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週刊編集》專欄「男人四十」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對自己有不同的意義,把它也貼在這裡
文中描述的那場演出,今年四月將滿20年了,所有情景、聲光,依然歷歷在目......
〈送走一個樂團等於送走自己的青春〉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暴力,活生生的暴力,像病毒一樣會感染。草原上漫布著濕溽的空氣,頸背間沾著一顆顆汗珠,水分子內漲滿官能的慾望、尚未揮發的酒精,還有海風捎來的鹹味。
那片銀亮亮的海,徐徐流動在草原南方,這是墾丁的荒野,千年一遇的公元2000,十二生肖輪轉到龍,我在四月的春天吶喊。
即將登台的是一支叫濁水溪公社的地下樂團,我在台北看過他們幾次,真的都在「地下」—金山南路二段加油站對面地下室裡一間叫VIBE的Live House。今年的春天吶喊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大場合遭遇他們,我從台北一路轉搭客運繞過大半個台灣來到島嶼底部,帶著馬子,要來體驗傳說中的島嶼邊緣生活。
我們四周旋繞著一圈一圈的人影,黑壓壓的,一如沉暗的夜色,擁擠的現場東飄來一句「幹!好膽別踩我!」西射來一句「你是在看三小!」我的體溫隨著腎上腺素飆升,覺得自己像個將從戰壕裡翻出去殺敵的士兵,眼睛冒著煙,熊熊怒火照亮我額頭的青筋,雖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在氣什麼。
我跟著人群推擠著、叫囂著,嘴裡啐著跋扈的髒話,同一時間,山腳下的嬉皮餐車喜劇演員似的送來一陣油炸甜點的黏膩香氣,那股香氣在浮動的人流間擴散成嗑藥後的集體亢奮感。
直到這一刻(我活了二十一年又三個月的這一刻),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兇蠻,這麼容易被人煽動,這麼渴望言語中的暴力—而他媽的!那該死的樂團甚至還沒上台。
熱風從海邊吹來,吹得人更恍惚了,也更敏感,有人開始暴走,想衝破防線攻佔舞台,音控台那邊不知道誰抓來麥克風朝夜空大喊一聲:濁!水!溪!公!社!(每個字都加重音)
草原上,所有身體同時顫了一下,濁水溪公社像媽祖遶境的陣頭鏗鏗鏘鏘竄了出場,台上台下抱緊彼此墜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時間在眼前塌陷下來……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後來寫成的歷史是:2000年四月二日,陳水扁宣誓就職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的前一個月,由兩個台大學生柯仁堅(小柯)、蔡海恩(左派)領頭的濁水溪公社,策動了台灣樂團史最惡名昭彰的一場演出,開演那刻全場失控,團員和觀眾打成一團,樂團只唱了一首新歌〈酸仔乾〉就被主辦單位斷電趕下舞台。從頭到尾,濁水溪公社只在台上現身了五分鐘,史稱「早洩事件」。
(是的,和這個樂團相關的形容詞總是繞著陽具和下半身打轉)
而另一段當時在墾丁興風作浪的團員無法預知的歷史是:一年後左派將離開自己創建的樂團,不會回到隔年的春天吶喊,但我回來了,還拿著攝影機站在台上。
因為玄妙的機緣,這個宛如恐怖分子的樂團成為我和一個班上同學畢業製作的拍攝對象,指導教授眼看我們要被放牛班的學生帶壞了,千叮嚀萬囑咐:「要維持客觀性啊!別和被攝者成為朋友。」片子開拍,我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當年聽地下搖滾的大四生裡最幸運的兩個,各種場合都有第一排的視野(抱歉!我要拍片,借過一下),而且,他們好像也把我們當朋友。
兩個青澀的大四生,三天兩頭扛著攝影器材跟這夥人走闖江湖,那個野性的、俠義的、菸酒的、搖滾的地下江湖—練團室、錄音間、酒吧、Live House、某個團員家的藥膳火鍋趴。我們從牆壁上的蒼蠅,變成湯頭裡的豆腐,用力吸收那些濃稠的湯汁,哦!那真是全台灣最邪惡又最聰明的一鍋。
