷閿□巍保□按室喟資□15裉鎦□餮恰﹗?
　　這裡明白無誤地記載吳敬梓的父親是吳雯延﹐而且全椒吳家是從雯延開始寓居金陵的。朱緒曾是南京有名的藏書家“開有益齋主人”﹐交遊也十分廣闊。陸心源說他“無書不覽﹐藏書甲於江浙”﹐稱讚他所作的《開有益齋讀書志》是“仿《郡齋讀書志》之例﹐而精核過之”。他是道光二年舉人﹐其中舉時間距吳敬梓之死雖有68年﹐生年當更早﹐因而其說是有一定根據的。特別是朱緒曾作小傳時﹐已看到《文木山房集》﹐所引黃河的評論即出自黃河為《文木山房集》所寫的序言。小傳除將“文木山房”誤為“文林山房”、“轉弟”奪一“弟”字而外﹐其余所述是可信的。這還可從程廷祚的著作中找到証明。程廷祚長於吳敬梓10歲﹐兩人交誼甚深。他也是安徽籍而流寓南京的。
　　在南京﹐兩人時相過從﹐他曾替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寫過序﹐在自己的《青溪文集》中還收有給吳敬梓的信﹐他對吳敬梓是十分了解的。吳敬梓的姐姐去世﹐曾請他寫過《金孺人墓志銘》﹐銘文中說﹕節婦金孺人﹐姓吳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學雯延之女﹐子於從父贛榆縣教諭霖起。曾祖國對﹐官至翰林院侍讀。祖旦﹐文學。其本生祖以上不具書。孺人在室﹐以孝謹稱。年二十二﹐適滁州文學金紹曾。。。生男二女一﹐後先俱殤。。。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後紹曾十有九載。。。嗣子為鼎﹐以某月某日葬孺人於某山。弟敬梓﹐持所為傳詣余﹐泣而言曰﹕“吾鮮兄弟﹐姊又無子﹐後雖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從這裡可以知道金孺人是吳敬梓的姐姐﹐死於乾隆五年﹐卒時47歲（坋依宒R?40歲﹐小於其姐7歲）﹐是秀才吳雯延的女兒而過繼給吳霖起﹐曾祖吳國對﹐祖吳旦﹐而本生祖卻“不具書”。從這一段話裡可以明白﹕吳旦隻是金孺人嗣父吳霖起之父﹐不是金孺人親祖﹐金孺人既然已經過繼給吳旦之子吳霖起為女﹐當然“本生祖”不便“具書”﹔其親祖為吳旦之親弟吳勖（詳下）﹐同為曾祖吳國對之子﹐所以“本生祖以上”因前文已提及﹐此處就不必再“具書”。以程廷祚的銘文和朱緒曾的小傳相比推求﹐可以知道吳敬梓和他姐姐一樣﹐原是吳雯延的子女而過繼給吳霖起的。
　　吳雯延是誰﹐為什麼要將他的子女過繼給吳霖起﹖這可從陳廷敬寫的《翰林院侍讀吳默巖（國對）墓志銘》中得到答案。陳廷敬與吳國對同是順治十五年孫承恩榜進士﹐吳國對是探花﹐陳廷敬後來入閣大拜。在康熙三十年會試時﹐吳國對的侄子吳昺考取榜眼﹐而陳廷敬卻以戶部尚書身份擔任這次會試的總裁。他對全椒吳氏是十分了解的﹐他作的《吳國對墓志銘》當然確實可信。銘文說﹕。。（吳國對乃）孫承恩榜進士。。。君之子旦賢而有文亦死。余與君相見於京師﹐君鬢發颯然皆白﹐其意氣亦衰矣。謂余曰﹕旦之死命也夫。。。君初娶陳氏﹐贈安人﹔繼娶汪氏﹐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旦﹐考授州同知﹐先卒﹔次勖﹐國學生﹐俱陳安人出﹔次昇﹐戊午舉人﹐女子二人皆適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孫男五人﹕長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次雱遠﹐俱勖出﹔次露湛﹐昇出。孫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於揚州寓舍﹐年六十有五。。。從銘文中可知吳勖的第三個兒子叫吳雱遠。據《廣韻》﹕“延﹐遠也。”《韻會》亦同。雱遠即雱延。此外﹐雱乃雯之誤。吳敬梓的父輩﹐均以“雨”字頭命名﹐各不相重。吳國對一支﹐名字已見上引陳廷敬銘文。吳國龍一支﹐亦以“雨”字頭命名﹐儲欣給吳國龍的兒子吳晟寫的墓表有記載﹕吳君名晟﹐字麗正﹐號梅原。。。嫡長子曰霞舉﹐貢監生﹔次雷煥﹐邑廩生﹔次雱澍﹐庠生﹐俱金孺人出。次霩清﹐次■濟﹐庠生﹔。。可知吳國龍的孫子已有用“雱”字命名﹐所以吳國對這一支就不可能再有“雱”字出現﹐因而應以程廷祚的銘文和朱緒曾的記載為是。民國九年張其濬修《全椒志》選舉表中雖有一個吳露湑﹐也是以“雨”字頭命名。但問題在於全椒姓吳的並非全為吳敬梓族人﹐即如吳鳳﹐在藍學鑒所修《全椒志》中有兩個﹐一為吳敬梓祖輩﹐一卻並非吳敬梓族人。吳國對是藍志的主要修纂者﹐編輯人員有吳晟﹐校閱人員有吳旦、吳勖、吳昇、吳昱、吳■、吳顯﹐分輯人員有吳暹吉﹐均為吳敬梓先人。他們參與修纂的《全椒志》﹐所載吳氏事跡甚詳﹐也最可信﹐但在志中卻並未列入吳露湑﹐因而這個吳露湑﹐既不能証明他是吳敬梓族人﹐便不能否定上述推斷。同樣﹐在藍志中﹐詳細記載了吳氏家族中有各種功名的人員姓名﹐在增生欄中有吳霖起、吳雯延﹐而吳雱遠卻不見記載。由此亦可反証吳雱遠顯系吳雯延之誤。有吳氏多人參加修纂的《全椒志》所記﹐當然要比陳廷敬門人林佶手寫付雕的《午亭文編》更可信。因而銘文中的“雱”應該是“雯”﹐因形近而誤寫﹐雱延應該是雯延。這樣就弄清楚吳雱遠即吳雯延﹐是吳勖的最小兒子。
　　這一問題既已清楚﹐那麼﹐吳雯延的兒子為什麼要過繼給吳霖起﹖第一是吳旦早死﹐其時吳國對還健在。第二是因為吳旦隻留下獨子吳霖起。這兩點在陳廷敬銘文中已說得很清楚。第三是吳霖起沒有子女﹐吳敬梓對程廷祚就曾說“吾鮮兄弟”。這樣﹐長房吳旦這一支就面臨著絕嗣的局面﹐因而就必須在同是嫡出的二房吳勖的三個兒子的子女中擇人過繼給吳霖起。吳雯延排行第三﹐且子女眾多﹐吳敬梓所說的“吾鮮兄弟”是對嗣父吳霖起這房而言﹐而在生父吳雯延這房至少有兩個哥哥﹐在《文木山房集》中記有住在“與烏江項王廟相近”的大哥﹐寫有“伯兄自山中來﹐夜話山居之勝﹐因憶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別﹐詩以志感﹐得二十韻”﹐既有伯兄﹐就有仲兄﹐兄弟至少三人。雯延可能有兩個女兒﹐否則一般是不會將獨生女過繼出去的。這樣﹐吳雯延的兒子之一吳敬梓和一個女兒（金紹曾妻）幼時就過繼給吳霖起為子女了。程廷祚銘文中說“金孺人”自幼即過繼出去﹔而吳敬梓14歲時就隨嗣父吳霖起赴贛榆教諭任﹐可見均在幼時過繼給霖起為子女。
　　現根據有關方志、墓表、文集等材料﹐將吳氏家族關系列一簡表﹐上限以始遷全椒的吳聰起﹐下限斷於吳敬梓的下一輩。曾祖五支中以親祖國對為主﹐其余四支除與本文敘述有關者稍加排示外﹐一概從略。（表附後）
　　吳雯延是吳敬梓之生父﹐的無疑義。除上文所征引的材料之外﹐道光十七年生的陳可園在《金陵通傳》卷三十三為吳烺所作傳中也有明確記載﹕吳烺字荀叔﹐號杉亭﹐上元人。始祖轉自六合遷全椒。祖雯延﹐始居金陵。父敬梓﹐字敏軒﹐以諸生舉博學鴻詞﹐病不克赴。烺應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
　　但自胡適在《吳敬梓年譜》中作了錯誤論斷以後﹐後之學者又沿襲其誤﹐造成研究吳敬梓生平的一些疑問﹐下述兩個問題即由此而產生。
　　關於吳敬梓進學年齡問題吳敬梓進學（考取秀才）是18歲﹐不是20歲﹐也不是23歲。
　　胡適根據“庚戌除夕詞”說吳敬梓“20歲中秀才”是錯誤的。所謂“庚戌除夕詞”是指雍正八年（1730）除夕﹐吳敬梓所寫的八首《減字木蘭花》﹐胡適引的是第四首﹐詞說﹕學書學劍﹐懊恨古人吾不見。株守殘篇﹐落魄諸生十二年。。。這一年吳敬梓30歲﹐上推12年﹐則為康熙五十七年戊戌（1718）﹐時年18歲。這才是吳敬梓考取秀才的一年﹐而絕不可能是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20歲時才進學。胡適的錯誤十分顯然﹐奇怪的是解放後一些論文中仍沿用這一錯誤說法。當然﹐也有人看出胡適的錯誤﹐並加以辨正﹐然而結論也還可以商榷。他們根據金兩銘為吳敬梓三十初度寫的詩中﹐有吳敬梓是在父死後進學的敘述﹐再從《移家賦》中查出“先君於壬寅年去官﹐次年辭世”的記載﹐從而得出吳敬梓是23歲進學的結論（壬寅是康熙六十一年﹐敬梓22歲﹔次年癸卯是雍正元年﹐敬梓23歲）。從此﹐這一結論為不少文學史著作和研究論文所采用。其實這一結論也是欠當的﹕一是與吳敬梓的自敘18歲進學顯然矛盾﹔二是按照清代科舉制度的規定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在清代﹐童生要取得秀才資格﹐必須通過學政主持的科歲考才行。而學政一般於子、卯、午、酉之鄉試年八月﹐由京任命赴各任所。任期三年﹐到任後第一年即醜、未、辰、戌年舉行歲考﹔第二年即寅、申、巳、亥年舉行科考。在三年任期中主持兩次考試。科歲考的任務大致相同﹐一方面從童生中選取秀才﹐一方面對秀才進行甄別考試。科考還要選拔優等秀才參加高一級的鄉試﹐謂之“錄科”。如說吳敬梓20歲進學﹐其年為庚子﹐23歲進學則為癸卯年﹐這兩年均無科、歲考﹐所以是不可能的。而18歲進學﹐則適逢戊戌歲考年。因此吳敬梓的自敘是可信的﹐即18歲考取秀才。
　　那麼﹐金兩銘的詩和吳敬梓的《移家賦》是否可靠呢﹖金兩銘與吳敬梓為表兄弟﹐其兄金□且與敬梓為連襟﹐三人關系很為密切﹐是不會記錯的。《移家賦》出自吳敬梓本人﹐更不會誤記。問題就在於吳敬梓既有生父吳雯延﹐又有嗣父吳霖起﹐金詩和吳賦各敘一人﹐本不相關。且看金兩銘詩﹕。。三河少年真皎皎﹐風流兩字酷嗜貪。無何阿翁苦病劇﹐侍醫白下心如惔。會當學使試童子﹐翁命爾且將芹探﹔試出倉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復諳。翁倏棄養捷音至﹐夜台聞知應樂耽。青衫未得承歡笑﹐麻衣如雪發■鬖。。。詩中說吳敬梓“侍醫白下”﹐而朱緒曾、陳可園記載中就有雯延寓居金陵的事。再參以吳敬梓族兄吳檠為吳敬梓三十初度所作的詩中﹐有“汝時十八隨父宦﹐往來江淮北復南”的記敘﹐可以知道金兩銘詩中“棄養”的“阿翁”﹐乃是生父吳雯延﹔也正因為雯延“病劇”﹐吳敬梓才從嗣父任所贛榆趕來南京“侍醫”﹐所謂“北復南”是也。按照封建宗法制度﹐過繼出去的子女當嗣父健在時﹐是不能為生父守制的。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關系極為復雜。首先是封建統治階級隨時都在破壞自己定下的道德標準﹐並不恪守﹔其次是血親關系決不可能被繼承關系所完全排除﹐有時社會輿論也不容許一個嗣子完全按照統治階級“為人後即為人子”的宗法道德標準行事。《儒林外史》中關於過繼問題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描寫﹕嚴貢生為子劫奪親弟嚴監生的遺產﹐在過繼問題上表現了極其醜惡的品質。他不擇手段地逼迫弟媳﹐甚至到處上告。他的過繼是為霸佔遺產﹐心目中根本沒有守制不守制的問題。另一處是戲子鮑文卿﹐為了解救秀才倪霜峰的窮困﹐將其子倪廷璽過繼為己子﹐而表現了一些下層人民的優秀品德。當倪霜峰去世後﹐“鮑文卿又拿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廷璽）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拿吳敬梓親筆所描寫的情景﹐去對証金兩銘的詩作﹐可以斷定吳敬梓雖然過繼出去﹐仍有可能依然為去世的生父披麻戴孝。金兩銘寫詩時隻是描寫實際情景﹐是不會考慮符合不符合宗法制度的規定後才下筆的。因而詩中寫的確是“始居金陵”的吳敬梓生父吳雯延。在清代﹐已出繼之子為生父守制事﹐並非絕無僅有﹐此處不一一列舉。
　　《移家賦》中所記癸卯年去世的父親﹐才是嗣父吳霖起。賦中先寫他的任教情況“春秋教以詩書﹐秋冬教以羽龠”﹔接著寫他“捐貲破產修學宮”的事跡﹔下面就是“歸耕穎上之田﹐永赴遂初之約”﹐用歐陽修致仕居穎撰《歸田錄》和孫綽寫《遂初賦》的故事﹐表明他的辭官歸裡﹔最後則是“賢人則歲在龍蛇﹐仙翁則惟遺笙鶴”﹐用《後漢書‧鄭玄傳》和《列仙傳》中藍采和的故事﹐說明他的去世。這段敘述正是一個縣學教諭從任教到辭職歸裡而逝世的經歷﹐因而可以斷定是嗣父吳霖起。他在辭職之後即歸鄉裡﹐沒有臥病南京的一段生活。病臥南京的確是吳雯延﹐朱傳雖說他“始居金陵”﹐並未說他有房產。從他借居道院讀書﹐吳敬梓移家以後自己購買居屋來看（參見《吳敬梓“秦淮水亭”考索》）﹐他“居金陵”還是寄寓性質﹐病重之後﹐要趕快返裡﹐歸正首邱﹐所以吳敬梓才“倉皇奉翁返”。再說﹐“穎上之田”一般雖泛指﹐但總是指的鄉裡﹐而不可能指大都市南京。同時此處用“穎上”一典﹐也很切合吳霖起從江蘇贛榆回到鄉裡全椒的情況﹐穎上正是安徽穎州府所屬。吳敬梓在《贈真州僧宏明》詩中所說自己“十四從父宦﹐海上一千裡”﹐也就是跟從的吳霖起﹐這還可以從金□的詩中找出佐証﹐金詩說﹕。。我前叱曰勿復語﹐我三十時爾十三﹔是年各抱風木恨﹐余方招魂來湖南﹔見爾素衣入家塾﹐。。旋侍家尊到海澨﹐齋廚苜蓿偏能甘。。。“海上”、“海澨”﹐都是指的地處海濱的贛榆﹔而“齋廚苜蓿”正寫的是教諭生涯。由此可知﹐吳敬梓14歲時隨嗣父吳霖起赴贛榆教諭任﹐在18歲前後因生父吳雯延在南京病重﹐趕來“侍醫”。此時正遇上歲考﹐乃去應試。捷報傳來﹐雯延已經病逝。這時吳霖起尚健在。
　　經過這樣的梳理﹐可以明白﹕說吳敬梓23歲進學的錯誤根源﹐仍在於相信胡適“考証”的吳霖起是吳敬梓的父親﹐因而把金兩銘詩中所記的生父吳雯延與《移家賦》中所記的嗣父吳霖起相混淆所致。但從吳敬梓進學年齡的錯誤推斷中﹐又反過來証明吳敬梓確實既有生父又有嗣父。
　　關於吳氏家族糾紛的性質問題由於吳敬梓有親子、嗣子的雙重身份﹐在宗法制度財產繼承問題上﹐容易引起矛盾。因而爭奪遺產的繼承權﹐這個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問題﹐就成為吳氏家族糾紛的主要內容。
　　可是胡適卻說“吳敬梓的財產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因而引起族人不滿﹐似乎這就是吳氏家族糾紛的原因。這一論斷﹐在解放以後的一些文章中還隱約出現﹐認為吳敬梓把祖上的遺產“花得精光”﹐“揮霍光了”﹐“化費得很快”。這實際上是以生活作風的敘述替換了社會關系的分析﹐從而也遮掩了地主階級爭權奪利的醜惡本質﹐因此就不能正確地剖視吳氏家族的糾紛﹐也就不能正確地考察吳敬梓中年以前的生活、思想﹐這就不利於深入研究吳敬梓的思想發展歷程。
　　吳氏發家史﹐除了《移家賦》中有所記敘外﹐大學士李霨替吳國對的“孿生”兄弟吳國龍寫的墓表﹐也可供我們稽考。李霨作的《清禮科掌印給事中吳公墓表》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李霨曾擔任吳國對考上探花的順治十五年的會試總裁。墓表說﹕。。公諱國龍﹐先世居東甌﹐高祖聰遷江寧之六合。又遷全椒﹐遂為全椒人。曾祖鳳﹔祖謙﹔父沛﹐以公貴贈如其宮﹐。。公（沛）為諸生﹐博學負才名﹐屢應省試不售﹐淮南學者多遊其門﹐稱為海若先生。。。由此可知﹐直到吳沛時﹐吳氏尚未發家。吳國龍自己也說“臣父生員吳沛﹐力學好修﹐窮年攻苦﹐未博一第﹐齎志而沒”。但吳沛是一個對八股制義深有研究的教書匠﹐他命次子國器“主持家政”﹐其余四子專攻舉業﹐結果都考上進士。李霨墓表又說﹕（吳國龍）兄弟五人﹐登制科者四人。國鼎﹐公同榜進士﹔國縉﹐壬辰進士﹔國對﹐戊戌進士﹐官翰林侍讀﹔公其季也。。。一門貴盛﹐鄉裡以為榮。吳敬梓曾祖吳國對且是探花﹐先後典試福建、提督順天學政﹔再加上他擅長書法﹐“兼右軍、鬆雪之長﹐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聲名更是顯赫﹐其門下多有顯達之士﹐如李光地等。從此﹐吳氏也才發達起來﹐佔有大量土地、房屋和奴僕﹐成為官僚地主家庭。到祖輩時﹐國龍的兒子吳晟是進士﹐吳昺是榜眼﹔國對的兒子吳旦是增生﹐考授州同知﹐吳勖也是增貢﹐考授州同知﹐吳昇則是舉人。吳旦的兒子吳霖起是拔貢﹐吳勖的兒子吳雯延是秀才﹐功名最小。吳氏發家後﹐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問題就產生了﹐這就是《移家賦》中所說“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從吳沛起到吳敬梓止﹐正好五代。其實還不到五代時﹐吳旦死後﹐即有族人向吳勖提出“析產”﹐而吳勖則“泣謝不許”﹐可見這種爭奪是不斷進行的。
　　吳勖的“泣謝”隻能搪塞於一時﹐它終究不能克服地主階級貪婪的財產佔有欲。“再分配”是必然趨勢。遺產的繼承問題﹐終於在吳敬梓的生父和嗣父先後去世時爆發。《移家賦》中所謂“嗟早年之集蓼﹐托毀室於冤禽”可証（集蓼﹐見《詩‧蓼莪》﹐謂父母皆亡﹔毀室﹐見《詩‧鴟□》﹐謂弱者強凌）。此外﹐吳檠詩雲﹕“浮雲轉眼桑成海﹐廣文身後何■含﹖”這就是說父親死後家中即發生糾紛。接著吳檠詩又雲﹕“他人入室考鐘鼓﹐怪□惡聲封狼貪”（鐘鼓﹐見《詩‧山有樞》“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怪□﹐見《詩‧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就說明糾紛的性質在於爭奪財產。
　　在這場爭奪中﹐吳敬梓處於所謂“弱肉”的地位﹐“饕貪”的是他的叔伯和堂兄弟。吳敬梓一方面是長房吳旦的獨孫、吳霖起的獨子﹐從宗法制度講﹐是遺產的當然繼承人﹐可以多佔利益。但他又是嗣子而非親子﹐各房對這份遺產也都有染指之意。另一方面﹐他又是二房吳勖的親孫、吳雯延的親子﹐出繼後雖不再有繼承權﹐但先人的遺贈、血親間的不動產以外的授受仍是可能的。雯延尚有霄瑞、霜高二兄即敬梓的叔伯輩﹐吳敬梓還有許多堂兄弟﹐在他們看﹐敬梓既已過繼出去﹐就和二房無涉﹐不能再來均沾物質利益。這種種關系﹐就使得有“親子”、“嗣子”雙重身份的吳敬梓處在遺產糾紛的漩渦中心﹐成為遺產爭奪戰的矛頭所向。
　　在這場糾紛中﹐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進逼﹐引起了吳敬梓的極大憤慨﹐他在《移家賦》中感嘆“淳於恭之自箠不見﹐陳太邱之家法難尋”。據《後漢書‧淳於恭傳》﹐淳於恭之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慚而改過”。陳太邱指曾為太丘長的陳寔﹐據《後漢書‧陳寔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吳國對對陳寔就十分推崇﹐說“有一陳太丘在鄉﹐一鄉遂慕為長者”。吳敬梓在《移家賦》中引用這兩個故事﹐就是說在遺產爭奪的糾紛中﹐叔伯之中沒有一個能像淳於恭那樣嚴格要求自己、撫教子侄﹐也沒有一個能像陳太邱那樣排難解紛、處事公正。而在堂兄弟中﹐卻大有“熊虎之狀”、“豺狼之音”要滅祖滅宗的越椒一樣的人物﹐也還有像宋恕、宋渾兄弟那樣倚勢貪暴﹐以致“相次流貶”﹐敗壞其父宋璟“風教”的子弟﹐這就是《移家賦》中所說的“若敖之鬼餒而（見《左傳‧魯宣公四年》）﹐廣平之風衰矣（見《舊唐書‧宋璟傳》）”。
　　叔伯和堂兄弟的虎噬狼貪﹐引起了吳敬梓的極大厭惡﹐不再願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在30歲前後就有離開故鄉的念頭﹐而到33歲時“乃以鬱伊既久”﹐終於懷著“逝將去汝”的忿怒情緒﹐移家金陵。這場持續了十余年的遺產之爭﹐至此方告結束。由於嗣父的財產在生前因修學宮花去很多﹐而在遺產之爭中﹐吳敬梓又沒有得到多大利益﹐30歲前就說“田廬盡賣”﹐所以他是不可能腰纏十萬來南京的﹐因而說他的財產是“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隻是沒有根據的臆測之辭。在南京﹐吳敬梓倒是不斷窮困下來﹐最後過著“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的生活。
　　弄清上面三個問題﹐我們可以對吳敬梓身世中的一段作如下的概括﹕他是吳雯延的兒子﹐從幼過繼給吳霖起。在康熙五十七年他18歲時考取秀才﹐此時雯延剛死不久﹔而霖起尚在贛榆縣教諭任上﹐直到康熙六十一年才辭職還鄉﹐次年去世﹐這年敬梓23歲。在生父和嗣父相繼去世後﹐遺產之爭即趨激烈﹐有親子和嗣子雙重身份的敬梓﹐就成為各房所指向的目標。這場糾紛持續十余年之久。這就表明吳敬梓在20歲左右到30歲左右這十余年中﹐除了父母雙亡、前妻去世、功名不遂之外﹐還有爭奪遺產的苦惱。在這一系列的變故中﹐他所分得的不多財產逐步化為烏有﹐而對族人的厭惡卻與日俱增﹐終於離鄉出走﹐寄寓在他生父曾經住過的南京﹐最後陷入困頓。這對他此後走向下層、與人民接觸和創作《儒林外史》都是有一定影響的。
　　李漢秋──《儒林外史》的版本及其沿遞《儒林外史》寫成於清乾隆十四年（1749）之前﹐程晉芳於乾隆三十五六年間寫的《文木先生傳》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可見此書在18世紀70年代初﹐還隻以抄本流傳。其後一個半世紀中﹐揚州、蘇州、上海﹐先後成為刊印《儒林外史》的中心﹐出現過許多印本。經過一番爬羅梳理﹐各種版本沿遞的軌跡已依稀可辨﹐茲考述如下。



