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獎券之真假富翁糊塗死?(上)】 #曲折離奇堪比連續劇
對我們來說,鬼月不是農曆七月,還有每年五月,報稅季一來,絕對讓你的鈔票有去無回,全民哀爸叫母,嘆聲連連。
但是,不管什麼時代,政府也總有辦法,要你心甘情願地笑著把錢交出來。
還記得台灣彩券剛剛發行的那一年嗎?那時候,街上每一家彩券行都是門庭若市,劃選號碼和買彩券的人,開獎時,只要有電視的地方,前面一定都擠滿了拿著彩券緊盯螢幕的人,人人仰望著電視,嗷嗷待哺地等待螢幕上餵出那幾個數字能和自己手上的重合。這期槓龜,下期再來,有夢果然最美。
其實,彩券不是一九九九年才問世的新產物,早在一九○六年台灣就曾發行過彩券,那時台灣仍受日本統治,政府的財源不足,為了籌措經費,曾經參酌各國發行彩票的經驗,特別成立彩票局來發行台灣的彩票。沒想到彩票的銷售好得嚇死人,連帶造成偽造彩券、違法轉售等亂象,讓政府一下子hold不住,只好在一九○七年終止發行,短命的台灣彩票只發行了五期,連開獎用的彩票局都還沒蓋好,彩票就再見了。
#愛國公債到愛國獎券
沒想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彩券竟然捲土重來!戰後百廢待舉,同樣是財政困難的年代,政府左支右絀之下為錢想破頭,不知道要從哪裡變出錢來才好。一開始先於一九四九年發行「愛國公債」,算是向民眾借款,希望大家把錢拿出來共體時艱,相忍為國。這項在蔣介石日記中寫著「只許超募,不得短募,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募資計畫,一推出之後卻不如預期,眾人購債冷淡,逼得當局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地募購愛國,像是要求代理商必須先購買一定數量的愛國公債才能提取存放於海關的進口西藥等等,(〈提取海關西藥 須購愛國公債〉,《聯合報》1951年10年24日,第6版)這下藥商也急了,台灣省西藥公會召開緊急會議,建請政府手下留情,不要硬性規定購債的百分比,而由西藥商自動認購。(〈藥商認購公債 請勿硬性規定〉,《聯合報》1952年02年13日,第3版)
購債和還本都明明白白的「愛國公債」沒人要買,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政府於是又想到一招:發行「愛國獎券」。
#勸購獎券歌
「愛國獎券」從一九五一年四月開始發行,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底停止發行,對獎方式和獎金歷經幾次改變,不同時期的券面設計也不一樣,曾經榮登券面的有國寶奇器、忠孝節義的故事、中國各地山川名勝等,藏有「打回大陸」、「重整河山」、「消滅共匪」、「反共復國」、「確保金馬」、「驅逐俄寇」等政宣標語,或是「獎忠勸孝」、「厲行節約」等品德訓詞,提醒我們「發財不忘愛國」、「致富仍須忠孝」。不過,「愛國」是其次,「獎券」才是真的,和獎號比起來,什麼反共抗俄、教忠教孝,都不再重要了。
愛國獎券的熱銷,和券商的積極勸購有很大的關係,一九五五年,本名夏承楹的作家何凡在《聯合報》副刊「玻璃墊上」專欄中寫了一篇〈勸購獎券歌〉,描寫當時愛國獎券的紅封套背面,為促銷獎券的台語歌詞:
