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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七月到了，鬼門開，各式各樣的鬼魅跑了出來．
　
有柯文哲要陳佩琪擔任精神領袖，有陳玉珍嚷嚷著要去東沙島干預國防，有太空人邱淑媞跑出來吶喊，「重手傷害基層，如何打仗？」，她發表一篇官場現形記，批評彰化衛生局被政風調查，她語帶諷刺地，扮演起她心目中的指揮中心，「長官明明就說入境不驗，怎麼還有人白目去驗？」、「更不要說前陣子的萬人篩檢了，撈出一堆漏網之魚，害主張不檢驗的大官顏面無光，如此 『犯上』、怎不罪大惡極呢？」彷彿彰化衛生局被調查，只是因為彰化篩了確診個案，戳破了中央所隱瞞的疫情，所以令大官不悅．
　
邱淑媞喜孜孜的發出警訊，宛若當年她太空裝傳來的「嗶嗶」聲，大聲的警告全國，氧氣筒的氧氣不足，要多多補充．
　
接著，有台民黨立委蔡璧如接力，「陳時中此舉是防疫神話被戳破而惱羞成怒，用政風行為迫害國家人才，糟蹋防疫第一線人員的苦心，重挫第一線防疫士氣」
　
又有羅智強痛批「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登高一呼「陳時中下台！」
　
這一連串完美的演出，如果照著各大國民黨、台民黨串聯的劇本走，恐怕陳時中被胡亂罵了一番，成為十大惡人之首，既然是惡人，就乖乖下台，連辯駁都不用，我們不想聽，台灣人傻呼呼的，拆了自己防疫的屏障，照著他們完全沒有根據，也無風險評估，充滿不確定性的普篩邏輯走，說是普篩，不如說是亂篩．於是台灣從防疫第一的文明島國，將進入國民黨指揮，民進黨負責的黑暗時代，全島恐怕成為一群無知學者的實驗場．
　
在這亂流之中，不得不佩服聯合報，刊載一連串的組合拳，諸如「台灣輸出病毒」、「政府查辦『吹哨者』讓人覺得似曾相識」、「陳時中下令調查彰化衛生局 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政風查彰化衛局 施文儀：啼笑皆非」、「陳時中不普篩真相 『健保三倍券』讓醫護淪醫奴」、「【重磅快評】陳時中令政風查吹哨者 怕防疫神話倒了？」
　
加上種種引用過氣政客的話語當作一種至理名言的深度報導，不具名主筆室的各種謬論，其出手之快、狠、準，堪稱中華民國媒體界中，無人能出其右的「王八拳」王者，我想，連紅媒中時都甘拜下風．
　
不過邱淑媞倒是點出了一個重點，　