　　一臥本、清本、藝本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說﹐是“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以行世﹐自後揚州書肆刻本非一”。金棕亭名兆燕﹐作揚州府教授的時間是乾隆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68─1779）。可惜此種金刻本迄今未發現。
　　今所見最早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臥閒草堂的巾箱本（簡稱臥本）﹐共十六冊﹐五十六回﹐半頁九行﹐行十八字﹐卷首有乾隆元年閒齋老人序。北京圖書館和復旦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其次是嘉慶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禮閣本（簡稱清本）和藝古堂本（簡稱藝本）﹐北京圖書館等處有收藏。清本和藝本的版框、行格、文字都與臥本完全相同﹐連卷首閒齋老人序的字跡、行款也一模一樣﹐僅僅是內封上的版主和刊行年代經過挖補作了更動﹐實際上都是臥本的覆印本。茲舉數例如下﹕臥本版面凡有空缺﹐清本、藝本也都空缺。如第十二回第十七頁（上）
　　第二行都空缺“遂與訂交”的“與”字﹐第四行都空缺“權潛齋”的“潛”字﹔第四十二回第八頁（下）末行都空缺“我們”二字﹔第四十六回第二頁（上）第一行都空缺“還是意”三字（藝本後來用另一種較小較細的字補上“還是客”三字﹐即如這樣的修補也難得再見）。
　　臥本的錯刻﹐清本、藝本都一仍其舊。如第十六回第十二頁（下）第三行﹐“借”字本應在該行的末字﹐卻都誤植在該行的首字﹔第十九回第十四頁（下）第二行末三字“妻子一”﹐都誤植在下一行末三字的位置上﹔第三十八回第十三頁（下）第二行“往陝西去”的“往陝”二字與第十四頁（上）倒數第二行“風餐露宿”的“露宿”二字﹐都因在頁中的位置相似而互調誤植﹔第三十九回第五頁（上）第四行“二十裡”的“二”字與下一行“有一位”的“一”字都互調而誤植﹔第四十六回第十四頁（上）第二行“故家喬木”的“木”字與隔行相同位置的“副”字都互調而誤植。
　　前引金和跋說明﹐《儒林外史》的刊刻中心最初在揚州。臥本回評常引揚州習俗和謠諺﹐如第二十二回引“揚郡風俗”說明王義安戴方巾之“無足怪”﹐第二十八回引兩首“揚州樂府”針砭揚州鹽商。清江浦即今江蘇省淮陰市﹐離揚州不遠﹐當時同隸淮揚海道﹐清本既是臥本的覆印本﹐那麼﹐臥本是否屬於“揚州書肆刻本非一”的范圍之內﹐很值得進一步考証。清本、藝本既全同於臥本﹐後文以臥本統之﹐不再單列。



　　二抄本和蘇本



　　蘇州潘氏抄本（簡稱抄本）是今僅見的清抄本﹐上海圖書館藏﹐共六冊﹐五十六回﹐半頁十行﹐行二十五字﹐無框格。抄字工整﹐似出三四人之手。卷首封面剪貼有“文恭公閱本儒林外史”大字題簽﹐旁一行小字“同治癸酉二月祖蔭重裝並題簽”。每冊封面分別寫有“敏齋雜著”一、二、三、四、五、六﹐第一冊封裡有題記﹕“凡六冊﹐‘敏齋雜著’四字皆文恭公手書﹐光緒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蔭記。”卷首回目後有識語﹕“全椒吳敬梓﹐號敏軒﹐一字文木﹐舉鴻博不赴﹐移居江寧﹐著詩集、詩說﹐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行於世。”字跡與“敏齋雜著”同﹐當同為“文恭公”手書。書前貼附潘祖蔭抄寫的程晉芳《文木先生傳》。書內有兩條潘祖蔭手書的眉批。“文恭”是潘世恩的謚號。潘世恩字槐堂﹐號芝軒﹐江蘇吳縣人。生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五十八年狀元﹐歷仕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四朝﹐直樞廷幾三十年。好刻書﹐有《潘刻五種》等行世。咸豐四年（1854）卒﹐終年86歲。抄本既是潘世恩閱本﹐出現的下限可斷在1854年﹐當是嘉慶咸豐間的抄本。
　　潘祖蔭是潘世恩的裔孫﹐潘曾綬之子﹐字伯寅﹐號鄭盦。咸豐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工部尚書﹐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傅﹐光緒十六年（1890）卒﹐謚文勤。好藏書刻書﹐所刻幾及百種﹐有滂喜齋、功順堂叢書。
　　抄本之後有蘇州群玉齋本﹐五十六回﹐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卷首有排印的閒齋老人序。此本字大清晰﹐是當時很流行的版本﹐覆印過多次﹐現存本子有如下幾種﹕（一）內封署“同治己巳秋擺印”﹐“群玉齋活字板”﹐正文後有金和原跋（如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學院藏本）。
　　（二）內封與上同﹐正文後沒有金和跋（如復旦大學藏本）。
　　（三）書前不署年代、版主﹐正文後有金和原跋（如原合眾圖書館藏現歸上海圖書館藏本）。
　　在《儒林外史評》裡﹐天目山樵光緒三年識語說﹕“此書亂後傳本頗寥寥﹐蘇州書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農觀察復屬金亞匏（按﹕金和字亞匏）文學為之跋。”據此﹐過去論者每以金和原跋為蘇州書局本的標志﹐把沒有金和原跋的另稱群玉齋本（1980年底台灣河洛圖書出版社版《儒林外史》關於版本的說明中仍如此）。這種認識並不符合實際﹐上述第（一）種本子﹐既有金和原跋﹐又署明“群玉齋活字板”。事實上群玉齋本就是蘇州書局本﹐它的幾次覆印本僅僅在金和跋和內封的有、無上有變化﹐正文文字完全一樣。所以此類本子可稱為蘇州群玉齋本（簡稱蘇本）。
　　抄本的抄主是吳縣人﹐這對於蘇本的刊印可能起過某種促進作用。從好齋輯校本貼附王承基給徐允臨的信﹐說蘇州書局本“翻刻時並未校對﹐顛倒錯字甚多﹐閱之頗費心目﹐所謂潘季玉校正善本﹐想傳言之訛耳”。同書徐允臨跋也說﹕“蘇局擺本﹐潘季玉觀察未加校讎﹐誤處甚多。”可見當時曾有“傳言”認為蘇州書局本是經過潘季玉校讎過的。這一傳言看來並非無因。潘季玉就是潘祖蔭之叔潘曾瑋﹐字玉泉﹐因是潘世恩的第四子﹐故稱季玉。他家居蘇州﹐又曾旅居上海﹐他家傳的《儒林外史》抄本當時已傳揚於外﹐因此人們認為蘇本是由他用家傳的“善本”校讎過的。看來潘家頗樂於此道﹐光緒十五年（1889）俞樾在蘇州就是根據潘祖蔭帶來的《三俠五義》而修訂出《七俠五義》刊行的﹔《續小五義》初刻本尚有潘祖蔭寫的小序﹐說他捐俸余三十金幫助刻板。金和跋說蘇州書局本《儒林外史》是由“吳中諸君子”印的﹐以潘家對《儒林外史》和其它小說的重視以及他們在蘇州的地位和影響﹐參預此舉是有可能的。金和又說﹐是薛慰農觀察囑他為蘇本寫跋。薛慰農是全椒人﹐久在江浙做官﹐太平天國革命時﹐他與潘季玉曾同在上海李鴻章幕中﹐潘季玉如是刻書的“吳中諸君子”之一﹐薛慰農正好又是聯系的一條渠道。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蘇本在付梓時以潘氏抄本作校本也是很可能的事﹐隻是校勘工作並沒有認真進行。
　　抄本、蘇本同出於臥本﹐回目與臥本相同﹐臥本所無第四十二至四十四、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凡六回回評﹐抄本、蘇本也無。前舉臥本第四十二回空缺“我們”、第四十六回空缺“還是意”﹐第三十八回“往陝”與“露宿”互調而誤、第三十九回“二”與“一”互調而誤等﹐抄本都同樣沿襲。
　　臥本的訛誤﹐抄本先沿襲而後由另一筆跡改正的情況﹐全書所在多有﹐單是第二回就有三處﹕“隻得”﹐先沿誤作“這得”﹐後改正﹔“有些準”﹐先沿誤作“有些淮”﹐後改正﹔“那時弟嚇了一跳通身冷汗”﹐先沿誤作“那時弟汗嚇了一跳通身冷”﹐後改正。
　　抄本第一回在翟買辦與王冕“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之後﹐比臥本少了“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十八個字﹐這正好是臥本第九頁的完整一行﹔第五十一回在“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之後﹐比臥本少了“了幾步﹐望見那晚煙漸散﹐水光裡月色漸明﹐徘”十八個字﹐這也正好是臥本第二頁的完整一行。看來都是依照臥本抄寫時漏抄了這一行。
　　這些地方都留下了抄本承襲臥本的明顯痕跡。
　　抄本訂正了臥本的一些明顯訛誤﹐有一些是後來各本所未曾訂正或改得不妥的﹐在校勘上就更有價值﹐茲列表舉列﹕第五回第十回第四十回第五十三回



　　抄本巧黠趨奉架詞混瀆亭子外面周圍一丈



　　臥本巧點趣奉架詞混賣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蘇本巧點趣奉架詞混賣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申一本巧點趣奉架詞混控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申二本巧點趣奉架詞混控亭子外面一丈之外



　　抄本絕大部分章回都按臥本照抄﹐極少有更動。但第三十七回以及第五十二至五十六回則作了較多的減省和改動﹕第三十七回改動了七八十處﹐減省去一百余字﹔第五十二回改動了一百三十余處﹐減省去約一百二十字﹔第五十三回改動了約九十處﹐減省去五十多字﹔第五十四回改動了二百余處﹐減省去二百二十字左右﹔第五十五回改動了一百五十多處﹐減省去一百三十多字﹔第五十六回改動了十九處﹐減省去十五字。經減省改動後﹐大多數語意尚可通﹐有的則不通或打了折扣。常見的減省如﹕（1）姓名稱謂﹕“秦二侉子”作“秦二”﹐“胡八亂子”作“胡八”﹐“陳四老爺”作“陳四爺”﹐“徐九公子”作“徐公子”﹐“施御史的孫子”作“施公子”﹐杜少卿、陳木南、金修義省去姓氏等。
　　（2）省去結構助詞“的”﹐時態助詞“著”、“了”﹐語氣詞“哩”﹐方位詞“裡”﹐判斷詞“是”﹐表示重復的副詞“又”﹐數詞“一”﹐量詞“個”﹐趨向動詞“來”、“去”﹐能願動詞“會”、“要”﹐同位語位置上的代詞“我”、“你”、“他”、“我們”、“這”、“那”、“這個”、“這些”等。
　　（3）合成詞後綴成分“子”﹐聯合式合成詞如“寺院”、“祠宇”、“說道”、“看見”等詞中的一個成分。
　　臥本的回評﹐時常也被缺略﹐如第三回少五段﹐第四回少九段﹐第五回少二段﹐第六、七回各少一段﹐第十七回全缺等。
　　蘇本同抄本一樣﹐訂正了臥本中一些明顯易辨的訛昶g□慚叵□誦磯嘍鏤蟆＠□縝熬俚諶□□嘶兀□胺綺吐端蕖筆淺Ｓ麼首椋□員疚笞鰲胺綺屯□隆保□源艘妝嫻畝鏤螅□氈徑┬□耍歡□員局幸蠐氪嘶□鞫□斐傻陌選巴□攣魅□蔽笞鰲奧端尬魅□保□氈揪筒徊於□匚蟆Ｎ員鏡諶□□嘔亍壩卸□幌縶恍□保□磯錈饗裕□氈徑┬□耍歡□員局幸蠐氪嘶□鞫□斐傻陌選岸□蔽笞鰲耙弧保□氈揪筒徊於□匚蟆?
　　蘇本一邊對臥本有所訂正﹐一邊卻又新增加了許多訛誤。如第四十八回﹐蘇本訂正了臥本的六個錯字﹐但同時又把臥本的“王玉輝道”誤作“王玉輝這”﹐把“備飯留二先生坐”誤作“備留飯二先生坐”﹐同樣是個校勘不精的本子。



　　三申報館排印本、從好齋輯校本



　　申報館第一次排印本（簡稱申一本）﹐半頁十五行﹐行二十八字（天目山樵曾嫌它“字跡過細﹐大費目力”）﹐卷首有閒齋老人序﹐回評與臥本、蘇本同。有的本子附有經刪節的金和跋和同治癸酉（十二年）天目山樵識語（即天目山樵所謂“近日西人申報館擺印《外史》﹐並附金跋及予語”）﹐有的本子闕如。申一本也不止印過一次﹐校勘証明﹐覆印本又訂正了初印本的一些錯訛。
　　申報館第二次排印的是巾箱本（簡稱申二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內封為“平江懺因生署”﹐封裡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版印”字樣﹐卷首有閒齋老人序和光緒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識語﹐五十六回末有“武進陳以真璞卿氏校定”字樣。書後附金和跋（經刪節﹐同申一本）和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中的三首﹐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識語。
　　申二本直承申一本﹐而申一本是以蘇本為直接底本的﹐下表可為例証﹕第十四回第十七回第二十六回第四十四回臥本道把不憧吩咐他門這領青矜抄本道把不憧吩咐他門這領青衿蘇本便把不知吩咐你們這領青襟申一、二本便馬筍魽敵@濫忝欽飭燁嘟篤朧√帽舅彀巡歡□願浪□耪飭燁囫埔隕霞幼胖睾諾拇視錚□員揪□螅□朧√帽競罄醋髁碩┬□□□局歡┬□撕蠖□□□氈鏡男８幕蛭蠡蠆蛔既罰□□暌弧６□徑汲邢□氈盡＠嗨魄榭鋈□樗□詼嚶小?
　　申一本校正了臥本、蘇本的許多訛誤﹐如﹕臥本、蘇本經常把“撤”作“撒”﹐“幅”作“副”﹐“入殮”作“入斂”﹐“晚近”作“挽近”﹐申一、二本一般都校正過來。臥本、蘇本的另一些訛誤﹐如﹕第六回把“合家大小”作“合家大口”﹐第三十二回回目誤作“杜少卿平居豪傑﹐婁煥文臨居遺言”﹐第三十七回“儲信”（人名）的“信”漏刻﹐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在成都“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昊軒”誤作“山東”去尋﹐等等﹐申一、二本都予訂正。
　　申二本在申一本基礎上又做了一番校訂﹐訂正了過去各本的許多訛誤﹐但又不像齊本那樣以己意大刪大改﹐它在校勘上給我們提供了許多獨有的依據﹐如臥本、抄本、蘇本、申一本第四回“寫蔬”均誤作“寫法”﹐第六回“米爛陳倉”均誤作“米爛成倉”﹐第八回“虛糜”均誤作“虛縻”﹐申二本都已改正。
　　申二本受齊省堂本影響﹐對臥本也作了一些不必要或不妥當的改動﹐例如第七回寫范進到山東要照顧恩師囑托的“同門”荀玫。梅玖突然冒充“同門”﹐范進初見荀玫時就問他﹕“你知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這裡實包含著“和咱們是同門麼”之意﹐因他心心念念荀玫是自己的“同門”﹐不復考慮荀玫並不知道底細。這一問話入木三分地表現了他此時的專注神態和篤實性格。齊省堂本和申二本把它改作“你和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把自己置身於荀玫的“同門”之外﹐這一改看似合理﹐實未能貼切地表現范進此時的神態。
　　從好齋輯校本也是以蘇本為底本﹐並附有徐允臨、王承基、華約漁的題跋、書信多則。光緒甲申徐允臨訇q詿雍謎□陌嫌鎪鄧□惱飧霰咀蛹□劑頌炷可介緣鵲鈉烙錆螅□醭謝□柙模□哉□牡畝鏤蟆八媸指惱□□□冒司擰薄Ｋ□約骸凹談醇俚醚鎦菰□蹋□部幣還□薄Ｔ詼匝鎦菰□痰拿婷燦脅煌□獠獾慕袢眨□□□胙鎦菰□談部憊□惱飧霰咀櫻□禿苤檔彌厥恿恕﹖上□詒咀又幸遜植磺迥男┤峭醭謝□母畝□□男┤切煸柿俑□菅鎦菰□痰男﹖薄Ｐ煸柿俑部焙蟛19揮興笛鎦菰□討揮形迨□寤□蛭迨□兀□皇竊諦賜臧蝦蟛辜撬低醭謝□蔥湃銜□澳╚厴咦悖□罌繕救□保□餼臀□頤翹教衷□癱鏡幕厥□□╞訟咚鰲?



　　四齊本和增樸齊本



　　齊省堂增訂本（簡稱齊本）是巾箱本﹐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文旁時有圈點。卷首有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手書的序言、閒齋老人序（經過改動）和“齊省堂增訂儒林外史例言”五則。
　　齊本對原本作了大量的減省改訂﹐天目山樵識語所說“常熟刊本﹐提綱及下場語、幽榜均有改竄”者﹐即指齊本。平步青《霞外□屑》卷九說有一種“吳氏重訂小字本”﹐不知是否指齊本。齊本例言說﹐該本在回目方面﹐“總以本回事跡﹐聯為對偶﹐名姓去其重復﹐字面易其膚泛”﹐比原本“大覺改觀”。對於第五十六回幽榜﹐改訂者嫌原書“去取位置未盡合宜”﹐因而“姓名次序俱為另編”﹐也大異於原貌。對全書的文字﹐改訂者“代為修飾一二﹐並將冗泛字句稍加刪潤﹐以歸簡括”。這種“刪潤”、“修飾”﹐遍布全書﹐改訂者率以己意刪改﹐有許多傷筋動骨之弊﹐把原書某些細膩的描寫和精華所鐘之處刪落了。例如﹐第三回原本寫久困場屋的老童生周進﹐驟然之間中了舉人、進士﹐當上廣東學道﹐坐在堂上考童生﹐看見老童生范進衣服朽爛﹐有一段精彩的傳神之筆﹕“周進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堂上堂下之比同他自己今昔之比相溶合﹐無限深意盡在這一比之中。齊本伬斐羰砥慾鷝M鄭□摶炷ㄈ□□竦募丈先□痢?
　　但齊本在“刪潤”字句之際﹐對原書的誤字確做了一番訂正的工作﹐改正了以前各種本子的許多錯誤﹐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以往本子所沒有提供的校勘依據。如臥本、抄本、蘇本和申一、二本第三回中“大腸”均誤作“大觴”﹐第四回“氣不忿”均誤作“氣不分”﹐第二十七回“鍋台”均誤作“鍋抬”﹐第三十回“十幾個唱生旦的戲子”誤作“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齊本均已改正。
　　因校改者識力不夠而誤改反致錯誤的也不少﹐如第二十九回金東崖說﹕到揚州來看荀運使﹐“承他情薦在匣上”﹐這個“匣”是兩淮鹽商類似同業公所組織之專名﹐齊本改作“閘”﹐把金東崖從鹽商公所推到河工閘上﹐有悖原意。也有擅改而有損原意的﹐如第四十七回﹐成老爹說﹕“而今所以來總成你的。”“總成”是安徽方言﹐意謂出力撮合成功﹐有利於對方﹐齊本改為“總成”﹐失去原來的語言韻味。
　　增補齊省堂本（簡稱增補齊本）﹐最初是上海鴻寶齋石印本﹐四冊﹐六十回﹐卷首增入光緒十四年（1888）東武惜紅生敘於侍梅閣的序文﹐文末鈐有三印﹕“居世紳”、“隸華”、“一生清凈仰梅花”。東武惜紅生是居世紳的別號﹐此本蓋即居世紳所增補。
　　所增四回文字﹐從原本第四十三回中間插入﹐直到第四十七回上半回﹐寫沈瓊枝成為鹽商宋為富妾﹐到寺院乞仙借種等事﹐完全歪曲了這個叛逆女性的形象﹐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事既不倫﹐語復猥陋”﹐洵為的評。除妄增的四回外﹐其他各回正文和眉批上承齊本﹐個別文字有所更訂。
　　此本的翻印本很多﹐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慎記書店石印本、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海海左書局石印本、民國初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1914年上海育文書局石印本、1922年上海二思堂石印本、1924年上海大一統書局石荂那줿1927年上洋受古書店石印本、1930年上海沈鶴記書局石印本等﹐有的還加了繡像插圖。



　　五商務本、亞東本



　　商務印書館印本（簡稱商務本）是據申二本重排的﹐個別地方有所訂正。它同申二本一樣﹐在正文中以雙行夾批插入天目山樵評語﹐封面標明“天目山樵評”。卷首有閒齋老人序和光緒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識語﹐卷末有金和跋（經刪節）、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中的三首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識語。
　　上海亞東圖書館鉛印本（簡稱亞東本）是今見頭一個正文隻有五十五回的本子﹐但仍將第五十六回作附錄。由汪原放加新式標點符號並分段。卷首有胡適《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第四版增入）﹐陳獨秀《新敘》、錢玄同《新敘》﹐並收入閒齋老人序、金和跋、惺園退士序。汪原放作《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亞東本初版於1920年﹐兩年之內印了三版。前三版是參照藝古堂本、齊本、商務本、增補齊本四個本子校改的﹐采取“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的辦法折衷於其間。後來覺得折衷的辦法難定去取的標準﹐不妥當﹐而且刊於嘉慶年間的藝古堂本比刊於同治年間的齊省堂本要可靠﹐因而從1922年第四版起專用藝本作底本﹐間用齊本校正藝本中“有証據的錯誤”。為此汪原放寫了《四版校讀後記》。此書版次繁多﹐到1932年已印了十五版﹐1948年有第十六版﹐影響頗大。
　　辛亥革命後至今出現的本子﹐連近年台灣、香港出版的計算在內﹐不下四五十種﹐率皆依違於以上各本之間﹐此不備述。



　　（選自《儒林外史》會校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談鳳樑──《儒林外史》創作時間、過程新探