阮是十八愛國花 為國心和齊
手提獎券出來賣 站在十字街
一張五元無賴多 每月開獎有二回
獎券啊!買獎券 先生緊來買 太太緊來買
愛國發財好機會 福氣的人來交倍
青年的人不可慢 先買心先安
第一特獎二十萬 結婚兼買田
不免煩惱家貧散 變成富翁無為難
獎券啊!買獎券 哥哥請你等 妹妹請你等
開獎日到著有按 愛國發財偶然間
無論男女或老幼 上流或下流
愛國心肝同一樣 一人買一張
請你節約著煙酒 買著獎券助歲收
獎券啊!買獎券 獎券買入手 福到免憂愁
祝你愛國的朋友 有財有福的新秋
-〈玻璃墊上/勸購獎券歌〉
當時常有年輕貌美的「獎券西施」在各處推銷愛國獎券,何凡還建議發行獎券的台銀應徵求華語版的「勸購獎券歌」,增加傳唱度。
另一種行銷方式是透過傳佈中獎訊息,營造一種「愛券很好中,致富不是夢」的氛圍,當時報紙上時不時的就會出現平凡無奇的老百姓因彩券中獎而一夜致富(〈女生神女均屬無緣 貧農獨佔萬人鰲頭〉,《聯合報》1952年01月09日,第6版聯合副刊、〈糖廠小職員 欣慶中特獎〉,《聯合報》1953年06月23日,第4版、〈工人中特獎 親友賀財神〉,《聯合報》1953年11月07日,第4版),或是家貧卻忠義的孝寒之士感動財神,中獎之後祭祖修屋、造橋鋪路等(〈孝義寒士中獎 買牲祭祖捐資修橋〉,《聯合報》1953年01月12日,第4版聯合副刊),看完這些報導,人人都會相信只要獎券在手,「我的未來不是夢」。
直到一九六二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為止,報紙和廣播是民眾獲取訊息的主要管道,愛國獎券開獎後的獎號;得獎人的姓名、職業,甚至是詳細的地址,都鉅細靡遺地刊登在報紙上,我們就曾在報紙上讀到這一系列的報導。
#樂悲同生的獎券命案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早晨,家住屏東縣滿州鄉的二十二歲男子陳清順,和他二十一歲的女友(報初載姘婦,後為女友、未婚妻)賴金里雙雙被家人發現躺臥家中,被發覺時已回天乏術,相驗後發現兩人是在前一晚夜裡七時五十分吞服老鼠藥自殺。
陳清順和賴金里兩人都還年輕,為什麼要自殺呢?
為了一張獎券,為了二十萬。
讓我們把時光倒轉一點,原來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日,第一五一期愛國獎券開獎了,第一特獎獎號是「六五七七四九」,獨得獎金二十萬。
陳清順不可思議地看著自己手上這張繪著「錢塘大橋」的獎券,他腦中一片空白,心跳好快。
這張獎券上面的號碼,就是「六五七七四九」,換句話說,他中了第一特獎。
陳清順本來就有購買愛國獎券的習慣,開獎的前一天,清順到省立屏東醫院探望因病就醫中的父親陳萬福,順手在第一商業銀行屏東分行附近的一家獎券攤買了四張隔天開獎的第一五一期愛國獎券。二十一日早上,清順在路上遇到換帖的友人黃庚古,交情不錯的兩人,過去經常合買彩券,「我買了四張獎券,袂公家否?」這次清順也順口問了庚古要不要一起分攤彩金,合買這些獎券。庚古答應了,拿錢給清順,兩人協議由清順保管獎券,而清順寫下四張獎券的獎號給庚古。
然而這時候,兩人並不知道財神爺已經來到滿州,第一特獎就在他們手上。前一日開獎以後,中獎號碼刊登在報上,但是因為滿州地處偏遠,當日的報紙通常得等到下午才能配送過來,於是這天下午,拿著獎號回到家的庚古,向鄰居借來一份報紙,翻開一看……
是第一特獎!
