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駁總統府記者會 談倫敦政經學院醜聞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爭議2015年夏天就有過,今年又持續發燒了三個多月。昨天(23日)總統府發言人終於開記者會,展示了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就學文件及論文原稿等。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但蔡英文早就該這樣做,應該在受到質疑後的第一時間,本人出面開記者會,就被質疑的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和澄清。但蔡英文首先做的,卻是用刑事罪起訴質疑她的教授們(林環牆、賀德芬、彭文正),開了台灣在任總統打毀謗官司的極不明智的首例(馬英九的提告是在卸任之後)。誰都渴望歷史留名,留美名。蔡英文執政功過自有後人評判,但此誹謗案在台灣新聞史上必定不是美名。
蔡英文清楚地知道,作為總統,她有不出庭的豁免權;所以在任期間此案根本不會有任何進展。她的提告,就是要以勢壓人,以訴訟代替回答,迴避真相。真相要迴避,就是有問題!
當時彭文正博士對此有精彩評論:不可告人,只有告人!蔡英文是全世界第一個用告人證明自己學位為真的人。
我今年6月10日發表「蔡英文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時,蔡總統就應把所有相關資料都拿出來,讓社會大眾鑑定。那就不會浪費那麼多人的大量時間精力去調查、審核。蔡英文為什麼要拖延這100多天?完全不可思議。
這次開記者會回答問題值得肯定,但仍留下眾多疑點——
首先,這個記者會應是蔡英文本人直接面對記者回答問題,而不應是任何其他人。因為所有質疑的,都是蔡英文本人的問題,只針對蔡英文本人的誠信,而不是國家政策。一百多天來,從媒體人到學者、到社會大眾,提出的一大堆問題,只有蔡英文本人才知道,才能回答清楚。找總統府發言人打官腔、做官樣回答,完全不給人以真誠坦蕩、自尊自信地回答質疑的感覺。
所以,昨天總統府記者會留下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蔡英文躲哪裡去了?為什麼她本人不能出面,當著全國、全世界觀眾的面,清清楚楚地逐一回答被公眾質疑的所有問題;把1984年上交的典藏的博士論文、1984年頒發的博士證書、在台灣歷次學術升等、政治參選(證明博士身份)整個過程的文件,自己親手一一展示、解釋,文件副本留給媒體,讓大家今後隨便檢視。
讓跟蔡英文博士論文毫無關係的人,戴著白手套,做出手捧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的嚴重狀態,小心翼翼展示蔡英文從家人倉庫翻出的、聲稱是36年前打字機版的論文草稿。且不說這種裝腔作勢、故作珍貴的滑稽可笑,如此鄭重其事、以總統府官方拿出的,卻根本不是上交圖書館的裝訂典藏本,而是一堆尚有白色塗改液的草稿!如此做法豈不是作踐、耍弄大眾的鬧劇?居然有一大堆人相信、認可了這種鬧劇。
第二,這個草稿的哪一頁證明了它是通過了博士資格審核的版本?如果草稿就可以證明博士資格,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草稿去申請教職?哪還需要辛苦多年一改再改等評審教授審批?如果草稿就可以等同已出版的著作,豈不是任何在家塗鴉的人,都可以頂個作家的烏紗帽?蔡英文這個草稿本身,難道不更證明蔡英文沒有提交過正式的、典藏本的論文嗎?
第三,總統府表示,蔡英文回台獲得教職的政治大學,有蔡當時遞交的三本博士論文。那這次為什麼不展示那三本正式成書的論文?拿一本過來就可以了嘛,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就無法不令人嚴重質疑,政大是不是真有蔡英文口試通過後的典藏本?