「中央發布案例後被質疑入境無症狀不是不採檢嗎？次日宣布衛福部部長陳時中已下令政風進行調查．」
　
是阿，當初不是同一批人，質疑案４８５，來自美國的少年，「不是沒有普篩嗎？無症狀為何可以在居家檢疫第１１天接受採檢？」把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罵個臭頭，嘲諷「滾動式篩檢」、「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時鐘就是可以搖可以擺」，甚至，「跟共產黨一樣，能蓋就蓋，抓到亂蓋．」
　
結果，被發現這並不是指揮中心的本意，是彰化縣衛生局的獨斷，陳時中請政風處徹查，又變成，
　
「好大官威，陳時中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竟容不下台灣版的李文亮．」
　
由此可知，這一幫人眼中，無論怎麼做，都是不對的，任何行為，都可以描述成「跟共產黨一樣」，這就是典型的共產黨鬥爭手法．
　
我只看到一群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把對方抹成跟自己一樣下賤．
　
形容彰化衛生局長是「吹哨人」，又說「牙醫當衛福部長，台大公衛只能當衛生局長」，諷刺陳時中不懂專業，好像忘了這個牙醫，如何帶領台灣人度過險境，換得世界上風雨飄搖，美麗之島卻得以免除疫病的榮景，而這將病毒阻絕境外的功績，竟然比不上僅只是篩到一名還在隔離中的確診者，這樣目光，狹小如豆．
　
葉彥伯是否為吹哨人呢？這樣的比喻，似乎是種混淆，吹哨者（Ｗｈｉｓｔｌｅｂｌｏｗｅｒ），又可以稱為扒糞者，舉報者，告密人，換句話說，是揭露一個組織內部非法的、不誠實的或者有不正當行為的人，吹哨的行為有分幾種，對內揭露，或者對外揭露，吹哨人可以選擇將有關資料交予第三方組織，吹哨人往往容易遭受被吹哨者的報復性打擊．
　
我們看彰化衛生局違法實施普篩，甚至不讓指揮中心知情，將還在隔離中的人抓出來實施核酸檢測，要他們自行到醫院，而當中還發生了採檢防護不確實，使受驗者置入傳染的風險之中，例如自行用走路、騎腳踏車去醫院，甚至照ｘ光片，前一人測完，後一人立即躺下的情況．
　
在這邊有個謬誤存在，雖然葉彥伯不斷強調一切依照中央程序，或者有人不斷引述陳時中所稱，受檢者自行搭車、家人陪同去受檢沒有問題，甚至跳針到磐石艦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狡辯．
　
陳時中所稱的情況，是在ｃｄｃ或者衛生局照著正當程序，請人去受驗的情況，這是特殊情況，彰化衛生局自作主張，還找了１５００人離家檢驗，這本身就是來源不正當的毒樹果，不應該叫出去的，你叫出去，使之曝露在額外的風險之中，那就不是正常情況可以將之合理化的，而１５００例，又加強了這種風險，這是很明顯的例外凌駕通則，把不正常的當成正常，這就是看到救護車闖紅燈，所以每個人通通都可以闖紅燈一樣，是去語境的謬誤．
　
我們不會將隔離者擅自外出，自己開車，就等同於依照正常指示下開車前往檢驗，或者說，因為指揮中心請人開車自行前往，就等於隔離者開車這件事沒有風險，而不能被指出．
　
而又有基層的護理師爆料，長官為了研究要我們去欺騙民眾，ＦＢ上請居家檢疫的民眾去採檢是真的事情，他們那時覺得不可思議，但又不能對外說什麼．
　
而彰化另一件萬人抗體檢測報告，也是逼迫衛生所人員打電話請出關的民眾來抽，若民眾不來，還要寫檢討報告．
　
亦有醫護人員出面指稱，彰化衛生局為了普篩研究，強迫基層醫護抽血，「突然要篩檢彰化境內醫護人員有無感染肺結核，所以大家只能配合，也都被抽了兩管血、皮下測試．但我們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有被拿去做跟肺炎相關的研究，問題是，問卷單張上完全沒有跟肺炎相關的文字說明，實在很難接受這樣不光明正大的作法…」
　