　　解放以來﹐《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日益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迄今為止﹐仍有不少問題有插熱慼憤猺陞仃迡V﹗度□滯饈貳沸從諍問保□醋□□淘躚□烤禿苡斜匾□匭氯鮮丁?
　　談到《儒林外史》的創作時間﹐一般論著都有意無意地采用胡適的觀點﹕《外史》刻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閒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的余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那時的吳敬梓隻有三十六歲﹐見解還不曾成熟﹐還不脫熱衷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述懷》詩可以為証。那時的吳敬梓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丁巳（乾隆二年﹐1737年）以前﹐先生覺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了。試看他寧可作自由解珮的漢皋神女﹐不願作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這便是大覺悟的表示了。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1740年）。胡適的中心觀點是﹕吳敬梓創作《儒林外史》不可能早於1737年﹔大概是1740年。理由有三條﹕（1）《閒齋老人序》的年月靠不住﹔（2）杜少卿辭試故事不可能寫在1736年以前﹔（3）吳敬梓寫出了《美女篇》﹐才標志他“見解成熟”﹐有了“大覺悟”。
　　對於胡適的中心觀點﹐也有些論著雖然提出了異議﹐力主“1736”說和“1739”說﹐但因未能充分駁斥胡適的論據﹐所以不同的看法有著共同的邏輯﹕吳敬梓36歲“辭試”以前﹐受思想的局限﹐還不可能創作《儒林外史》。其實﹐《儒林外史》的創作﹐早在吳敬梓36歲以前就已開始了。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得對《閒齋老人序》的著作權問題作出明確判斷﹕它是吳敬梓所作。吳敬梓為什麼要用“閒齋老人”自名呢﹖這得從“閒”字說起。所謂“閒”﹐傳統理解是“閒業”和“閒居”。閒業對做官的“正業”而言﹐指禮、樂、射、御、書、數或是《詩》、《書》等“六經”﹔閒居的意思是絕意功名和“閒靜居坐”。因為優遊六藝、棄絕功名的“閒”﹐恰恰符合吳敬梓的經歷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賦》和《買陂塘》中﹐秉承了潘岳《閒居賦》“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閒居”的說法﹐特別強調“笙簧六藝﹐漁獵百家”﹐“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於拙目”和“身將隱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懷稱作“閒情”﹐以南京的寓所為“閒庭”熟悉他的朋友則進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活為“閒居”。由“身將隱”、“閒居”、“閒庭”到“閒齋”﹐寓意相同、一脈相承。“閒齋”必屬吳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於“老人”之謂﹐似乎不可思議﹐因為吳敬梓當時年未四十。但從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遲暮之感﹕33歲那年﹐就深感“長安”路難﹐嘆息“新例入資須少壯”﹔34歲那年﹐又以“豈知盛年去﹐空閨自長嗟”的美女自況。在《移家賦》中則再次發出了“嘆老嗟卑﹐思來述往”的悲嘆。應該說﹐這裡的“老人”﹐是功名遲暮的一個特殊概念。
　　閒齋老人就是吳敬梓。這一點﹐胡適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說﹐既有序言﹐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決不能作出尚未動筆的判斷。正因為如此﹐胡適避開了閒齋老人是誰的問題﹐一味在“序言”的寫作時間上做文章﹔通過對“序言”的否定﹐為他的“1740”說服務。
　　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寫作時間﹐我們有必要解剖胡適的所謂論據。36歲的吳敬梓依舊“熱心科名”嗎﹖誠然﹐以“家聲科第從來美”自詡的吳敬梓﹐早先確實醉心舉業。29歲那年參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試官“匍匐乞收”的醜劇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後的打擊就癒益沉重。正是在這次乞求收錄遭到斥逐和稍後的鄉試再次落第以後﹐吳敬梓終於發出了“狂來自笑﹐模索曹劉誰信道”的叛逆呼喊﹐產生了遠離毷氉聲喧的全椒﹐移家“秦淮十裡”的強烈願望。應該說﹐公然反對科舉世家的傳統﹐乃至離鄉背井﹐拋棄祖宗的家業﹐這是對禮教和科名改變看法的明顯標志﹐也是思想急轉直下、出現變遷的有力証據。正因為思想有了變化﹐所以吳敬梓蔑視八股制義和利祿功名的情緒日益強烈。30歲那年﹐他明確表態﹕“不婚不宦﹐嗜欲人生應減半”﹔31歲那年﹐又用“捉鼻低頭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賭”來自我解嘲﹔33歲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懷﹕“身將隱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上述情況﹐足以說明嘲諷“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吳敬梓思想轉變的一座分水嶺﹔33歲以後﹐他鄙薄科舉的思想已經基本定型。既然如此﹐就沒有任何理由把吳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覺悟”任意推遲到1737、1739或1740年。當然﹐吳敬梓畢竟出生在科舉世家﹐束身於名教之內﹐所以他跟科名的決裂﹐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就難免會出現反復。但從總體上看﹐打從移家南京以後﹐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顧盼隻是支流。胡適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錯誤的判斷。按照胡適的邏輯﹐吳敬梓對“征辟”有所眷戀和“悔恨”﹐就是“不脫熱心科名的念頭”﹐那豈不可以進而推論﹕因為吳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還在《金陵景物圖詩》首頁自詡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癸酉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所以他對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寫《儒林外史》﹗這是荒唐的邏輯﹗問題還在於﹕《丙辰除夕述懷》不僅不能作為吳敬梓沒有“大覺悟”的依據﹐也不能單純地看成思想反復的“鐵証”。具體地說。詩中“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憂﹐遽為連茹阨”等四句﹐實際上有著雙重的涵義﹕一是胡適所講的“悔”。當然這種“悔”的原因並不是“因病辭試”﹐而是“托病辭試”。二是“瞞”。唯其吳敬梓辭去廷試的原因是“托病”﹐所以在悔恨之際﹐也不忘用“采薪”來加以掩飾。這裡﹐有必要重提胡適的另一個明顯錯誤﹕他僅僅根據江寧教授唐時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斷言吳敬梓辭去廷試的原因是“真病”。對於這一說法﹐很多學者已經撰文駁斥﹐這裡不再贅言。當然﹐無風不能起浪﹐聯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字來看﹐吳敬梓當時很可能確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裝成大病﹐借“大病”辭去廷試﹐決不等於“因病辭試”﹐因為小病是不允許辭試的。由此可見﹐吳敬梓1736年辭試的行動﹐恰恰是他1729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發展。否定“托病辭試”是錯誤的﹐認為“托病辭試”才算思想飛躍的標志也是不全面的。退一萬步說﹐就算吳敬梓真為“因病辭試”而悔恨﹐充其量也隻是一次思想的大反復。用後來的反復去否定早先的飛躍﹐依然是形而上學的觀點。總之﹐從對待科名的態度看﹐吳敬梓早在辭試和吟詠《美女篇》以前﹐就已具備創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礎了。
　　理清了吳敬梓思想轉變的脈絡﹐是不是有“余暇”撰寫《閒齋老人序》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吳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熱衷“笙簧六藝”﹐自名閒齋老人﹐也就投諸閒散﹐有的是時間。何況《閒齋老人序》隻有短短五百零一字。
　　那麼﹐吳敬梓為什麼要選擇1736年2月寫“序”呢﹖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後的情況羅列一下﹕1733年﹐雍正詔令保薦“博學鴻儒”者。兩年以後﹐雍正再下詔令。這時候﹐35歲的吳敬梓已經風聞有可能被保薦﹐所以趕忙“追”寫“美人之賦”（即《移家賦》）﹐用以表明自己“不工封禪之書”的心跡。同年秋天﹐被薦的風聲緊了﹐他又寫下了《秋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賦堪千古﹐何用子虛與上林”的心聲。由於吳敬梓蔑視科名﹐對保舉又早有思想準備﹐所以乾隆元年正式捱i＜鍪保□19揮惺艸樅艟□□腫鬮藪搿Ｏ嚳矗□□賾諧芍瘢□霸浠刀佽蕁保恍錁魄□矗□親啊翱竇病薄Ｅ笥衙竊鷚怨討匆焉□□□□艫廝咚盜俗約旱鬧猿Γ骸拔峒壬□得魘Ⅲ□闖觶□漵脅顧故酪□褚□坑臚匠執矢巢┬還□□淙裘丁18恚□倫愎笠□俊閉庖磺校□浞炙得韉筆鋇奈餼磋鰨□蚨ㄗ勻簦□從瓿耒選＝□徊嬌矗□□饒苡謾兌萍腋場啡□闖摹蹲有欏貳Ⅰ渡狹幀罰□宰安±創僑□６裕□簿捅囟ａ嶙擇□鄧狀執宓男::導疑矸藎□胺斫璐矢巢┤「還□拿凍撕退韭硐噯韁□鰨揮帽梢墓γ□還□摹斷姓□先誦頡啡□穸ａ安┬□璐省鋇鬧漳轄菥丁﹗爸□檠鑫薟鈄雜椋□薅四庀捉鵜鷗場保□餼磋髟淞短饌跛萆階竺╤醫□肌分械惱飭驕涫□□瘓捅硐至慫□哉鞅偌鼉俜漣□::盪醋韉那苛也宦□穡【熱蝗□耍□猿葡姓□先耍□琛靶蜓浴筆齷趁髦荊□□浴耙源僑垂γ□還螅□浠刀佽萑瞬恢□Ｓ惺鋇拱字□印﹗＃□□淳萍冶□撈亍Ｏ繢鐨《□蚣□□□匝鑰竇膊豢芍巍﹗逼返刈釕弦徊悖□□辛黜浦□保□歡際嗆掀楹俠淼穆穡?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吳敬梓已經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年2月﹐他又寫下了《閒齋老人序》。根據這兩點﹐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斷﹕吳敬梓著手創作《儒林外史》﹐決不會遲於1736年。可是胡適又認為﹕“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怎樣看待胡適的這一論點呢﹖筆者以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錯誤的方面。誠然﹐作品中杜少卿、莊紹光等形象﹐無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祚作為模特兒的﹐因此有關的章節確實不可能寫在1736年2月以前。問題在於﹕第一﹐胡適僅僅考慮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後幾段故事的原型。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況怎樣﹐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發生在1736年以後呢﹖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結構具有“雖雲長篇﹐頗同集Q啤鋇奶氐悖□□宰髡咄耆□梢孕蔥賜Ｍ＃□閾湊□啵□霾換岬□鋼□洌□換傭□汀＞褪撬擔□度□滯饈貳返諶□□幕匾院□哪諶莨倘恢荒芐叢?1736年2月以後﹐但決不能就此作出結論﹕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寫在同一時期﹔更不能把吳敬梓開卷伊始的時間隨意拉到1736年以後的某一年。這一點﹐後文將作詳細論述。第二﹐胡適顧此失彼﹐無視吳敬梓借助某些詩詞對小說創作的時間和情況所作的曲折說明。例如﹐上述“著書仰屋差自娛﹐無端擬獻金門賦”等兩句﹐就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這裡所說的“著書”﹐當然指撰寫《儒林外史》。所謂“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傳》中的典故﹐意思是“計無所出”﹐奈何不得。正因為吳敬梓處境艱難、心情抑鬱﹐所以才用“著書”來排遣憤世疾俗的怒火﹐尋找聊以自慰的歡樂。但正當他筆墨酣暢的得意時刻﹐傳來了被安徽巡撫趙國麟保薦的消息。他毫無理由拒絕預試﹐隻得“春光拋擲”﹐“孤負秦淮”風塵僕僕地“涉險”到安慶﹐言不由衷地寫下了“金門賦”﹐也即《正聲感人賦》等六篇“試帖”。這真是強人所難的“無端”啊﹗由此﹐我們不就看清了這樣一種事實﹕1736年2月﹐吳敬梓正在撰寫《儒林外史》﹐而且早已進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過上述辨析﹐我們可以論定﹕《閒齋老人序》確實寫在1736年2月﹐吳敬梓在此以前已經開始創作《儒林外史》。那麼﹐究竟哪一年動手的呢﹖筆者以為﹐當是1736年。理由是﹕（1）吳敬梓移家南京之初﹐與親友們頻頻交往﹐把酒沉醉﹐詩詞唱和﹐還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為盟主”。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認為“偶然買宅秦淮岸﹐殊覺勝於鄉裡”。就經濟生活而言﹐雖然祖傳的“三萬金”﹐在移家前已經基本花去﹐但還沒有陷入“乞食近年詩”的絕境。另外﹐在移家後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開始發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吳敬梓似乎還不可能潛心創作《儒林外史》。當然﹐沒有動手不等於沒有想法。從寫在33歲七月五日的《金縷曲》來看﹐吳敬梓可能早有“著書”的潛在動機。但想法畢竟不是行動﹐何況他一提到“著書”﹐時一杯酒﹐身後旋即援引晉代張季鷹的話語作出了否決。（2）《移家賦》與《儒林外史》的創作﹐都跟“辭試”相反相成﹐互為因果。從吳敬梓的征辟問題上的態度轉變情況來看﹐《儒林外史》的創作當在《移家賦》以後。關於《移家賦》的撰述年代﹐過去大都沿用胡適的觀點﹐認為它寫在1733年。這是錯誤的﹐因為作者明白宣稱“追為此賦”。近年來﹐有的同志提出1734年說﹐這也靠不住。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吳敬梓移家南京﹐既是叛逆的表現﹐也有著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說明他已經絕意鄉試、會試之類﹐一方面証實他對包括征辟在內的薦舉存有幻想。正是出於後一種原因﹐所以在他的詩文中﹐無數次提到馮諼、董仲舒、枚乘、司馬相如等憑借學術而被薦舉的文人﹐不厭其煩地羅列“天人策”、“封禪書”、“子虛賦”、“上林賦”等敲門磚式的作品。依循這種特殊現象﹐我們不難發現﹐吳敬梓33歲移家之初﹐曾以“落魂相如”自況。時隔一年﹐才開始憎惡“薦舉”﹐發出了“漫思彈鋏侯門遇。再休言﹐得意薦相如賦”的嘆惋。由冀求到憎惡﹐這是很大的轉變。但當時似乎還沒有出現促使他用《移家賦》去對抗“相如賦”的機緣。──如果硬要尋找對抗因素的話﹐倒是自比美女﹐吟哦“豈知盛年去﹐空閨自長嗟”可算是一種表現。隻有到1735年被保薦的消息傳來以後﹐以“賦”對“賦”﹐以“美人”對“薦士”的靈感才頓時產生了。你看﹐《移家賦》的主旨不就在於“任終隱以無傷”嗎﹖你聽﹐《移家賦》中不是公開宣稱“不工封禪之書﹐聊作美人之賦”嗎﹗毫無疑問﹐“美人之賦”就是《移家賦》﹔用《移家賦》來對抗“封禪之書”﹐說明它必定寫在吳敬梓被薦的1735年。不能設想﹐沒有《移家賦》這篇“辭試宣言”﹐就能出現《儒林外史》楔子中的王冕形象﹐就能有《閒齋老人序》中對“辭卻功名富貴”者的高度禮讚﹗何況從《古意》的吟哦到《移家賦》的撰寫﹐一脈相承﹐深思熟慮﹔用“美人之賦”去對抗“封禪之書”﹐堂而皇之﹐穩操勝券。正因為如此﹐所以《儒林外史》的創作必定在《移家賦》之後。對照吳敬梓1735年的經歷﹐他在《秋病》之二中﹐有“美人一賦堪千古﹐何用子虛與上林”兩句。據此﹐我們不妨作如下的判斷﹕最遲到1735年秋天﹐《移家賦》已經完稿。接下來﹐吳敬梓就著手創作《儒林外史》了。握筆伊始﹐大概在1735年秋後。
　　如果說﹐在《儒林外史》初創時間的推算方面﹐胡適的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的話﹐那麼﹐在該書脫稿時間的判斷上﹐他的問題隻是不夠全面。
　　《儒林外史》脫稿於哪一年﹖胡適依據程晉芳寫在乾隆戊辰、庚午年間的《懷人詩》中“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等兩句詩﹐論定它成書於1748─1750年之間。對此﹐學術界幾乎沒有異議。
　　誠然﹐《儒林外史》確實在吳敬梓49歲前後已經大體寫定﹐根據它的取材情況就可以找到佐証。像湯鎮台的原型楊凱於1751年第二次“出山”﹐莊紹光的原型程廷祚於1751年再次“榮膺”“經明行修”之薦等等﹐《儒林之名何益﹗張季鷹斯言堪述。”
　　何澤瀚先生《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重要人物考實》據《皖志列傳稿》條列程廷祚是年被薦之經過﹐惜未詳。筆者曾記甘熙《白下瑣言》卷四有言﹕“。。（乾隆）十七年﹐吏部侍郎雅爾哈善又保舉（程廷祚）經學。其考語有‘涵養淳篤﹐學問淹貫﹐尤能研深《易》理’雲雲。惜皆不遇。”特抄錄為先生補遺。外史》都未加描寫﹐足証胡適的判斷不無道理。
　　但是﹐文學創作的原理告訴我們﹕任何作家都有權根據主題表達的需要去截取生活的原型材料﹐沒有義務寫盡模特兒的一生。另外﹐又恰恰是胡適提到的程晉芳﹐在其1754年冬天撰寫的《哭敏軒》之三中﹐有如下兩句詩行和一條自注﹕“艷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征（君好為稗說﹐故及之）。”就是說﹐到了1748－1750年之間﹐《儒林外史》固然有了“整編”的稿子﹐但作者未必就此擱筆﹐可能還在“散錄”零碎篇章。據此﹐我們隻能作出這樣的結論﹕1750年之前﹐《儒林外史》已經大體完成﹐但並未全部完稿。為了進一步証實上述看法﹐讓我們從取材的角度來舉例說明。先看第五十五回的一個例子。這一回的開頭有如下話語﹕話說萬歷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上面已經提到﹐吳敬梓筆下的人物﹐“大都實有其人”。但直到作者49歲那年﹐那些現實中的“南京名士”﹐如吳蒙泉（虞育德）、程廷祚（莊紹光）、樊聖謨（遲衡山）、馮粹中（馬純上）等等﹐雖然不少都老了﹐但幾乎一個也沒有死。那麼﹐何謂“也有死了的”呢﹖解釋隻能是﹕五十五回很可能寫在吳敬梓逝世前的一二年。因為現實中的吳檠（杜慎卿）和馮粹中﹐恰恰死在1750年和1752年。
　　又如﹐荀玫的原型盧見曾﹐乾隆元年曾任兩淮鹽運使﹐七年“因事遣戍”﹐“往軍台效力”﹐九年“召還﹐授灤州知州”等官職﹐“十九年（1754）還任兩淮鹽運使。”對此﹐《儒林外史》均有描寫。其中第二十二回點出了荀玫的“兩淮鹽運使”身份﹐第二十九回交代了“因貪贓拿問”的情況﹐第三十四回再次提到他擔任“鹽運司”的官職。“還任鹽運使”時在1754年﹐可見作品中有關荀玫再任鹽運司的穿插﹐必定是吳敬梓1754年逝世以前添上的。
　　弄清了《儒林外史》的具體創作年代﹐新的問題又出現在我們面前﹕難道13歲“便墮綺語障”﹐30歲就能“下筆C C千言就”的吳敬梓﹐寫一部40萬字左右的小說要花整整19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19年中﹐具體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為了探索這個問題﹐筆者排列過專家們刊發的《儒林外史》的源流材料﹐編錄了作品的“人物表”和“紀歷表”﹐閱讀了涉及作者思想和經歷的某些論著。在這個基礎上﹐深感《儒林外史》是分階段創作而成的。具體地說﹐開頭至第二十五回﹐寫在1736年2月以前。（其中第二十一回以後的部分寫在1735年冬季作者自揚州返寧以後的兩個月內）是為第一階段。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寫在1736年至1739年之間。是為第二階段。第三十六回以下部分則陸續完成於作者逝世以前。是為第三階段。
　　何以見得《儒林外史》的創作分三個階段呢﹖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作品時間線索所表現出來的明顯跡象。
　　如同一般的古代章回小說那樣﹐《儒林外史》使用了借前代（明代）反映當代的手法。除“楔子”假托元末明初以外﹐從第二回直至結束﹐涉及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歷等六代﹐總計描寫130年中發生的故事。跟一般章回小說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以短篇連綴的結構形式﹐反映封建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因而時間的線索顯得更重要﹐更需要疏理清楚。正因為如此﹐所以除第一回外﹐吳敬梓在創作過程中先後六次直接標明了“年月日”﹐並用朱宸濠謀反等史實來加以附會和佐証。但是﹐又恰恰在時間線索方面﹐《儒林外史》存在很多異常現象。其中之一是﹐在上述直接標明的“年月日”中﹐除掉三個必須放在開頭和結尾以外﹐其他三個則有用非所用的情況﹕第二十回﹕名士牛布衣客死蕪湖﹐“此乃嘉靖九年八埲|躒□鍘薄?
　　第二十五回﹕窮秀才倪霜峰賣子﹐立下“過繼”文書﹐時在“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第三十五回﹕莊紹光應征辟進京﹐被皇帝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熟悉《儒林外史》的同志都知道﹐在書中的假名士中﹐牛布衣並非描寫重點﹔跟“祭先聖南京修禮”等篇章相比﹐倪霜峰賣子算不得大事件﹔至於莊紹光陛見﹐隻能說是杜少卿辭試的映襯。那麼﹐作者為什麼不在涉及主人公、大事件的有關章節標上時間﹐反而著眼於某些並不重要的人與事呢﹖原因在於﹕公開標明的“年月日”﹐恰恰是作者創作活動中斷和持續的標志。謂予不信﹐請看第二十五、三十五回標明“年月日”前後的兩個時間錯亂的例子﹕其一﹐鮑文卿在救援向鼎以後的第二年﹐過繼了16歲的倪廷璽。後來向鼎重遇鮑文卿父子時說道﹕“同你分別後﹐不覺已是十余年”﹐可鮑文卿接著向向鼎介紹其養子倪廷璽時說﹐“他今年17歲”。其二﹐莊紹光陛見﹐時在杜少卿移家後的第二年。隔了十四載﹐杜少卿在秦淮河上遇見莊濯江﹐莊紹光卻對莊濯江說﹐杜少卿“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像這種發生在相隔幾回、甚至同一回中的差錯﹐有力地說明作者在中斷寫作之前﹐為了減少續寫時的麻煩﹐才標上了“備忘”的“年月日”。但因中斷時間很長﹐或者雖短而注意力另有轉移﹐所以一旦重新握筆﹐仍然出現了不少局部的、嚴重的時間錯誤。
　　時間線索所表現出來的創作三階段的跡象﹐是真相還是假象呢﹖三個階段的具體創作時間又是怎樣推測出來的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進而分析作品的取材情況和寫作特點。
　　令人驚訝的是﹕就像時間線索所顯示的跡象那樣﹐作品第二十五回以前和第三十五回前後的取材情況也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吳敬梓幾乎全部取材於歷史和社會的傳聞。例如﹕范進中舉後發瘋的描寫﹐可能借鑒了明末袁體庵“中舉發狂”的故事。南昌知府王惠“三樣聲息”的描寫﹐分明脫胎於順治年間荊州知府袁於按筆者《紀歷》推算﹕“楔子”自1323年寫至1371年﹐計48年。第二回至第二十五回﹐自1487年寫至1537年﹐計50年。第二十五回至第三十五回﹐自1538年寫至1556年﹐計18年。第三十五回下半回至第五十四回﹐自1556年寫至1575年﹐計19年。第五十五回寫1595年事。第五十六回寫1616年事。伶諷刺其長官的故事。
　　“俠客虛設人頭會”﹐“憨仙燒銀騙錢財”﹐顯然以唐代馮翊《桂苑叢談》中《崔談自稱俠》和《李將軍為左道所誤》為藍本。
　　“樂清縣賢宰愛士”可能是清初官僚徐乾學延譽後進的有關傳聞的花樣翻新。
　　第二十六回至三十五回側重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為題材。其中第二十八回以後出現的季葦蕭、杜慎卿、遲衡山、莊紹光等人物故事﹐分明以吳敬梓的親友李嘯村、吳檠、樊聖謨、程廷祚等為模特兒﹐杜少卿則是作者的自我寫照。第二十八回以前的三回與第一階段相承接﹐繼續描寫鮑文卿父子的故事。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1）《閒齋老人序》明言﹕他原想描寫對待功名富貴持不同態度的四類人﹕“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清高被人看破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從第二十五回以前的創作情況看﹐前三類已經依次寫完。鮑文卿形象的出現則是進入第四類的標志﹐也是“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將“終結”的標志。但恰恰在這個時候﹐“征辟”問題闖進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繼鮑文卿謝恩辭賞的描寫以後﹐作者勢必要續寫自身的辭試經歷﹔取材情況也就隨之而陡然變化。《臥閒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評語說得好﹕鮑廷璽“喪父娶妻”以後﹐作者就“換一副筆墨去寫二杜”了。（2）隨著創作實踐的深化﹐作者的認識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對“征辟”﹐寫下了表示辭試決心的《閒齋老人序》。（3）依循現實題材的軌跡﹐大致可以斷定這一階段的創作時間約在1737年下半年至1738年上半年。因為作者原本與他的從兄吳檠關系密切。1737年吳檠“博學鴻詞”落第以後﹐吳敬梓才厭惡其人品。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恰恰從出場開始﹐作者就滿含調侃、諷刺之情。另外﹐以吳蒙泉為模特兒的虞育德﹐1737年中進士﹐1738年到南京任上元縣教諭。而虞育德在這一階段並未登場。
　　第三十六回開始﹐作者一方面繼續以自身及其親友的現實活動為題材﹐一方面插進了很多歷史和社會的傳聞材料。1738年﹐“難進易退”、襟懷沖淡的吳蒙泉開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為之一新﹐山外又見青山。為此﹐他圍繞虞育德在南京期間的生活﹐幾乎用“實錄”的方法逐一地作了敘述﹐又借助歷史和社會的傳聞不斷地加以穿插。這樣寫的結果﹐使第三十六回以後的篇幅﹐出現了兩種時間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實歷程﹐其二是作品的自然紀歷。兩相比較﹐前者喧賓而奪主﹐成了主要的線索。抓住這條主要的線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階段的寫作時間﹕虞育德的原型吳蒙泉﹐1738年南京任上元縣教諭﹐1744年離寧赴京﹐1748年出任浙江遂安縣知縣。
　　於士大夫之列﹐則名戲而實儒也”。這條評語正確揭示了作者借鮑文卿描寫“辭卻功名富貴”的內在意圖。遲衡山的原型樊聖謨﹐1749年應聘回原籍句容修縣志。
　　杜慎卿的原型吳檠﹐1745年中進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適應﹐《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寫﹐第四十六回對虞育德離開南京、杜慎卿“銓選部郎”作了順敘和補敘﹐第四十八回特意點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尋”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則對遲衡山回句容“修理學宮”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發生的時間與藝術形象出現的先後聯系起來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寫在1746年以後﹐第四十八回決不會寫在1748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則很可能寫在1750年﹐。。。另外﹐根據《全椒縣志》等的記載﹐吳敬梓40歲那年﹐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賢祠而賣掉了“江北老屋”。前此﹐又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於南京與儀征之間。所以特傳式的“真儒降生”和儀程式的“南京修禮”決不會寫在1740年以前。也就是說﹐作品第三階段的創作﹐開始於1740年以後﹐結束於吳敬梓去世之前。從寫作特點方面來看﹐作品的第一階段主要采用“雜取”和虛構的方法。為什麼吳敬梓的侄孫女婿金和鑿鑿有據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可是人們普遍否定諸如“荀玫之姓苟”﹐“嚴貢生之姓莊”﹐“范進之姓陶”等等說法﹖為什麼有些專家在糾正了金和的某些錯誤﹐考實了范進、荀玫、嚴貢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後﹐並未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其主要原因就在這裡。當然﹐這一階段也有幾個人物﹐如權勿用、馬純上等﹐是以一個原型為主來塑造的。但即就馬純上而言﹐他跟原型馮粹中相比﹐何嘗沒有區別﹗據《滁州志‧馮粹中傳》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記載﹐馮粹中並不像馬純上那樣隻是條知進不知退的“亢龍”﹐他還是個“詩文有奇氣”﹐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過來看﹐馬純上在片石居觀看扶乩的描寫﹐分明揉合了“崇禎愛請仙”和“雲間客扶乩”等傳聞故事。“作文之心如人目”之類﹐又明顯借鑒了古代文論中的說法。
　　《儒林外史》第二階段的形象大都取材於真人真事。像季葦蕭、杜慎卿、婁煥文、杜少卿、遲衡山等都以一個原型為模特兒。有關的故事情節也大都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舉”﹐“移家秦淮”﹐“稱病辭試”等等﹐都跟吳敬梓的經歷相吻合。因為這一階段描寫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銘心刻骨的親身經歷和直接見聞﹐所以盡管帶有紀實色彩﹐依然生動真切﹐栩栩如生。為什麼一般的讀者﹐特別愛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還並不厭惡第二階段的描寫﹖為什麼第一階段的“共名”人物特別多（如周進、馬二、嚴監生、牛布衣等）﹐第二階段也還不乏杜少卿這樣的典型﹖道理就在這裡。
　　第一階段有些描寫﹐似與原型故事發生時間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寫於1736年前”。如第十四回鮑文卿營救向鼎一節﹐有些論著以為即指1740年商盤任南昌知縣期間“中蜚語﹐勢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也就認定作者不可能早於1736、乃至1739年動手創作。其實﹐聯系向鼎被委任赴寧國府摘印而驚恐等描寫來看﹐作者寫向鼎被參﹐目的在於揭露險惡的官場﹐而“伶工營救”之類﹐顯系虛構﹐這種虛構確有生活基礎。吳敬梓《老伶行‧贈八十七叟王寧仲》中就有“樂舞雩門祭孝陵﹐行宮夜半喧歌吹”﹐“本朝家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見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經作為行宮的曹雪芹家被抄的情況。另外﹐鮑文卿預政、營救向鼎﹐顯然是對“新磨安敢呼天下”這一不合理現象的反擊。可見不了解“虛構”法﹐就很可能膠柱鼓瑟、以片蓋全。
　　毋庸諱言﹐一般讀者是並不愛看第三階段的故事的﹐特別是那些“言之有據”的部分。這是因為﹐第三階段的創作著重采用“實錄”的方法。第一﹐它實際上用真人真事發生的時間作為線索﹐甚至出現了回目數字與真人真事發生年月相湊合的怪現象。像上述吳檠1745年中進士﹐第四十六回就補敘杜慎卿“銓選部郎”﹔吳蒙泉1748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寫杜少卿去浙江﹔樊聖謨1749年回鄉修縣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遲衡山到句容修學宮﹐等等。第二﹐它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作品的結構形式﹐出現了“從頭講起”的“傳記”。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經歷﹐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對尤扶徠、虞華軒的為人處世情況作了倒敘。上述追溯和倒敘的內容﹐都發生在人物登場之前﹐都屬節外生枝﹐明顯偏離了“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的結構特點。另外﹐唯其作品由虛構轉向紀實﹐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階段的“真人”去附會一、二階段的“假事”﹐從真實的角度去交代虛構人物的歸宿。例如﹐第四十四回有關湯鎮台的經歷描寫﹐酷似吳敬梓朋友楊凱的現實遭遇。從創作上講﹐這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作者竟然把寫實的湯鎮台與虛構的湯奉拉扯為兄弟﹐說什麼湯鎮台“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經告老在家。“兩朵高眉毛﹐一個大鼻粱”的湯奉﹐第四回出場時已是個進士出身的知縣﹐最少得有30多歲。從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時間已經相距75年﹐難道湯奉活到100多歲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階段描寫的馬純上﹐不乏虛構的成分﹔到了祭泰伯祠的時候﹐這個形象已經在向“紀實”轉化﹔第四十九回裡的馬純上﹐則已等同於馮粹中﹕馮1752年於順天中舉﹐第四十九回就預言馬“進了京﹐一定就是得手的”。這裡姑且不論用馬二經歷貫穿三階段有違一、二兩階段結構的慣例問題﹐就說他的經歷吧﹕第十三回交代﹐馬二“補廩二十四年”﹐“共考過六七個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發出過“我。。年紀又大了”的感嘆﹐可見當時他至少得有40多歲。從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按作品的紀歷推算﹐已經過了50年。請問﹐封建社會中會有年近一百的士子離鄉背井、到千裡之外去參加鄉試的嗎﹖誠然﹐文學家不同於歷史學家。出於塑造藝術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差錯﹐也是情有可原的。問題尪坶啋蟫菕撬@蔚氖奔涓拍鉅淮碓俅恚□沖魷植畬淼母□辭Π≡謨諦捶ｕ母謀洹５諶□□度□滯饈貳返諶□□□匾院蠹褪檔鈉□攏□蠖際歉拍畹乃到獺３□廈嫣傅降摹凹撈╓□簟幣醞猓□扒嚳慍親囁□狽置魘恰氨□□鋇耐冀猓□骯□19友扒住蔽摶墑切５賴難菀鎩﹔灰桓黿嵌瓤矗□度□滯饈貳啡□楣燦?626個人物﹐第三階段竟出現了264個。按理說﹐即使像《儒林外史》這種特殊結構的作品﹐癒到後面新出場的人物也癒少。上面這種反常現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顯表現嗎﹖
　　從取材和寫法的前後差異來看﹐《儒林外史》的創作明顯經歷了三個階段。為什麼會出現差異很大的三個不同創作階段的呢﹖這自然與作者的經歷、思想和構思有關。就經歷和思想而言﹐吳敬梓始而為地主階級的公子﹐繼而為“敗子”﹐終則為“浪子”。在科舉功名的道路上﹐他彈唱了一首“三部曲”﹕29歲以前狂熱追求﹐此後的11年憤懣詛咒﹐不惑之年就徹底幻滅。唯其身為“敗子”﹐吳敬梓力圖借科舉來重振家聲﹔唯其科舉碰壁﹐才使他移家南京﹐進入“浪子”階段﹐著手創作《儒林外史》。此後﹐他在半是徬徨、半是憤怒的狀態中奮勇向前﹐經歷了“辭試”的考驗﹐記下了心靈的勝利歷程。40歲前後﹐他生活更形困頓﹐但總算實現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夙願﹐因而他在借“治經”安身立命的同時﹐斷斷續續地寫完了《儒林外史》。受經歷和思想的影響﹐吳敬梓的藝術構思也有個演變過程。他從諷世轉為匡世﹐由揭露變成言志﹐從“文行出處”漸進到“禮樂兵農”﹐由抨擊科舉發展為鞭笞時政。質言之﹐吳敬梓創作之初﹐著眼於八股制藝。他力圖沿著科舉的多級階梯來描寫對功名富貴持不同態度的各種儒生﹐《閒齋老人序》就是這種藝術構思的說明書。後來﹐他覺察到政治主張比道德規范更為重要﹐社會的流弊也遠不止科舉一端﹐一味嘲諷蛂撕茛^□還□娜逕□□荒堋熬戎□□獺焙汀霸煬腿瞬擰薄＜□詿耍□謁?40歲前後﹐出現了新的構思﹕以虞育德為中心﹐在“指擿時弊”的同時極寫理想﹐從“真儒”的楷模生活擴展到廣泛的社會影響。如果說﹐作者原先是以不應考、不從政的隱士王冕為崇拜對象的話﹐那麼﹐後來就更加欽慕應了試、做了官、力圖“以德化人”、讚助“兵農”之事的“賢人”虞育德。由此﹐他給儒生們以更多的憐憫。讓季萑、臧荼之流參加祭祀活動﹐甚至由馬純上充當“三獻”就是一例。通過陳木南給欺世盜名的權勿用開脫“姦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楊執中、匡超人、嚴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寬容、平和與“匡世”態度的表現。簡單地說﹐《儒林外史》的三個創作階段有三個重要人物﹕王冕、杜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兩竿標尺﹐處於構思的中心位置﹐而杜少卿則是前後兩幅藍圖中的過渡人物。
　　總之﹐從作者的經歷、思想、構思和作品的內容、形式等方面來看﹐吳敬梓在創作《儒林外史》的整整19年中﹐確確實實地經歷了三個階段。