第四,這次總統府發言人說,蔡英文當時遞交了論文,丟失是倫敦政經學院(LSE)校方的責任。這個說法不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讓人確信,有人在繼續公然撒謊。了解LSE內部運作、也從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一路為蔡英文護駕的「台灣研究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都說,「準博士都是繳交兩本論文給倫敦大學 Senate House Library」。難道倫敦大學圖書館把蔡英文的兩本論文都「弄丟了」?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任何理性的讀者請你冷靜地設想一下。
第五,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曾經遞交給LSE, 後來被校方弄丟了,那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發現之後為什麼不馬上補交?2015年被質疑後,為什麼還不補交?為什麼等了35年之久?如果真有成書典藏本,蔡英文就不必再把手裡的這些散裝草稿,複印傳真給LSE圖書館。在全台灣都瞪大眼睛尋找的時候,趕快把政治大學的那三本調出一本特快專遞給LSE 不就行了嗎?
我6月份的質疑文章引用了美國北卡大學台裔學者林環牆教授對此獨立調查獲得的重要資訊:LSE圖書館員Ruth Orson兩次回信(那是在沒有外力介入前,該校人員最誠實可信的回答):說他們never received(從來沒有收到過)蔡的博士論文,她查了倫敦大學系統的全部三個圖書館,結果都查不到任何收到過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記錄。是LSE撒謊,還是蔡英文撒謊?
據林教授查閱對比LSE校方提供的1984年獲博士學位的106人資料,除了蔡英文,其他105人全部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如果是倫敦大學圖書館真的是後來弄丟了(而且是兩本都丟了),那為什麼連蔡英文曾經遞交過論文的記錄都沒有?
第六,不僅全部105博士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只有蔡英文沒有;而且林教授還查到,這105人的論文都可訂購調閱,唯獨蔡英文這本今年6月底才補交的草稿本都不許上網、不許拍照、不許引用,更不可能訂購。怎麼單單就蔡英文的論文珍貴到超越其它任何博士論文的地步?是因為它價值兩個博士學位,所以比別人的都珍貴?
第七,就LSE關於蔡英文論文的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更不可上網訂購等苛刻規定,蔡英文本人和總統府都表示,那是LSE的規定,與蔡英文無關。事實是:特地跑去LSE查閱該論文的林環牆教授、徐永泰博士都被LSE告知,這些「不許」是應作者(蔡英文)的要求。那麼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不是蔡本人的要求,那麼請蔡總統馬上電話通知LSE,停止那一堆「不許」,立刻開放,像其它所有論文一樣,允許大家閱覽、網上訂購電子檔;起碼以此證明蔡總統沒有撒謊、她沒有那些詭異的、與眾不同的特殊要求。
總統府這次表示,蔡英文要把博士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並上網供大家學術參考。很好,期待盡快。如果真做,這種簡單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希望不是三個月後。
在我本人了解範圍,圖書館對自己館內的讀物嚴格設限的,除了蔡英文,還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
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公開蔣家後人提供的蔣介石日記,但蔣家要求「不得以任何工具翻拍」。此規定害得中國社科院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從北京飛到美國,全天在圖書館閱讀抄寫。他那年70歲,整整抄了70天!蔣日記分三次公開,他多次到美國,前後抄寫了10個半月!
今年83歲的楊天石後來寫出多本專著,通過蔣日記發現很多問題。這裡僅舉一件:蔣對胡適的兩面性。胡去世時蔣送輓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高度評價。但其日記寫的卻是:(胡)暴卒;乃除了障碍也。蔣日記甚至罵胡適是野狗,「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據統計,蔣在日記中責備、辱駡胡適不下20處。
送到圖書館的資料设置苛刻限制、阻止更多人看到,就是因為其中有不愿「見人」之處。蔣介石日記有「三不」,蔡英文論文有「三不」。送到圖書館,卻如此設限不讓人看的兩個權力者的資料都來自台灣,也是有點見鬼了。
第八,除了博士論文仍有上述這些疑問之外,關於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證書也同樣存在十分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次總統府記者會表示,蔡英文不僅在2015年向LSE申請了補發博士證書,而且在2010年也得到一份補發的。而總統府記者會這次展示出的,則是1984年蔡英文博士學位證書原件(的複印件)。如果有原件,為什麼要補發,而且兩次要求補發?把原件複印一下廣為散發不就得了?真是太匪夷所思了!總統府表示,這次展示的證書和信件等,是從LSE校方獲得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在把自己的典藏本博士論文全部都弄丟了的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證書也搞丟了,需要補發一份。而且,既然2010年補發了一次,為什麼2015年還要再補發一份?2010年那一份又丟了嗎?連影印本也沒了嗎?
