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用此篇來下個結尾,所有謬論,一次解決,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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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對台語的想像是,很會說台語的必然也具有台灣意識,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若以形式/靈魂而言,徒具形式,靈魂是空殼者,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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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不只很會唱台語歌,國語歌其實也挺會唱的,特別是他的唱片公司的這首「血脈」,唱到「台灣跟大陸,本是同根生.」、「我們都是好兄弟,流著相同的血液,說著一樣的話語.」一個台語歌手跑去唱國語歌,還專門唱這種的,又把台語歌改成國語版,收錄在台語專輯之中,十分突兀,目的為何,討好何種對象,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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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人想說的,就是「因為你被性騷擾,所以得罪了我們所有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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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記者會上擺了飛機杯,也能拿來作文章,不斷跳針「為什麼要放飛機杯?」然而,雞排妹手上的麥克風不更是搶眼嗎?怎麼不問為什麼上面要寫著「和平歸來」?這本來就是廠商贊助影集的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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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雞排妹,他們永無止盡的懷疑;對於男方,則無條件地相信,一會兒說尾牙不存在,一會兒說雞排妹炒新聞;一會兒要雞排妹說出男歌手的名字,當雞排妹說出了以後,便說,關他屁事,一開始不是你先跟老闆起爭議嗎?接著質疑他的動機不單純,為了從政,方便快速的博得女權鬥士的美名,把男方當成「犧牲品」,並說,「男方才是最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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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事實,講求的是依據,雞排妹,人、事、時、地、物,交代得清楚,她說的是那樣清晰,具體,在場的人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樣的事,都說的仔仔細細.....如果這些情境為真,說的話語為真,那麼後續的身體碰觸理當是可信的,在場該歌手的助理有錄影,全場的人都知道他們說了什麼,這就是「依據」,反觀,該男歌手卻什麼也沒交代,只說了自己沒有,然後媽媽如何傷心,面對質疑,一項都沒反駁,相信的人卻說得他好像不在現場,人間蒸發了一樣,完全沒有任何「依據」的無條件相信,又怎麼去要求他人提出惡魔的證明?而自己對於鄭家純的種種指控,和懷疑,證據又在哪?「不提告」是一種說謊的證據嗎?指控炒新聞,想從政又有什麼「證據」?無下限的懷疑,完全沒有依據,更別說是證據,鬼才會相信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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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知道,一群人鬼迷了心竅,為了使受害者難堪,社會大眾感受到折磨,所以故意去同情加害者,說他有多麼可憐,故意放棄了常識,應該相信的,你不信,不應該信的,你卻信,從當中得到一種與道德和群眾對抗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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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話,這才是可恥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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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排妹遇到的情況,幾乎可以說是所有受害女性的縮影,被性騷擾過後,通常會經歷的三種連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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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觀的破壞,他們要讓你相信你所遇到的事情不為真,讓你進行自我的否定,自己懷疑自己,他們使世界不相信你,也使你不相信這個世界,他們欲使你生無可戀,毀壞你的世界而使自己的世界感到寧靜、完整,這就是「到底要做哪裡才夠,我是要示範到哪裡,才符合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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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永無止盡的檢肅,他們急切地在被害者身上挑取瑕疵,已經到了常人看了就能感受到那股煩躁,就像檢討被強暴的婦女為什麼穿太露,晚上為什麼要出門一樣,當他們進行這個動作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自己會是安全的,「別人的事情不會發生在我身上」、「不幸的原因是她自己造成的」,當事情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社會又再度和諧穩定,他們的思路得到暢通,當責任產生了移轉,這個被害將只會發生在特定的人身上,加害者彷彿消失,這連帶使得「幻想自己是加害者的影子」的自己,得到屁護,於是「受害當下為什麼不立即反應」、「為什麼不提告」、「記者會上為何會有飛機杯」、「去診間看診為什麼容許醫師拍屁股」,而重點是,這樣檢肅不用負任何責任,付出任何代價,也不用證據,沒有任何依據,不用腦袋,可以無限暢飲-直到有其他人指出他們的罪惡和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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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乎人格毀滅的獵巫,這個就比較特別了,通常這只會發生在第三世界的國家當中,或者較為底層的反社會人格者群集,或者,說的白話點,這僅只會出現在一群變態的竊竊私語中,如今,不知為何,竟然悄悄地浮上公眾檯面,拜特定媒體不明就裡,抄襲網路的習慣,他們以為是在分享正常世界的觀點,殊不知,是在舔舐肛門裡頭的糞屑,那樣的不乾淨,竟端上檯面給正常人,並以為是一種美食.諸多對於雞排妹的政治傾向,乃至於過往的言論,她的暱稱,都能大作文章,操著詭異的論點反覆咀嚼,羅織各種罪名,例如「貪圖方便」,說她心狠手辣,不擇手段,而理由只是她幫雞排店拍廣告,別人叫他雞排妹,撰文者誤以為她在賣雞排(事實上白癡都知道不是),她沒有澄清,她接受別人給她的稱呼,所以有罪.而這些都發生在她受性騷擾的當下,成為大肆炒作的新聞,如果雞排妹沒事,他們不敢說話,雞排妹被性騷擾,他們全都跑出來落井下石,隔著螢幕,都可以看見他們可怖而且咬牙切齒的嘴臉,「因為你受傷了,所以我們可以瘋狂的踐踏你.」,如同虎頭蜂接收到了獵殺的訊號,又像是老鼠接收到可以享樂的訊息,諸多錯信,混亂的情感交織在其中,他們藉由受害者的軀殼得以釋放,無論是憎恨政府,憎恨雞排妹批評過柯文哲沒卵葩,憎恨女性,憎恨1450,或是忌妒,他們從破敗的布娃娃中,滿足了嗜虐慾,藉由鞭撻屍體展示赤裸裸的報復性,毫無疑問是人渣,將這些撰寫成新聞的妓者,毫無疑問是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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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的這些,就是台灣女性為何面對性騷擾就會禁聲的原因,這背後是龐大而且不理性的代價,甚至由社會所默許,習以為自然;當你說出實話得面臨千刀萬刮,那只能搖搖頭,安靜地當個乖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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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女性共同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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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似乎恥於這樣的創傷,害怕因此當個「受傷的人」,所以不願承認這樣的創傷,這依舊是一種逃避,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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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來吧,女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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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吧,男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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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來戰鬥吧,所有不能被性別框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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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那些人戰慄,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散播的恐懼,已經比加害人所製造的,更加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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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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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靈魂 世界傾向 在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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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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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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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在台上映德國電影《蘿莉破壞王》--- 天涯何處是兒家?
