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人慈》部落格文末抽書兩本
想像一下,如果有兩個星球,你認為自己住在哪一個?星球A:飛機墜機後,生存者禮讓最需要救援的人。星球B:事故發生後,生存者爭先恐後地往出口擠,不惜將他人踩在腳下。這個問題被用來問過許多學生,幾乎所有人都選了星球B。但事實是,我們住在星球A。這個世界真正面臨的威脅在於我們對人性太過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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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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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這本書的作者是歐洲最著名的年輕思想家之一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他是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作家、記者。有鑑於報章媒體、政治宣傳、普羅大眾對於「人性」的偏誤解讀,他想透過這本書傳達一個核心訊息:「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
作者在書中旁徵博引,以詳盡的事實和深入的查證,說明了人類無論是出於天性、身為孩童時、在無人島上、當戰爭爆發、當危機來襲,對於自己「好」的一面,有著強烈偏好。如果你至今仍然認為,人類就是天生自私、貪得無厭、陰險狡詐,那麼這本書絕對會讓你大為改觀。
這本書讓我感到大為驚喜的,是作者既大膽、又謹慎的考證態度,他勇於對歷史上知名的眾多案例(例如《蒼蠅王》、《史丹佛監獄實驗》、《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提出反面看法,而且其證據令人信服。在媒體慣用人性「惡」的一面吸引眼球的世界裡,這是一本思想激進的書,只不過是偏向人性「善」的那面光譜。這種書很罕見,卻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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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惡?三個精彩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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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有考據的數萬年歷史以來,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衝突和鬥爭,我們也從故事裡看到領導人無論為了私利、國家的經濟、民族的情節而發動戰爭。難道,人類不就是天性好鬥嗎?只要有誘因存在,人們就會甘願殺得你死我活嗎?從歷史的考據裡面,我們會發現人性跟我們想得很不一樣:絕大部分的人不願意傷害另一個人。讓我們先從書中三個精彩的翻案來找到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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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蒼蠅王小說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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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王》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在我國中的時候,老師也放過翻拍的影片當作社會科學的教材。內容大意是在說,因為飛機墜機,六個英國男孩漂流到一座無人島上,在沒有大人的情況得自立求生。過程發生了許多權力爭執、失去理智、弱肉強食的情節,最後只剩下兩個孩童倖存的故事。這個虛構故事在感嘆「人心的黑暗」,也被列為標準的社會教材讀物。
作者把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他深入瞭解了虛構的《蒼蠅王》小說作者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的生平。作者發現高汀是一名有憂鬱傾向的酗酒者,他還會打小孩,他也曾說過:「我瞭解納粹,因為本質上來說我也是那一類」,這才讓作者明白,原來寫出《蒼蠅王》的作家是一個多麼不快樂的人。
因此,作者根據事實為主,追尋了一條實際發生過的類似案例,六名少年在太平洋落難,漂流到阿塔島(`Ata)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跟小說大相逕庭,六名少年在荒島上發揮團結的本領,協調出遇到衝突的處理方式,還彼此在受傷時互相照顧。受困15個月後,六人獲救時仍氣色飽滿,而且士氣高漲地不可置信。真實版的《蒼蠅王》,其實是一個友情和忠誠的故事。
發現阿塔島生存的船長彼得.華納(Peter Warner):「人生教了我許多事,其中包括了一個經驗,就是你永遠要尋找人的善良光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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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丹佛監獄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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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過許多談到心理學的書籍,都喜歡引用一個知名的案例,那就是《史丹佛監獄實驗》。實驗主持人飛利浦.金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把24名參加的學生隨機分成兩組,12人當囚犯,12人當獄卒,觀察人類當囚犯的反應,以及擔任獄卒的人施加權力的表現。整個實驗因為囚犯精神狀態快速崩潰、獄卒施加的處罰越來越過火,結果實驗到第六天就被迫中止。
這個實驗的結論彷彿要告訴我們:「當你給予人們權力,他們就會開始為惡,發展出一些不人道的規則」。作者深入考察之後發現,這簡直是一場天大的騙局。實驗並不是任憑12名獄卒自己決定如何處以,而是金巴多本人直接給獄卒灌輸思想:「你們要創造一種挫折感,製造恐懼,要剝奪他們的個體性…」,最後獄卒定的17條規則裡,有11條根本是實驗團隊給予的意見。這簡直是引導式的邪惡。
你或許也會好奇,那如果是實驗團隊「完全不介入」的狀況會怎樣?兩個英國心理學家2002年在電視節目上複製了一次同樣的實驗,但這次沒有告訴獄卒該怎麼管理、該怎麼懲罰。結果呢?節目無聊到不行。第二天,獄卒把食物分給囚犯。第五天,一名囚犯提議設立民主制度。第六天,獄卒跟囚犯一起抽菸。最後一集,大部分人一起坐在沙發上消磨時間。這麼無聊的故事,難怪我們都沒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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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擊器實驗的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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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更出名的《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受測者身為「老師」,當隔壁房間的「學生」答錯題目時,就要按下電擊器,懲罰坐在電椅上面的學生。「學生」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受電擊所發出的哭喊也是演出來的,但受測的「老師」並不知道,他們會「以為」這些電擊都是真的。
每一次學生答錯,懲罰的電壓伏特數就要提高,實驗主持人史丹利.米倫格爾(Stanley Milgram)教授會要求老師繼續施罰。120伏特時學生會開始喊痛,150伏特時尖叫並喊著退出實驗,200伏特時大叫大叫血管裡的血都凍住了!超過320伏特時開始撞牆並失去聲音。結果,有65%的受測者一路聽從指揮,開到了450伏特,幾乎是把學生電死的程度。實驗的結論幾乎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威要求,連普通人都願意電死一個路人甲?