我最後一次看到左派已經是2001年的事,就在紀錄片快殺青之前,一場辦在聖界(一處已亡佚的Live House)的新專輯發表會。當晚演出結束,他頭也不回,叼根香菸騎上單車,帶著自己點燃過的時代一起消失了。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有沒有看過我們拍的那部裡面裝滿了他的紀錄片。
過去這十多年,我卻時常看到小柯,在他剛搬好的家,在我棲居的公寓,在朋友的婚禮或音樂祭現場,在唱片行、電影院、咖啡館、海產攤、夜市,在台北任何一處可以容納幾個人一邊話當年一邊幹譙現在的社會的所在。我們成了摯友,陪伴對方渡過人生的起落,我可能比誰都更早知道,他其實不想玩了。
「大家根本不是來聽我們唱歌的啦,只想丟東西!」
「這張錄完恁爸就不錄了!」
喝到有點醉的時候,繃緊的彈簧終於鬆開,小柯會發洩個幾句,把苦悶甩出心裡。身為朋友我想跟他說,小柯,你早就可以不玩了,不會有人怪你的;可是身為樂迷,我也捨不得濁水溪公社真的退場,我只是跟他說,小柯,你決定退了就不要回來,變成傳奇,讓人想念就好。
於是,柯仁堅啊,這個台灣男人中的台灣男人(就像每個人山一樣的爸爸,表面聞風不動,內心重情講義),就在那裡ㄍㄧㄥ呀ㄍㄧㄥ的,把濁水溪公社那塊沉重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的招牌一把扛在肩上,一張專輯錄過下一張。他的話就快說完了,他在等待一個時間點。
2019年,濁水溪公社成團三十週年,發行了第十張專輯《裝潢》,這兩個成就都是台灣樂團史至今的唯一。一支有三十年歷史的搖滾樂隊,歷經團員的來來去去、曲風的峰迴路轉,辛勤寫下了,錄製了一百多首歌。
那些歌曲的主題,從鄭南榕到中壇元帥,聖誕老人到耶穌基督,打手槍的問題少年到制服酒店的港都情人。從真主阿拉到孝女白琴,劍仙到台灣獨立軍,發大財 到往生船,排骨便當到紅龜粿。從妹妹的碗粿到黃色電影和大哥大,從汽油彈、核災、公投到紅中白板青發小三元,從大陸妹、落翅仔、檳榔西施到小飛俠、小甜甜和鐵金剛。
哦!還有府城的鱔魚麵、萬巒的滷豬腳、大稻埕的紅蟳米糕。有迷幻山崗的搖頭丸、強力膠、安非他命和麻菸,也有給我青春和快樂的加味人參姑嫂丸和冰冷夏夜裡的肉鯽仔,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卻特別感人的情歌。
一百年後,如果有人在水溝蓋旁撿到這些歌,會從中認識到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活色生香、豐盛草莽的俗民生活實景。小柯,與從前的左派,一直都很理解他們歌曲中的那些人物,那種生活在「問題社會」裡的核心經驗,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人的縮影。
《裝潢》上市後不久,我和小柯約吃中飯,在他上班的地點附近。雨天,我們撐著傘,從民權西路轉入中山北路,再轉入更小條的巷子,推開一家和食店的門,小柯說,他下午請假了,我倆可以慢慢吃,慢慢聊。
找他吃飯,是想跟他拿那面濁水溪公社的大旗子,黑底紅字的,很有氣勢。再過一週,我將前往世界第二高峰K2的基地營,在那駐紮一個月,報導兩位台灣登山家攻頂的故事,我想把那面旗子當成幸運物,在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營展開它,讓它隨冷冽的山風飄揚。
「旗子我洗好了,」小柯把大旗放到桌上,摺得好好的,「還有,這個不知道你派不派得上用場?一個測心率的手環,你可以戴在手上,好像還可以測步行距離,消耗的卡路里什麼的。」小柯把手環和大旗裝進一個塑膠袋,轉交給我。
我接過來,看著他,看著這個曾經站在憤怒青年頂點的龐克歌手,現在是固定要上班,睡覺會失眠,樂團才剛解散的中年男子。走在路上,他看起來很平凡,一旦站上舞台,把吉他揹在身上,麥克風對準自己的嘴巴,他卻有魔力讓周遭的世界燃燒。
我好像回心轉意了:誰說傳奇引退後不能回來?
