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心即理 致良知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結束了兵荒馬亂的六月，依然有忙不完的事，以前常煩惱該怎麼推掉不想參加的活動，現在一個現成的防疫藉口可以讓我賺來一時半刻的閒暇，視訊上課的感覺很新奇，但要我對著螢幕發問、回應問題有時真的頗困難。

唐代名臣陸贄曾說過一句有趣的話：「苟有所長，必有所短」意即一個人有長處，必然也有短版，這句話在更早前的貞觀時代也有類似的話，霍王李元軌是李淵的十四子，是一位才華出眾的皇子，曾有人問這起這位霍王，旁人說：「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無何以稱其長哉！」

白話文就是：「普通人有短處，所以相比之下自然找的到長處，而這位霍王毫無短版，看起來就沒有特別的長處了。」

完美無缺，真正的完美無缺！

這位霍王活到了武周時代，最後捲入了政變在流放途中過世，然而這無損他完美人格的形象，他是充滿動亂的李唐皇家中，少數受到一致認同的模範生。

即使距離完美很遙遠，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能更接近這個境界，所謂「心即理，致良知。」正因充滿慾望的人性，所以我們更該懂得自制呢。

對了，完美無缺也是寶可夢超夢TagTeam的招式喔，我很喜歡超夢，從第四彈以來它就穩坐我的神主牌之一，希望在這張卡退環境前，我們能一起打出更多精采的比賽。

祝福大家，週一愉快，哈哈

應該不會有人週一愉快的起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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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袁彌明和大嫂容海恩隔空用「良知」互相攻訐，一面說親建制否認721無良知，一面就說自己都有良知——可見「良知」確是一個 illusional 的名詞。「良知」在香港政治運動越來越常出現，這是上世紀中產民主運動「要奪取道德高地」的戰略餘緒，這既是游散之民能夠動員的一大基礎，但副產品則是政治意識永續的道德化。覺醒是出現了，但也自己困住了自己。

就像香港民主運動的前一個想像，是要求人民覺醒並投票給民主派，配合中國政改走向自由化並最終事實管治香港——港人治港，但覺醒是永遠停留在這裡，不能突破，所以低下階級和工人議程、福利社會的想像、還有另一端的歸英、獨立建國，都是被壓在輿論的非主流位置。因為多個選項裡面只有「民主回歸」才符合「道德」，符合良知。當時香港人都不想被中共管治，但又不能說出理直氣壯「要求異族繼續殖民統治」，因為20世紀的良知是非殖民和歐帝國主義的瓦解。因此中國成功收回香港，就成為政治道德化的最成功實踐案例。不要認為物質決定一切，「心」的能量也是移山填海，可以將人的最真實慾望壓在防火牆之內，令人無明，令人不知道自己受苦和受困的原因。

良知為甚麼 illusional，因為良知是人言人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但中國人也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愛香港應該是香港人的良知，但對中國來說，愛中國也是良知。鎮壓和控制在此良知下，便成了應做之事，而且唯恐做得不夠。對敵人稍為人道，都不符合「良知」。就算你問納粹德國的衝鋒隊、法官、行刑者，他們也會說自己有良知，為了德意志，為了一個不被劣種污染的新世界，他的良知要求他行動。如果猶太人和納粹德軍能夠對話，也可能變成了袁彌明和容海恩的隔空對話。而事實上納粹德軍一直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化，可能真的再沒有其他制約，他窮思竭慮、每日三省吾身都好，到最後還是只能找到納粹德國文化體系裡面的良知，因為這就是他所擁有的。所以他也有良知，良知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中國文人在這個話題有一個體系。孟子說「良知」，認為人是性善的，天生是好，如果有不好，只是因為「陷溺」和學壞；人之善性，尤如水向下流。然而後來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天生失去同理心，天生就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犯罪學不想簡單判斷人是天生形成還是後天形塑，但又發現很多連環殺人犯確實有異於常人的腦部發展。對他們來說，「良知」是他的良知，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樣。食人族的良知就是食人，沒有甚麼不對。所以你跟食人族講良知，不可能有結論，他也有良知啊；更不要說你已經被對方綁著，肉在砧板上，你的良知在實力上無法跟對方的良知交鋒。