作者考核過後的翻案顯示了另一種事實。幾乎所有受測者都曾抗命,想要停手,但實驗方會加強壓力逼迫就範,從錄音檔聽起來更像是霸凌和脅迫。事後調查,只有一半的受測者認為隔壁的學生是真的在受苦,其他人覺得只是實驗效果。許多受試者也表示,因為他們真心「信任」米倫格爾教授的實驗對人類一定有幫助,所以即使當下不忍心,也願意咬著牙繼續做下去。
綜合以上三個翻案結果,大部分的人在內心深處,其實是相當正派的,但引用作者所說的:「如果你催促地夠用力,給予足夠刺激、又拐又騙,許多人確實是有能力做惡。但是邪惡通常不是在表面之下,它是需要費盡功夫才能扯出來的。」邪惡得要披上善良的外衣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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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會互相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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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真的是天性好鬥、殺得你死我活的物種嗎?綜觀歷史大小戰爭,這個說法似乎成立,但是當我們把尺度放到人與人面對面的相處,就是另一種樣貌。舉戰爭為例,兩軍人馬大動干戈的時候,所有人一定都是拔刀互砍、舉槍互射吧?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不是敵死,就是我亡了,不是嗎?
真實的戰爭傷亡統計很有意思,例如二戰英國陣亡的軍人死因中,10%是子彈和反坦克地雷;15%是詭雷、爆破和其他;75%是手榴彈、迫擊砲和空投炸彈。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隔個一定「距離」被殲滅的。真正喊著敵人是「害蟲」,一旦碰面就格殺毋論的,通常是離戰場最「遙遠」的政客和領導人。
根據研究,二戰的生存老兵超過一半從未殺過人,只有20%的軍人曾經擊發過武器。美國南北戰爭最激烈的蓋茨堡戰役中,回收的27,000把火槍,還裝有彈藥的比例達到90%。12,000把裝有兩顆彈藥,其中6000把超過三顆。但火槍設計成那樣,就是一次只能射出一顆子彈,那幹嘛裝那麼多顆子彈?因為大部分的士兵都『沒有』在試圖殺敵。人,打從心底不喜歡傷害另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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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三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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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本書的下半部,作者有一則引述徹底震撼了我的思想。這句引言來自英國哲學家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蘭特.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給未來世代這個建議:「當你學習任何東西或者思考任何哲學問題時,只該問自己事實有哪些,那些事實證明什麼是真實。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或者自以為如果別人信了就對社會有益的事所分心,只要專心一意去看事實是什麼。」
這個非常理性的觀念,一開始相當很吸引我,但作者及時把我拉了回來。他提到除了探究事實之外,你本身「相信」什麼,才是以改善世界的動力來源。
第一種相信的力量,叫做「畢馬龍效應」。科學家做過一種實驗,把兩群同樣普通的老鼠,分別標示聰明和愚笨。請不知情的學生照顧老鼠,然後進行迷宮遊戲,看哪一組比較快逃出迷宮。結果聰明的那組獲勝,事後發現學生「相信」這些老鼠比較聰明,給予比較好也溫柔的待遇。同樣的實驗在一群小學生上進行,不知情的老師對聰明組的學生更關注、更鼓勵,事後結算成績,聰明組的孩子其智力表現提高了最多。
第二種相信的力量,叫做「魔像效應」。曾經有科學家在美國做過一個不道德的實驗,他把二十個孤兒分成兩組,跟其中一組說他們是善於表達的人,跟另外一組說他們注定要變成口吃者。這個實驗結果害得許多口吃組的受測孩童,一輩子患有語言障礙。這種效應常導致貧窮學生更加落後、無家可歸者失去希望、已經被孤立的青年人更加極端。
一如正面的期待能夠引發好的結果,負面的期待也能夠讓惡夢成真。接下來介紹書中三個真實世界的例子,來看看如何運用「相信」的力量,來改善我們的工作、教育和民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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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工作的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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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外在誘因例如紅利會減低員工的內在動機和道德標準。給予外在誘因會獲得相等的回報:按照工時給付,就會增加更多的工時(無論是否裝忙)。按照發表數目給予稿費,就會得到更多的發表文章(無論品質優劣)。按照手術量來給付,手術就會更多(無論是否必要)。