「一切保重!」我們在大街上擁抱、握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遠征開始後,我將大旗塞在裝備袋的底層,它一路跟我橫渡冰河,翻越雪山,穿過稀薄的空氣,抵達荒蕪的凍原。有時候,我會在基地營熄燈的半夜,躺在自己的帳篷聽《裝潢》的最後一首歌〈再會〉,聽小柯在耳邊唱著:「用一生行自己的路。」那時我總是特別想家。
2019年七月十七日,攀登者預定攻頂的日子,天空很晴朗,留守在基地營的人閒閒發著懶,有人在玩撲克牌,有人用望遠鏡眺望潔白的山體。早餐後,我將濁水溪公社的旗子從裝備袋裡撈出來,扛著腳架,沿著雪徑走到冰河的邊緣。
風陣陣吹在臉上,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此刻在山頂與遠方的海島,各有我珍視的人,基地營的方位傳來無線電的呼叫聲,時間再次塌陷下來……
濁水溪公社 1989—2019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年一月號)
我吃了他一年的早餐把你寫成我的歌 在 陳德政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寫在《週刊編集》專欄「男人四十」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對自己有不同的意義,把它也貼在這裡
文中描述的那場演出,今年四月將滿20年了,所有情景、聲光,依然歷歷在目......
〈送走一個樂團等於送走自己的青春〉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暴力,活生生的暴力,像病毒一樣會感染。草原上漫布著濕溽的空氣,頸背間沾著一顆顆汗珠,水分子內漲滿官能的慾望、尚未揮發的酒精,還有海風捎來的鹹味。
那片銀亮亮的海,徐徐流動在草原南方,這是墾丁的荒野,千年一遇的公元2000,十二生肖輪轉到龍,我在四月的春天吶喊。
即將登台的是一支叫濁水溪公社的地下樂團,我在台北看過他們幾次,真的都在「地下」—金山南路二段加油站對面地下室裡一間叫VIBE的Live House。今年的春天吶喊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在大場合遭遇他們,我從台北一路轉搭客運繞過大半個台灣來到島嶼底部,帶著馬子,要來體驗傳說中的島嶼邊緣生活。
我們四周旋繞著一圈一圈的人影,黑壓壓的,一如沉暗的夜色,擁擠的現場東飄來一句「幹!好膽別踩我!」西射來一句「你是在看三小!」我的體溫隨著腎上腺素飆升,覺得自己像個將從戰壕裡翻出去殺敵的士兵,眼睛冒著煙,熊熊怒火照亮我額頭的青筋,雖然我並不清楚自己在氣什麼。
我跟著人群推擠著、叫囂著,嘴裡啐著跋扈的髒話,同一時間,山腳下的嬉皮餐車喜劇演員似的送來一陣油炸甜點的黏膩香氣,那股香氣在浮動的人流間擴散成嗑藥後的集體亢奮感。
直到這一刻(我活了二十一年又三個月的這一刻),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自己可以這麼兇蠻,這麼容易被人煽動,這麼渴望言語中的暴力—而他媽的!那該死的樂團甚至還沒上台。
熱風從海邊吹來,吹得人更恍惚了,也更敏感,有人開始暴走,想衝破防線攻佔舞台,音控台那邊不知道誰抓來麥克風朝夜空大喊一聲:濁!水!溪!公!社!(每個字都加重音)
草原上,所有身體同時顫了一下,濁水溪公社像媽祖遶境的陣頭鏗鏗鏘鏘竄了出場,台上台下抱緊彼此墜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時間在眼前塌陷下來……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後來寫成的歷史是:2000年四月二日,陳水扁宣誓就職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的前一個月,由兩個台大學生柯仁堅(小柯)、蔡海恩(左派)領頭的濁水溪公社,策動了台灣樂團史最惡名昭彰的一場演出,開演那刻全場失控,團員和觀眾打成一團,樂團只唱了一首新歌〈酸仔乾〉就被主辦單位斷電趕下舞台。從頭到尾,濁水溪公社只在台上現身了五分鐘,史稱「早洩事件」。
