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突尼西亞人爆發反政府運動，推翻獨裁政權，隨之在中東國家相繼掀起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大勢所趨，敘利亞人走上街頭，釀武裝衝突，美、俄、土耳其、伊朗等多國勢力介入，內戰至今仍未停歇，奪走逾40萬條人命，同時也有560萬敘利亞人逃到國外，土耳其收容難民最多，多達370萬，7成是婦女和兒童。我們坐在台北咖啡館，裘振宇語速彷彿調快1.5倍，企圖在最短的時間，為我們補充最多的資訊。他的口氣哀戚而氣憤，說到一半，他又得中斷訪問，電腦連線到德國，為他今年夏天在慕尼黑策劃的台灣建築展進行視訊會議，他將難民婦女編織的狗狗圍巾披在肩上，聲音歡快，充滿正能量，越洋視訊會議結束了，跳回難民議題，他又是一臉哀戚，情緒起起伏伏，未免太大了。
問他何以台灣人要關注敘利亞難民議題？坐在對桌的裘振宇身體前傾，頓了一秒，惡狠狠地瞪視著我，抬高音量，彷彿我問了什麼笨問題而氣憤，「台灣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啊！我們某種程度是難民島，但如果台灣可以讓這些人（敘利亞難民）變得更平等，不也是一種台灣價值？我們祈求國際社會能正視台灣，跟世界要求一點點平等，但希望別人給我們平等之前，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給別人平等？讓更多在下面的人更有生活的資格？」
建築師關注難民的理由很大，大到與國仇家恨有關，但關注難民的理由也很小，小到只是個人心結。他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服完兵役，24歲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其後，他在澳洲墨爾本取得博士學位、在芬蘭博士後研究；他說在國際各大學院流浪18年，亞洲人身分無異於次等公民，和同學爭取獎學金、工作機會，學院中那些不動聲色的排擠和打壓，讓他深刻體認人從來不是生而平等，「我在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是難民，幾年前，我媽把舊房子賣掉，買了一個房子，裡面只有3個房間，我媽、我妹的房間，還有一個客房。他們把舊房子的雜物全部丟掉，也沒聯絡我，從小到大的衣服、照片、畫畫比賽的獎狀，都被丟掉了。」
他去年11月初返台，至耶誕節當天我們訪問他，整整2個月是他近18年來待在台灣最久的一次，然而他為著台灣中心和來年的台灣建築展奔波，2個月尚未與母親見面。上次見到媽媽是什麼時候啊？「6年前。」他淡淡地回答，口氣沒有惋惜，沒有傷悲，「對我媽來說，我做的一切都是不務正業，我應該算是她很失敗的投資吧。」他說父親在他出國讀書前病逝，父母感情不睦，2人卻不離婚，寧願用一輩子怨恨彼此，父親死後，母親也不發喪，怨偶在婚姻互相折磨無異於內戰；他選擇離開，和逃難的敘利亞女人一樣，將親人和故鄉的回憶拋在腦後。
裘振宇從小立志當建築師。父親原是遠洋漁船輪機長，後來開營造公司，出身外省菁英家庭，卻因父親工作關係，在萬里鄉下長大。小學課堂上，老師發問，他永遠是第一個舉手，因為他國語講得比其他同學好，課堂上他的優越感輾壓同學，下課輪到他被同學霸凌，不是書本被藏起來，就是在走廊上被推擠、挑釁。先是省籍，後來是自己的同志傾向，成長過程中，他覺得自己和整個世界總是格格不入，故而在圖畫紙上畫各式各樣的房子，他迷戀宮崎駿，看了不下50次的《天空之城》，幻想打造一座飛翔的城堡，要當自己的造物主。
慘綠少年除了畫圖，另一個安慰則是蒂娜．透娜（Tina Turner）的音樂，「國中的時候聽到蒂娜．透娜，她復出唱007電影《黃金眼》（Goldeneye）主題曲，60幾歲還能這樣拚，這樣嘶吼，這樣扭，覺得真帶種。她是黑人，唱白人的搖滾樂，歌詞裡有英國左派的社會批判，但包裝又是美國南方低俗歌舞廳的傳統。她是跨文化、跨性別，強大得不得了。」他從搖滾女王的歌聲得到力量，覺得做人當如Drama Queen（戲劇女王），轟轟烈烈，張狂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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