荷蘭的最大的鄰里照護平台「博祖克」(Buurtzorg)採取逆向而行的策略,這個組織沒有業績目標或分紅,沒有管理階層,沒有客服中心。運作的自主權下放給每一個十二人的團隊,團隊自己定行程表,自行雇用同事。省去的營運費用和會議時間都回歸到團隊本身。
執行長喬斯.德.柏洛克(Jos de Blok)是從最基層出身的人,他相信員工內心會選擇做「正確」的事。他說傳統的管理階層「喜歡憑空想像一些計畫給那群工蜂做」,還說「拿掉管理階層,工作還是照常進行」,他認為讓團隊自我導向、動手執行腦中想法,是最實際的做法。博祖克沒有人資部,被評為最佳雇主;沒有行銷部,卻獲得最佳行銷獎。
(延伸資源:在台灣有「台灣居護」引進了這套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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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教育的玩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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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愈是聰明的動物愈會玩耍,玩耍更深植於人類天性當中。創造力和學習力來自於自由地玩耍,孩子會自然地渴望探索這個世界。當社會工業化之後,學校的體制越來越制式化,學生的課表被排滿,家長連下課的時間也不放過。最近針對十個國家的民調顯示,監獄囚犯待在戶外的時間比孩子還要多。研究也發現一個趨勢,孩子愈來愈覺得「自己的生命被他人所決定」。這是一個快要忘記怎麼「玩耍」的世代。
荷蘭的「阿哥拉」(Agora,希臘語「市集」的意思)是一個沒有年級、班級、教室的學校,也沒有功課和成績,一組學生團隊就只有配一位「輔導員」,但自主權在學生身上,他們自己決定要學什麼。整個學校就像一個主題樂園,學生透過玩耍和探索,找到自己當下有興趣的題目攻讀,學校提供對應的資源給他們學習。相較於傳統教育把孩童當植物灌溉,這所學校將孩童當「人」看待。
在這裡,與眾不同是常態,一千個學生就有一千種學習路徑。這裡幾乎找不到霸凌的蹤影,因為不以年齡和能力區隔孩童,沒有誰的進度會落後,沒有誰的表現太過突出,每個人都在綻放當下最好的自己。作者引述道:「玩耍的相反不是工作,玩耍的相反是抑鬱。」問題不是孩子能不能掌控自由,而是大人有沒有勇氣給他們自由?我們是否問過自己,教育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延伸閱讀:Agora: Meet the school with no classes, no classrooms and no curriculum,英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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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民主政體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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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到,世界上愈來愈多的民主政體正遭受七種瘟疫侵襲:政黨持續腐化、公民不再信任彼此、少數人遭排除、選民失去興趣、貪贓枉法的政客、有錢人逃稅、人們發現當代民主充滿貧富不均(怎麼跟我住的地方這麼像!?)。但世界上有地方嘗試了解法,簡單到令人難以置信,卻很少上新聞(你應該猜得到為什麼)。
委內瑞拉的托雷斯市(Torres)的民選首長胡立歐.查維茲(Julio Chávez)選擇一種嶄新的信念,他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位積極認真的公民」。他的競選政見只有一個,下放權力給所有托雷斯市民,而且他遵守了承諾。所有的政府集會邀請全體居民參加,不只是討論,還要決議城市所有預算的使用。
結果人們空前踴躍參與政治,在最需要的地方蓋起了住宅和學校,有效地鋪整馬路清掃街區。因為預算透明,大幅削減了貪污和權威的弊病。市民們還一起要求提高稅收,並且說道:「過去我們不瞭解市政稅要用來支付那麼多東西。」這個被稱為「參與式民主」的方式,深受民眾喜愛,卻鮮少在新聞上被提及。
(在台灣我還沒聽過類似的試營運模式,有人聽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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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相信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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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慈》是我今年讀過最意猶未盡的一本書,作者的大膽思想,配上嚴謹的查證,讓人讀來格外痛快。從這本書中,我也慢慢體認到,問題不是二元化的「人性本惡或本善」選擇題。反而,透過這些精采的正反論述,猶如偵探小說抽絲剝繭般的分析,我理解到的是人性真正的「複雜」。
如同現在人工智慧和大數據這麼發達,如果只讓電腦演算法來判決,那麼歷久不衰的《蒼蠅王》人心黑暗論肯定佔據上風;《史丹佛監獄實驗》和《米倫格爾電擊器實驗》無以計數的論文和書籍引用,肯定讓演算法覺得這才是人性的真理。無數對人性帶有扭曲和偏誤的描寫佔據了媒體的版面。然而,事實呢?