　　（原載《江漢學刊》1984年第1期）



　　孫遜──關於《儒林外史》的評本和評語



　　（一）



　　現存《儒林外史》的最早本子是刊刻於清嘉慶八年（1803）的臥閒草堂本﹐以後出現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藝古堂刊本﹐同治八年（1869）群玉齋活字本、蘇州書局本等﹐都是根據臥本復刻和排印的。臥本前有乾隆元年（1736）春二月閒齋老人序﹐此序向為研究者所重視﹐並被部分研究者認為即系作者本人所撰﹐但究竟確否尚需進一步研究。後來根據臥本復刻和排印的本子﹐都保留了這篇重要的序言。此外﹐臥本差不多每回回後都有評語（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除外）﹐評者佚名﹐或疑為作者本人﹐似難以成立﹐但其為作者親友之可能性較大。其評頗能一言中的﹐且用語老辣﹐對作者創作意圖和經運匠心頗為了解。以後根據臥本復刻和排印的多種刻本和活字本也都保留了這些評語。此外﹐上述蘇州書局本板匡、行格、文字均同群玉帝本﹐但多同治八年金和跋文﹐此跋也是研究《儒林外史》的重要資料。概述之﹐以上本子﹐從回數來看﹐都屬五十六回本﹔從其所錄評語性質、部位看﹐也可大致歸為一個系統﹐由於評者佚名﹐名稱可擬為“臥閒草堂系統評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出現了齊省堂增訂本。卷首有是年十月惺園退士寫的序﹐原閒齋老人序則作為原序抄入。此外還寫有齊省堂增訂《儒林外史》“例言”五則﹐說明它對回目、正文和評語﹐都有所改訂。其中特別是評語﹐除了原臥本的回末總評都抄錄外﹐又新增寫了不少評語（尤其是眉評）。“例言”第二則雲﹕“原書每回後有總評﹐論事精透﹐用筆老辣﹐前十余回尤為明快。惜後半四十二、三、四及五十三、四、五共六回﹐舊本無評﹐余或單辭隻義﹐寥寥數語﹐亦多未暢。是冊闕者補之﹐簡者充之﹐又加眉批圈點﹐更足令人豁目。”証之於評本﹐正是如此。“闕者補之”﹐原臥本所缺的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六回評語﹐此本均已補齊﹔“簡者充之”﹐如第五十六回臥本原隻有一段回後批﹐比較簡單﹐此本又增寫了一段﹔“又加眉批”﹐原臥本無眉批﹐此本每回都加了許多眉批。這樣﹐就使評本的面目在原先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改變。這些新增補的批語出自何人手筆﹖筆者疑即有寫序的惺園退士。因其所撰序中雲﹕“余素喜披覽﹐輒加批注﹐屢為友人攫去。近年原板已毀﹐或以活字擺印﹐惜多錯誤﹐偶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閒居無事﹐復為補輯﹐頓成新觀。”雖然他說是“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自己隻是“復為補輯”﹐但這種伎倆我們在舊小說整理者中每每多見﹐其實增補者即為他自己。
　　光緒年間﹐又出現了增補齊省堂六十回本﹐卷首增加了“光緒十有四年歲次（1888）著雍困敦余月東武惜紅生敘於侍梅閣”的一篇序﹐同治甲戌（1874）十月惺園退士的序則作為原序抄錄﹐刪去了早先閒齋老人的序。此本據齊省堂本增多四回﹐是為六十回。“例言”五條﹐亦同齊本﹐隻是於第一條內加入增四回為六十回之文。所增四回插入第四十三回至四十七回之間﹐原第四十三回拆成兩半﹐一半置第四十三回前半段﹐一半置第四十七回後半截﹐內容主要為鹽商宋為富如何納沈瓊枝為妾﹐沈如何求“仙”得子﹐宋又如何縱欲暴亡的故事﹐內容荒唐﹐文筆淫穢﹐明顯屬後人作偽﹐或疑即東武惜紅生所為也。此本在批語方面基本按齊本照錄﹐隻是多了它所增四回的回後評和眉評。以上兩個本子﹐從回數講﹐一為五十六回本﹐一為六十回本﹐似不屬一個系統﹔但從評語的性質看﹐當歸為一個系統﹐名稱可擬為“齊省堂系統評本”。
　　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即差不多與齊省堂本同時﹐上海申報館出了第一次排印本。此本以臥閒草堂本為底本﹐末後除有金和跋語外﹐還抄有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暮春天目山樵識語。天目山樵寫於光緒三年的一條諷語雲﹕“近之西人申報館擺印外史﹐並附金跋及序語﹐字跡過細﹐太費目力。”當即此第一次排印本。天目山樵即南匯張文虎。識語抄錄了王谷原（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首絕句中的三首﹐並就王的詩序中的內容作了一些發揮。此本正文雖還未插入大量的天目山樵評語﹐但它已開了一個新評本的先河。
　　到了光緒七年辛己（1881）﹐申報館又第二次刊印此書。筆者所見為是年春月申報館仿聚珍版印本﹐其正文仍以臥閒草堂本為底本﹐臥本原有之回後總評也均抄入﹐卷末有金跋和天目山樵同治十二年寫的識語。除此之外﹐卷首、卷末又新增了天目山樵於光緒年間寫下的一些識語﹐正文則插入了大量天目山樵的評語﹐故全書標為“天目山樵評本”。原臥本回末總評雖也抄入﹐但相形之下未免有被淹沒之感。
　　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夏﹐又出版了寶文閣刊單行本《儒林外史評》上下二卷﹐題“天目山樵戲筆”。卷首有是年午月當塗黃安謹子□寫的序﹐內稱﹕“先君在日﹐嘗有批本﹐極為詳備﹐以卷帙多未刊。邇來有勸者﹐謂作者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獨不然﹖請公之世。同時天目山樵亦有舊評本﹐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語之言﹐山樵旁見側出﹐雜以詼諧﹐然其意指所歸﹐實亦相同﹐因合梓之。”黃安謹父名黃小田﹐序謂以其父所評和天目山樵評合刊。天目山樵寫於光緒三年七月下弦的識語（載於卷末）亦雲﹕“昔黃小田農部﹐示余所批外史。。農部所批﹐頗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盡﹐因別有所增減。適工人有議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黃子□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提綱及下場語、幽榜均有改竄﹐仍未妥洽。因重為加批﹐間附農部舊評﹐所標萍叟者是也。”可見黃序所言是實。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儒林外史評上下二卷”條下注雲﹕“今所見二卷本卷第下但題‘天目山樵’。所錄評語﹐亦無別識”。第一句話是對的﹐後兩句話不合事實。二卷本中確有標明“萍叟”的評語﹐這當就是黃小田之手筆。隻是相比山樵評語來說﹐其數量之少﹐已可達到忽略不計的程度。該書臥本原回末評一律不錄﹐唯有針對原評天目山樵又下評語的﹐才把有關部分標作“原評”抄入。如第五十六回回末原評﹕“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綴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山樵評﹕“瞎鬧﹐我疑此五十六回即評者所作。”又﹐此本所錄天目山樵評語比之申報館第二次印本刪卻了不少。
　　在上海師院圖書館藏書中﹐還有一部正文屬臥本系統﹐但手抄了大量天目山樵評語的本子。此本原扉頁上題﹕“同治己巳秋擺印儒林外史群玉齋活字版。”但卷末有金和同治八年跋文﹐可知即是前面述及的同治八年（1869）蘇州書局本。全書分裝十四冊﹐原書款式均同臥本（卷首隻有閒齋老人序﹐評語唯有回後總評﹐並缺其中六回的評語）。但在原書前後﹐又另附了許多空頁﹐中縫印有“從好齋輯錄”字樣﹐上面手筆抄錄了大量天目山樵先後寫下的識語﹐其中卷首有﹕“光緒二年丙子（1876）暮春之初”識語、“庚辰（光緒六年、1880）花朝”又識語﹐卷末有﹕“同治癸酉（同治十二年、1873）暮春”識語、“光緒三年（1877）七月下弦”識語、“丁醜（即光緒三年、1877）嘉平小寒燈下又書”、“已卯（光緒五年、1879）夏”識語、“光緒辛已（光緒七年、1881）季春”又識語等。除了卷首和卷末手抄的大量識語﹐又在原書眉上手抄了更多的批語﹐批語主要是天目山樵的﹐兼有少量萍叟等人的。筆者粗粗校閱一遍﹐這些批語基本上同申報館第二次擺印本﹐與刪卻過批語的《儒林外史評》二卷本稍有不同。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條下注雲﹕“光緒七年辛巳申報館第二次排印本﹐有金跋及天目山樵識語﹐仍以閒齋老人序本為底本。正文插入天目山樵評語。文與單行本之《儒林外史評》稍有異同。蓋天目山樵評凡數次﹐屢為友人借去過錄。因所據者非一底稿﹐故評語亦不盡同也。”這一分析是對的。評者寫於“丁醜嘉平小寒燈下”一條識語就雲﹕“予評是書﹐凡四脫稿矣。同郡雷諤卿、閔頤生、沈銳卿、休寧朱貢三先後皆有過錄本。隨時增減﹐稍有不同﹐當以此本為定。”“已卯夏”一條識語又雲﹕“楊古醞大令借此本過錄一通。”這說明“屢為友人借去過錄”確是造成各本評語不盡相同的一個原因。但在此藏本卷末﹐還寫有評語整理者和抄寫者徐允臨的一段跋語﹐其中講到“此書眉批為先生刪去者﹐加朱筆尖角圈以別之。”這裡“先生”當就指天目山樵。筆者將《儒林外史評》二卷本、申報館第二次仿聚珍版刊本與此藏本粗粗校對了一下﹐發現“加朱筆尖角圈”者在二卷本裡都刪去了﹐而申報館仿聚珍版則都保留著。徐跋講“加朱筆尖角圈”的是“為先生刪去者”﹐可見各本評語的不同還包括了評者自己的增刪。另外此本除原書已印入金和跋文外﹐徐氏又另在卷後空頁上手抄了一篇金和跋文﹐手抄金跋與原金殷文字稍有不同﹐而與天目山樵評本系統的金跋相同﹐可証金跋後也經過人刪卻（估計就是天目山樵）。
　　此外﹐在此書卷首新加空頁上﹐題有石史一段識語﹕“此書經南匯張嘯山先生著批﹐使讀者悅目賞心﹐並華約漁批語均錄於卷端。余管窺所及﹐則加石史小印以別之。”石史即徐允臨﹐上海人。張嘯山即張文虎﹐天目山樵是其別號。華約漁不詳何人。審之評本﹐除去大量天目山樵的評語以外﹐確夾有華約漁和石史本人的批語。如卷首就抄有“戊寅（光緒四年、1878）暮春百花莊農約漁”所記的一段話﹕“此書即高出外史之人亦喜歡讀。其不欲讀者﹐即第一回王元章所看之物。如書中高翰林輩﹐則又無奈其讀之而不懂何也。世傳小說無有過於《水滸傳》《紅樓夢》者﹐余嘗比之畫家﹐《水滸》是倪黃派﹐《紅樓》則仇十洲大青綠山水也。此書於兩家之外別出機緒﹐其中描寫人情世態﹐真乃筆筆生動﹐字字活現﹐蓋又似龍暝山人白描手段也。”其它在書中則標明“約記”二字。徐允臨的批語﹐則如他所說﹐加其本人小印。隻是他倆批語數量均不多﹐且較零碎﹐因而多數價值不大。
　　在此本所加最後一頁空頁上﹐還寫有徐氏一跋語﹐有一定資料價值﹐現抄錄如下﹕“允臨志學之年﹐即喜讀《儒林外史》。避寇時﹐家藏書籍﹐都不及取﹐獨攜此自隨。自謂生平於是書有偏好﹐亦頗以為有心得。已卯秋﹐余戚楊古醞大令葆光過余齋﹐見案陳是書﹐亟雲﹕曾見張嘯山先生文虎評本乎﹖余曰﹕未也。古醞曰﹕不讀張先生評﹐是欲探河源而未造於巴顏喀喇。吾恐未及其蘊也﹐因急從艾補園茂才礽禧假讀﹐則皆余心所欲言而口不能達者﹐先生則一二筆而出之﹐信乎是書之秘鑰已﹗遂過錄於卷端。今年七月﹐與甥婿閔頤生上舍萃祥﹐會於法華鎮李氏﹐縱談外史事。因言張先生近有評語定本。聞之欣躍﹐遂不待頤生﹐旋徑馳書向先生乞假以來﹐重過錄焉。同裡王竹鷗方伯承基﹐與有同好﹐嘗假余過錄本﹐輒曰﹕得讀張先生評﹐方之漢書下酒﹐快意多矣。特此書原刻不易覯﹐蘇局擺本潘季玉觀察未加校讎﹐誤處甚多﹐隨手改正﹐十得八九。而余偶有感觸﹐亦時加一二語﹐附識於眉。繼復借得揚州原刻﹐復勘一過﹐然恐尚有舛訛耳。蘇局本有金亞匏先生和跋。曩晤先生哲嗣是珠茂才遺﹐言先生作跋時﹐失記季葦蕭即李筱村﹐逮書成追憶﹐深以為憾。此亦足補張先生考証所未及。竊惟是書於澆情薄俗﹐描繪入微﹐深有稗於世道人心。或視為謾罵之書﹐而置而弗顧﹐以其人必有憚夫謾罵者而然爾﹐不足與語此。安得有心者詳校其訛﹐匯列評語﹐重刊以行﹐俾與海內之有同嗜者﹐共此枕寶耶。光緒甲申（光緒十年、1884）冬十月既望上海徐允臨石史甫識於從好齋。”跋語中所涉及的人物時間都能與天目山樵識語相合筍﹐可知徐氏與張氏有一定間接關系。山樵於光緒辛巳季春識語中也雲﹕“舊批本昔年以贈艾補園﹐客秋在滬城﹐徐君石史言曾見之﹐欲以付申報館擺印。予謂申報館已有擺本﹐其字形過細﹐今又增著批﹐不便觀覽﹐似可不必。今春乃聞已有印本發賣﹐不知如何也。”看來他倆還直接交往過。此外徐氏與金和的兒子也有過交往。徐氏跋語中雲﹕“繼復假得揚州原刻﹐復勘一過”﹐不知此“揚州原刻”是否即金和跋語中所雲金兆燕官揚州府教授時（大約在乾隆三四十年之間）梓行的本子﹐抑或就是指臥閒草堂本﹖如是前者﹐則於光緒年間原刻本尚存焉。張氏識語中所雲那個“字形過細”的申報館擺本﹐即其第一次刊本﹔所雲“今春乃聞已有印本發賣”﹐即光緒七年申報館的第二次印本﹐這個本子基本上把張氏評語收羅無遺矣。
　　上述幾個本子﹐即從申報館第一次擺印本到第二次擺印本﹐再有《儒林外史評》二卷本、上師圖書館藏徐允臨抄評本﹐則又可歸為一個評本系統﹐即“天目山樵評本”。屬於這一系統的還有民元以後出版的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此本同樣把天目山樵識語和評語基本收羅齊全。

　　為了清楚起見﹐我們不妨把《儒林外史》三大評本系統列簡表（見69頁）。



　　（二）



　　以上我們介紹了《儒林外史》的評本情況﹐下面就各個評本系統的評語作一簡單的綜述。
　　先說臥本系統的評語。總的來說﹐這個系統的評語價值較高﹐無論在揭示小說的思想意義或是藝術成就方面都確有些心得體會。如對小說主題的揭示﹐臥本第一回和第二回分別有兩條批語指出﹕“‘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卻隻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卻先寫一夏總甲。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尚書吏到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也﹐文筆之妙乃至於此。”
　　《儒林外史》評本一覽表所屬系統代表性評本名稱回數時間評者說明臥閒草堂本五十六1803佚名首有1736年閒齋老人序﹐所錄評語均為回末總評﹐缺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至五十五回六回評語。
　　藝古堂本五十六1816佚名〃群玉齋本五十六1869佚名〃



　　臥閒草堂



　　系統評本




　　蘇州書局本五十六1869佚名均同群玉齋本﹐唯卷末多同治八年金和跋文。齊省堂增訂本五十六1874佚名﹐疑即為惺園退士首有1874年惺園退士序﹐閒齋老人序作原序抄入。補齊了臥本所缺六回評語﹐新增了齊省堂系大量眉評﹐臥本原評也稍有增補。