由此可見，真正的吹哨人，是這些醫護，甚至是陳時中，他請第三方政風處調查，卻遭受報復性打擊，而彰化擅自違法普篩的行為，一開始被懷疑是指揮中心幹的，被指控標準不一，當指揮中心調查的時候，又是指揮中心不對，被指控是共產黨、東廠．
　
這群人，就是不管對或錯，一律都是指揮中心不對，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防疫，而是要把防疫的主責者弄垮，而完全不顧是否會使台灣疫情蔓延，連自己也受害，這些人，完全就是一群母親的子宮裡，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嬰孩，急著扯掉母親的子宮，認為自己就能加快出生，其實是快速死亡，既任性，又悲哀．
　
怎麼看，都是這一群智障，把吹簫的人當成在吹哨，而吹哨人試圖吹起哨子的時候，他們急著打擊他，扯下他的哨子，塞在闖禍者的嘴裡，他們害怕真相被揭露，所以惡人先告狀，要讓真正的吹哨人淹死在謊言裡面，讓世界填滿他們美妙的簫聲．
　
不如這麼說，國民黨這些人，台民黨的四趴白共，還有聯合報的主筆室，真的是會下地獄的阿．
　
為何說，「彰化模式」是行不通的呢？
　
雖然他篩出了還在隔離中的一人，但是篩了１４００人才得出了那麼１位，顯然成本效益不成正比，篩檢能量是有限的，這樣子假公濟私，任意普篩的結果，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為了這麼一點研究中的自滿，故意挑病毒量最高的時候，硬要隔離者出來篩檢，使群眾曝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是以，有隔離一天就被抓出來篩的，三天被抓出來篩的，還有十天被抓出來篩的，浮動的標準，彰化衛生局說了算，如此為篩而篩，製造出多少破口呢？
　
又，「彰化模式」跑出的結果顯而易見，我們可以從吹哨人的口中看出端倪，一名彰化民眾，沒有症狀時，被要求篩檢，等到出現症況的時候，又因為已經過１４天，只能自行到急診篩檢，而且還要自費．
　
由此來看，這樣的篩檢，並不是聚焦在防疫，或者以患者本身需求為出發點，而是聚焦在衛生所的需求，他們希望能篩出病毒而已．
　
這有什麼差別呢？當你只是單純的為了篩出病毒，就跟手術開刀只是為了數據，而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一樣，人將不是人，只是被篩檢的有機體，為了篩出無症狀感染者的一個病毒，將應該被篩檢的，有症狀高風險的人置若罔聞，甚至為了追求篩出病毒，而將患者容易出現病毒的情境，曝露在群眾的風險之中，捨本，而逐末，即使篩到了一個，但是漏接了好幾個，甚至主動製造破口，「檢疫能量是有限的」，依照「彰化模式」，就是把能量打在無症狀者身上，而分散了有症狀者的能量，其對照的例子，應是比利時工程師，他在台灣的接觸者全為陰性，而肺部病毒存在時間至少３個月以上，感染地應在英國或比利時，他們抓的，就是這個沒被發現，但體內存有病毒的「無症狀傳染者」，研判他會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進行病毒傳播，造成社區感染，然而，這位工程師顯然並沒有造成傳染跡象，而且本身的抗體毒值正下降中，所以「無症狀傳染者」是否會造成真正的損害，有待商榷，當他出現症狀時，有可能會被篩檢到，他沒出現時，不具感染力，有自行康復的可能．
　
是否要為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改變整體策略？但可以知道的是，就算改變策略也不會是「彰化模式」，他比較像普篩前進行的前置實驗，以研究為目的，導致檢疫能量一半分給正常的情境，一半分給不為人知的「類普篩」情境，減少有症狀者的篩檢機會，給無症狀者較多的篩檢機會，這無疑是為了大海，放棄漱口杯，但任誰都知道，漱口杯撈針比大海撈針還來的有效率，「彰化模式」稱不上是「精準篩檢」，他是不精準的，不但不適用彰化，也不適用全台灣．