明王國時期的前一套規範，是宋以來的理儒學。宋在國際上是受困的形勢，造就了國內極端的高壓而道德化的政治學風。對人的規條，是由宇宙和物理形成，到人文社會的習俗，是包山包海的細緻，高大上的說話非常多，但人實際上卻是感到受困和虛偽。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道德標準的矛盾，明人開始有了心儒學和王陽明。大體就是說，因為人的天性是善性，所以人心是天生接通「理」(客觀的道德規律)，心即是理。事後回顧，這是受困的人在無法打破的祖宗規條之中，取巧地嘗試提高個人的地位，是中國無法走向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實下的折衷做法；要講自身，但將人慾的合法性鑲嵌於天理 (普遍法則) 的絕對之中。

這雖然是折衷，但第一波的釋放，也非常猛烈。於是儒學家自己發現，群體裡面開始有就地打滾的「狂禪」，對大體系的拆解一發不可收拾。在訊息不流通的時代，去到政府也發現介入，肯定是確實有非一般聲勢。於是最後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抓捕李贄，最後他自殺而死，書禁絕。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戰爭、對思想包容、愛好和平之類，只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好了。

王陽明的講法，影響了越南、日本和中國，例如蔣介石就崇拜他。因為國民軍的合法性來自維護傳統 (在共產黨的挑戰下更是如此)，但形格勢禁的時候，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事還是要不斷地做。例如為了抗日打焦土戰，將花園口堤壩炸毀，淹殺 80 萬中國人；但心即理，也是致良知，蔣介石也有民族獨立和愛國的良知，只是跟那 80 萬人的良知不一樣。

所以最後，「良知」要不是有黑有白，莫衷一是，就是淪為偽善的通行證。例如「良知咖啡」、良心食店，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刻薄員工，端出來被滿足的是購買時的快感。「我是一個有良知的消費者」。因為道可道，非常道，真實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因為言語是 illusional，道德提倡了出來，就會有人利用和互相攻打，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衛道之士也會在高大上的言語觀念中迷失，變成對人對自己虛假。所以莊子和伊索也不喜歡集結性的教悔，而是喜歡寓言，不直接答你，他們用例子答你。良知攻訐戰非常好看，但只是中國語說的「吸引眼球」或者花生的佐品。「良知」的觀念和提倡，對惡人無用，偽善者則變得更偽善，好人和正常的社會則本來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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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袁彌明和大嫂容海恩隔空用「良知」互相攻訐，一面說親建制否認721無良知，一面就說自己都有良知——可見「良知」確是一個 illusional 的名詞。「良知」在香港政治運動越來越常出現，這是上世紀中產民主運動「要奪取道德高地」的戰略餘緒，這既是游散之民能夠動員的一大基礎，但副產品則是政治意識永續的道德化。覺醒是出現了，但也自己困住了自己。

就像香港民主運動的前一個想像，是要求人民覺醒並投票給民主派，配合中國政改走向自由化並最終事實管治香港——港人治港，但覺醒是永遠停留在這裡，不能突破，所以低下階級和工人議程、福利社會的想像、還有另一端的歸英、獨立建國，都是被壓在輿論的非主流位置。因為多個選項裡面只有「民主回歸」才符合「道德」，符合良知。當時香港人都不想被中共管治，但又不能說出理直氣壯「要求異族繼續殖民統治」，因為20世紀的良知是非殖民和歐帝國主義的瓦解。因此中國成功收回香港，就成為政治道德化的最成功實踐案例。不要認為物質決定一切，「心」的能量也是移山填海，可以將人的最真實慾望壓在防火牆之內，令人無明，令人不知道自己受苦和受困的原因。