　　統評本



　　增補齊省堂本六十四1888〃首有1888年東武惜紅生序﹐惺園退士序作原序抄入﹐刪閒齋老人序。評語同齊省堂本﹐唯多所補四回的評語。




　　申報館第一次排印本



　　五十六1874佚名



　　以臥閒草堂本為底本﹐卷末有金和跋文﹐並有1873年天目山樵識語﹐但無山樵評語。



　　申報館第二次排印本王十六1881



　　天目山樵卷首卷末新增了天目山樵於光緒年間寫下的識語﹐正文插入了大量天目山樵的評語。
　　其他同第一次排印本。



　　《儒林外史評》二卷本或﹕寶文閣刊評語單行本



　　五十六1885天目山樵、萍叟



　　隻錄評語﹐不抄小說正文。卷首有1885年黃子□序﹐謂以其父黃小田所評與天目山樵評合刊。黃評即所標萍叟者﹐但評語數量甚少。



　　天目山樵系統評本



　　徐允臨石史抄評本五十六1884



　　天目山樵、萍叟、華約漁石史



　　原書為蘇州書局本﹐但經徐氏手抄了大量天目山樵識語及評語﹐兼少量他人評語。卷首卷末寫有徐氏本人所撰識語及跋語。
　　謂“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是此書之大主腦”﹐真可謂一言中的。像這樣高度凝煉地點明小說主題的評語﹐在我國古典小說評點派裡也是不多見的。
　　圍繞了小說總的主旨﹐評語還從多方面進行了深入細微的剖析。如開卷第一回先寫一躲避功名富貴的王冕﹐評語便雲﹕“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種不食煙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
　　王冕是輕視功名富貴之正人﹐此外小說寫了大量羨慕功名富貴、追逐功名富貴之形形色色者。儒林中代表如牛浦郎﹐他為求功名﹐偷了“牛布衣詩稿”﹐並幹脆冒名頂替。對此有評語指出﹕“牛浦想學詩隻從相與老爺上起見﹐是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真乃自己沒有功名富貴﹐而靠人之功名富貴者。吾儒所謂巧言令色﹐病於夏畦﹔大雄所謂咬人矢橛﹐不是好狗也。”“竊財物者謂之賊﹐竊聲名者亦謂之賊。牛浦既竊老布衣之詩﹐又竊老僧之鐃罄等件﹐居然一賊矣。故其開口便是賊談﹐舉步便是賊事﹐是書中第一等下流人物﹐作者之所痛惡者也。”
　　不僅儒林中充斥了此等醜類﹐且污泥濁水染及女子。小說第十一回﹐就寫了一個精於八股、沉於舉業的魯小姐﹐對此又有評語指出﹕“嫻於吟詠之才女古有之﹐精於舉業之才女古未之有也。夫以一女子而精於舉業﹐則此女子之俗可知。。書中言舉業者多矣﹐如匡超人、馬純上之操選事﹐衛體善、隋岑庵之正文風。以及高翰林之請元魁秘訣﹐人人自以為握靈蛇之珠也﹐而不知舉業真當行隻有一魯小姐。陸子靜門人雲﹕英雄之俊偉﹐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作者之喻意其深遠也哉。”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有關魯小姐這個女祿蠹在小說第十一回有生動的描寫。評語在此主要強調指出﹕“功名富貴”四字不僅毒害了廣大男性知識分子﹐而且連閨中女子也難幸免﹐說明當時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造成了多麼嚴重的惡果。所謂“作者喻意”之“深遠”便在於此。評語中提及的陸子靜即陸九淵﹐宋代著名理學家。原句雲﹕“自遜、抗、機、雲之沒﹐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此處有脫誤。所雲“遜、抗、機、雲”則是指陸遜、陸抗、陸機、陸雲祖孫四人。
　　總之﹐一部《儒林外史》﹐主要就揭露了功名富貴、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乃至閨中女子的毒害。而許多評語﹐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一再剖明了小說的這一主旨。這又正如第二十五回末一條評語所指出的﹕“自科舉之法行天下﹐人無不銳意求取科名。其實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過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賈﹐坐食山空﹐不至於賣兒鬻女者幾希矣。倪霜峰雲﹕可恨當年誤讀了幾句死書。‘死書’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為救時之良藥﹐亦可謂醒世之晨鐘也。”
　　倪霜峰系小說人物﹐又稱倪老爹。他正是那種“讀了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得重﹐一日窮似一日”﹐以至賣兒鬻女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科舉制度下犧牲的又一種腳色。如果說﹐牛浦郎之流呈現的是靈魂的醜惡﹔那麼﹐倪老爹一類則更多的是身世的辛酸。
　　在人物描寫方面﹐臥本系統的評語也有不少獨具慧眼的見解。《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相當高﹐無論是“女子小人、輿台皂隸﹐莫不盡態極妍”﹐“至於鬥方名士﹐七律書翁﹐尤為題中之正面”﹐更是“繪聲繪影﹐能令閱者拍案叫絕﹐以為鑄鼎象物﹐至此真無以加矣”（第十七回批）﹔總之﹐在這面鏡子裡﹐真可以說“魑魅魍魎﹐毛發畢現”（第三回批）。
　　小說何以會取得如此高的藝術成就﹖評語對此並沒有進行系統的總結﹐但有一些評語﹐為我們在這方面提供了啟示。如小說第六回﹐針對有關嚴老大的描寫有這樣兩條批語﹕“此篇是放筆寫嚴老大官之可惡﹐然行文有次第、有先後﹐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雖支分派別﹐而脈絡分明。非猶俗筆稗官﹐凡寫一可惡之人﹐便欲打欲罵﹐欲殺欲割﹐惟恐人不惡之﹐而究竟所記之事皆在情理之外﹐並不能行之於當世者。此古人所謂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世間唯最平實而為萬目所共見者為最難得其神似也。”
　　“省中鄉試回來﹐看見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一口一聲稱呼‘二奶奶’。蓋此時大老意中之所求不過如此﹐既已心滿志得﹐又何求乎﹖以此寫挽近之人情﹐乃刻棘刻楮手段﹐如謂此時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佔二奶奶家產﹐不惟世上無此事﹐亦無此情。要知嚴老大不過一混帳入耳﹐豈必便是毒蛇猛獸耶﹖”
　　這兩條批語﹐結合著嚴老大這個人物﹐強調了人物描寫要合乎情理﹐即使是可惡之人﹐也要掌握分寸﹐不要惟恐人不惡之﹐而把他們一個個寫得都是毒蛇猛獸。這一藝術見解還是頗可啟迪讀者的。這與脂硯齋評《紅樓夢》時所提出的反對寫惡人“無往不惡”是一脈相承的。
　　又如在對比中塑造人物性格﹐這是我國古典小說的優良傳統﹐自李卓吾、金聖嘆、毛宗崗、脂硯齋以來的小說評點派都很注意剖析這個手法。臥本上的批語也對此作了點撥。如杜少卿和杜慎卿﹐兩人身分相同﹐但性格氣質迥異﹐這正如第三十一回批語所指出的﹕“慎卿、少卿俱是豪華公子﹐然兩人自是不同﹐慎卿是一團慷爽俠氣﹐少卿卻是一個痴串皮﹐一副筆墨﹐卻能分毫不犯如此。”又如肖雲仙與肖昊軒﹐也是一對“對子”﹐如同第三十九回批語所指出的﹕“肖雲仙﹐彈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絕不與肖昊軒犯復﹐筆墨酣暢﹐無所不可。”
　　對比描寫還包括了同一個人物的前後映帶﹐如第三回范進中舉前後胡屠戶的表演﹐就有批語雲﹕“范進進學﹐大腸瓶酒﹐是胡老爹自攜來﹐臨去是披著衣服﹐腆著肚子﹔范進中舉﹐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是二漢送來﹐臨去是低著頭﹐笑迷迷的﹔前後映帶﹐文章謹嚴之至。”
　　在人物描寫方面臥本批語還提出一個很好的見解﹐這是在小說第四回﹐因奉旨禁宰耕牛﹐回教徒們備了五十斤牛肉﹐求同是教門的湯知縣﹐要他“瞞上不瞞下”﹔張靜齋引經據典胡吹了一通﹐讓湯知縣把行賂者枷了﹐再把牛肉堆在枷上示眾。對此有一批語雲﹕“張靜齋勸堆牛肉一段﹐偏偏說出劉老先生一則故事﹐席間賓主三人侃侃而談﹐毫無愧怍﹐閱者不問而知此三人為極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繪風繪水手段﹐所謂直書其事﹐不加斷語﹐其是非自見也。”
　　同一回內﹐寫嚴貢生之為人﹐也是不加斷語﹐隻通過事實本身來說明問題﹐如同評語所指出的﹕“才說不佔人寸絲半粟便宜﹐家中已經關了人一口豬﹐令閱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筆為之﹐必且曰﹕‘看官聽說﹐原來嚴貢生為人是何等樣’﹐文字便索然無味矣﹗”
　　這裡﹐實際上提出了文學創作中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即描寫人物隻須“直書其事”﹐讓人物用自身的語言行動來說話﹐無須作者另加“斷語”。這樣才能使人物形象生動﹐否則便“索然無味矣”。
　　又如楊執中﹐是一個活呆子典型﹐小說也是通過一系列行動語言的描寫使人物“活”起來的﹐對此第十一回有評語說得好﹕“楊執中是一個活呆子﹐今欲寫其痴狀痴聲﹐使俗筆為之﹐將從何處寫起﹖看此文隻用摩弄香爐一段﹐敘述誤認姓柳的一段﹐闖進醉漢一段﹐便活現出一個老阿痴的聲音笑貌﹐此所謂頰上三毫﹐非絕世文心﹐未易辨此。”
　　除去人物描寫﹐在揭示小說章法布局方面臥本批語也不乏一些好見解。
　　小說第三十三回末﹐有這樣一條批語﹕“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個大結束。凡作一部大書﹐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構於胸中﹐孰為廳堂﹐孰為臥室﹐孰為書齋灶廄﹐一一布置停當﹐然後可以興工。此書之祭泰伯祠是宮室中之廳堂也﹐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虞博士是其結穴處﹐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結穴處。譬如□山導江至敷淺原是大總匯處﹐以下又迤邐而入於海﹐書中之有泰伯祠猶之乎江漢之有敷淺原也。”
　　這條批語以營造宮室為喻﹐闡述了總體結構在長篇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性﹐是頗得“大書”三昧的經驗之談。它與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借惜春畫園所表達的藝術見解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小說第三十七回﹐即祭泰伯祠回﹐臥本又有一條批語雲﹕“本至此卷是一大結束﹐名之曰‘儒林’﹐蓋為文人學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學士不為少矣。前乎此為鶯脰湖一會是一小結束﹐而湖上詩會是又一結束﹐至此如雲亭樑甫而先臻於泰山。譬之作樂﹐蓋八音繁會之時﹐以後則慢聲變調而已。”此批剖析了《儒林外史》結構上的三個段落﹐這三個段落分別以三會為標志。其中鶯脰湖一會在小說第十二回﹐西湖詩會在第十八回﹐祭泰伯祠盛會在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回是全書“一大結束”即一大高潮﹐過後便隻是文章余波了﹐就好比樂曲中八音繁會之後﹐“則慢聲變調而已”。
　　其他如在文章血脈貫串、羅絡勾連、起伏照應、變幻穿插等各個角度﹐批語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剖析。
　　此外在文學語言的運用上﹐臥本批語雖揭示得不是太多﹐但也有少量批語涉及到這個問題。如小說第二十二回﹐寫牛浦與其舅丈卜信、卜誠一段對話﹐中間夾雜了無數“老爺”二字﹐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夠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才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沒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裡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著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對此有一評語指出﹕“‘老爺’二字平淡無奇之文也﹐卜信捧茶之後﹐三人角口乃有無數‘老爺’字﹐如火如花﹐癒出癒奇﹐正如《平原君毛遂傳》有無數‘先生’字﹐刪去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減色澤矣。”又如小說第四回寫嚴貢生與張靜齋、范進在關帝廟內一段對話﹐也是極盡傳神之筆﹐對此也有批語雲﹕“關帝廟中小飲一席話﹐畫工所不能畫﹐化工庶幾能之。開端數語﹐尤其奇絕﹐閱者試掩卷細想﹐脫令自己操觚﹐可能寫出開端數語﹖古人讀杜詩‘江漢思歸客’﹐再三思之﹐不得下語﹐及觀‘乾坤一腐儒’﹐始叫絕也。”
　　諸如此類﹐不再一一列舉。總括起來說﹐臥本系統的評語價值較高﹐對幫助我們理解小說的思想藝術成就有一定意義。雖然其中所論及的一些命題是在它之前的一些評點家就提出過的﹐但結合了小說的具體分析﹐還是頗能給人以啟迪。把它放在我國古典小說評點派的歷史發展中來考察﹐其價值雖在李卓吾、金聖嘆、脂硯齋之下﹐但似應在毛宗崗、張竹坡氏之上。
　　再說齊省堂系統的評語﹐價值總的似遠在臥本之下。這些評語多是眉評﹐比較簡短﹐往往是片言隻語﹐沒有更多更深入的闡述﹐但其中有些見解還是很不錯的。譬如卷首“例言”之五﹐針對了金和跋文中言某某即為某某一段考証索隱﹐其雲﹕“竊謂古人寓言十九﹐如毛穎、宋清等傳﹐韓柳亦有此種筆墨。隻論有益世教人心與否﹐空中樓閣﹐正復可觀。必欲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且傳奇小說﹐往往移名換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後亦已茫然莫識。閱者姑存其說﹐乃作鏡花水月觀之可耳。”這一藝術見解確是相當高明的﹐它不僅在當時難能可貴﹐而且即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我國古典小說研究中﹐探賾索隱﹐“必欲求其人以實之”的傳統影響實在太深了。
　　眉評多數都比較零碎﹐除去同臥本批語意思相同或相近的以外﹐齊眉比較集中地點到了人物說話的聲口語氣﹐諸如“鄉下人講京城口氣真是如此”（第一回眉評）、“三字的是頭役口氣﹐抑何摹寫入神至此”（同上）、“紈□口氣”（第八回眉評）、“老成典型﹐聲口酷肖”（同上）、“此船家口角”（第九回眉評）、“阿呆口氣”（第十二回眉評）、“是潑皮聲口”（第四十二回眉評）、“的是老學究口氣”（第四十八回眉評）﹐等等。這裡提出的“聲口酷肖”、“口角如聞”﹐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物語言個性化的問題﹐要使人物一開口﹐就能由其聲口而如見其人﹐所謂“出口便得神得勢﹐文章家最爭落筆”（第二回眉評）。
　　此外在小說章法文法上齊眉也有少量評語寫得還可以﹐如小說第二回開首就寫了一個申祥甫﹐寫他如何對和尚發威勢﹐對此有評語雲﹕“一部絕大書﹐開首先寫一個夏總甲還不算出奇﹐最先便寫總甲的親家氣燄便就甚大﹐真不知作者如何落想到﹐此所謂風起於青蘋之末也。”又如小說第三十九回寫惡和尚一段﹐有一眉批指出﹕“越要緊時﹐偏慢慢細寫﹐是行文一定不移之法。”小說第五十回﹐寫萬青雲冒充中書出外招搖撞騙一段﹐又有二批語雲﹕“文情偽中多偽﹐文筆曲中生曲﹐真是寫得妙絕。”“歧中有歧﹐筆外有筆﹐才是奇情妙文。”諸如此類﹐雖不免有小說“八股文法”之嫌﹐但多少還是可以給人一點啟示的。
　　天目山樵的評語可謂與齊眉伯仲之間﹐大多也比較零碎﹐如同黃子□在《儒林外史評》的序中所說﹐“山樵旁見側出﹐雜以詼諧”﹐多數是就小說的某些描寫抒發一些感受體會﹐諸如“婿何以賢﹐賢其為老爺也”、“豈有舉人而不通者乎﹖豈有舉人而一字不通者乎﹖對曰﹕有、有、有”之類。但也有一些很好的見解﹐可供我們今天學習借鑒。
　　山樵評在以下四個方面比較集中突出﹕一是關於破除前人陳腐俗套方面。《儒林外史》所寫﹐都是生活中實人實事﹐實情實理﹐皆日常酬接中所頻見﹐“非如他書便有許多荒謬不經之談”（第三十五回眉評）﹔因而其用筆也非常平實﹐“絕無俗手蛇神牛鬼之習”（第三十八回回末評）。如三十八回寫郭孝子遇虎一節﹐有一眉評雲﹕“大月亮裡看老虎﹐亦是奇景。若落俗手﹐必要寫郭孝子如何神勇與虎相鬥﹐便蹈窠臼﹔否則又要請太白金星、山神土地前來救護﹐種種惡套。”又小說第三十九回﹐寫老和尚遇老婦人指點明月嶺一段﹐也是眉評指出﹕“俗手於此必要寫老婦人是驪山老母或觀音菩薩化身。”這都通過假使“俗手”如何如何﹐把《儒林外史》與一般俗套小說劃清了界線。
　　二是關於人物對比描寫方面。山樵評語中甚多這方面的點撥﹐如小說第十二回寫權勿用被抓後指手畫腳亂吵﹐有評語指出﹕“楊執中指手畫腳在收監前﹐權勿用指手畫腳在鎖鏈子後﹐兩兩相對。”第二十回﹐寫匡二對妻子說話總離不了“做官”二字一段﹐也有評語指出﹕“匡二口口做官﹐與嚴大口口鄉紳相對。”第二十一回﹐寫牛浦郎一節﹐也有評語指出﹕“細寫牛浦成親﹐乃祖一番心力﹐為後文重婚罪案。與匡超兩兩相對。”“前書寫匡超人﹐庸惡陋劣極矣﹐卻接手又寫一牛浦郎﹐其庸惡陋劣更出其上。是即評家所謂吳道子畫牛頭馬面之說也。”第四十九回回末﹐又有一批語雲﹕“二婁之於權勿用﹐莊征君之於盧信侯﹐杜少卿之於沈瓊枝﹐秦中書之於萬中書﹐不同而同﹐同而不同﹐作者不避復﹐讀者不厭其復﹐見敘事之善。”
　　所謂“兩兩相對”﹐所謂“不同而同﹐同而不同”﹐都是指的有意識通過人物對比描寫﹐來刻畫人物不同的性格。
　　三是關於章法方面。山樵評一再強調指出﹕“文最忌直”（第二十四回評）﹐要善於穿插﹐曲折生波。如二婁欲見楊執中久矣﹐但一直未得相見﹐一天看門的來報﹐說來了一個五六十歲、樣子斯文的人﹐二婁均以為是楊來了﹐結果仍不是。對此第十一回有一評語雲﹕“我亦以為必是楊執中。此時楊執中可以來矣﹐卻仍作一折。因魯編修事將前文隔斷﹐以下又須寫蘧公孫入贅﹐故於此略一頓挫﹐不致拋荒來脈。”緊接著第十二回﹐寫二婁聽了楊執中的介紹﹐正要同去拜訪權勿用﹐忽又插入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安﹐這又正如批語所指出的﹕“峭接橫隔﹐作者屢用此法。”
　　同樣﹐小說第三十三回﹐將寫杜少卿會莊紹光﹐又借婁老爹去世一事隔開﹐如批語所說﹕“將寫少卿會莊紹光﹐卻借此一隔﹐便不平直﹐全書慣用此法”。同一回﹐寫杜少卿次日再去拜訪莊紹光﹐對方卻又被別人請去遊西湖了﹐此又正如批語所雲﹕“此番必定會紹光矣﹐而竟又不然。筆力如怒馬﹐不可羈勒。”
　　這些都是就小說章法的某些局部問題所提出的見解﹐雖隻是點點滴滴﹐但亦不無道理。
　　最後是關於小說的語言運用方面。和齊眉一樣﹐山樵評也很注意人物的“聲口如聞”﹐頗多諸如“說來似是似不是﹐逼真丫頭口氣”（第十三回）、“曰‘死鬼父親’﹐曰‘孔夫子的周朝’﹐鄉人聲口﹐可為絕倒”（第九回）、“是老奶姆口氣”（第三十一回）、“畫虔婆口角”（第五十三回）等評語﹔對小說中一些用得精到的字句﹐也能寥寥數語﹐予以提示﹐如第十二回寫宦成半路上打聽權勿用的情況﹐一個胡子客人一五一十講他如何如何﹐“接連八九個‘他’字﹐如聞其聲”﹔第二十七回寫鮑廷璽媳婦剛進門﹐“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嗑﹐一會出來叫拿炭燒著了進去與太太添著燒速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拿進房來與太太吃﹐兩個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接連幾個‘太太’﹐天搖地動﹐日月皆昏”﹔凡此等等﹐對幫助我們理解小說一些細微的妙處都不無益處。
　　以上我們分別概述了臥本、齊本、山樵三個評本系統的評語情況﹐要而言之﹐以臥本上的評語價值為最高﹐山樵、齊眉則等而次之。這些評語雖然不像大塊理論文章那樣有系統、有深度﹐但卻能說出許多大塊文章說不到的妙處﹐加之它形式自由活潑﹐多數不礙正文觀賞﹐因而能一時風行天下﹐成為我國古典小說不可分離的部分﹐成為我國小說批評的一種傳統形式。



　　（選自《明清小說研究》第3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



　　文人痛史時代警示



　　張天翼──讀《儒林外史》



　　“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隻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隻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
　　──遲衡山



　　（一）



　　這幾天我非常高興﹐因為借到了一部《儒林外史》。溫習了一遍之後﹐又隨便翻開看幾段﹐簡直舍不得丟﹐好像要留住一個好朋友不放他走似的。這幾天為了要陪這位老朋友﹐連那個長篇稿子都擱著沒有寫下去﹐好多要復的信都沒有復。
　　我忍不住要對你談起這個。一個人要是遇到了一件使他高興的事﹐遇到了一個他心愛的人﹐總忍不住要跟人家盡談﹐不管人家愛聽不愛。
　　這部書裡的那些人物﹐老是使我懷念著﹐記掛著。他們於我太親切了。
　　隻要一記起他們﹐就不免聯想到我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聯想到我自己的一些熟人。這在文藝律條說來﹐是不是要算犯規﹐我可不知道。我竟忘記他們是頭戴方巾﹐身穿玄色直裰的腳色了﹐似乎覺絲龤撬T俏彝□貝□娜恕﹕罄叢較朐膠□濬□蛑備悴磺逅□鞘鞘櫓械娜宋錚□故俏易約旱那灼菖笥蚜恕Ｏ衷詘嚥橐幌瓶□□切├鮮烊司鴕桓齦齙橇順。□壹負躋□飾仕□潛鵠次揄Α﹖吹鉸磯□壬□魷鄭□依鮮鄧滌械閾朔堋Ｒ豢醇□□歉吒叩母鱟櫻□諍詰牧稱□□∠±世始父□□櫻□揖拖不丁Ｋ□暈椅12Γ□笞盼業氖值轎暮Ｂ□穆□希□閹□難”靖□銥矗□褂盟□強詿χ萸惶噶誦╜僖檔拇□覽懟﹕罄次矣指□潘□□湮骱□□涑勤蟶劍□隻峒□誦磯□鮮烊恕?
　　於是我想﹕“要是他們生在而今。。”
　　要是把古人作品裡的人物移到而今﹐當然得使他們改改裝。但問題還不這麼簡單。我想有些東西是無法移置的。
　　比如賈寶玉和林黛玉吧。要把他們寫成現在的人﹐那不妨讓一個穿上西裝﹐一個著上高底皮鞋﹐兩家頭也看電影﹐也逛公園﹐還寫寫“愛人啊”之類的白話詩。可是除此以外﹐是不是就可以照《石頭記》所寫的那種情節原原本本搬過來﹖──可是而今世界不同了。而今這姓賈的要娶那姓林的﹐娶就是。賈母以至鳳姐兒都阻攔不了的。如果再鬧一出原書上的悲劇﹐那麼這雙主人公就未免太泄氣了。
　　像賈寶玉那號人物﹐現在當然有。《石頭記》作者是照當時的風氣﹐拿當時所能發生的事件﹐來表現出這些人物的性格的。一把他們生到現在﹐則因風氣不同﹐所能發生的事件也異樣了。就得拿別的情節來表現他們的性格。《儒林外史》呢﹐那上面的各種人物﹐──不用說﹐而今他們還活著。
　　我是時常碰見他們的。
　　至於書中所用以表現那些人物的種種情形﹐那可也不比《石頭記》裡所寫的那麼難商量。我之所以覺得這部書所寫的東西﹐特別親切者﹐大概是這個緣故。
　　假若作者吳敬梓先生現在來重寫這部書﹐那原有的故事多半不用另打主意。不過原有的那些術語﹐是得改一改的。
　　怎藪閰iａ?
　　我記起從前在小學快畢業的時候──一位老師對我們講過的話﹐倒極可以做一個參考。那位老師說﹕“你們一拿到文憑﹐就是個秀才資格了。我希望你們都去進中學﹐中學畢業就是個舉人﹐還希望你們都去進大學﹐大學畢業就是個進士。”
　　如此類推。
　　（現在有些書上把外國的那些國家學會譯為“翰林院”﹐實深得此旨。
　　前一向看見報上說藹弗‧居裡（Eve Curie）小姐來到我國﹐我一想起她的太夫人乃是法蘭西的頭一個女翰林﹐就覺得非常高興。）
　　於是乎馬二先生現在就點點頭﹕“。。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進小學﹐進中學﹐進大學﹐留洋。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不行了。”
　　馬二先生雖然說過“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但現在不用這取士﹐我想他也不會怎麼以為不好。
　　各代人原有各代人的“本朝”﹐各有其“本期”的舉業﹐各有其“極好的法則”﹕致力於此道﹐祿在其中矣。這猶如天造地設的一般﹐談不到什麼同意不同意。比如造物主造出了我們﹐使我們去求生存﹐去求食﹐因為不吃東西就得挨餓。難道我們對造物主定出來的這個“極好的法則”﹐會表示反對或讚成麼﹖
　　一個讀書人生在唐朝﹐當然就弄詩賦。生在宋朝﹐當然是理學。生在馬二先生的本朝﹐當然是時文。此外都是雜學﹐要不得的。詩詞歌賦之類﹐連想也不能讓後生們想到那上面去。要是生到乾隆年以後的清朝﹐詩也得考首把﹐那麼馬二先生當然就也得做做詩了﹐倒要勸誘得後生們非想到那上面去不可了。而到了我們這一代﹐馬二先生就得教我們專讀教科書﹐專預備功課﹐像匡超人先生那麼開開夜車。不可去看什麼課外書﹐那盡是些雜覽。否則就拿不到文憑﹐“那個給你官做﹖”
　　何也﹖──因為這“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