　
誠如彰化縣長王惠美所說，「都是經過我王惠美同意的，要不要一併來把我調查一下，十歲的孩子，如果我們沒有篩出來，他就在社區趴趴走，他是不是一個未爆彈，那我們這樣做哪裡錯．」
　
這是假定，十歲孩子出現症狀後，不會被篩檢到，在隔離期間或隔離之後，十歲孩子被遺漏之後，會是無症狀的傳播者，然而，現行檢疫有其科學根據，普篩邏輯的彰化模式，存在太多的假設和推論，而且沒有效率，更有根本的公平性問題，和造成指揮系統混亂的問題．
　
部分民眾的心理，對於普篩的期待是，能確定自己有沒有病，而免除恐懼，對於無症狀者的篩檢，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是彰化？還有一個人可以篩兩次，一次精準篩檢、一次萬人篩檢，而萬人篩檢表面上是研究，實則有顯著的目的性，要求政府普篩，改變現行防疫策略，而這份即將到來（？）的報告，反而像是想把防疫主導權操之在己的政治籌碼，用來威脅和推翻現行檢疫政策，滿足少數群眾的「政府隱瞞疫情」、「無症狀傳染者到處造成社區傳播」、「民進黨政府蓋牌」的想像．
　
而到了報告應該公布的時候，卻搶先蓋牌了，彰化推給台大公衛主導，台大公衛稱代表他個人，這個彰化萬人血清檢驗報告，還沒經過同儕審查，也不確定受檢者是否知情同意，科技部表示，當初申請計畫內容並未包含血清抗體調查計畫，而報告也沒通過研究倫理審查．
　
如果要進行無症狀的額外篩檢，也應該是針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台北、新北，什麼時候會是彰化？而王惠美甚至還大言不慚的說「錢是中央出的」，簡直是慷全民之慨，這個縣長領導下的彰化縣，不服從防疫指揮，使系統混亂，私下普篩，又稱所有的案例都在電腦上，這種浮報的案例，不會造成系統混淆，導致指揮中心誤判嗎？為何要使全台灣人置入風險，然後彰化縣好處全拿？生雞蛋無，放雞屎有，飼料又吃得特別多，這個縣長是不是自認為彰化縣好就好，全台灣死人無所謂？
　
何等短淺的眼光，卻自稱超前部署，何等自私的思維，卻說是在守護全民健康．
　
可謂是，惠美一人爽，全台火葬場．
　
王惠美如要負責，就應該現在下台負責．
　
而台大公衛教授詹長權稱「搞不懂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台灣怎麼了？很難過！」又搖頭晃腦地表示「如果所有縣市都可以如此積極檢測找出無症狀者，就可以堵住這類型個案進一步傳播，讓疫情不致於擴散到社區．」
　
這是顯著的公私不分，將少數集團的個人利益，替代掉整體公眾福祉，明明為了私利，卻說成是為了大家，明明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卻指控整個台灣有問題，這樣的謊言，不但自私，而且卑鄙，乃至於如果全台灣都照著「彰化模式」去「積極檢測」，那不出三天，全台即將淪陷，若每個人都偷天換日，陽奉陰違，隱瞞指揮中心，私自檢測，各行其是，上情下不達，下情上不通，則防疫必將癱瘓，檢疫能量必然會虛擲，被分食殆盡，當境外阻絕一垮，那就真的趁了這些智障的意，台灣社區感染流行，只能開始普篩．
　
管子曰，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指揮中心一開始的令發不出去，這叫滅；發到了中途即停滯，這叫擁；下面的聲音傳不到上面去，這叫塞，下面的聲音傳到一半，變成全然不相干的玩意兒，叫做侵．
　
至於詹長權此類學者，看起來像個學者，其實根本是教宗，無論是說什麼比利時工程師在台灣感染，還是彰化違法普篩莫名跑出來圍事，責推台灣人，或者是台大公衛教授陳秀熙，整日宣稱有無症狀感染者，要普篩，後來又強調自己從未使用「普篩」一詞，然而，無論是「陳秀熙建議 台灣應盡快展開新冠肺炎普篩」、「比利時工程師入境三個月後感染　陳秀熙：凸顯入境普篩重要性」，都可看出他如老媽一般，諄諄教誨，耳提面命．