良知為甚麼 illusional，因為良知是人言人殊的。香港人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但中國人也認為自己那套是良知和普世的。愛香港應該是香港人的良知，但對中國來說，愛中國也是良知。鎮壓和控制在此良知下，便成了應做之事，而且唯恐做得不夠。對敵人稍為人道，都不符合「良知」。就算你問納粹德國的衝鋒隊、法官、行刑者，他們也會說自己有良知，為了德意志，為了一個不被劣種污染的新世界，他的良知要求他行動。如果猶太人和納粹德軍能夠對話，也可能變成了袁彌明和容海恩的隔空對話。而事實上納粹德軍一直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化，可能真的再沒有其他制約，他窮思竭慮、每日三省吾身都好，到最後還是只能找到納粹德國文化體系裡面的良知，因為這就是他所擁有的。所以他也有良知，良知在此情況下，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中國文人在這個話題有一個體系。孟子說「良知」，認為人是性善的，天生是好，如果有不好，只是因為「陷溺」和學壞；人之善性，尤如水向下流。然而後來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天生失去同理心，天生就以不一樣的角度思考；犯罪學不想簡單判斷人是天生形成還是後天形塑，但又發現很多連環殺人犯確實有異於常人的腦部發展。對他們來說，「良知」是他的良知，只是跟一般人不一樣。食人族的良知就是食人，沒有甚麼不對。所以你跟食人族講良知，不可能有結論，他也有良知啊；更不要說你已經被對方綁著，肉在砧板上，你的良知在實力上無法跟對方的良知交鋒。

明王國時期的前一套規範，是宋以來的理儒學。宋在國際上是受困的形勢，造就了國內極端的高壓而道德化的政治學風。對人的規條，是由宇宙和物理形成，到人文社會的習俗，是包山包海的細緻，高大上的說話非常多，但人實際上卻是感到受困和虛偽。為了解決個人和社會道德標準的矛盾，明人開始有了心儒學和王陽明。大體就是說，因為人的天性是善性，所以人心是天生接通「理」(客觀的道德規律)，心即是理。事後回顧，這是受困的人在無法打破的祖宗規條之中，取巧地嘗試提高個人的地位，是中國無法走向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實下的折衷做法；要講自身，但將人慾的合法性鑲嵌於天理 (普遍法則) 的絕對之中。

這雖然是折衷，但第一波的釋放，也非常猛烈。於是儒學家自己發現，群體裡面開始有就地打滾的「狂禪」，對大體系的拆解一發不可收拾。在訊息不流通的時代，去到政府也發現介入，肯定是確實有非一般聲勢。於是最後政府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抓捕李贄，最後他自殺而死，書禁絕。所以外國人和中國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戰爭、對思想包容、愛好和平之類，只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好了。

王陽明的講法，影響了越南、日本和中國，例如蔣介石就崇拜他。因為國民軍的合法性來自維護傳統 (在共產黨的挑戰下更是如此)，但形格勢禁的時候，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事還是要不斷地做。例如為了抗日打焦土戰，將花園口堤壩炸毀，淹殺 80 萬中國人；但心即理，也是致良知，蔣介石也有民族獨立和愛國的良知，只是跟那 80 萬人的良知不一樣。

所以最後，「良知」要不是有黑有白，莫衷一是，就是淪為偽善的通行證。例如「良知咖啡」、良心食店，但不代表他們不會刻薄員工，端出來被滿足的是購買時的快感。「我是一個有良知的消費者」。因為道可道，非常道，真實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因為言語是 illusional，道德提倡了出來，就會有人利用和互相攻打，最後出現宗教裁判所，衛道之士也會在高大上的言語觀念中迷失，變成對人對自己虛假。所以莊子和伊索也不喜歡集結性的教悔，而是喜歡寓言，不直接答你，他們用例子答你。良知攻訐戰非常好看，但只是中國語說的「吸引眼球」或者花生的佐品。「良知」的觀念和提倡，對惡人無用，偽善者則變得更偽善，好人和正常的社會則本來就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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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王陽明— 知行如何必然合一？

明代儒學，陽明最重要。王陽明思想上的轉捩點就是”龍場悟道”。王陽明被臣官劉瑾迫害，被謫貴州龍場，困境中王陽明卻始終在想；”如果是聖人，面對這種情況，會有什麼辦法呢?”晝夜苦思，終於在一個夜夢中豁然開朗，悟得”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立其學說為「致良知」。致是向前推擴，將我們本有的良知推擴，以祂為判別善惡之基本標準。後來總括其學說為「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其學說中「知行合一」最多誤解。他所說的「知」並非知識之知，而是「主」義，一如知州、知府，主一州、一府之事。知是良知的方向，祂指向我們好善惡惡的方向，所以「知行合一」就與「心即理」同義。所以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

講者：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吳啟超（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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