這本書中段的畢馬龍和魔像效應教我們的就是,人們「相信」的事情往往會發展成「事實」,更是一個令人驚醒的提點。無論是書中獄卒和囚犯的故事、老師和學生的故事、老闆和員工的故事、父母和子女的故事,一再說明了:「當你把一個人當人看,他就會表現得像一個人。」反之。讀完這本書後,你可以踏實地選擇自己相信的那一面。
瞭解事實,讓我們得以明辨是非。擁有信念,才能以行動改變世界。原來,關於人性,我讀過的許多論點幾乎都是錯的。永遠別被自己希望相信的事所分心。只管去看,事實是什麼。然後在事實背後,找出值得相信的事情,讓它成為新的事實。這絕對是一本必讀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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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說「能有機會寫下這篇專訪的我,覺得非常開心」是有些不負責任。完稿之後,來往調整最多的是引句裡的用詞,什麼會讓一個人面臨危險,什麼會讓一個人身邊的人面臨危險;之間,又確實摻著「希望更多人看見」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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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需要透過嚴格才能實踐的溫柔是不幸的,但終於有一天我需要選擇接受我們偶爾要被這種嚴格所保護。世界容易用言語判決使用者的心意,忽略言語和立場之間還隔著動機。明眼人或許看出這篇專訪每一個小標都脫胎自一首詩,而詩是我和阿報說話之後第一個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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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詩?上好稿之後丟網頁連結給他,結果在訊息匣中點擊連結的時候跳出視窗:「网页存在安全风险,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 已停止访问」。意思是,這個世界將有許多人看不見這篇訪問吧?有些事情可以改成暗號,有些事情一旦改成暗號就再也不是原來的事情。什麼事情是前者,什麼事情絕對不能改變,我知道詩就是思索這件事情的事情,然而詩往往不能消滅問題。詩只能給我們面對問題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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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報給了我一種姿態。能有機會記錄這種姿態的我,覺得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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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原来的『湾湾独立音乐速报』,现在的 @小岛音乐速报,主要发布台湾原创音乐、独立音乐新歌、MV、演出等等相关资讯,如果你也喜欢台湾音乐,欢迎关注我(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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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小島音樂速報微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置頂文中這段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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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介紹不到一百字,明眼人卻能看出端倪。2020 年 11 月 21 日,當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隨主席李安步上星光大道揭序,這是中國全面撤出金馬的第二年,這邊觀眾習慣入圍名單裡不見中國作品的同時,那邊觀眾大概也習慣了轉播這檔事檯面上是看不見了。那晚,灣灣獨立音樂速報同步圖文轉播得獎動態,幾則發文都被新浪下架。速報頁面隨後出現一則新貼文,大意是對待一個頒獎禮,封殺到這般地步,真的至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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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則新貼文當晚即在微博遭到圍攻,相關博主及眾多網民紛紛開始舉報,認為他的微博名稱夾帶私貨;數天後,他甚至收到了新浪站台要求改名否則對帳號進行官方處理的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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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三年來受灣灣獨立速報的資訊餵養、三十多萬追蹤者中,不少人挺身而出。有人是承著自己在這裡認識數不清台灣好音樂的情,有人是見得區區頒獎轉播被動刀的不平。這抗議竟真傳到新浪某位高管耳中,高管點了頭,不對這個匯集無數樂迷的站台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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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週後,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的名字依舊被改成亂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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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寫「原來的」,是因這回終究不敵壓力,「灣灣獨立音樂速報」這個自 2017 年開站時就使用的名字,改姓成了小島。而之所以短短八十字裡「獨立音樂」、「原創音樂」並用,起因仍是「台灣」後面不能接「獨立」的潛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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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跟他們解釋斷句是 台灣 獨立音樂,要找你碴的還是找,後來很多媒體省麻煩,就用了原創音樂這個詞。」原創音樂,使用時概念幾乎等於獨立音樂,為避文字獄而衍的新名目,到頭來簡介卻還得反過頭把這詞給列上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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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螢幕裡的男子,唸「誰」的時候聽起來是「ㄕㄨㄟˊ」,說「年」的時候聽起來是「連」。他是原來的灣灣獨立音樂速報、現在的小島音樂速報始終唯一的經營者,更常把自己稱作編輯。熟的人都叫他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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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給了我天線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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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阿報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聽見對岸」發表了〈台灣「獨立音樂」簡史〉。