而「全面實施境外檢測」、「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陳秀熙：在快篩抗體試劑」、「陳秀熙尤其推崇德國大規模社區篩檢」、「抗體快篩是全世界現在思考的防疫重點，也是台灣最快五、六月以後無法迴避的議題．」、「過去我們是採用症狀的篩檢，我一直講的是說，我講的是擴大檢查，在境外的擴大檢查，可是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篩，加二階段的確診的核酸系列．」無一不是普篩或者入境普篩的邏輯，都是要改變現實的篩檢制度．
　
而這兩個自稱台大公衛學者，又提倡減少居家檢疫天數，增加檢疫次數，如冰島不分對象，兩次篩檢配合居家檢疫五天，以入境普篩替代１４天檢疫隔離．
　
五月的時候，疫情趨緩，開始有解封的聲浪，詹長權表示，冰島是全球每單位人口檢測做最多的國家，冰島和目前大多數國家一樣，實施入境需檢疫１４天的規定，不過，冰島政府預計在６月１５日前決定，讓到達的旅客都接受核酸檢測，只要結果為陰性就可入境，不必再檢疫１４天．
　
陳秀熙表示，解封後要思考對經貿活動造成的影響，全世界已經有多地進行大規模抗體檢測計畫，檢測計畫變成取代１４天檢疫的方法．並稱因應未來可能有大量境外移入個案，要配合血清監測計畫．
　
六月份的時候，發生日本女留學生在台染疫事件，疫情轉而嚴峻，「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台大公衛：下階段防疫可借鏡冰島『代替１４天檢疫隔離』」陳秀熙表示，「該名女學生２月入境台灣，６月下旬返國在機場檢疫遭到確診，其間有４個月時間，要說２月先遭感染入境持續維持無症狀，機會非常的低．」暗示在台灣被感染，但事實上，日本女學生在台接觸者全為陰性，７月時自費篩檢亦顯示為陰性．
　
陳秀熙指出，透過日本女學生個案，應該重新考量入境檢測措施的必要性以及外籍人士的防疫措施檢討，另他也提到，台灣社會很在意是否零確診破功，應該慢慢轉成著重於「零新冠重症、死亡個案」．詹長權則進一步說，「入境普篩不可避免．」又講起冰島來，「他們已經開始入境檢測替代１４天隔離檢疫」．
　
７月的時候，疫情又趨緩，詹長權又建議，台灣邊境解封可比照冰島，採取入境檢測或１４天隔離檢疫兩者擇一的方式．
　
８月份，台灣一例返港的女性確診，又掀起台灣輸出病毒的聲浪，然而，該返港女性第一次採檢為陰性，第二次為陽性，在港居家檢疫曾逃跑，被香港列為本土病例，亦有越南移工，自台返國被確診為陽性，事後通知，是在越南隔離時被傳染．
　
陳秀熙表示，建議採取「精準入境」策略，例如高風險國家除入境檢測，檢疫第五天二採；中風險國家入境者檢疫第五天採檢；低風險國家維持居家檢疫１４天，如此可將境外漏網之魚降到極低，這又是在偷渡入境普篩．
　
台大公衛學院又於１２日發表，「入境旅客是否應全面篩檢？」記者會，陳秀熙又籲入境檢測２次，居家檢疫縮短至５天．
　
１９日，檢疫旅館拉警報，陳秀熙建議，現行一律隔離檢疫１４天政策下，檢疫旅館不夠、檢疫量能緊繃已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中央應慎重考慮依照入境國風險分層進行一到兩次篩檢，可兼顧縮短檢疫天數和保護社區．
　
２０日，「籲入境者兩次篩檢 陳秀熙：居家檢疫５天成本更低」，又以居家檢疫一天１０００元、檢驗一次３０００元加以計算，結論是「入境檢驗＋居家檢疫５天再次檢驗」最便宜．
　
總而言之，疫情不管趨緩，還是嚴峻，這兩位學者就是一律照冰島模式，縮短檢疫天數和入境普篩就對了，防疫旅館不足，扯入境普篩，有疑似自台灣返國確診案例，也一律說是在台灣感染，所以要入境普篩．
　
這都是先有定見，再由其他案例和情境套入，說如此這般要這樣才對，結論通常只有一種，入境普篩，這叫做傳教，並非科學．　
　
這兩人天天開入境普篩佈道大會，台大公衛學院簡直是他們的禁臠，可以說是普篩的傳教士．
　
事實上，如果要擴大篩檢，也應該是針對有症狀者，例如本土上，今年或去年，有肺炎、氣喘、呼吸道症狀者，應以他們為目標，而非鎖定無症狀傳染者，對著假想的敵人打空氣．
　
先前指揮中心曾就沒有旅遊史也沒有接觸史的第１９例肺炎死者進行回溯採檢，如果真的懷疑本土有感染，應該是朝這個風向去尋找．
　
而全台最大的普篩仔，大概非新北侯友宜莫屬．
　
這傢伙明明是個外行，先前說要封城，又在彰化在隔離時篩出個案登高一呼，要全面普篩，侯稱「令人想到到底有多少無症狀確診者，因為無篩檢而出去」，又指出「彰化衛生局篩檢出無症狀確診者，是中央律定範圍外的對象，是否成為破口，再次呼籲中央針對入境者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居家檢疫、自主健康３層保護，彰化這件事就證明入境者沒有全面普篩，會讓國人害怕．」
　
後來風向大變，彰化被發現根本是違法普篩，這個普篩仔又自爽的表示，「至於中央研擬對於１２個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全面普篩，侯友宜說，謝謝中央聽到他今年３月份就開始提到，入境者在居家檢疫要全面普篩，再加上嚴格的居家檢疫，雖然剛開始（中央）沒有採取作為，陸陸續續開始評估高風險（國家）先來做全面普篩，起碼要再做滾動式修正，落實當時他所提到的入境者全面普篩的目標跟方向．」
　
簡直是高虹安上身，結果被發現這個１２國普篩根本是被放出來的風向，根本沒這回事．
　
侯友宜在事發之時，上演這１２國記來轉移焦點，從３月開始不斷增添柴火，結果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等到國民黨開始要求１４縣市一齊普篩，上演１４國記，這個全國最大的普篩仔又縮了回去，一面稱，「目前新北市跟中央一定是並肩作戰．」另一面又稱「他在今年３月就不斷強調入境全面普篩，將病毒阻絕於境外，希望中央重視地方的聲音」，一面說「量能夠的時候，他希望能夠普篩，若不足，先從高風險國家先做」另一面又煞有其事地大喊團結，「同的敵人是病毒不是自己人」，這種三面手法，普篩也要幹，會配合中央，又要當公道伯呼籲大家別吵架，卑鄙猴之助，不是浪得虛名．