　　（二）



　　這實在是馬二先生的可敬處﹐他自己隻進得一個學﹐連舉也沒有中一個。他卻並沒有因為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而且他一點也不嫉妒那些已經吃到了葡萄的狐貍們。他倒拿這掙功名的大事來鼓勵後生們。人既生於斯世﹐就應該這麼做﹕這是天經地義。而做官﹐是為了行夫子之道。他好像是那種最虔誠的和尚──為了真正信佛而修行的﹐做起佛事來也誠心誠意。
　　然而他沒有得到正果。
　　而那些已經得到了正果的和尚﹐倒未必有他這樣的信念。他們不過是身為出家人﹐則隻有這一手才博得施主們來隨喜隨喜﹐來廣種福田﹐就這麼做做而已。他們非常切實。
　　你看﹐跟馬二先生同時代的那些翰林公﹐孝廉公﹐有幾個像他馬二先生那麼老實﹐像他那麼想的﹖那袞袞諸公──難道都也是考慮到這“法則是極好的”﹐才去舉業的麼﹖
　　但他們自己既然已經吃到了葡萄﹐當然就說它是甜的。非吃不可。吃任何別的東西都不算數。施御史說得好﹕“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的出身。”
　　對那些沒有吃著葡萄的同類呢﹐他們當然是看不起的﹕“他若果有學問﹐為什麼不中了去﹖”
　　這層道理實在顛撲不破﹐並且也很容易明白﹐就等於有人說﹕“他若果有學問﹐為什麼不得了學位去﹖”
　　馬二先生也正是這麼一個不夠有學問的腳色。要照我那位小學裡老師的話算來﹐他才隻有個小學畢業的資格。他連個中學文憑都沒有拿到。他沒有什麼官好做﹐隻配在文瀚樓當當編輯﹐替書店裡編幾部最切用的書來。這斷不是“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因為而今是不作興時文的了。而今馬二先生要編些“投稿指南”﹐“各科常識問答”之類了。
　　他編得極其認真﹕“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到半夜﹐不肯苟且下筆。”無非是要叫後生們有益﹐能夠“讀了這一篇﹐就悟出十篇的道理”。如果現在有這麼一條試題──“何謂悲劇”﹐他恐怕會規規矩矩從亞裡士多德查起﹐細細參考各家所定的界說﹐小心在意地斟酌出一個答案來。
　　然而書店老板可不大中意這種編法。他們倒是更歡迎馬二先生那位後輩匡超人先生些。
　　那位匡先生才不像馬二先生那麼迂哩。他聽話得多了。書店裡要貨要得快﹐他出貨就出得快。甚至於交貨還比老板所預期的早幾天。不過屈指十日之內﹐就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好馬上去趕市場。廣告上少不得仍是稱它做“精選”﹐因為文瀚樓書店少不得也是不惜工本﹐又並不為圖利﹐而是專門“為文化界服務”的。所出版的──那不用說﹐當然盡都是指導青年們學習﹐為我輩後生非讀不可的書了。
　　老板高興得不得了﹐著實嘉獎了匡相公一番﹕“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瀚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著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
　　能夠趕著發客﹐自然是“極好的”。
　　書一出﹐匡超人先生立刻成了老作家﹐成了個不折不扣的道地老前輩﹕他親眼看見有人供著“先儒匡先生之神位”。那位馬二先生也不在他眼內了﹕“這馬純兄理法有余﹐才氣不足。”
　　最糟的是──這馬純兄的選本不大行銷。這又怎樣能夠服務文化界呢﹖
　　“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
　　這不足為奇。他比馬二先生會做人得多。他能夠趕市場﹐顧到銷路﹐倒真是個現代化的腳色。他當然會行時。那個文瀚樓老板對他說的那些話﹐真一點兒也不錯﹕“先生住著。將來各書坊裡﹐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
　　馬二先生也是為了編輯費而編書。而且一方面也是為圖一個名。這跟匡超人先生原是一樣的。
　　所不同者﹐隻是馬二先生老實忠厚﹐幹得認真不過。他一面靠編書吃飯﹐一面又要務使讀者真正得到點益處﹐決不肯誤人子弟。他這就活該落伍了。弄得書店老板都不喜歡他。
　　要是市面上多出現了幾個匡超人先生那樣行銷的腳色﹐他老先生勢必至找不到一碗飯吃﹐非改行不可。
　　幸而──匡超人先生雖然極其行時﹐可是一出了名﹐就把這個玩意兒一腳踢開﹐到京城裡招親得意去了。
　　倒是這位不大受歡迎的馬二先生﹐還老是守著這個老行當。竟仿佛把這個當做他的終身事業似的。
　　至於別的大選家們﹐也沒有誰看得起他。試聽聽那衛體善和隨岑庵兩位先生在胡三公子家裡發的議論看。一提起馬靜──“那可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
　　馬二先生對後生們排斥了一輩子雜學﹐於文章講了一輩子理法。而今倒招得這位衛老先生說“他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而“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胡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一看見他的選本﹐就“叫弟子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
　　他們自己當然了不起。他倆一唱一和地早就談過。這個說﹐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那個說﹕“正是。前科我兩人該合選一部﹐振作一番。”
　　隻有他們兩位才真是大批評家﹕“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幸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
　　這麼著﹐這兩位先生就談得滿座都肅然起敬。
　　但馬二先生不會來這一手。他沒有研究過“文壇登龍術”。
　　從這些地方看來﹐那麼馬二先生即使做舉業做成了功﹐鄉榜中了﹐會試取了﹐做了官﹐可是──老實說﹐我也為他放心不下。
　　他做起官來﹐要是老脾氣不改﹐又像他選文章一樣迂法呢﹖也許──時常一個案子要辦好久﹐不肯苟且下批。上要對得住朝廷﹐下要對得住子民﹐還得處處合乎聖賢的法則。這樣﹐則他的官運是不是好得過匡超人那號腳色﹐那可就說不定。
　　正是基於這三點﹐所以《儒林外史》雖雲“外史”﹐可吳敬梓卻旨在將它寫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而且的確做到了這一點。難怪吳湘皋說﹕“江南北朋遊中﹐余獨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細也。”（吳湘皋《文木山房集》序）



　　（原載《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收入本書時﹐作者有所修改。）



　　科舉揭秘海外流芳



　　翦伯讚──釋《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舉活動和官職名稱



　　《儒林外史》中涉及科舉活動和官職名稱的地方很多﹐這在作者當時的人看來﹐是用不著解釋的。到了現在﹐事過境遷﹐科舉制度早已廢除﹐官職名稱也成了歷史上的名詞。就需要作一些簡單的說明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把他所敘述的故事﹐都假托是明朝的﹐實際上這部小說中所描寫的科舉活動和官職名稱﹐都是清朝的。現在我們按照清的科舉制度和官職制度來加以說明。
　　清朝的科舉制﹐扼要地說來﹐可以歸納為三級考試﹐第一級是院試﹐第二級是鄉試﹐第三級﹐包括三種考試﹐即會試、復試和殿試。此外還有一次朝考。
　　院試是最初一級的考試。在這種考試以前﹐有兩次預備考試﹐第一次是縣試﹐由知縣主持﹐錄取後﹐再經過一次府試﹐由知府主持﹐及格的稱為童生。此後﹐知府再將一府的童生名冊﹐呈送學院﹐予以考試謂之院試。通過院試﹐一個童生﹐才可以取得生員或俗稱秀才的稱號。
　　院試在府城或直隸州的治所舉行。主持考試的官員﹐南京、北京稱學院﹐各省稱提學道﹐簡稱學道﹐亦稱學政﹐俗稱學台﹐又稱宗師。《儒林外史》第二回所說的周學道﹐第七回所說的范學道﹐第二十九回所說的學台以及第四回所說的宗師﹐都是指的主持院試的官員。
　　學道或學政的任期是三年﹐在他的任期內﹐他必須依次到他所屬的各府﹐各直隸州主持兩次考試﹐稱為“按臨”。《儒林外史》第四回說﹕“去年宗師按臨”﹐就是指學台來主持院試而言。
　　院試分歲試科試﹐歲試與科試的任務﹐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們都有兩種任務﹐第一是從童生中考選秀才﹐第二是對秀才進行甄別考試。《儒林外史》第三回說周學道“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正好說明這一事實。
　　秀才在甄別考試中﹐按照成績的優劣分為等第﹐給以獎勵或懲罰。《儒林外史》第七回所說的梅玖﹐就是以秀才參加院試﹐因為考了第四等﹐受到“照例處罰”的處分。
　　科試與歲試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要替高一級的考試作一種預備工作﹐即保送優等的秀才參加鄉試﹐稱為“錄科”。《儒林外史》第七回說“荀玫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這裡所謂“錄科”﹐就是參加科試。
　　院試取錄的名額﹐依府、州、縣學之生員多少而異﹐多的二十人左右﹐少的十余人七八人不等。因名額有限﹐所以也有屢考不中的老童生﹐《儒林外史》第三回說﹕“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又說范進二十歲應考﹐考過二十余次﹐考到五十四歲﹐還未進學。生員是一般的稱號﹐在生員之中有附學生員、增廣生員和廩膳生員。簡稱附生、增生和廩生。初進學的生員是附生﹐在以後的歲試科試中﹐如果考得好﹐可以升到增生、廩生。《儒林外史》第九回、第十三回、第三十二回、第四十五回都說到廩生。廩生除了可以從政府領到廩膳費﹐又可以替應試的童生做保叫做“廩保”。第四十八回﹐替鄧質夫應試作保的王玉輝﹐就是一個廩生。更重要的是他有優先出貢的權利。這種出貢的秀才﹐稱為貢生。貢生有五種﹐即歲貢、優貢、拔貢、副貢、恩貢。
　　歲貢亦稱挨貢﹐是由各府州縣的廩生中依年資選送的。生員多的每年一名﹐次多的三年兩名﹐最少兩年一名。優貢﹐三年一科﹐子午卯酉年考﹐大抵在學台離任前舉行﹐由各縣保舉優等的秀才應考。名額﹐小省二人﹐大省六人。拔貢亦稱選貢﹐十二年一選﹐酉年考﹐每縣一名。副貢﹐即在鄉試時﹐舉人名額已滿﹐將較好而未能錄取的卷子﹐挑取一些另榜錄取﹐貢入太學﹐叫作副榜貢生﹐簡稱副榜。名額各省不同。《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余持說﹕“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就是指的歲貢。
　　貢生不能直接考進士﹐要考進士﹐必須先參加鄉試取得舉人的資格。《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季葦蕭道﹕“他加入貢﹐進京鄉試去了。”正好說明此事。
　　貢生照例要入國子監念書﹐叫作“坐監”﹐期間長短不同﹐大抵恩貢、歲貢最短﹐從半年到八個月﹐優貢、拔貢最長﹐一年到二年﹐但到清朝乾隆以後﹐這種規定已成具文。
　　貢生“坐監”期滿﹐通過朝考﹐可以取得官職。《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臧蓼齋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紋結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秀才一般都沒有多大學問﹐隻要八股成篇就有錄取的希望。《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高翰林道﹕“那裡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有些秀才﹐甚至八股也不能成篇﹐請人代考。第十九回金東崖的兒子金躍就是“一字不通的”﹐但花了五百兩銀子請人代考﹐就取得了秀才的稱號。此外也可以用賄賂學台的方法取得秀才。第三十二回主考廬州的學台就派人在外面承攬出賣秀才的買賣。但也有有學問的秀才﹐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就是一個秀才。
　　秀才的身份不很高﹐《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施御史道﹕“若說他做身份﹐一個秀才的身份到那裡去﹖”但是取得了秀才的稱號總要比普通人高一等。第三回胡屠戶吩咐他的女婿范進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第二十回匡秀才對他哥哥說﹕“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眾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
　　秀才之所以高人一等﹐就是因為他有了接近官府的資格。秀才見知縣可以不跪﹐甚至可以與知縣分庭抗禮。第十七回說﹕“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著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即因秀才可以接近官府﹐也就可以仗勢欺人。第十七回說到匡秀才的哥哥匡大﹐威脅別人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指匡秀才）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
　　一般說﹐中了秀才﹐生活可以沒有問題﹐他至少可以教書。第七回﹐荀政中了秀才﹐他的母親歡喜道﹕“而今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第三回范進中了秀才﹐他的岳父胡屠戶向他說﹕“明年在我行裡替你尋一個館。”這些﹐說明了中了秀才﹐生活大概是可以解決的。但也有些倒霉的秀才﹐甚至有窮到賣兒賣女的。第二十五回修補樂器的倪老爹﹐就是一個倒霉的秀才。他做了37年的秀才﹐一日窮似一日﹐他有六個兒子﹐死了一個﹐一個在家裡﹐那四個都賣在他州外府去了。
　　比院試高一級的考試是鄉試。
　　鄉試在北京、南京及各省省城舉行。三年考一次﹐子午卯酉年舉行。舉行考試的日期是八月初九日至十七日。考三場﹐每場三天。因為考期在秋天﹐又稱秋闈。
　　參加考試的必須是秀才﹐包括出了貢的秀才在內﹐沒有考上秀才而以其他方法取得監生資格的人﹐也可以參加考試。通過這種考試﹐一個秀才、貢生或監生就可以取得舉人或俗稱孝廉的稱號。
　　監生﹐是國子監學生的簡稱。國子監是明清兩代的最高學府﹐照規定必須貢生或蔭生才有資格入監讀書﹐所謂蔭生即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取得入監的官僚子弟﹐此種蔭生亦稱蔭監。但在清朝﹐監生是可以用錢捐到的﹐這種監生﹐通稱例監﹐亦稱捐監。《儒林外史》第三回說到的周進﹐第八回說到的蘧公孫﹐就是捐監的例子。第四十二回說到的湯由、湯實﹐就是依靠他父親湯鎮台的地位恩賜的蔭監。很顯然﹐這種蔭監和捐監的制度是明清統治階級替有錢有勢的豪家子弟開辟的一條獵取功名富貴的捷徑。
　　主持鄉試的官員稱主考﹐主考有正有副﹐北京一正三副﹐各省一正一副。《儒林外史》第二回提到的大主考座師﹐第四十二回提到的主考﹐都是指正主考而言。
　　正副主考以外﹐有同考官﹐擔任分房閱卷的任務﹐亦稱房官﹐又稱房師。評閱試卷的工作是在簾內進行﹐因而擔任同考官叫做入簾﹐而同考官又稱簾官。《儒林外史》第三回所說的“房師”﹐第六回所說的“入簾”、“簾官”﹐第四十二回所說的“簾官”都是指分房閱卷的同考官而言。
　　同考官一般是從各首就近調用進士出身的官員充任﹐《儒林外史》第六回說﹕“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也有舉人出身的。
　　除同考官以外﹐有監試官。監試官以各省最高的地方官員充任﹐因而巡撫是鄉試的當然監試官。監試亦稱“監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說﹕“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這裡所謂“監臨”﹐就是指的監試官而言。
　　鄉試取錄的名額﹐各省不同﹐大省百余人﹐中小省份五十六十名不等。
　　鄉試是以歲紀科﹐例如第一回所說的“縣尊是壬午科舉人”﹐就是說這位知縣是壬午年鄉試考中的舉人。
　　在明清時代考上了一個舉人﹐對於一個讀書人來說是一件大事﹐因為考上了舉人﹐不但可以參加會試投考進士﹐就是考不上進士﹐也具備了做官的資格。在清朝考進士兩次不取的舉人﹐可以參加大挑。所謂大挑﹐即由王公大臣親自挑選﹐每六個人選三人﹐一名授知縣﹐兩名授學官。此外也可以考取謄錄或景山官學、八旗官學及咸安宮官學的教習、學錄、學諭等職。即使大挑也挑不上﹐就憑一個舉人的資格﹐也就一生享受不盡。《儒林外史》第三回說范進中舉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環都有﹐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著搬家﹐搬到新房裡﹐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這就是范進為甚麼一聽到自己中了舉人就高興的發了瘋的原因。
　　即因考上舉人﹐就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特權階級﹐所以一個舉人﹐在明清時代的一般百姓看來簡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儒林外史》第二回胡屠戶對范進說﹕“這些中老爺的（指舉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又說范進“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
　　會試、復試、殿試是最高一級的三種考試。會試由禮部主持﹐復試由皇帝派員主持﹐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三者之中﹐會試是帶有決定性的考試。會試在北京﹐三年一次﹐辰戌醜未年考﹐即在鄉試的次年舉行。參加考試的是全國各省的舉人。考試的日期是三月初九至十七日。考三場﹐每場三天。四月發榜。因為在春天考﹐亦稱春闈。
　　取錄名額﹐二三百人不等﹐取錄者先以禮部的名義發表﹐稱為貢士。
　　主持會試的官員稱大總裁﹐大總裁之外有副總裁三人。大總裁由內閣大學士或尚書充任﹐副總裁由侍郎或內閣學士充任。此外有十八房考官﹐由進士出身的御史給事中等官充任。
　　復試仍由大總裁主持﹐參加考試的人須是會試錄取的貢士。隻考一場﹐考八股文經義﹐一般不會有落第的人。復試分一二三等﹐此種等級與後來授職有密切關系。
　　復試之後舉行殿試﹐地點在太和殿。殿試由皇帝自己主持﹐派閱卷大臣讀卷大臣協助。殿試考一場﹐考試科目為策問。
　　殿試﹐亦即最後的一次考試﹐通過這一考試﹐一個在會試中取錄了的貢士﹐才可以取得進士的稱號。殿試分三甲﹐一甲三名﹐稱進士及第﹐三名又各有稱號﹐第一名稱狀元﹐亦稱殿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合稱三鼎甲。《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三十四回所說的殿元公就是狀元﹔第三十回“一門三鼎甲”即指狀元、榜眼、探花而言。二甲約六七十名﹐稱進士出身﹐三甲稱同進士出身。一二三甲總稱進士。中了進士﹐功名就到了盡頭。《儒林外史》第十七回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正說明當時讀書人的心理。
　　殿試揭曉的時候﹐要在太和殿前舉行一次唱名典禮﹐叫做傳臚。《儒林外史》第七回記傳臚事。
　　殿試以後﹐還有一個考試叫做朝考﹐這個考試與功名沒有關系﹐而是為了授與官職。朝考在殿試後若幹日舉行﹐通過這個考試﹐進士便可以獲得他們應得的官職。明清的規定﹐隻有一甲三名在會試揭曉以後立即授職﹐狀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此外殿試二甲的第一名和朝考的第一名亦可入翰林院任職﹐其他二三甲的進士﹐須依復試、殿試、朝考三次所得的等級的數字分別授職。數字癒小﹐所授官職癒優。例如復試一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共計為四﹔或復試二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共計為五﹔都可以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以下則分發為六部主事──部屬﹐或內閣中書、國子監博士之類。第三回﹐周進“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在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升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第七回﹐“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傳臚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員外。”第三十六回﹐虞育德“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第四十九回﹐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最低是分發外省任知縣。
　　從這裡可以看出中了進士就可以授職為官﹐即使不做官﹐社會地位也很高。第十一回﹐魯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名士在明清是受到社會尊重的。
　　上述各級考試都要考八股文。八股文又稱“制義”﹐《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魯小姐制義難新郎”。這裡所謂“制義”就是指八股文而言。
　　八股文導源於宋代而盛行於明清。在明清兩代八股文是獵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因而也就是當時文章的正宗。《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說﹕“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所謂八股﹐就是一篇文章分八段﹕破題、承題、起講、題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起首用兩句話揭示題旨﹐叫做“破題”。接著用四五句話引申﹐叫做“承題”。承題以下﹐用一二十句話開始議論﹐叫做“起講”。以後就進入比的階段﹐每比兩段﹐兩兩對比﹐用正反開合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深入發揮。最後用幾句話結束全文﹐叫做“大結”。這就是一篇八股文章的結構。不過在八股文的發展中﹐格律也略有變化﹐例如“虛比”“後比”後來常常沒有﹐而“起講”在明萬歷年間也曾被廢除﹐甚至“大結”也可以不要。所以《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說到魯編修教他女兒做八股文隻說“教他做破題、破承（即承題）、起講、題比、中比成篇”﹐沒有說到“虛比”、“後比”和“大結”。
　　顯然﹐八股文是依照一種規定了的格律和調子來寫文章﹐因而就談不到甚麼思想內容﹐隻是一種按譜填詞的文字遊戲而已。然而明清兩代的統治階級就利用這種八股文來愚弄當時的知識分子﹐而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了功名富貴也就把模仿這種陳腔濫調當作自己的事業﹐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發展中的一個反動。