現在,你知道為什麼獨立音樂四個字要加引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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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從台灣的熱門音樂時期開始,順著解嚴後地下音樂萌芽、再轉化為如今獨立音樂概念的過程,約三十多年的歷史進行爬梳。文章一發,台灣社群上轉發者眾,除了史料本身激起的興趣,多少還有「這主題的文章出自中國人手筆」的詫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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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阿報第一篇掀起討論的寫作。2019 年,他在〈年終總結之現場篇〉一文中,統計該年度有多少台灣樂團到中國演出,得出「台團批量上大陸」的結論,數據被報導者〈那些席捲亞洲的台式浪子與浪漫──獨立樂團唱出厭世代的微抵抗〉一文採酌;2020 年 6 月,緊跟當年台灣文化部補助名單公佈,阿報另一篇文〈在台團熱潮背後,了解下台灣的音樂補助是怎麼一回事〉,則向中國聽眾說明台灣音樂圈習以為常的制度,「音樂補助是大陸沒有的嘛,對於大陸很多網友來說,政府居然發錢給樂團做音樂,他們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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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每篇長文末,總會導回小島音樂速報微博,「那裡比較熱鬧」。原有正職工作的阿報,寫長文是一年只幾次的事情,「聽見對岸」被他稱為年更號,比起小島音樂速報多時一天近十則台灣音樂情報的頻率,寫這樣有學究精神的論述,不是阿報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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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他在福建出生。因為當地方言與台語高度相似,少年時期的阿報完全聽得懂電視上五月天唱的台語歌是什麼意思。阿報口音裡那份熟悉咬字,也原來是連上了我們對台灣國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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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福建電視上有五月天?原因之一,是那個台灣音樂仍在中國舉足輕重的年代。阿報回憶 2006 到 2010 年間,身邊的人聽的是五月天、F.I.R. ,唱片行裡賣的是陳綺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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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乍聽有點玄,想想卻有道理:「就,我們家的電視天線,那時候收得到台灣電視的訊號。我可以看中視看台視看華視,我記得這三個電視台最主要⋯⋯」不對、先等一下,這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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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離金門很近你知道嗎?那個電視信號到福建都清楚,大概就和廣東那邊常看到香港的電視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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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阿報和家人搶遙控器,想看的是台灣樂團上節目打歌、廣告間的新曲 MV。為什麼想看?他說新世紀之初五月天《搖滾本事》演唱會,是自己第一次在螢幕上看見樂手操著樂器,有鼓、有吉他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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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帥吧,阿報說。就像許多少年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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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到二十多歲時,才發現台灣所謂「聽團仔」不少已把五月天劃到商業樂團的那一邊,這一點和阿報身邊的中國樂迷不同。包含阿報自己,至今都還對五團抱著當年獨立音樂啟蒙的好感。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沒有社群、自媒體,阿報心中的台灣音樂地圖描製除了電視,靠的是蝦米音樂和豆瓣兩大平台的音樂導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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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道五月天陳綺貞這種大名字,什麼絲襪小姐,什麼女孩與機器人、法蘭黛、先知瑪莉,都是因為蝦米音樂的推薦機制做得很好,我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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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辭去工作回到福建的阿報,電視台不再收到台灣訊號。養成他品味的蝦米音樂,也在今年二月終止營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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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誰還看電視呢?中國的唱片行一樣在倒,台灣音樂的影響力也在中國漸弱。少年阿報上了大學,那時躺在宿舍床上聽癡了的透明雜誌、甜梅號、回聲樂團,至今還是他的最愛,彷彿有什麼停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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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團時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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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速報發文消息之速、簡史鑽研之執著,很難想像阿報本人只來過台灣兩次。2018 年,回聲樂團休團後睽違兩年重聚《巴士底之日十週年》演出,26 歲的阿報心想,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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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歲的阿報,大學上的是物理系,一入學就加入吉他社。「這邊的吉他社,相當於台灣的熱音社,是玩樂團、搖滾那種的。」社團裡都是音樂同好,只不過大家聽的多是中國搖滾,痛仰樂隊、萬能青年旅店,聽台灣樂團的有但不是很多。阿報只能靠著網路來尋找台樂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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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都是打關鍵字,比如你在微博搜個安溥,搜到很多博文,那基本上提到的人都是喜歡安溥的,你就循著這些內容認識一些網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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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點和線,總會想到面。