至於彰化衛生局長葉彥伯，他可能以為自己是背著天庭盜取天火，送往地上的人間，一副俠醫精神，但他不知道的是，天庭不是天庭，也和彰化一樣，都在人間，隨意盜取篩檢能量，是一過，被發現後吶喊基層士氣被打擊，是貳過，拿眾人的火替自己取暖，根本是打擊全體基層和百姓的士氣；被發現後訴諸悲情，為自己開脫，卻釀起鬥爭，和國民黨串聯，惡人先告狀，劍指指揮官陳時中，這就是在打擊全體防疫的士氣．
　
當他跟著一群衛生局基層人員，接受王惠美的獻花，搞成一副悲壯的場面，說的一副為基層的樣子，實際上，只是拿基層工作人員們當擋箭牌，他們要陪局長獻花，又要被抽血，如同做直銷一樣去拉篩檢，葉局長可曾想過他們被當成工具人的心情？　
　
他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但實際上，比較像馬謖．
　
諸葛亮叫馬謖守街亭，要依水在山下設陣，豈知這馬跑上山去，稱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一戰」，說我軍居高臨下，敵兵無所遁形，哈哈大笑三聲，擅自更改策略，結果卻斷了水源，失了街亭，大敗而歸．
　
他把大敗說成是大勝，抗命違規，說成是服膺指揮，我有裁量權，應該要被斬了，周圍一干馬稷幫，卻跑去斬諸葛亮，還要蜀軍全部都要用街亭佈陣，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
　
照他的佈陣，蜀軍兵力是用之不竭，蜀軍糧草是吃之不盡，蜀軍水源是靠天降甘霖，蜀軍指揮可以是多頭馬車，恐怕只有全國陷之死地，無人可以後生．
　
彥伯，可謂台灣之幼常也．
　
後疫情時代，我們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病毒而已，還有應著病毒而起的，「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
　
臆病，在日文中有膽小的意思，亦有疑神疑鬼，徒增痛苦的意思，在疫情的當下，遏止心中的不確定感，恐慌的心情，比災難本身造成的結果，還要重要，所以，與其擔心自己有沒有生病，不如祈禱疫病直接降臨，讓自己染病，讓災害直接發生，這樣子，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平等了，不用再擔心病毒在哪裏了，把自己遭遇到的各種煩惱，都與未曾謀面的病毒相連結，只要確認自己生了病，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不安全的，那就可以歸因各式各樣的煩惱．
　
而這樣的心情，就會被一群想法完全相反的菁英（他們自認為）所利用，他們期盼更多的災難，更多的恐慌，好讓自己支配群眾，實踐自己心中的模型，他們像是一群好戰的戰士期盼戰爭，也像是膽小僧侶，躲在幕後用信仰驅趕羔羊，無論如何，這都是野心，而非真心為了群眾福祉，他們迫切證明自己的智慧，自己是有用處的，如此，就墮入了理性的漏洞，誠如霍克海默所說，
　
「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發展只以最有效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將人變成單調的器具，而不承認人本身及目的的社會．」
　
這些人，不算是專家，頂多算是專業而且訓練有素的狗．
　
這群台大公衛學者，在想著篩檢別人之前，不如先去台大精神科做一下精神鑑定吧．
　
而另一群政治狂熱的戰士，他們認為現階段台灣防疫的成果，阻礙了自己的利益，卻忘了，自己的生命也在防疫保護傘的庇蔭之下，先有健康無虞的身體，才有他們出的那張嘴．
　
他們像群賭徒，四處丟擲硬幣，與人打賭，「等一下就會發生地震」，等到地震發生，房屋崩垮，就連他打賭的所在，酒店也垮了，他們仍滿意地看著那群四處奔逃的人，高興地對他說「你看，我說的對吧？」
　
這群人不信任台灣的防疫結果，拼命想戳破他以探求所謂的「真相」，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他們把災難視為是支撐自己動搖的世界，的一種莫須有的憑依，這種病態的連結，將會使得人們祈禱災難發生，當所有人的世界搖搖晃晃，自己的世界才能感到穩固，這種「我對你錯」的思維，其實是不理性的災難關聯．
　
若是要探求「真相」，戳破「神話」，那還算好了，就怕他們主動製造災難，這些「後疫情時代臆病症候群」的下一步，恐怕就是自己主動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引入病毒，造成大流行，來證明自己的普篩之正確，台灣防疫是假的，都在蓋牌，台灣輸出病毒，台灣跟中國一樣爛，陳時中下台...等等，病態的思想．
　
神父曾以大衛迎戰歌利亞來比喻，那些求取「夾縫中自由」的人們．
　
面對龐大的巨人，大衛只有從拉谷溪水中挑選的五顆石頭．
　
儘管是這樣強烈的不對等，但人們從來不會放棄在地上放上釘子，希望讓大衛踩到，讓這樣的不對等再更增加一些．
　
儘管他們知道，每擋下巨人揮舞的粗大手臂，就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機，大衛倒下了，他們也無法倖免．
　
但是此時奮戰的大衛，那個嬌小的身影，在他們眼中，卻比巨人還要龐大，還要來的感到壓力．
　
他讓他們沒辦法做平常喜歡做的事情，比如，提問一些無腦的問題，發明一些無腦的理論，或者是狂幹民進黨．
　
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不自由不是大衛造成的，而是巨人，和他愉快的非利士夥伴，所造成的．
　
陳時中不是病毒．
　
拿走你的釘子，停止扯後腿，看看那些奮戰的人，他們的肩膀，都跟你一樣瘦削．
　
你應該看著他們的堅強而堅強，而不是因為忌妒蒙蔽了雙眼．
　
你應該是個大衛，一起對抗巨人，守護自己的家園，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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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醫學背後的黑幕
作者：陶昌文（醫師）