一個人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證書都給弄丟了,補發過一次的也丟了。大家說說,這樣的機率低到什麼程度?誰能在台灣給我找出第二個?
且不究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的真偽,就算全部都是真的,她把這兩份辛苦且緊張(她自己說的)獲得的人生重要文件統統都搞丟了!而且一丟再丟?如此一個馬虎大意、無序的人,去做律師樓秘書恐怕都不合格吧?
總統府表示,蔡英文的文件找不到是因為在台灣多次搬家。這話不知有幾個人相信,起碼我不信!拿我自己來說,僅在美國就搬過十多次家,我的黑龍江大學學位證書、深圳青年報記者證等都保留著。甚至我當年考托福的成績單、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讀政治學博士的一張通知書都隨手存檔。我都沒去念,那些文件都還在。而蔡英文花那麼大力氣讀完了,還寫出號稱教授們討論要給她兩個博士的「精彩論文」卻35年都不見踪影,被追問100多天之後從倉庫挖出草稿!甚至連她回台灣教書、升等、參選等等都需要的博士證書也不見踪影,需要一補再補!這合乎最起碼的常理嗎?
第九,蔡英文曾任教的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還有中選會,按規定都應有她遞交的博士證書(經過驗證原件後留存的副本)。哪怕她自己的原件真的都丟了,從那些地方要一份副本不就可以了嗎?蔡英文這個一次再次的「補發」也無法不令人遐想,政大、東吳、中選會這三個機構,真有蔡英文1984年的原始博士證書(副本)嗎?如果有,蔡英文不從台灣就地取,反而萬里迢迢去向母校索取。這難道不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形嗎?
第十,這次總統府發言人特別強調,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和學位有質疑,應去問倫敦政經學院(LSE)才是正途。話是沒錯,但談何容易!林教授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放」。
在林教授做獨立調查期間,我也給LSE寫過幾封信查詢,最初得到他們學位資料處(HEDD)的Wara、學生服務中心(SSC)主管Camilya Maleh,學位和論文查詢處(AS)主任Clive Wilson這幾位的回信,但後來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一開始給LSE寫信,就直接問蔡英文有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回答:這個問題需得到蔡本人授權才能回答。我馬上回信反駁:如有人冒充政經學院博士,我們想查核,你們說要先取得那人授權。那冒充者(騙子)會授權嗎?而按照英國的信息公開法,像蔡英文這樣位居總統的權力者,她的博士學位信息是應受大眾檢驗的。在再次要求下,LSE學位及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回信說,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這確實是應該提供的信息,但說要20個工作日才能答复。
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電腦馬上就可查到的嗎?LSE是國際知名正規大學,應有完備的學生資料檔案,怎麼需要20個工作日?
這個回答使我馬上想起以前在調查吳征、楊瀾夫婦的學經歷造假遇到的類似情況。吳征當時是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楊瀾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申奧大使。但吳征宣稱的多個學位都有水分甚至造假。例如他說曾就讀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我打電話查詢,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Lisa Beltrar小姐立即查找並告知,該校沒有吳征(英文名Bruno Wu)的學生記錄。我又打給San Jose City College(社區學院),提問後連電話都沒放下,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就查出並告知,吳征在那讀過,但沒獲得任何學位。
在美國,要核實某位學生的學歷,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資訊公開法以及慣例,學生記錄辦公室都予提供或證實。可是在打給巴靈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時,他們的回答與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回答一樣,要我先拿到吳征的授權。幾次交涉,對方都支吾搪塞,最後乾脆拒絕回答問題。
後來查到,巴靈頓是一個美國17歲青年創辦的網絡野雞大學(沒校舍,更無教育機構承認)。在輿論壓力下,吳征在廣州《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登出他的巴靈頓博士證書,我找到這張報紙,用放大鏡一看,它只是個英文Award獎狀。那些名流們就敢公然向媒體提供假證書,繼續欺騙大眾!