微博上,阿報找得到日本音樂速報,找得到英國音樂速報,就是沒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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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並沒有立刻著手一個以台灣音樂為主題的自媒體。他最早創的是一個發表「洋蔥新聞」的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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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新聞語出美國一家生產諷刺新聞的媒體「The Onion」,後來詞彙延伸用於描述基於嘲弄目的所生產的新聞,多少包含造假和誇張的成份。阿報以音樂為題,寫了幾篇洋蔥,覺得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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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所謂音樂媒體,也就跟內容農場一樣,它可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文章,我想說沒有一個比較正規的音樂媒體來說一些事情,就覺得可以往這方面努力一下。原來那個號比較搞笑,寫了幾篇之後就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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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阿報滿志躊躇,下定了決心。站台名字,他早在註冊前就擬好:台灣獨立音樂速報。他沒想到申請第一關就被系統自動拒絕,原因是「台灣獨立」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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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完全沒想到這件事吔!那時我很急,想說哇靠那怎麼辦,我要改什麼名字,一下子也沒有什麼好的想法,就想那把『台灣』改成『灣灣』好了,結果就這樣註冊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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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逆料灣灣獨立這名字也只撐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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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他循自由行買好了機票,回聲演唱會的票約在台灣面交。第一次到台灣,一切新鮮,和合購門票的台灣歌迷一起排隊時,連坐下也讓阿報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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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這邊排隊都是站著的,因為我們覺得說地板可能比較不乾淨。那個台灣樂迷就拉我說你要不要坐著、要坐著嗎?我還猶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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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許多。比方他和那人聊起自己當年在上海看了四十幾場演出,那人竟回「所以,上海那邊是只有台灣樂團可以看嗎?」比方他提起法蘭黛,那人竟回:「沒聽過欸,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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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我向阿報嚴正澄清,上述行徑可能屬於該名歌迷的個人問題,從中倒仍延伸探討不少觀察:阿報直言,相對於他身邊的中國樂迷對台灣樂團的認識,台灣樂迷對中國獨立音樂的了解在他看來確實遜之;此外,台灣聽眾的分眾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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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頑童是不是在這裡很紅,他說對,但那是聽說唱的人在聽的,他們是聽團仔,不怎麼聽頑童。但對我來說不是這樣,我聽台灣音樂不管你說唱還是搖滾還是什麼東西,只要是台灣音樂我都聽。反而在台灣,你們好像有分聽團仔是聽團仔,然後說唱仔是說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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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告訴阿報,這群人在台灣更常被叫做嘻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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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這趟台灣之旅的經驗不只有距離。走進 Legacy,阿報在台前熾熱,意外發現台灣歌迷比中國聽團仔冷靜太多,「特別像北京這類的搖滾重地,或者迷笛這樣的音樂節,在大陸聽現場大家是狂叫狂撞的,歌與歌之間會問樂手等等晚餐要吃啥,」在中國,衝撞喚作「POGO」,音樂節若辦在一片草地,演出結束後大家會站在一片泥地上,「我覺得台下大家好安靜啊,我在大陸是最冷靜的,在這裡變成最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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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柏蒼在台上問說『你們是從哪裡來的?有沒有人從新竹來?有沒有從桃園來的啊?』我就看說怎麼沒人舉手啊?在大陸假如台上喊到哪個地名,肯定就很多人舉手比大聲的。忽然心血一來,柏蒼問完一輪我就超大聲喊:我是從上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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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柏蒼嚇到了。那瞬間的阿報和身邊的人多不一樣,卻又多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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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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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聽團仔而言最幸福的事,或許就是待在音樂的世界裡。然而,現實是世界上永遠有音樂之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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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群趨勢,音樂人及其團隊也發展自媒體,將聲量與話語權從傳統媒體握回手心。對經營速報的阿報而言這一則以喜,他可以藉由翻牆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追蹤音樂人,即時獲得新訊。