我是一位麻醉科醫師，我協助外科治療疾病，為了我的工作以及自己的健康，我需要了解疾病。

五月十五日，優秀的中天主播史哲維先生自殺身亡；五月十二日台南白河的吳先生、板橋的彭女士自殺身亡。如果他們都沒有吃過抗憂鬱劑，我今天不會寫這篇文章，畢竟真相應該被知曉。

在過去擔任醫職的二十年中，我大量閱讀西方自然醫學著作，以及東方中醫書籍，也讀了物理學家所研究的能量醫學著作。很久以前我就體會到，正統的西方醫學並沒有所有醫學的答案。

許多的「病」，西醫不能確定其原因，只能把它稱為「症」，或是「症候群」。可是一般大眾並不了解「病」與「症」的差別，這些「症」，透過媒體的宣傳或其他行銷手法，很容易「教育」（誤導）大眾把症狀當成疾病，需要看醫生、吃藥。例如睡不好、焦慮、憂鬱，還有更年期現象、老人的骨質疏鬆等等，但是這些「症狀」其實只是人們生活中的種種經歷。

這種「病」「症」難分的手法，最常為一般西醫所使用，他們是這種手法的受益人。而另一方的受益者是藥廠。兩者結合則成為「發明疾病的人」（這也是個書名，作者為德國資深醫療記者）。

行銷這些「病」需要大把的銀子。錢從哪裡來？曾聽說最賺錢的三大產業是甚麼嗎？石油、軍火、製藥！藥廠是最賺錢的產業之一。

除了直接打廣告宣傳藥物，或是透過媒體炒作疾病之外，接下來藥廠還能做甚麼來「教育」大眾呢？首先醫生和藥廠們要成立「公益」團體，讓曾經患「症」吃藥的人告訴大家，這個「症」是多麼嚴重的「病」。然後受苦的患者得到了同情與注意，這個「症」也達到了宣傳的效果。這些運作所需經費來自「善心人士」，其中包括藥廠的捐款。顯少有人提醒大家，「症」是表面的現象，就如發燒、頭痛、咳嗽只是感冒症狀；「病」則是因為身體內部的器官、細胞有了問題而導致。

藥廠也會捐款給知名大學的醫生或是教授做研究。教授升等需要研究報告，藥廠也需研究報告證明藥物有效。當然，這些經費不會直接由藥廠開立支票留下痕跡。經費來源可能是政府單位或是私人的基金會等等。魚幫水，水幫魚，再自然不過。然而，有無可能「有心人士」會要求研究的結果要朝特定方向發展呢？

這種魚水關係，有其歷史。一九六八年，哈佛醫學院的病理學助教麥庫利醫師，研究且證實了「同半胱胺酸」是造成心臟血管阻塞的原因，但是他卻被逼離哈佛醫學院，到鄉下的一家小醫院做病理科醫師，沒有辦法申請到任何研究經費。原因在於當時許多經費都已投注在研究膽固醇上，想證實膽固醇是造成心血管阻塞的原因。就在那些密集研究之後，治療膽固醇過高的藥物立即上市，至今這種藥每年仍然為藥廠帶來不少進帳。不但如此，西醫界還降低膽固醇需要吃藥的標準值，也就是說更多的人需要吃藥。醫生的收入往往跟藥廠的收入息息相關。而「同半胱胺酸」半世紀以來似乎無人關心，為什麼呢？因為若要降低同半胱胺酸指數，只要服用維他命即可。藥廠無法靠維他命申請專利，醫生用維他命治病會被其他的醫生攻擊。所以患者的利益就不列入考慮了。