LSE學位論文查詢處主任 Clive Wilson還是客氣和負責的,我們有過幾次通信,他也解答一些問題。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蔡英文的嫡系、外交部長吳釗燮7月份去了趟歐洲之後,LSE的專業部門就不再回答任何問題,而是轉給該學院的公關部(Media Relations)統一回复。
蔡英文是不是被授予博士學位,她的論文圖書館為什麼從來沒有,她如獲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論文口試評審教授是哪幾位?答辯通過後的教授簽名頁在哪裡?這都是學位和論文資料處管轄的專業問題,為什麼要轉交給公關部?好像有了什麼危機,要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
為什麼吳釗燮去了趟歐洲,LSE的態度就變了?他有沒有到英國指揮台灣代表處來「危機處理」,與LSE聯手阻止人們對蔡的學位及論文真假的調查?
LSE的態度變化與吳釗燮的歐洲之行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凡走過必留痕跡。有一點是無需置疑的,那就是跟倫敦政經學院下屬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和其主任施芳瓏女士有關。
話說蔡英文2015年9月22日獲得補發博士證書。當時台灣大選正在進行。國民黨內部分裂,10月份把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掉了。當時蔡英文的選情可謂一面倒,被認為綠營誰出來都躺著贏。所以不排除台灣(民進黨)方面出錢或承諾,蔡當選後給這個研究室更多援助,現在需要幫助蔡英文拿到LSE的博士證書。
其實這個「台灣研究室」從創辦就是台灣政府協助的。它的前身是「台灣學術講座」(Taiwan Seminar),2000年由台灣駐英文化組協助成立。二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向外拓展台灣外交,包括在美國等地成立的「全球民主和平聯盟」等,由外交部轄下的「僑務委員會」資助。
2003年「台灣學術講座」升格為「台灣研究室」,後隸屬LSE,很可能得到了台灣方面更多援助。當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等,都曾與「台灣研究室」創辦人、LSE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德裔英籍學者,中文名王斯福)會面交談。
當時台灣為拓展外交,不僅支持了這個台灣研究室,也由教育部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台灣研究中心」。杜正勝部長去倫敦時也拜會了這個中心的主任Robert Ash教授,並與亞非學院Paul Webley校長晤談。
台灣研究室網頁列出兩名共同主任,一是施芳瓏,另一位是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但漢學家王斯福已82歲,早已從政經學院退休。而且目前無論維基百科還是LSE頁面的Stephan Feuchtwang詞條,經歷上都沒有「台灣研究室共同主任」。
所以,LSE的台灣研究室負責人,其實只是施芳瓏一個人。這次蔡英文的論文和學位被質疑,施女士不斷出面為蔡背書。她既不是LSE負責學位和論文管理的職員,更不是負責人,卻不斷放話,被台灣媒體作為LSE的官方發言而引用。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說,施芳瓏「蓄意阻隢整個事件的調查」。
施芳瓏主任過去二十年來好像並沒有一個正式教職。她的台灣研究室主任做到2014年就被撤銷了。但2016年她又復出做主任。這令人合理懷疑,是不是2015年她「運作」校方為蔡英文「補發」了博士學位證書,2016年蔡當上總統,回報這個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於是施芳瓏才得以官復原職?如果施芳瓏本人的薪水是由這個研究室支付,那就等於是由台灣方面支付;更準確地說,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
2016年蔡英文當上總統,是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最先發出祝賀信(1月16日,落款是台灣研究室,發在台灣研究室的網頁)。該祝賀信只引述了兩個人的話,一個就是施芳瓏(Fang-long Shih);另一位是該校國際關係系教授Christopher Hughes。他是台灣女婿,太太九十年代初曾任台灣《光華雜誌》總編輯;而光華雜誌是台灣政府出資的,隸屬新聞局。三天之後(1月19日),政經學院的網頁轉發了台灣研究室祝賀信的主要內容。由此被作為LSE 祝賀蔡當選總統。
這幅畫面很清晰了吧。2015年秋天,已當過五年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正在選總統,且勝局基本已定。那麼在論文被質疑後,如果有關方面承諾今後給予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倫敦政經學院會不會不顧原則,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情況下給她發一紙「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這所全球知名的學府有沒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呢?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幾個相當不光彩的「前科」,頗有參考價值。有讀者已熟悉的,更有華文世界鮮為人知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倫敦政經學院因接受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兒子薩伊夫150萬英鎊捐款(薩伊夫獲博士學位)事件被調查,當時媒體對這個醜聞廣泛報導。因薩伊夫捐款建立的那個基金會,薩伊夫是主席,LSE院長是顧問。這也是這位院長後來辭職的原因。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政經學院的教授和名人們當時討好薩伊夫,該校教授Ed McClennan直接寫信給薩伊夫說,對其入學提供幫助。薩伊夫在LSE讀博士的作業被別人代筆,他付給輔導老師多斯特维兹(也是政經學院博士)每月4000英鎊。這個輔導老師還坐薩伊夫的私人飛機在歐洲遊玩。
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兒子提供的150萬英鎊捐款,政經學院用來建立「北非研究室」(North Africa Programme)。這個也可佐證,施芳瓏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非常可能是由台灣方面出資的。一般這種外國研究室,多是那個國家資助的。
後來薩伊夫還要向LSE提供220萬英鎊,在該校建培訓中心,為利比亞培訓青年精英,其實就是為鞏固他父親的獨裁統治而培養打手。如果利比亞不變天,這個培訓中心就成立了。當時LSE的教授把薩伊夫吹捧為「改革者」,利比亞的希望等。
格達費政權倒台時,薩伊夫被抓獲,這個獨裁者的兒子發表談話,對政經學院很不滿,甚至蔑視,說當初那些教授和校方Honor恭維他(其實是為了要他的錢),看到利比亞「叛軍」造反了,就跟他切割、反對他。薩伊夫罵LSE是coward(懦夫)。薩伊夫完全站在他的獨裁者父親一邊,哪是LSE教授歌頌的「認同西方價值」?
LSE因這個醜聞名譽被重創。連當年薩伊夫的博士論文口試評審教授Meghnad Desai也在英國《衛報》發文說:LSE is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Saif Gaddafi's PhD(政經學院為薩伊夫.格達費的博士學位付出沉重代價)。