阿報樂於在社群上追蹤台灣的樂評、音樂媒體,同時也信奉人肉推薦勝過音樂播放平台演算法。樂評在媒體的撰述、音樂人在社群上的互粉互推,對還有正職時一天頂多花一到兩小時整理速報題材的阿報而言,是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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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以憂,是中國對社群的管制再加上兩岸箭弦的繃緊,讓音樂圈裡的人常常彷彿是即將射出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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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沒有社群,很多事情是大家都不知道。那現在,大陸樂迷如果平常不會翻牆的話,可能並不會特別清楚台灣樂團在一些政治或者社會議題上的表態,結果就造成一些認知分裂的情況。例如前幾年,脆弱少女組在社群上發佈了台獨相關言論,消息鬧大之後很多大陸歌迷就哇啊脫粉啊,因為他們原本聽這個團的音樂,感覺就是清新啊可愛啊,不會想到政治立場是對立的。反而是和我一樣常翻牆的人,很多事情早就知道了,反應沒這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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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也不只對方。2019 年,台北市長柯文哲現身杜鵑花音樂節,上台獻唱音樂節主題曲,身後是傷心欲絕的官靖剛和美秀集團的劉修齊拿著吉他伴奏。阿報當天把影片上傳速報,後來卻看到劉修齊在 Facebook 上表示阿報只因他個人參與活動就把樂團的名字和柯文哲放在一起,會給人不好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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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個時候真的完全不懂台灣的政治你知道嗎?我想你一個市長出來講話,你樂手彈琴,這個有什麼啊?我完全無法理解。後來才知道台灣人對這個很敏感。」社群催化動輒炎上,但真正刺激神經警醒的仍是政治。兩岸情勢一動一靜,小島音樂速報信箱裡的檢舉信頻率可以說是地震儀了。早前因新疆棉事件,一系列藝人紛紛與品牌解約,事情鬧得沸沸揚揚,甚至有網民統計解約與沒解約的藝人名單,留言催促藝人解約,阿報發文表示希望藝人不需要被逼迫表態立場,隨即遭舉報禁言三十天;平素裡,發佈拍謝少年、盧廣仲新歌訊,總有人傳訊「台獨藝人的歌不要發了」,數量多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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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外的世界,阿報也並不快樂。音樂推廣工作,在中國環境裡越趨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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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做文化產業,在沒有創作自由的基礎上做這件事,經常遇到難以想像的荒唐事。我舉一個台團的例子,有台灣樂團歌詞裡面會寫抽菸,這很單純嘛,它甚至跟政治立場沒有關係,它就是講抽菸啊,但你這首歌在大陸有些城市就是不能演出,因為你報批的時候有關部門的人會覺得對青少年不好。我覺得哇這很莫名其妙吔?為什麼歌曲能在平台聽,演出卻不能演?類似的事情真的太多了,太多了,一次又一次削弱你的成就感。然後你就不想幹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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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阿報終於遞辭職信。在上海聽了無數演出、度過一整段音樂職涯的他,又回到了福建,他最一開始聽見台灣音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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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他接案糊口,經營小島音樂速報的時間多了那麼一點點。上一份工作留給他的,是他身上的媒體素養與判斷眼光。他懂得某些行規,例如在中國封殺也分等級,「像盧廣仲,他是歌曲可以聽,但演出不能來,這是半封殺;那像滅火器,他是歌不能聽、演出也不能來,那它是全封殺;何韻詩,她歌曲不能聽、演出不能來,人的名字也不能出現,這是徹底封殺,又是分好幾個檔次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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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小島音樂速報的發文稍稍增多,幕後的阿報眉頭皺得也沒少。有些音樂人有流量,有些剛起步,發佈情報時會不自覺大小眼嗎?點閱一定會高的音樂人醜聞八卦,要發嗎?會不會因為每每發政治敏感情報就被罵,而下意識自我審查?這一切,阿報說他不知道,說不定他已經被改變了。至今抵抗著壓力的,是每每他遇難時現身的同等善意,那是對台灣音樂一樣有愛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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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還有愛。「有時候你聽到一首歌,覺得幹這真的太屌了,我一定要讓全世界聽到,結果發出去沒幾個人理你,這個沒辦法,沒辦法。你只能承認說,同一首歌真的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只是不管怎樣,你當時肯定會心情不好,肯定會低潮,這麼好的音樂怎麼會沒人給你反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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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麼辦?「沒辦法,就今天過了再想第二天的事情啊,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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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錯過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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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小島音樂速報微博有近 39 萬人追蹤。變現的可能,阿報是想過,但沒多久就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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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我就是一個搬運,我只是通過翻牆,把台灣的資訊轉移到大陸而已。我覺得這個稱不上是什麼多高明的技術,我只是做這樣一件事,讓更多人獲得資訊更方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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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成為了收到台灣訊號的那副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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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的幸福是什麼呢?