在台灣，抗憂鬱劑及鎮靜劑曾經是精神科才能開出的藥品。在醫師公會向衛生署爭取後，所有的醫師都可以開立這些藥品的處方了。文明流行病「憂鬱症」再次證明，醫生的收入跟藥廠的收入息息相關。為什麼有醫生常告訴病人，你這種病不能根治，要長期吃藥？因為病人好了，藥少開了，收入就不穩定了。目前健保的制度，讓醫生能藉由開藥量來增加收入。老婆要買香奈兒，兒子要補習英文，給老病人多開幾種藥就得了。

還有，為什麼任何醫生都可以開抗憂鬱劑及鎮靜劑？因為精神科沒有客觀具體的科學根據。憂鬱症理論上是腦部血清素不足，但它不需要抽取腦部液體檢驗證明就可以開藥，只要醫生說是憂鬱症就是憂鬱症。

一般的社會大眾也想不到要問醫生，為何叫憂鬱「症」不叫憂鬱「病」？然而，大家都被教育成凡事乖乖聽醫生的話才對，所以沒問醫生，為何不抽血或做其他檢查，看看是否某個器官出了問題，才表現出憂鬱症狀。人們只看到醫師袍，看不到其背後無形操縱的藥廠推手。

甚至在醫學地位崇高的期刊上，許多的研究論文、報告，其實是由藥廠的研究人員所寫，寫完後掛上某大學醫學教授或是某知名醫療中心的醫師為作者。這類事情不勝枚舉，已經導致《美國醫學會期刊》的主編之一憤而辭職，寫下《藥廠黑幕》一書。

現在最容易販賣的疾病不外乎憂鬱及過動。抗憂鬱劑「會引發自殺念頭以及暴力行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規定藥廠須將此警告標語印在藥物包裝紙盒上。可是台灣沒有任何領藥的患者會看到這些紙盒，醫院和藥局不會把原裝紙盒給他們，何況原廠藥品印的是英文字。最近自殺的中天主播一定想不到，他因為睡不好而吃下去的抗憂鬱劑，才最可能讓他有自殺想法。

近來，可憐的新北市兒童開始被篩檢有無過動症。我相信新北市長很想為民謀福利，只是他不明瞭，「過動症」是精神科醫生以「舉手投票」的方式表決出來的。也就是說舉手的人不夠多，某些症狀就不是精神病了。這種非科學檢測的病症投票制，曾在一九六八年表決通過同性戀是精神疾病，後來在同性戀團體多次上街遊行後，一九八七年又以投票的方式將其排除。我想提醒市長及所有民眾，除了精神科，其他醫科是不以舉手投票來決定疾病的，因為一切都有科學根據。

治療過動的合法藥物「利他能」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它的化學結構竟然與毒品安非他命非常接近。我曾聽過使用該類毒品的人描述，在藥性發作的一段時間裡，身心會處於一種做事非常專注的狀態。這不很像「利他能」促使過動兒的專注嗎？民眾一定從沒看過藥物包裝盒中的仿單，這張仿單是政府硬性規定藥廠要附在包裝裡的，它列出了一長串的藥物「副作用」及「罕見副作用」。有興趣的人可以上網查藥物仿單，只要仔細對照每一種副作用，就會發現醫院給的藥袋上，並沒有列出所有的副作用。可能是因為一張紙還列不完，而且列出來就沒人敢吃了。

但是精神科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開更多的藥物來處理那些副作用，於是病患的身體機能被小藥丸們開開關關，無法自主，而以此行事的醫生則荷包滿滿。我一位朋友父執輩的兒子從醫學院畢業後選擇作精神科，父親問他為何選精神科，他說：「因為病人都需要終生吃藥，我一輩子不缺病人。」

在此奉勸凡是小孩好動而造成大人困擾的家長們，一定要找非精神科醫師為他仔細檢查身體。有時候孩子只是營養不均衡，吃太多糖分、色素、不良加工食品，或是蛋白質不足，而表現出注意力缺乏。要知道過敏不見得只是皮膚發癢或流鼻水，有時候，過敏反應也會引發坐立難安。然而，這些林林總總的資訊，沒有人完整的教育大眾。為什麼呢？請讓我再說一次，教育大眾要成本，錢從哪裡來？藥廠會花錢教育大眾不要吃藥嗎？畢竟再有益於患者的研究報告，一旦跟藥無關，是創造不出醫藥收入的。

人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很可貴，尤其是醫師與患者間，原本該心懷相同目標，可惜醫療產業背後卻隱藏著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或許大部分人難以窺其全貌，但是您看過偵探片吧？通常偵探們會說一句話：「追蹤錢就是了！」跟您息息相關的醫療問題，或許也可由此線索，探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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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