　　（原載《文藝學習》1956年第8期）



　　王麗娜──《儒林外史》在國外



英國、美國對《儒林外史》的翻譯與研究



　　英國大百科全書在“清朝時期的中國文學”條目中說﹕“吳敬梓（1701─1754）撰寫的反映他所處時代現實生活的小說《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是一部傑出的諷刺文學作品。這部小說以封建社會的一個浪盪公子為中心﹐把許多故事貫串起來﹐不論對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的描繪﹐都遠遠超過了前人。”美國大百科全書在“眭n□::檔姆17埂碧蹌恐興擔骸啊度□滯饈貳酚梢桓齦鼉□實姆澩坦適倫槌桑□□院罄吹鬧泄□澩濤難□□□思□□撓跋□﹗閉飭街秩ㄍ□園倏迫□榭紗□磧19姥□碩浴度□滯饈貳返囊話憧捶ａ?
　　《儒林外史》最早的片段英譯文﹐是葛傳□所譯之第一回﹐刊載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英文雜志》（The English Journal）。此譯文後又收入潘正英編輯的《中國十大名著選譯》一書中。徐真平（音HSｕChen－Ping）翻譯的片段英譯文《四位奇人》﹐載於英文版《天下月刊》（TienHsia Monthy）第11期（1940─1941年版）﹐所譯內容為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此《天下月刊》由我國著名學者翻譯家吳經熊、林語堂等主編﹐分別由上海、南京刊出﹐同時向美國、英國、香港發行﹐三四十年代在東西方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
　　1946年﹐美國紐約科沃德──麥卡恩公司出版的、由高喬治（Kao﹐George高克毅）主編的《中國智慧與幽默》一書中收入《儒林外史》的片段英譯文《兩學士中舉》﹐譯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華裔中國文學翻譯家和研究家王際真﹐所譯內容即周進與范進中舉的故事。此譯文自然流暢﹐生動地反映出清朝科舉制度控制下的儒士們的酸腐狀況﹐得到了英美讀者的好評。《中國智慧與幽默》一書﹐1974年由紐約斯特林出版公司再版﹐在美國影響廣泛。英籍華裔著名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家、愛丁堡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心滄（Chang Hsin－Chang）選譯的《儒林外史》英譯文《慷慨的年輕學士》﹐收入其專著《中國文學﹕通俗小說與戲劇》一書﹐所譯內容為杜少卿的故事。張心滄此書1973年由美國芝加哥阿爾定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有十二章﹐是對中國13世紀至18世紀小說戲劇進行選擇和探研的一部專著。選譯文《慷慨的年輕學士》在十一章﹐在這甡祭犇捸憫P牟諄苟浴度□滯饈貳沸醋韉氖貝□塵啊11質狄庖濉７澩碳記梢約拔餼磋韉納□絞錄５齲□甲髁訟鋼陸檣苡肫朗觶□□庇侄砸胛淖髁誦磯□□傅淖６汀Ｓ捎謖判牟錐災泄□諾湫::迪非□猩釗氳難芯濬□□囊胛暮推瀾榫哂薪細叩難□跛□劍□□□獠孔ㄖ□□∫氳撓侄際侵泄□::迪非□淖罹□實牟糠鄭□□哉獠孔ㄖ□□□鞣蕉琳叩幕隊□Ｕ□繾髡□淞扒把浴敝興□矗捍聳槭俏腋鋈說難芯砍曬□□諶蒞□ㄖ泄□難□械男::導跋非□□創?13世紀的南宋到元明清的小說戲曲的內容﹐這些內容也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某些極富重大意義的活動方面﹐體現了中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領域。為此這部書不僅可以為西方廣大讀者所應用﹐也可以為中國學者參考使用。
　　我國著名學者、翻譯家楊憲益先生與其英藉夫人、著名翻譯家戴乃迭（Yang Gladys）先生合譯的《吳敬梓──儒林外史》﹐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1954年4月號（5─58頁）﹐所譯內容為《儒林外史》的前七回。此七回譯文流暢而精確﹐能夠傳達原著的風格﹐後又收入譯者的《儒林外史》之全譯本《儒林》一書。楊憲益、戴乃迭合譯的《儒林》（The Scholars）﹐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儒林外史》之英文全譯本﹐共五十五回﹐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721頁）。此譯本書前有當代中國著名畫家程十發先生1954年8月所作吳敬梓彩色畫像一幅和現代中國著名作家及評論家吳組緗教授的“序言”一篇﹐書中還有程十發所作插圖多幅﹐書後並附錄《〈儒林外史〉所涉及的官制及科舉制》一文（此文即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教授所作《〈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舉活動和官職名稱》一文的節譯）。1963年和1973年﹐北京外文出版社重印了這個譯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這兩版書中又增加了“小說主要人物表”。1972年﹐美國紐約格羅西特與鄧拉普公司重印了這個譯本﹐附入美籍華裔著名學者、中國文學研究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博士撰寫的“導言”。這篇導言綜合介紹了《儒林外史》的主要內容、寫作時代背景、作者吳敬梓生平以及小說創作的藝術特點﹐並特別指出了小說的三階段藝術結構﹐這個關於《儒林外史》小說藝術結構的觀點﹐後來由美籍華裔著名學者林順夫教授作了詳盡的論述。
　　下面簡略介紹英美學者有關《儒林外史》的一些研究論著。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張中理（音Chang Chung－li）的《中國社會的上流人士﹕論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上流人士的作用》一書﹐是對中國19世紀上流人士各個方面進行綜合研究的專著﹐其中對19世紀中國上流人士集團（Gentry）的活動情況﹐特別是對上流人士的科舉生活有詳盡的描述﹐這同時也是對《儒林外史》創作時代背景和思想內容的深入研究。
　　美國當代加拿大籍華裔著名西洋史、中國遠古、明清史學者何炳棣（Ho﹐Ping－ti 1917年生）教授的《中華帝國成功的梯階﹕社會變動之面面觀》一書﹐1962年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作者又自題漢字書名作《明清社會史論》﹐是對明代社會生活進行廣泛研究的一部學術專著﹐全書共分七章﹐對明代家庭組織、官制、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索。這部專著的第一章題為《社會思想體系與社會成層作用》﹐其中包括對吳敬梓家族的專門研究。作者通過吳敬梓家族的興盛與沒落來窺視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具有獨創的見解。何炳棣教授現為美國全國華人協會副會長、亞洲研究協會會長﹐六七十年代曾四次回國訪問﹐擅長研究14至19世紀的中國史﹐在東西方史學界很有威望。
　　美籍華裔學者王‧蒂莫西‧忠泰（音Wang﹐Timothy Chung－tai）的博士論文《中國小說考証的爭論與諷刺﹕〈儒林外史〉研究》﹐1957年發表於美國斯坦福大學。這篇長文對《儒林外史》研究界出現的不同見解作了綜合性的評論。
　　美國著名學者、中國文學研究家夏志清（Hsia﹐Chih－tsing1921年生）
　　教授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性專著《中國古典小說﹕評論介紹》﹐1968年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所收《儒林》長文（203─244頁）﹐受到東西方學界的推崇。此文認為﹐《儒林外史》乃第一部以儒家觀點極清晰地寫出來的諷刺小說﹐它不同於歷史小說中所表現之儒家英雄主義類型﹐它的儒家思想糅合著政府無能、社會變革無望之悲哀。吳敬梓讚同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格言﹐然而對一刻意求好的吳敬梓來說﹐則恐無“有道”之日。夏志清此文還指出﹐中國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在內﹐難得如《儒林外史》寫出的白話那麼純粹﹐而能代表中國人的語言。由於晚清及民初以來許多小說家的模仿﹐《儒林外史》的白話形式也極有力地影響著現代散文作家。與《儒林外史》同時期的小說﹐無論它的個別成就如何﹐能具備《儒林外史》那樣獨特的形式及技藝上的改革﹐以及對中國小說發展深具影響力的﹐可謂絕無僅有。
　　美國中國文學研究家亨利‧韋爾斯（Henry W。Wells）的論文《論儒林外史》﹐載《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比較研究》第11卷（1974年4月號）﹐又載台灣刊出的英文版《淡江評論》（Tamkang Review）第2期第1號（1971.4﹐143─152頁）﹐此文除對《儒林外史》進行綜合性評述外﹐更著重於采取比較的方法﹐將《儒林外史》與世界文學名著加以比較研究﹐深入剖析了《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和藝術價值。作者認為﹐《儒林外史》是一部極為出色的著作﹐為不爭之實﹐其風格活潑生動﹐刻畫中國文人階層及廣泛社會眾生相﹐實無出其右者。全書充滿濃鬱之人情味。足堪躋身世界文學傑作之林。吳敬梓的藝術風格可與意大利卜伽丘、西班牙塞萬提斯、法國巴爾紮克或英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韋爾斯還認為﹐《儒林外史》表面上是寫實主義文學不二之圭臬﹐而本質實富詩意。這是一部諷刺迂腐與賣弄的作品﹐然而卻可稱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經據典、最饒詩意的散文敘述體之規范。吳敬梓能夠像神喻一樣﹐隱掩自己的觀點﹐甚至比神喻更為幽邈。其文辭表面看似明白易解﹐於哲學層次上﹐實乃不妥協。莎士比亞與吳敬梓頗為類似﹐兩人皆甚少以作者身份發言。然而﹐莎氏之價值觀不難判斷﹐吳敬梓內心則是一個難解之謎。吳敬梓不寫通俗小說常見的英雄或惡霸﹐乃取代以不明確之曖昧﹐少有作品在反諷上如此曖昧不清﹐在用意上是如此難以捉摸。如果一位西方作家在描寫社會現實、社會風俗及道德問題時具有和吳敬梓相同的稟賦﹐他必然會提出更為清晰的價值體系。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在中國文學裡﹐沒有一本書像《儒林外史》那樣在詮釋上具有這麼多的問題。
　　美國中國思想史研究家保羅‧斯坦利‧羅普（paul Stanley Ropp 1944年生）的哲學博士論文《清初社會與評論家﹕吳敬梓的生平與時代》﹐1974年由安阿伯密執安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著重研究吳敬梓對清初政治與科舉制的抨擊﹐以及他對婦女的同情、民眾迷信的揭露等。作者認為﹐吳敬梓是一個對社會有責任心的儒家人物﹐但他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卻是蒼白無力的。
　　美國著名華裔學者、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家高友工（Kao﹐Yu－Kung）教授所撰論文《中國記敘文傳統中的抒情想象力﹕讀〈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收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中國的記敘文﹕評論文集》一書﹐此文著重研究中國詩歌傳統中抒情手段對記敘文體的影響（包括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探討婄F煌□奶逯惺闈槭侄斡胂胂罅Φ慕渙鰲Ｗ髡呷銜□□逗□□巍酚搿度□滯饈貳方允□餘ㄓ簦□□鞘峭□奔壇辛酥泄□切□邐難□褪□柚□□車摹?
　　關於《儒林外史》的藝術結構﹐一向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美籍華裔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密執安大學中文系教授林順夫（Lin Shuen－fu）所著《〈儒林外史〉的禮及其敘事體結構》﹐是一篇很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亦收入普林斯頓大學1977年出版的《中國的記敘文﹕評論文集》（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一書。此文將《儒林外史》的內容與形式緊密聯系起來﹐認為全書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出場次序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體現了作者的世界觀和完整的藝術構思。林順夫指出﹐在本世紀初期﹐有些學者認為《儒林外史》的藝術結構極不完整﹐他們往往把這部諷刺文學作品看成缺乏完整構思的連環短篇故事﹐這種看法是由於不理解《儒林外史》獨有的內部統一的構思﹐而對集中統一之情節結構（這是西方小說的典型結構）的一種偏愛﹐是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受到西方文藝思想影響的結果。1918年蔣瑞藻編輯的《小說考証‧拾遺》中收錄了兩則不知姓名的學人對《儒林外史》藝術結構和文字的評論﹐認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鬆懈”、全書“有枝而無幹”﹐同時又認為《儒林外史》的文字可謂“白話之正宗”。從這兩個觀點﹐我們可以推測出這位不知姓名的學人的話﹐大約是在1917年文學革命中寫的。因為當時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正提倡按照西方的理論、用白話文來創作新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這位不知姓名的學人﹐也許正是受到西方小說的某些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對《儒林外史》發表了上述的見解。林順夫還指出﹐胡適責備《儒林外史》“沒有布局”、“沒有總的結構”（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這種片面挑剔中國文化毛病的偏見﹐其根源也正是局限於西方文化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說情節結構的模式。為此﹐林順夫呼吁﹐為了深入理解《儒林外史》特殊的藝術結構模式﹐我們必須首先從本世紀早期受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影響很深的中國學者們的上述基本觀點中解放出來。
　　林順夫認為﹐《儒林外史》藝術結構所體現出的條理性和完整性﹐決不比任何西方小說名著遜色。傳統的中國小說很少集中描寫一個人物的發展﹐或者集中敘述一個社會現象的過程﹐而多是描寫廣大凡人之間的復雜的相互關系﹐這與其說是固定中心﹐不如說是可移動中心。《儒林外史》在每一回中集中描寫一兩個主要人物和幾個次要人物﹐構成一幅特定的社會景象﹐這些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下一回裡退居主要情節以外﹐或者從情節中消失﹐我們隻有讀過整部小說以後﹐才能獲得對它的總的輪廓的認識。《儒林外史》的結構模式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傳統小說的模式﹐不能說作者缺少通盤計劃的考慮。這部小說結構的頂點是對泰伯崇敬的儀式﹐書中一切理想化的優秀知識分子都忠於泰伯。這些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希望用舉行儀式的行動來恢復禮儀的教育﹐但他們的希望因受到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而落空了。結果﹐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夢想被這種科舉考試制度所腐蝕﹐這種制度隻鼓勵那些熟讀八股文章而追求富貴功名的人。禮儀因素（作者道德觀念的核心）在《儒林外史》的藝術結構上有兩個功能﹐第一﹐它將一連串分散的插曲組織成幾個較大的集中的部分﹔第二﹐它又將這些較大的部分組織成一部完整的小說。全書第一回的楔子完成了一個特殊的任務﹐它以一個能夠包容全書主要輪廓的虛構故事闡明了小說的主題﹐這個虛構故事即是作為知識分子楷模的王冕傳。三十六回寫虞博士、書末寫四個不同類型的藝人﹐他們是作為楷模人物形象與楔子所提出的理想相呼應的。
　　林順夫同時認為﹐《儒林外史》全書可劃分為三個部分（也可以說三個階段）。第一部分（二至三十回）集中寫了兩類知識分子﹐第一類知識分子企圖通過科舉考試以求得功名富貴﹔第二類知識分子完全拒絕這種考試而追求隱居生活。在這一部分裡﹐小說作者是以十二回的鶯脰湖聚會、十八回的西湖詩會和三十回的莫愁湖品第花案三個事件為中心來組織故事情節的。這三次文人的聚合﹐正像《水滸傳》運用宴會形式來聚合分散在全國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一樣。第二部分（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以泰伯祠祭祀的完善準備來組織故事情節﹐小說作者的筆調從諷刺轉到寫實﹐集中描寫更為不尋常的優秀知識分子。祭泰伯大典使全書故事發展達到了最高潮﹐它集合了24位知識分子、16個樂師和36個表演禮儀舞蹈童子﹐總共76人。第三部分（三十八回至書末）從內容上看顯得零亂冗長﹐但這決不是作者創作才能的衰退﹐作者是通過這一部分內容來暗示本書的中心人物所珍愛的道德理想的徹底失敗。我們以泰伯祠祭祀大典作為分界線﹐能夠從兩個方面清楚地看到《儒林外史》三個部分的組成情況。書末寫了擅長琴、棋、書、畫的四位奇人﹐這正如夏志清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個結尾表達了一種樂觀的暗示﹐它與小說開場的悲觀的論調形成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結尾應該說是儒家思想“禮失而求諸野”的體現。
　　林順夫這篇著名的論文最後指出﹐《儒林外史》的整體內容和結構反映了中國人的“前期的”世界觀。吳敬梓生活在清朝最強盛和最繁榮的時期﹐生活在中國人在外國侵略的猛烈進攻和西方壓力的影響下開始對他們的文化喪失信心以前的時期﹐因此﹐他不能像“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進行挑戰。假如吳敬梓感覺到在他生活的時代中國文化已經衰退的話﹐他就能體察到他的唯一的禮儀化世界的理想是無法實現的。
　　另外﹐由美國學者楊力宇（Winston﹐L。Y。Yang）、李培德（Peter Li）
　　及內森茅（Nathan K。Mao）合作編著的《中國古典小說》﹐1978年由美國波士頓G。K。霍爾公司出版。本書有專節介紹國外翻譯研究《儒林外史》的概況﹐並附西文論著《儒林外史》提要目錄。這部參考工具書對東西方學者研究《儒林外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法國、德國、西班牙對《儒林外史》的翻譯與研究



　　《儒林外史》在法國是作為世界小說名著之一進行翻譯、介紹和研究的。法國權威性的拉魯斯大百科全書在“中國小說”條目中寫道﹕《儒林外史》是一部最優秀的諷刺小說﹐它由一個個生動的短篇故事組成。作者吳敬梓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他通過小說尖銳地諷刺了由於官吏的僵化而造成的極端腐敗的社會﹐這個社會充滿了虛偽和出賣靈魂的人物。”
　　在本世紀30年代﹐一批旅法中國學者為把《儒林外史》介紹給法國讀者﹐首先立下了汗馬功勞。第一個譯出《儒林外史》之片段法譯文的﹐是旅居法國的中國學者、裡昂大學教授徐仲年（HsｕSung－nien）博士。他的譯文題為《范進中舉》﹐收入他的譯著《中國詩文選》一書（282─293頁）﹐1933年由巴黎德拉格拉夫書局出版（全書共445頁）。所譯內容即《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這是根據上海亞東書局1922年《儒林外史》排印本譯出的。同年﹐由巴黎韋加出版社出版的旅法中國學者吳益泰（Ou﹐ITai）的《論中國小說﹕書目與批評》一書的115─118頁﹐收有《儒林外史》的二段法譯文﹐一段題作《馬二先生》﹐一段題作《兩學士﹕張靜齋與范進》﹐即《儒林外史》第四回和第十四回的摘譯評介。此書為吳益泰的博士論文。又﹐同年由巴黎L。羅德斯坦書局出版的旅法中國學者賀師俊（Ho Hsih－Chun）的專著《論儒林外史﹕文學小說》一書（共207頁）中﹐也收有《儒林外史》的多段譯文。此書為賀士俊的博士論文﹐全書對《儒林外史》的內容、思想和藝術﹐都作了介紹和評論。書中並附有程晉芳《吳敬梓傳》的譯文。
　　本世紀4O年代﹐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的譯著明顯減少。但從50年代末期開始﹐法國卻出現了譯介和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新的熱潮。推動這一熱潮的動力﹐是195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一項決議。此決議計劃編譯一套東方國家的文化名著﹐定名“東方知識叢書”﹐交由巴黎最著名的伽俐瑪出版社出版。當時負責此項工作的法蘭西院士、作家羅歇‧卡約先生和著名的比較文學教授、東方學家、作家艾田蒲（R。E’tiemble）先生﹐決定把《水滸傳》、《金瓶梅》、《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17種中國文學名著列入這套叢書﹐約請精通中法文的專家進行翻譯。經過多位法國漢學家的辛勤勞動﹐這些著名的中國文學作品陸續以高質量全新譯本在法國面世。《儒林外史》法文全譯本由旅法學者張復蕊（Tchang Fou－Jouei）翻譯﹐1976年由巴黎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由於張復蕊的譯筆流暢生動﹐能傳達原著的風格﹐故這一法譯本受到了法國廣大的讀者的喜愛。法國著名中國明清小說研究家和翻譯家、波爾多第三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雷威安（Andre‘Le'vy1925年生）為這一譯本所撰寫的長篇《序言》﹐被視為法國漢學界研究中國明清小說的代表佳作之一。雷威安教授在這篇《序言》中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舉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態的“最細膩的詼諧傑作”﹔在吳敬梓生活的時代﹐具有近千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部非人化的機器﹐沒有能力辨別它本應識別的個人德行﹐而過分刺激追求功名野心”﹐浸蝕著一代代士人的靈魂﹐任何一位士人似乎都無法避免仕途經濟的文化選擇﹐無法逃脫科舉的戕害。吳敬梓作為這一“文化圈”中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傑出的藝術家﹐不能不拿起筆寫下《儒林外史》這樣一部揭露科舉毒害、批判文化醜行的傑作。“吳敬梓並非是對這一制度提出批評的第一人﹐不過﹐他沒有重復別人的批評”﹐他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即諷刺的藝術來展示士人一個個被腐蝕的靈魂﹐來“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會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諷刺“交織著愛與恨”﹐是“最成功的諷刺”﹐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
　　法國著名漢學家皮埃爾──艾蒂安‧維爾（Pierre─EtienneWill）所撰《從〈水滸傳〉到〈儒林外史〉》（載巴黎《批評》雜志〔Cri－tique〕﹐第411─412期）﹐是將《儒林外史》與《水滸傳》兩部中國古典名著進行比較研究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認為﹐雖然《儒林外史》和《水滸傳》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環境存在著很大差別﹐雖然《儒林外史》對於以儒家思想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較之《水滸傳》“可能更帶悲觀色彩﹐是一種與儒家世界觀不能分割的悲觀主義”﹐但兩部小說的共同之點則是“都圍繞著國家問題展開描寫”﹐兩書中的人物對封建朝廷的關系都面臨著進退維谷的選擇﹕樑山英雄們並非都同意在適當的時候結束流寇生活而去效忠宋王朝﹐《外史》中的文士也同樣存在著究竟是獨善其身還是參政入世的矛盾。兩部小說在布局層次上也頗為相似﹕都是屜格式的構築﹐都用個人命運來自由地串聯故事﹐都采用團聚的方式來標示全書的高潮﹐這在《水滸傳》是第七十一回“樑山泊英雄排座次”﹐《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名賢主祭”。兩書中的許多場面分別構成了它們頌揚各自的中心價值的節拍﹐如《儒林外史》中的“詩會”﹐《芊憤騿憚蟦惚亹珧溥﹜隉慼摩D度□滯饈貳酚搿端□按□返囊桓鮒匾□鄣閌牽□□欠直鴇硐至酥泄□糯□匚拇□秤□形渚□窳焦晌幕□繃鰲＃ｕ渭□□稚□闆噸泄□難□詵ｕ□罰?
　　德國於1962年出版了由旅德中國學者楊恩霖（Yang En－lin）與德國學者格哈德‧旅米特（Gerhard Schimitt）合譯、由德國著名學者諾亞‧基彭霍伊爾與弗裡德裡希‧明科維茨校改潤色的高質量的德文全譯本《儒林外史》﹐出版者為魏瑪古斯道夫‧基彭霍伊爾出版社。這是根據嘉慶八年（1803）刊臥閒草堂本譯出的﹐平裝本1201頁﹐精裝再版本831頁﹐封面印有楊恩霖先生墨筆題寫的漢字《儒林外史》書名。此德文全譯本所附德國著名漢學家伊爾瑪‧彼得斯（Irma Peters）撰寫的長篇跋文﹐可說是德國漢學界研究《儒林外史》的代表性作品。
　　彼得斯在這篇跋文中認為﹐吳敬梓之所以創作出《儒林外史》這樣傑出的諷刺小說﹐是與他所具有的進步思想分不開的。吳敬梓的進步思想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受父親的影響﹐這種影響見之於他的輕視功名利祿﹐重視教養、學識和做人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是受清初啟蒙思想家顧炎武（1613─1682）和顏元（1635─1704）的影響。顧炎武要求把古代學說與當今的問題聯系起來﹐做到古為今用﹐顏元則十分重視勞動者對社會的貢獻﹐顧和顏都反對八股文﹐主張研究科學與技術﹐重視實踐在知識過程中的作用﹐這些影響均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對儒生們的諷刺描寫﹐並非為了取悅讀者﹐他的意圖是嚴肅的。由於他的教養﹐他十分關懷儒生們的命運。儒林的不斷退化﹐科學能力和道德品質的淪喪﹐以及對權力和財富的貪求﹐都使他十分悲傷。我們從《儒林外史》描寫復古的努力也可以看出吳敬梓的儒家教育的影響。除了批判科舉制度外﹐《儒林外史》還以廣闊的篇幅抨擊了封建道德的藺郘萴B妗＠□繾髡叻炊閱涉□□髡乓環蛞黃拗啤Ｗ髡叨圓輝缸餮紊替□□擁僥暇┤□孔允稱淞ι□畹納蚯碇□□□□椋□□摶墑且環縈賂業母姘祝□淮味苑飩ｕ□車奶粽劍□淮味願九□降鵲匚壞暮粲酢?
　　關於《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彼得斯認為﹐作者的諷刺特點是讓反面人物通過言行不一的方式來暴露自己﹐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作者不對此發表評價。他寧願讓讀者自己利用所描寫的事實去思考和判斷﹐讓讀者去認識這種狀況的荒謬無理。諷刺的力量還由於小說所使用的簡樸的群眾語言而加強﹐這種語言能使作品為廣泛階層的讀者所接受。這種群眾性語言的使用同文人們所宣傳的文學語言相比﹐表現了作者的又一成就。至於《儒林外史》的藝術結構﹐彼得斯也讚同它是一部完整的長篇小說的看法。因為小說雖然人物繁多、情節復雜﹐但仍有其主要人物﹐全書仍貫穿著一條紅線﹐那就是它反對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反對科場舉子對於功名富貴的追逐、反對封建道德的某些原則立場。彼得斯強調吳敬梓所采用的小說結構形式完好地表現了全書的內容﹐它通過人物和事件的豐富性傳達了儒士們和官場的一幅廣泛的繁復的畫面。《儒林外史》的結構形式無疑對晚清小說起過極大的影響。彼得斯這篇跋文最後談到這個德文全譯本《儒林外史》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義﹐他寫道﹕“本書將使德國讀者看到一個相當陌生、異樣、因而也十分有趣的世界﹐這個世界在今天的中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條件下早已成為陳跡了。我們讀了這些過去的事物﹐將會更好地理解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完成的巨大變化﹐同時還會懂得這個變化又是多麼必要。”這段話也同時表現出彼得斯等德國漢學家對我國人民的友好態度。（彼得斯這篇跋文曾由柳如箏全文譯出﹐載於《河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
　　西班牙文全譯本《儒林外史》於1991年6月由巴塞羅那的塞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譯者為西班牙中年學者勞‧拉米雷斯（Laureano Ramirez）。這個譯本剛一出版﹐立即引起西班牙學界和新聞界的濃厚興趣。西班牙《五天報》1991年7月10日登載拉蒙‧布恩納萬杜拉（Ramon Buenaventura）題為《中國的諷刺》的評論文章﹐其中寫道﹕“可以肯定﹐這將是夏季裡一部很好的讀物。閱讀它﹐需要悠然自得﹐需要平心靜氣﹐慢慢地溢出苦澀的微笑。這是一部優美的古典作品﹐它超越時代﹐超越文化﹐也超越膚色。這就是勞雷阿諾‧拉米雷斯翻譯的吳敬梓的小說《儒林外史》。。。因為切身的經歷﹐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僅抨擊了科舉考試制度﹐而且也抨擊了那些數年閉門讀書隻為金榜題名的文人。這些人功成名就﹐為的不過是過上安逸、安閒、無所事事的日子。這部小說吳敬梓原本可以寫成他自身經歷的血淚帳﹐但作家的才能使他超越了這種局限。豐滿的人物形象﹐各種各樣的軼聞趣事以及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非凡的觀察力﹐逐漸使我們確信展現在眼前的確定是一幅充滿辛辣諷刺的社會風俗畫。這部五百頁的書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完整、深奧、僵化、獨特的世界﹐是一本教科書。”關於這一譯本的翻譯水平和譯者所作的其它工作﹐布恩納萬杜拉此文評論說﹕“這部書以非常細膩的方式介紹給讀者﹐它有精辟的前言、完整的注釋以及對歷史事件的必要說明。（這些說明絲毫不使讀者感到怪誕﹐如讀者不感興趣﹐可以略過不看﹐或在需要的時候再重讀它們。）由於這部小說不同於我們的文化﹐甚至不同於我們的歷史觀﹐這樣的閱讀是唯一有益的閱讀方式。”布恩納萬杜拉不懂中文﹐但他認為﹕“同英文譯本相比﹐西班牙譯本更真實﹐更值得一讀。譯者的西班牙譯文是非常出色的。”
　　拉米雷斯為翻譯這一《儒林外史》的全譯本花了六年多業余時光﹐由於譯文的確非常出色﹐他的這一譯本榮獲西班牙國家翻譯獎。這一譯本的初版5000冊在巴塞羅納印出後﹐很快即銷售一空。
　　勞‧拉米雷斯1949年1月11日出生於馬德裡﹐1975年從馬德裡中央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來到中國﹐在西班牙駐北京大使館工作﹐他原計劃隻在中國呆兩年﹐沒想到被中國豐富的文化所吸引而長期停留下來。1979年﹐他進入北京語言學院現代漢語專業學習﹐此時他結識了一位在北京大學學習現代漢語的西班牙姑娘拉‧羅維塔﹐並同她結為伉儷。1984年﹐他翻譯了中國現代小說沈從文的《丈夫》、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和葉聖陶的《倪煥之》﹐均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5年﹐他與妻子合作翻譯中國古典小說《聊齋志異選》﹐並於當年由西班牙聯合出版社出版﹐這為他隨後從事《儒林外史》翻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儒林外史》現實主義的主題和傑出的諷刺藝術深深打動了他﹐自1985年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這部小說的研究和翻譯工作中來﹐小說精煉、樸實、幽默的語言使他陶醉﹐他常常為一個詞的準確翻譯考慮整整一天的時間。功夫不負有心人﹐六年多辛勤筆耕的碩果使他一舉成名﹐當1991年6月4日《儒林外史》全譯本榮獲西班牙國家翻譯獎時﹐西班牙國王岡薩雷斯親自給他發了賀電﹐祝賀他翻譯事業的成功和他為中國西班牙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貢獻。拉米雷斯現任巴塞羅那自治大學中文翻譯西班牙文教授﹐他的《儒林外史》譯本在西班牙暢銷﹐也促使西班牙的出版商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如今正打算在西班牙多出版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所以﹐拉米雷斯翻譯《儒林外史》的成功﹐在中國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史上是應該大書一筆的。