〈台灣「獨立音樂」簡史〉完成半年,阿報依然滿意,準備功課時他讀到「台客」一詞原來在台灣語境中經歷流變,從二十年前帶有土氣、流裡流氣的負面意涵,到如今大多偏向正面、支持台灣本土意識的形象,這是他原本不知道的。而因為他寫下,許多中國聽眾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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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時,他說還有幾個詞他不懂,例如 8+9 和 1450。「你寫中文我還查得到,你寫數字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啊!」我向他說明,他哦了好幾聲,說他懂了。他明白的表情,讓這場訪問其中的幾分鐘,也成為了他因愛而獲得的東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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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簡史,其實是在他被禁言三十天的期間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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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有很多想寫的,比方台灣說唱的發展,台灣電子搖滾的發展,但辭職以來也還沒有時間完成。他也依舊想念台灣——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來台灣時,他除了參加簡單生活節,還看了好幾部電影。「我除了是音樂迷,還是電影迷。很多電影大陸看不到啊。」原來轉播金馬獎也是為了愛。今年,疫情成了另一道看不見的牆,和金門很近的福建忽然又顯得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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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現在的台灣音樂,和當年他隔海聽見的台灣音樂有什麼不同呢?他穿過鏡頭看著我,說下面這段一定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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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在疫情下到我們這邊演出必須要先隔離,然後你回台灣也要隔離,不像從前那麼方便,導致很多音樂人必須做選擇,要嘛長期待在大陸,要嘛長期待在台灣。」他說,「從前是有些流行歌手會常駐大陸發展,現在有少量獨立樂團也走上這樣的路,在這邊一待就是大半年甚至一兩年的時間,把幾乎所有的事業都放在大陸。那就會導致一種現象啦,說真的:台灣是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就像 Leo王在金曲獎說的,他想唱什麼唱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但有的樂團只單純依賴大陸市場,就不得不順從大陸這邊的規矩。比如剛剛講的抽菸,你寫一首抽菸的歌不能在大陸唱,以後你就不會寫抽菸的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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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覺得很可惜、很可惜。在台灣的話你可能會寫一些別的,但你在大陸你只會寫這些歌,你就變得跟⋯⋯其實跟一般的大陸樂團沒什麼兩樣說真的。除了你身份證拿的是台胞證之外,你跟其他大陸樂團又有什麼區別了?我覺得台灣人你要分析自己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你之前能寫那些歌⋯⋯我不反對正常的文化交流,但是音樂人自己的路要怎麽走,還是要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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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自己可惜的,阿報為這些可惜了。因為那是他追逐著很久的地方。長大是發現原來自己想去的地方也有人想離開,這時到嘴邊的話倒只有淡淡一句「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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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不該說他是天線,天線是不懂追逐的。那年甜梅號到上海交通大學演出,阿報穿越幾十公里,從上海這頭追到那頭,只為了聽一場學生辦的音樂節裡在校園禮堂的演出,「我不是那個學校的人,沒有座位可以坐,只能站在很邊角的地方聽。那個場景想起來滿寒酸的,但還是很感動。那個時候音樂響起來,一切進入那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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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唯一一次聽到甜梅號現場,因為後來甜梅號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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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錯過的滋味,直到今天仍努力不讓更多人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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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他聽五月天和陳綺貞長大 ——
專訪台灣獨立音樂微博「小島音樂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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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插畫_ Penn⠀IG@yanjin
視覺統籌_ 潘怡帆 Crystal Pan Photography
責任編輯_ 溫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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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標題皆改自顧城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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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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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遠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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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結束/你避免了一切開始⠀——〈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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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仍明明白白,/但我們仍匆匆錯過,/因為你相信命運,/因為我懷疑生活⋯⋯⠀——〈錯過〉
快樂少年大意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