庚古把報紙緊緊抓著,三步併作兩步地衝到清順家。「清順!清順!中啦!中啦!」一人可以分得十萬元!當時《聯合報》零售一份才七角,十萬元簡直就天文數字!直到深夜,清順與庚古仍共睡一床,繼續開心地暢談領獎以後的計畫。
沒想到隔天一早,庚古醒來後,身旁的清順卻不見了。他起初不以為意,原以為清順像往常一般做田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卻仍找不到他。庚古開始懷疑,清順是不是見財忘義地獨自跑去台北領獎了?庚古越想越著急,匆忙跑到恆春警察局報案,控告清順侵佔,警方見事涉鉅款,連忙要陳萬福出面,把清順找回來。
就在一夥人忙著東奔西走尋人時,清順回來了。清順先是否認自己去台北領獎,又解釋獎券被妹妹洗衣時弄破了,根本沒有侵佔獎金的企圖。
可是,清順私底下卻又找村長和民代來喬,要和庚古和解。清順說,庚古當時只給了三元當購券資金,「說好的十元呢?」當兩人達成了清順得十三萬獎金、庚古取七萬的協議和解後,清順遂拿出來所謂中了第一特獎的獎券,卻是一張數字模糊不清、僅剩下「FG」兩個英文字和「5xxx49」三個數字的破紙。
庚古拿出早先清順抄寫給他的獎號單質疑清順,上面寫的明明就是第一特獎的獎號,但陳清順卻說抄錯號碼了,其實沒有中。對清順已完全失去信任的庚古不禁懷疑,清順失蹤的那段時間,是不是專程到外地尋找頭尾是五和四九的獎券,在將它洗破來魚目混珠?於是又到了屏東警局告狀。
這時候,屏東刑警隊的吳組長眉頭一皺,發現案情並不單純,陳清順明明說沒有藏匿彩券,但是開獎以來已經月餘,卻又沒有人前去領獎,能夠注意到本案的細節,真不愧是辦案豐富的老刑警。當時警察的辦案方式,就是「不分畫夜加以盤問」,最後陳清順「經不起刑警人員的追究和乃父陳萬福的苦苦哀求」,終於承認將獎券藏匿在家裡正廳左側大房的屋頂茅草內。
得到消息後,刑警隊大隊人馬立刻前往陳家進行搜索,然而眾人大費周章地翻遍茅草屋頂,直到深夜卻找不到獎券,無功而返,再次訊問陳清順。沒想到陳清順卻說自己只是隨便講講的。把刑警們整得翻過來倒過去的,真是狡猾!
就在刑警們被耍得團團轉的同時,竟然收到台銀的通知,說第一特獎的二十萬元獎金已在九月二十日被一名新竹的婦人憑券領去了!
憑「券」領去?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敬請期待下回分解)
文 ︱ 蔡蕙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圖 ︱ 聯合報系資料照
#報時光專題 #報時光UDNtime
徵華語助理教授 在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慶祝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55週年慶 歷史特展及論壇27日展開】
2017年適逢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成立55週年,也是自前身「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納入臺灣大學後的第20週年,特於2017年10月27日假臺大總圖書館舉辦「臺大文學院的一方洋場:國際華語研習所55週年所慶華語教學歷史特展暨論壇」。
國際華語研習所的前身為1962年史丹福大學在臺北成立的「中國文化研習所」(即「史丹福中心」),1963年擴大編制為「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1997年納入臺灣大學的行政編制後,更名為「國際華語研習所」。自成立以來培養無數歐美漢學家、外交官員、企業家等友臺人士,包括前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貝霖(B. Lynn Pascoe)、柯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助理、亞洲政策資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博仲法律事務所創辦人文魯彬(Robin J. Winkler)、美國國務院亞太局副助卿暨「亞太經濟合作」(APEC)資深官員馬志修(Matthew J. Matthews)、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奚如谷(Stephen H. West)等都曾來所研習中文。
為見證55年以來華語教學在臺灣與臺大的發展,所方與臺大圖書館合作策劃特展,展出之歷史文件包括:當時財政部嚴家淦部長說明政府提供史丹福中心設備進口優惠事宜之信件、臺大錢思亮校長承諾以象徵性1美元租金租借教學空間之信件、臺靜農教授謝箋、林海音女士親筆所書簡歷、首批教師之一張曉風教授口述歷史影音等珍貴史料。
同時,邀請政府部門代表、歐美各大學現/曾任華語教學項目主任、各大華語文系所/中心主管共聚一堂,就對外華語教學議題、全球華語教學新趨勢進行圓桌座談,與會者包括知名語言學家鄧守信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室主任康豹(Paul R. Katz)教授,此外臺灣外交部、教育部、僑委會、漢學中心等相關部門也都推派代表與談。
希望透過特展與論壇的舉辦,使國人了解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之特點,同時也促進國內外學界相互交流,共同拓展海外市場,以華語作為行銷臺灣的軟實力。誠摯歡迎您蒞臨採訪報導!
展覽時間:2017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止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00(開幕式當日延長至下午5:30)
展覽地點:臺灣大學總圖書館五樓特藏展區(於一樓大廳出入口櫃臺登記上樓)
ICLP論壇:2017年10月27日上午10:00至下午16:30
論壇會場:臺灣大學總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議程:http://iclp.ntu.edu.tw/…/7be7aed3fde324278e2efe241347fe0c.p…
報名網站:https://goo.gl/forms/3nkDIJaT5vvw1KRr2
特展網站:http://history.iclp.ntu.edu.tw
徵華語助理教授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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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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