　　俄羅斯、羅馬尼亞對《儒林外史》的翻譯與研究



　　俄羅斯漢學界對於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儒林外史》的譯介始於本世紀20年代末﹐前蘇聯著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家、高級研究員伊萬諾夫（漢名伊文﹐□□□□□□□。□。1885─1942）博士所選擇的《儒林外史》一至八回﹐連載於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衛軍》（□□□□□□□□□□□□□□）雜志第18期（32─45頁）、第19期（38─49頁）、第20期（23─41頁）和第21期（37─48頁）。伊萬諾夫還寫過長篇文章《論〈儒林外史〉》（載《文學評論集》1940年第9期）﹐對《儒林外史》的時代背景、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紹與評論。因為伊萬諾夫是著名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家﹐他的這篇論文特別從歷史學的角度對清代科舉制度的虛偽和腐敗進行了廣泛的探研。
　　到了50年代﹐前蘇聯的許多漢學家由於有機會到中國深造和訪問﹐更多地了解了中國的文學藝術﹐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他們懷著極大的熱情紛紛翻譯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名著﹐同時也形成了研究中國文學作品的高潮。在這一熱潮中﹐《儒林外史》的俄文全譯本由俄羅斯當代著名漢學家、中國明清小說研究家、高級研究員、現任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教授華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1926年生）翻譯完成﹐並於1959年由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全書631頁）。這個全譯本是根據1954年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十五回本譯出的﹐譯文質量高超﹐能傳達原著風貌。書中附有程十發所作插圖﹐以及華克生所作的長篇《序言》。華克生曾在北京大學學習﹐專攻明清小說﹐由於他對《儒林外史》有深入研究﹐這篇《前言》頗見功力。他寫道﹕“1754年12月的一天﹐在中國中部一個城市──揚州﹐卓越的諷刺藝術家吳敬梓悄然離開了人世﹐他的死﹐對這個城市來說甚至是不知不覺的。揚州市民很少有人知道他們身邊住著一位有名的大作家﹐相識的人也隻知道他是一個不得志的貧窮的詩人。然債P□餼磋魘強捎脛泄□□飛獻釵按□淖骷也12□肭□摹Ｋ□□垂□磯嗍□瑁□鬩源□硭□囊帳醭刪偷氖欠澩絛::怠度□滯饈貳貳Ｕ獠啃::凳親骷易吭教觳諾睦□癱□□鋇澆裉歟□□允侵泄□糯□難□牡浞蹲髕分□弧﹗薄罷獠啃::檔哪諶鶯萇□□□髡弒舊淼腦睦□□□拿櫳聰改宥□羈獺Ｕ□襉磯嚶□砸帳醮笫σ謊□□餼磋魎□崍兜奈難□□允欠淺Ｉ□□11拭饔辛Φ模□□柚□宋鋃曰澳芄煌純熗芾斕亟衣度宋□哪諦氖瀾紜１熱紓□頤翹□焦鄙□鎦粗械奶竿攏□15嘆湍芘卸銑穌饈歉銎□雍臀蘩擔晃頤翹□街芙□蚍督齣奶竿攏□芄淮硬煌□嵌雀芯跛□悄諦牡目招楹兔煨　Ｎ餼磋□惴涸擻霉糯□槊嬗□浴19竇淇諭酚□砸約把櫨鎩７子錚□袒□霾煌□宋鐨願裉卣鰲Ｋ□運□男::鄧涫竊諏礁鍪蘭橢□巴瓿傻模□裉烊勻壞玫街泄□嗣竦鈉氈槿勸□Ｎ摶傻兀□ｕ□獠啃::擔□樟□ｎ穸懶□澹╖琳咭部梢願□嗟亓私□按籩泄□嗣竦墓□□□貳﹗?
　　自50年代以來﹐前蘇聯和俄羅斯漢學家發表的有關《儒林外史》的譯著有﹕柯切托娃（□□□□□□□□□。□。）的《儒林外史論集》﹐這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儒林外史》一書的摘譯﹐收入《文摘》（□□□。□□）1955年第12期﹔華克生的《十八世紀吳敬梓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載《國際關系研究所學報》（□□□□□□□□□□□□□□□□）1959年第1期﹔華克生的《十八世紀中國諷刺文學家吳敬梓及其小說〈儒林外史〉》﹐1962年由莫斯科大學附屬東方語言研究所出版（364頁）﹐為作者副博士論文﹔華克生的《十八世紀中國諷刺小說的人道主義傾向》﹐載前蘇聯科學院《亞非民族研究所簡報》1963年第63期﹔菲什曼的《啟蒙時期的中國長篇小說》（1966年出版）﹔波茲涅耶娃的《小說〈儒林外史〉中吳敬梓的諷刺對象及其理想人物》﹐收入《東方文學吤ゥ慰腄敵隙搡`畚募□罰?1970年出版）﹔華克生的《中國古代作家在情節和語言提煉上的成就》﹐收入《中國文學研究》一書（142─173頁）等。從以上論著可見﹐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學者中仍以現任莫斯科大學教授華克生的成績較為突出。他的上述的幾篇研究論著都不乏深刻見解。例如他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社會揭露性的文學作品﹐其矛頭並不是針對個別人﹐而是指向整個官僚階層和學界顯貴﹐因此小說裡的反面形象畫廊顯得特別豐富多采。華克生把《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和理想人物歸為三類﹕即博通之士、新起的一代、來自民間的英雄人物。他分析王冕這個人物的形象時說﹐作家通過這個形象表達了要求精神自由的思想。華克生認為﹐吳敬梓的一些觀點體現著儒家思想的本質﹐但儒家信條對吳敬梓來說又不是牢固不可破的﹐隨著對生活的深入認識以及與當時先進思想的接觸﹐這些信條在吳敬梓思想上逐漸發生了動搖。談到《儒林外史》的寫作技巧時﹐華克生特別強調諷刺的典型化手法以及隱喻的運用﹐同時強調這部小說與以前的長篇小說相比有了許多創新的東西﹐這包括完全擺脫民間說書的傳統形式、取消作者旁白、很少摻雜詩詞﹐等等。前蘇聯著名女漢學家、明清小說研究家菲什曼（□□□□□□□。□。1919─1986）教授的專著《啟蒙時期的中國長篇諷刺小說》（1966年出版）﹐全書共分五章﹐是從中外小說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的諷刺小說﹐實際上著重探研了中國諷刺小說的發展歷史。這部專著所涉及的中國小說有《西遊記》、《西遊補》、《鐘馗捉鬼傳》、《金瓶梅》、《紅樓夢》、《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等﹐菲什曼認為﹐中國小說體裁的演變過程是有規律可循的﹐先出現幻想小說（《西遊記》）﹐接著是生活愛情小說（《金瓶梅》）﹐最後才是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間撰衙禳摹ゥ撫u業墓勰畋浠□□陶□妹芮邢喙兀□比嗣前閻□□瀾緲醋饔心持稚衩亓α恐□涫保□荒艽醋骰孟胄::擔簧醞硎逼塚□骷冶硐殖齠雜諶吮舊懟６雜諶說納□詈透惺艿墓刈Ⅲ□勻瘓統魷中瓷□詈桶□櫚男::擔蛔詈螅□捎誆宦□質島陀辛ν幾謀湎質檔腦竿□□憒偈棺骷胰□捶澩絛::擔□□庹□巧緇崴汲保□乇鶚瞧裘稍碩□枷氳撓跋□７剖猜□尥□泄□費□液鍆飴□墓鄣悖□銜□泄□?17至18世紀也出現了啟蒙運動﹐她就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自《西遊記》至《儒林外史》、《鏡花緣》等一系列明清小說﹐特別是《儒林外史》和《鏡花緣》兩部小說的諷刺內涵。她說﹕到了啟蒙時期﹐“人道主義”思想已經具有了新的特性﹐它提出的已經不是單個人的幸福﹐而是全社會的安寧。這樣﹐隻有在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下﹐人們才能普遍得到幸福。而吳敬梓、李汝珍同伏爾泰、盧梭的理想一樣﹐正是追求這種“文明國家”或“理想的共和國”。《儒林外史》和《鏡花緣》兩部小說所批判的社會弊病恰恰是作家們力圖加以改變的不合理現實。菲什曼這部專著在前蘇聯曾引起持續多年的熱烈爭論。（參見李明濱著《中國文學在蘇聯》）
　　前蘇聯另一位著名女漢學家、中國哲學與文學研究家、莫斯科大學東方語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波茲涅耶娃（□□□□□□□□□□。□。1908─1974）的《小說〈儒林外史〉中吳敬梓的諷刺對象及其理想人物》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吳敬梓的進步思想與早期啟蒙主義者特別是李贄的思想是有密切聯系的。另外﹐作為前蘇聯高等大學教材的《東方文學史》四卷本﹐由波茲涅耶娃主編前三卷﹐此四卷本分別定名為《古代東方文學》（1976年出版）、《中世紀東方文學》（1970年出版）、《近代東方文學》（1975年出版）、《現代東方文學》（1977年出版）﹐《近代東方文學》的斷代是從17世紀後半期딿20世紀初（即清代文學）﹐其中有論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的專章﹐此專章的作者為華克生等。這部大部頭的教課書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俄羅斯當代著名漢學家、中國俗文學研究家、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通訊院士李福清（□□□□□□□。□。1932年生）的專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一書中﹐亦有對《儒林外史》評論的綜合介紹﹐此書由我國著名翻譯家、北京圖書館前副館長田大畏譯為中文本﹐1987年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羅馬尼亞文的《儒林外史》全譯本﹐是由羅馬尼亞著名女漢學家拉迪安‧東妮（漢名蔣東妮﹐Radian﹐Toni﹐1930年生）翻譯的﹐1982年由布加勒斯特世界文學出版社出版。蔣東妮1952年至1959年曾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習﹐回國後一直在布加勒斯特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東方語言教研室教授漢語﹐對明清小說進行了長期的研究﹐1966年她的《聊齋志異選》羅譯本由布加勒斯特世界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對她翻譯《儒林外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她的羅文全譯本《儒林外史》得到羅馬尼亞一些漢學家和留學羅馬尼亞的中國女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玉珠的悉心幫助﹐故譯文能忠實原作﹐且流暢優美﹐出版後引起了羅馬尼亞讀者的極大興趣。



　　日本對《儒林外史》的翻譯與研究



　　今知日本最早的《儒林外史》譯本﹐是明治十三年（1880）高田義甫訓點的《儒林外史》之第一回和第二回。日本第一個《儒林外史》的全譯本﹐由小田岳夫（1900年生）譯出﹐1947年由東方社出版。繼小田岳夫之後潛心研究與翻譯《儒林外史》的﹐當數東京學藝大學教授稻田孝（1915年生）。稻田孝所編譯的《儒林外史》全譯本﹐列作1959─1961年由平凡社出版的三十三卷本《中國古典文學全集》之第二十三卷﹐此全譯本1968年又出了修訂版﹐收袓N□□□盡噸泄□諾湮難□笙怠返牡謁氖□□恚□僑氈窘銜□ㄐ械囊恢忠氡盡?
　　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出版的各種文學史、小說史中﹐大都有對於《儒林外史》的評論與介紹﹐故《儒林外史》亦為日本讀者所了解。東京帝國大學的中文系著名教授鹽谷溫（1878─1963）於本世紀初對中國小說戲曲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被稱為東京大學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第一位具有近代學術思想的學者﹐他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有孫俍工中譯本）在我國曾多次重印﹐書中指出《儒林外史》“是暴露那空老科場間的書生氣質”的一部小說﹐它透辟地剖析了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京都派中國學的著名學者青木正兒教授（1887─1964）對《儒林外史》有更多的關注﹐他在專著《中國文學概說》（有郭虛中和隋樹森兩種中譯本）中寫道﹕“可以認為社會小說者﹐有清乾隆間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此書乃描寫當時讀書階級之側面觀﹐並兼寫作者自身及其周圍之文人生活者。它是嘲罵為舉子業的齷齪的時文之士﹐而為文藝之士吐萬丈之氣的痛快的作品。這部小說﹐結構上形成了一種新體﹐即情節逐一逐一地順著台面布景轉移下去﹐前後之起伏照應都沒有的﹐各事件之終局也沒有﹐始終一貫的脈絡也沒有﹐這是他獨有的體裁。雖其描寫之纖巧與行文之流麗﹐遜於《金瓶》、《紅樓》﹐結構之博大與筆致之遒勁不及《水滸》﹐但其嘲世諷俗之真摯味﹐給讀者一種深刻的印象﹐書卷之氣﹐盎然浮動﹐在這點上﹐是無與倫比的﹐所以當然應與《紅樓》並列做為小說之雙璧吧。”東京大學文學部主任教授前野直彬（1920年生）對《儒林外史》也很有研究﹐他十分重視《儒林外史》的結構。他認為﹐《儒林外史》當中不存在所謂中心人物﹐小說整體由許多小故事構成﹐小故事與小故事之間雖然有某些聯系﹐但並沒有設定貫穿全書翔x魅斯□肭榻淞Ｋ□□比銜□□啊度□滯饈貳返那榻誑梢運凳怯商囟ｕ目佔洌ㄎ杼ｕ筇逑薅ㄔ誚□希┬箍□模□::得櫳闖雋私□細韉厝□值鬧種智樘□□渲屑扔欣□【枘研量嘀芯傯□先倩□還籩□鏡娜耍□燦屑復溫淶詰穆扯壑□牛□褂卸雜κ運懶誦牡南縞稹２還蓯悄囊桓觶□淙歡際嗆汀□□幀□庾□氐拇什幌喑頻男∪宋錚□□□飴醭□徊嚼純矗□突崦靼茲□際切╛溝慍雋嗣□〉摹17釗爍械嬌尚Φ囊換鍶恕２還□□狻□□飴醭□徊健□涫凳遣蝗菀椎模□齙攪蘇庖壞悖□ΠＥ俏餼磋魑難□曬Φ鈉躉□﹗?
　　此外﹐前野直彬及日本著名學者岡村繁等﹐都曾將《儒林外史》和其他中國古典小說名著進行多方面的比較研究﹐對《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藝術特點作了不少中肯的評價。（參見南京大學出版社版《儒林外史辭典》中王曉平所撰條目）為省篇幅﹐以下僅列舉重要論著選目﹐以見日本學者歷年研究《儒林外史》的概貌﹕



　　韓國對《儒林外史》的翻譯與研究



　　據韓國學者趙寬熙博士介紹﹐現行的《儒林外史》韓譯本﹐主要有兩種。最早譯出《儒林外史》韓譯本的學者﹐是陳起煥先生。此書分上、中、下三卷﹐每卷末都有譯者說明﹐共987頁。上卷卷首譯有閒齋老人序文一篇。全書是譯者采用忠於原文的直譯方式譯出的。由於是直譯法﹐譯文不夠流暢﹐有些譯筆還顯生澀。此譯本1990年由漢城明文堂出版。1991年韓國■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種《儒林外史》的韓文譯本﹐是中國延邊大學崔承一、崔奉春、張義源三位教授全譯本之翻印本﹐全書亦為三卷本﹐共933頁。第一卷卷首有序文和主要人物表。此譯本的譯文比較流暢通達﹐但誤譯不少﹐如將季遐年的人名誤譯成“假年”﹐將吳敬梓的“梓”字錯譯為“xin”音等。韓國在翻印這一譯本時對譯文作了修改和潤色。
　　韓國學者研究《儒林外史》始於本世紀60年代初期。據初步統計﹐三十余年以來﹐發表有博士論文一篇﹐碩士論文八篇﹐專題論文九篇及書評二篇﹐



　　越南文譯本《儒林外史》



　　越南文譯本《儒林外史》由越南漢學家、翻譯家潘武及汝成合作翻譯﹐1961年4月由越南河內文學院文化出版社出版。這是根據1959年中國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版本譯出的﹐全書分為三冊﹐為五十五回全譯本。此譯本書前所附譯者撰寫的《序言》分作《作者》、《作品的現實性》、《作品的民主思想》和《作品的藝術性》四個部分。《作品的現實性》部分有雲﹕“對比儒生們喪失人格的百態﹐作者還塑造了一些下層人物的形象﹐而且不隱瞞自己對他們的好感﹐並把他們帶進儒林的歷史中去﹐把他們看成真儒。這一作法在文學作品中還是罕見的。”《作品的民主思想》部分有雲﹕“吳敬梓描畫了一幅清朝社會的逼真的圖畫﹐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作者接受了當時的一些民主思想﹐特別是黃宗羲和顧炎武的民主思想。”《作品的藝術性》部分有雲﹕“《儒林外史》所采用的諷刺藝術手法﹐完全像十九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手法。作者尖銳地批判了社會現實﹐並且作了極其深刻的描繪﹐不是給幾個人物寫傳﹐而是給儒生們寫歷史。”另外﹐這篇《序言》在談到譯本的翻譯工作時﹐還寫道﹕“《儒林外史》的文字別具一格﹐有史家文字的特色﹐遣詞造句往往包含著批判和諷刺意味。這樣的文字表面看來樸實無華﹐仔細推敲就使人感到作者駕馭語言的高度藝術技巧。這種情況也使人聯想到吳敬梓之前的司馬遷和吳敬梓之後的魯迅的筆鋒。所以《儒林外史》的文字可以說是一種最難譯的文字。因為語言嚴謹、微妙﹐我們對在越南不常見的名詞術語作了些注釋﹐而在遇到一些耐人尋味的段落時﹐怕表達不出其深遠的含意﹐我們又增添了一些解說。《儒林外史》這個譯本是第一次在越南介紹和譯述﹐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得到裴紀老人的指教﹐譯文盡力做到忠實於原文。”由此可以看出﹐譯者的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這個譯本的《序言》也可以代表越南漢學界對《儒林外史》的研究成就。
　　（選自匯評本《儒林外史》附錄二﹐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校訂與補充）編後記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描摹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心態和生存狀態著稱於世﹐它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最傑出的長篇諷刺小說。
　　明清兩朝﹐被西方漢學家視為“另一種偉大的政治發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因其深層的結構性缺陷而日益流弊叢生。顧炎武等思想家激烈地抨擊八股取士“敗壞人材”﹔《醒世姻緣傳》、《鴛鴦針》等一批長、短篇小說中也紛紛描繪儒林世相。這些均成為《儒林外史》誕生的深刻的文化背景。《儒林外史》鑄造了清代諷刺小說的創作模式﹐晚清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均承其衣砵﹔而其諷刺藝術﹐更使魯迅、張天翼等現代作家獲益匪淺。
　　本世紀以現代小說研究范式研究《儒林外史》的開創者﹐仍然是胡適﹐他的《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奠定了該書現代解讀的基石。魯迅則確定了《儒林外史》的流派屬性﹐肯定了其藝術成就﹐確立了該書在小說史上的地位。此後陳美林、李漢秋、談鳳樑、孫遜等眾多的當代學者﹐繼承前賢遺教﹐更加深入全面地探討了吳敬梓的生平和《儒林外史》的創作時間、過程、版本沿革及評本、評語的狀況﹐豐富了作者、版本方面的研究成果。《儒林外史》問世後﹐同時代的解讀者認為“‘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千變萬化以寫之。”（臥閒草堂本評語）而晚清小說理論家們源於傳播政治話語的策略需要﹐將《儒林外史》奉為“社會小說”的楷模。胡適囮均憬瀞撫怜郭荇ㄢh任□檬櫓髦賈□擔□跋焐鈐丁Ｕ盤煲硪宰骷業畝撈厥詠嗆頹崴善膠偷奈謀剩□澩□慫□痢度□滯饈貳返囊恢秩鬆□形穎□鵓咭桓瘛１臼蘭?50年代以後﹐吳組緗、馮至、何其芳等大批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批評方法﹐探究《儒林外史》的思想蘊含﹐揭示該書的思想價值﹐其結論之深刻、厚重﹐可謂空前。80年代以來﹐對《儒林外史》的主旨和文化意義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結論亦更富啟發性。傅繼馥、李漢秋兩位學者或重新為該書主旨定性﹐或挖掘其深層文化結構特征﹐令人耳目一新。清代的小說評點者曾對《儒林外史》刻畫儒林人物形象的白描手法讚賞有加（參見臥閒草堂本評語）﹐並對其獲得的藝術效果有恰如其分的評價﹕“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閒齋老人序）的確﹐《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水平﹐達到了神似的境界。台灣學者樂蘅軍剖析了該書對儒林群像的塑造﹔大陸學者周先慎、陳美林分別就小說中范進的形象以及人物的進退場的敘述技巧作了深入論析﹐使讀者對吳敬梓“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為一手”的精湛藝術功力印象深刻。《儒林外史》最突出的藝術成就是其運用得出神入化的諷刺藝術。魯迅概括其特點是“戚而能諧﹐婉而多諷”﹐認為“是後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當代學者吳組緗、寧宗一、魯德才等﹐或指出該書諷刺藝術的現實主義精神﹐其鋒芒直指黑暗制度的腐朽﹔或認為吳敬梓把悲與喜、美與醜、崇高與滑稽融合無間﹐在《儒林外史》中構成了一個渾然一體、別具一格的藝術世界﹔或強調該書既不同於西方諷刺小說的筆法﹐亦有別於中國其它諷刺小說的格調﹐吳敬梓是把中國古優講說滑稽故事﹐並受古優影響而形成的諷刺喜劇、笑話和相聲藝術的藝術手法摻合進小說中﹐使該書具有戲劇說暱r鰲﹔屏卦蜃胖靨教幀度□滯饈貳吩謔狼槊枘　４宋錕袒□７澩癱史ｕ確矯媯□浴督鵪棵貳返募壇瀉頭17梗□釗刖裉薷檬橛肭按□::導淶奈難□□倒亓□歡□漚醭卦詵治觥２蘭塾泄亍度□滯饈貳方□掛帳醯鬧羆已□抵□螅□岢齦檬榫哂小凹痛□澆□埂鋇母拍睿□廢瞪釧際□嗆□慕崧郟□沂玖爍檬樵誚□狗矯嬗朧反□哪讜諭□恍浴?
　　胡適曾惋惜在“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因為該書“既沒有神怪的話﹐又很少英雄兒女的話﹔況且書裡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談什麼‘舉業’‘選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魯迅也曾慨嘆《儒林外史》的“偉大也要有人懂”（《葉紫作〈豐收〉序》）。胡適和魯迅指出了《儒林外史》在傳播過程中所處的尷尬境遇﹐而該書在普通讀者中的普及程度遜色於《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小說名著﹐也顯現出古代小說傳播過程中一個意味深長的深層矛盾﹕文人精神與世俗載體之間不易緩解的張力狀態。吳敬梓批判科舉取士的文人精神與古代民間崇尚科舉致富貴的主流追求相抵觸﹐加之小說中科舉活動的描寫成為一般讀者閱讀該書的表層障礙﹐遂使之多為文人激賞﹐難在民間廣泛流傳。《儒林外史》的當代解讀者們不斷地努力緩解這種張力﹐翦伯讚的文章﹐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一般讀者閱讀的表層障礙﹔但《儒林外史》深層的“偉大”﹐還需廣大讀者不斷地認真體味﹕雖然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結束了千百年來知識階層在仕途之路上異常艱辛的攀援﹐但因其長期扮演雙重角色而造成的心靈扭曲﹐卻或多或少地成為一種“社會遺傳”而在現代知識階層群體中烙上或深或淺的印痕。令人欣慰的是﹐《儒林外史》的偉大﹐不但癒來癒被當代中國讀者們認識﹐其影響也在海外日益擴大﹐王麗娜的文章﹐即可為佐証。文學作品的偉大﹐不僅終究會被人懂﹐而且會被人欽佩﹔偉大的文學作品﹐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
　　依照叢書宗旨、體例、篇幅諸方面的規定﹐本書側重為廣大讀者閱讀《儒林外史》提供一種基本導讀﹐所選21篇文章可讀性與學術性兼顧﹐而無法涵蓋本世紀《儒林外史》研究的全部重要成果﹐遺珠之憾﹐在所難免﹐尚請方家諒解。本書選編過程中﹐曾蒙全國政協委員李漢秋教授不吝賜教﹐在此謹致謝忱。
　　古代白話小說習用一句套語﹕“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瞬之間﹐知識經濟時代已經到來。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在深刻地改變人類社會的同時﹐亦必將深刻地改變知識階層自身﹔其深邃的歷史意義﹐當然是“睿智”如杜少卿們或迂腐如范進們所不可能想象的﹐他們經歷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升遷沉降、平坦坎坷﹐早已被如梭的歲月編織在歷史的深處而鏽跡斑駁。然而﹐面對未來﹐歷史卻正是我們思考的起點。



　　選編者



　　1998年9月27日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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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來看﹐這一過程即是由俗升雅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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