https://petermurphey.pixnet.net/blog/post/229823546
<一分鐘影評>
乖巧的時候,她聰明體貼,她的最愛是媽媽, 因病無法與媽媽同住,是她心中最大的遺憾;
幼時的創傷,臉,成了她的罩門,不能讓任何人碰到,否則,就是一連串失控的言行!
發作的時候不分日夜,小自尖叫、吐口水、説慌、尿床、隨地小便、逃家,大至爆怒破口大罵羞辱他人、暴力攻擊、自我傷害與情緒勒索,
像一顆無從拆解的不定時炸彈,隨時能引爆; 周邊親人、老師、醫生與專業再多的關心、愛與安撫全都束手無策, 無法讓她脫離苦海!
過動兒的她,對外在的環境變遷極度敏感,對外人的防衛心強, 不輕易向外人展露脆弱孤寂的內心,
只有當碰到讓她信任,卸下心防的人,才會坦然,但卻又轉為過度將全部的愛與依賴,貫注在特定的人身上,
形成對方莫大的身心的負擔,上學、輟學、轉發臨時收容所、團體家屋,甚至考量遷居國外機構,無解的重複循環,讓人心痛又心疼!
「對於這些無法馴服的孩子,我深為著迷,因為他們充滿了生命力。」--- 導演諾拉‧芬沙伊德(Nora Fingscheidt)
一句話就點出了導演諾拉‧芬沙伊德(Nora Fingscheidt)拍攝本片的初衷,2020年9月11日在台上映的德國電影《蘿莉破壞王》(System Crasher),是一部深入刻畫探討罹患過動症狀的問題兒童教養與治療議題的電影,故事主角圍繞在一位9歲無法管控自己情緒,容易暴怒傷人的過動兒班妮身上,透過片中發生在家庭、學校、大大小小不斷的衝突中,引領觀眾跟著鏡頭,去了解過動兒童患者本身,與家人、學校師長同學、醫療教化管理人員,共同面對的生命困境與社會議題。因為像片中主角班妮這樣的過動症孩子,對外在事物的感受,比一般的小孩更加敏感脆弱,他們的言行看在外人的眼裡,好像是十分難纏完全不受教的惡魔,但如果願意進一步去探索傾聽,你會發現這樣的孩子,常常飽受同儕的排擠,社會的孤立,內心只能獨自徘徊在瀕臨崩潰的世界邊緣。
關於過動兒童治療與教養管理的問題,解決方式絕對不會,也不可能只仰賴單一機構的力量,每一個來到這世界的生命,不管是以甚麼樣的面貌與姿態呈現,都有其活下來生存的基本權利,這需要整個國家社會、學校、家庭、醫療管理機構,從不同層面盡一份心力,然後要有整合這些修護資源的專責機構,從兒童出生後就開始有計畫地進行輔導教化,或許才能減低這些病童成長過程,因不了解所遭受的不當管教與同儕霸凌! 而家庭,特別是過動兒的親人,更扮演牽一髮動全身的靈魂角色,片中班妮的母親,是一位除了班尼外,還要獨力撫養兩位小小孩的單親媽媽,婚姻、愛情、工作皆不順遂的她,即使有愛,也無力讓情緒不穩,有暴力傾向的班妮同住,因為擔心獨佔欲極強的班妮,會傷害到無辜的弟妹;但遲遲無法兌現要將班妮帶回家同住的承諾,又成了一道催怒符,讓極度期待轉為極度失望的班妮,又再一次陷入了暴怒傷人與自傷的惡性循環,當家庭、學校、醫院、輔導機構、寄宿家庭的專業人員都感受疲乏束手無策時,班妮恐怕也只能仰天長嘯 : 「天涯何處是兒家?」
蘿莉破壞王 System Crasher
出 品 國:德國
語 言:德語
電影類型:劇情
上映日期:2020-09-11
片 長:2時5分
IMDb評分:7.8
台灣發行:鴻聯國際
編 導:諾拉‧芬沙伊德(Nora Fingscheidt)
演 員:
海倫娜‧澤格爾(Helena Zengel)飾演班妮‧克拉斯(Bernadette “Benni” Klaaß)
亞伯拉罕·舒赫(Albrecht Schuch)飾演青少年情緒控管管理員/陪讀員米查‧海勒(Michael” Micha” Heller, Anti-Gewalt-Trainer)嘉布麗拉·瑪莉亞·施梅(Gabriela Maria Schmeide)飾演瑪麗‧巴凡女士(Frau Bafané, Jugendamtmitbeiterin)
莉莎‧哈根邁斯特(Lisa Hagmeister)飾演班妮的母親碧安卡‧克拉斯(Bianca Klaa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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