那麼LSE有沒可能不顧原則,為了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在沒有蔡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博士口試評審教授的共同意見書(至今蔡英文也拿不出來)的情況下,而給蔡發一張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連美國史丹福大學這種名校,最近都因接受捐款而給名人子弟發入學通知書的醜聞而弄得灰頭土臉。我們再來看LSE的另一醜聞:
2008年,在遭到強烈抗議的情況下,LSE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UAE)已故獨裁者Sheikh Zayed的名字為該校新建的教學和劇院大樓命名;還歌頌這個獨裁者是life leader(永遠的領袖),就因為阿聯酋給了政經學院大筆資金。後來LSE還用阿聯酋提供的250萬英鎊捐款在該校建了「中東研究中心」(CMES)。
英國教育機構Lighthouse創始人Emmanuel Akpan-Inwang主任 2011年(格達費兒子博士學位醜聞爆發時)在英國《衛報》發表題為「政經學院與利比亞的關係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指出,LSE經費15%來自英國政府撥款,其它都要自籌,資金缺口很大;所以該學院才不顧原則,為獲得捐款,用獨裁者命名學院大樓。這位主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經學院金錢交換,給獨裁者兒子博士學位,只是腐敗底座的冰山一角(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oward-davies-libya-uae )。
這個冰山一角有很多事證,前述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當時不僅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寵兒,還被安排在學院的Ralph Miliband lecture做演講。LSE教授David Held在開場白介紹時說,他本人太喜歡薩伊夫了。當時很多學生去抗議,與薩伊夫支持者發生衝突,甚至驚動了警察去解圍。
Ralph Miliband曾在LSE任教,非常知名,去世後他的學生建立了這個講座。薩伊夫被安排到這個講座發表演說,Ralph Miliband的曾做過英國外相的兒子表達抗議;認為這對他父親是一種侮辱。但政經學院我行我素,就為了能得到格達費們的資金。
英國《衛報》專欄作詹寧斯(Simon Jenkins)批評得更尖銳,他撰文說,當時該校研究阿拉伯問題的權威學者Fred Halliday強烈抗議;因是研究中東問題的教授,他更深知格達費父子的專制。但校方為獲得比利亞的捐款,根本不聽這些教授的抗議。詹寧斯說:Money did not just talk, it strutted the LSE campus and swept aside all dignity and common sense.(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大搖大擺地挺進政經學院校園,橫掃了所有的尊嚴和常識)。
詹寧斯的結論是:很多年來政經學院都在「犧牲學術獨立而向商界和政府出售自己的靈魂」(sacrificing scholarly independence to sell their souls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3/lse-gaddafi-libyan-dictator-universities)
LSE這些如此嚴重的醜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倫敦政經學院連利比亞獨裁者的錢都拿、連中東專制國家的資金也不忌諱,那麼對來自民主台灣的捐款,當然就更何樂而不為了。
在根本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情況下(2019年才拿出的這個草稿完全無法證明它是通過資格考試的版本),為什麼政經學院會給蔡英文補發博士證書?是不是又一次像詹寧斯所說的,「出售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個問號。
在這個問號得到答案之前,施芳瓏女士敢不敢站出來說清楚,「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拿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
我曾給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學位和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寫信,直接問了這個問題:蔡英文本人,她的家族,台灣政府等,有沒有給過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資助?Clive Wilson對此不回答。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LSE的所屬機構拿到外國捐助,應是公開信息,不可隱瞞。
我也在給Clive Wilson的信中提到,如果「台灣研究室」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該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這樣為蔡英文總統辯護,是不是有「利益交換」之嫌?
當然,這個問題從台灣方面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有撥款,會是多年的資助,教育部的財務報表,外交部的撥款記錄,應該都會有,如果不列入「秘密外交」的話。台灣的秘密外交,是貪腐和走黑賬的天堂。
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的論文上網後,被認真又智慧的網民查出,很多段落是剽竊的,請看這個網址上的對比揭露(https://saifalislamgaddafithesis.fandom.com/wiki/Plagiarism )。
現在蔡英文總統終於決定,把她的博士論文送到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讀。但願不是拖到三個月之後,更不要有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的「三不」設限。把論文上網,一天就可做到。如果人們看過,沒有任何抄襲等問題,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給蔡英文一個清白,這不是好事一件嗎?
但要想讓所有的質疑都塵埃落地,需要蔡英文本人出面做出更詳細、清楚,尤其是真誠、坦蕩的回答。
2019年9月24日於美國
——原載《民報》: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fb773dc-4d70-44d6-b78f-54c573cb34bd
《曹長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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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
徐敬亚
《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
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
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
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
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
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
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
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
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
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
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
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
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
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
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
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
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
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
《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
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
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
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
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
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
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
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
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
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
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
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
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
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
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
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
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
“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
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
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
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
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
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
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
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
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
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
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
《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
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
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
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
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
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
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
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
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
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
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
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
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
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
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
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
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
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
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
2000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
2017-7-3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