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憂鬱
2007年秋因職事之故，展開了一趟長達三年半的倫敦旅居，那段時間正好也是英鎊幣值最高的紀錄，1:68-72。每天出門都要計算好自己的體力，什麼時候會渴，什麼時候會餓，像一個登山者，準備好一天所需，才敢踏出門。
倫敦不如意十常八九，要不是懷疑公車月票掉在公車上，跑了三站到車座找票一無所獲；就是搭了無數次公車去郵局領補給包裹，最後包裹還是原封不動地寄回了台灣。包括經歷一場失敗的八年伴侶關係，生命低落到最深的海溝。
絕望盤桓之中，我的手邊有一小把毛筆，一盒墨汁，一疊紙，我帶著它們去即將拆掉的房子寫詩，就地貼在牆上展覽。去別人的展場寫詩，貼在現場展覽，跟路過的人解釋我的作品，跟我的作品拍照。在Art Fair遇到約翰藍儂的太太小野洋子，我送給她一張書法詩，上面寫著我的疑問，『如果一個人披頭在倫敦，會能碰見其他仨嗎?』。
古人的歐遊雜記是波瀾壯闊的山和水，人文粹匯的交際，博廣的綿綿文采，我的歐遊相當慘澹，多次在零度的氣溫中，下著大雨，拉著行李箱詢問往機場去的夜間巴士。如果不是手上有機票，有一架飛機在停機坪上等我，我和睡在路邊的流浪漢又有什麼差別呢?
在機場廁所吹乾頭髮和鞋子，換上乾淨的衣服，清晨五點，柏林機場還沒醒來，我在自助check in的機器貼上護照，拿到下段航程的登機證。歎氣變得很小口，不好的運氣和好的運氣，都在發生，還有更堅硬實際的東西等在前面。
我不是一開始就能適應在家書桌外的地方寫字，我們都知道，當你在公開場合鋪開紙，接下來，眾人的眼睛就會投向而來。寫字需要非常地專注，所以我痛苦，加上內容是詩，我的羞赧燒著耳朵臉頰，痛苦更是加劇。另一面我是必須自得的，我知道自己正在寫的這個字和下一個字，我可以決定它內容和姿態，在這些西方人之中，攜帶著自己東方文化的蘊涵，我是一個以書法寫詩的人，一個無中生有的人，這使我感到安然。
周轉，我去了一趟維也納。我去了佛洛依德的故居，在他的影片播放廳閉上眼睛。隔一日，我去李歐頗美術館看席勒，四座明敞，我端端坐著閉上眼睛。再隔一日，我去維也納分離派美術館看古斯塔夫，站在他龐大的畫作前，我閉上眼睛。試著去體會這個都市的精神分析與繪畫是怎麼互相解讀，以書法寫我的疑問和假設，感覺自己充實和空虛並存者，像留白與散與比例，在書寫時刻的不確定感成為很重要的事。理解而不進入，詮釋能懂而不求能指，是給時間空隙去注入意義。我約莫是從這裏開始了自己想要把書法寫得更自我的意圖。
（寫於201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