(是的,和這個樂團相關的形容詞總是繞著陽具和下半身打轉)
而另一段當時在墾丁興風作浪的團員無法預知的歷史是:一年後左派將離開自己創建的樂團,不會回到隔年的春天吶喊,但我回來了,還拿著攝影機站在台上。
因為玄妙的機緣,這個宛如恐怖分子的樂團成為我和一個班上同學畢業製作的拍攝對象,指導教授眼看我們要被放牛班的學生帶壞了,千叮嚀萬囑咐:「要維持客觀性啊!別和被攝者成為朋友。」片子開拍,我們很快意識到自己是當年聽地下搖滾的大四生裡最幸運的兩個,各種場合都有第一排的視野(抱歉!我要拍片,借過一下),而且,他們好像也把我們當朋友。
兩個青澀的大四生,三天兩頭扛著攝影器材跟這夥人走闖江湖,那個野性的、俠義的、菸酒的、搖滾的地下江湖—練團室、錄音間、酒吧、Live House、某個團員家的藥膳火鍋趴。我們從牆壁上的蒼蠅,變成湯頭裡的豆腐,用力吸收那些濃稠的湯汁,哦!那真是全台灣最邪惡又最聰明的一鍋。
我最後一次看到左派已經是2001年的事,就在紀錄片快殺青之前,一場辦在聖界(一處已亡佚的Live House)的新專輯發表會。當晚演出結束,他頭也不回,叼根香菸騎上單車,帶著自己點燃過的時代一起消失了。至今,我仍不確定他有沒有看過我們拍的那部裡面裝滿了他的紀錄片。
過去這十多年,我卻時常看到小柯,在他剛搬好的家,在我棲居的公寓,在朋友的婚禮或音樂祭現場,在唱片行、電影院、咖啡館、海產攤、夜市,在台北任何一處可以容納幾個人一邊話當年一邊幹譙現在的社會的所在。我們成了摯友,陪伴對方渡過人生的起落,我可能比誰都更早知道,他其實不想玩了。
「大家根本不是來聽我們唱歌的啦,只想丟東西!」
「這張錄完恁爸就不錄了!」
喝到有點醉的時候,繃緊的彈簧終於鬆開,小柯會發洩個幾句,把苦悶甩出心裡。身為朋友我想跟他說,小柯,你早就可以不玩了,不會有人怪你的;可是身為樂迷,我也捨不得濁水溪公社真的退場,我只是跟他說,小柯,你決定退了就不要回來,變成傳奇,讓人想念就好。
於是,柯仁堅啊,這個台灣男人中的台灣男人(就像每個人山一樣的爸爸,表面聞風不動,內心重情講義),就在那裡ㄍㄧㄥ呀ㄍㄧㄥ的,把濁水溪公社那塊沉重的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的招牌一把扛在肩上,一張專輯錄過下一張。他的話就快說完了,他在等待一個時間點。
2019年,濁水溪公社成團三十週年,發行了第十張專輯《裝潢》,這兩個成就都是台灣樂團史至今的唯一。一支有三十年歷史的搖滾樂隊,歷經團員的來來去去、曲風的峰迴路轉,辛勤寫下了,錄製了一百多首歌。
那些歌曲的主題,從鄭南榕到中壇元帥,聖誕老人到耶穌基督,打手槍的問題少年到制服酒店的港都情人。從真主阿拉到孝女白琴,劍仙到台灣獨立軍,發大財 到往生船,排骨便當到紅龜粿。從妹妹的碗粿到黃色電影和大哥大,從汽油彈、核災、公投到紅中白板青發小三元,從大陸妹、落翅仔、檳榔西施到小飛俠、小甜甜和鐵金剛。
哦!還有府城的鱔魚麵、萬巒的滷豬腳、大稻埕的紅蟳米糕。有迷幻山崗的搖頭丸、強力膠、安非他命和麻菸,也有給我青春和快樂的加味人參姑嫂丸和冰冷夏夜裡的肉鯽仔,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卻特別感人的情歌。
一百年後,如果有人在水溝蓋旁撿到這些歌,會從中認識到台灣曾經有過的一段活色生香、豐盛草莽的俗民生活實景。小柯,與從前的左派,一直都很理解他們歌曲中的那些人物,那種生活在「問題社會」裡的核心經驗,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人的縮影。
《裝潢》上市後不久,我和小柯約吃中飯,在他上班的地點附近。雨天,我們撐著傘,從民權西路轉入中山北路,再轉入更小條的巷子,推開一家和食店的門,小柯說,他下午請假了,我倆可以慢慢吃,慢慢聊。
找他吃飯,是想跟他拿那面濁水溪公社的大旗子,黑底紅字的,很有氣勢。再過一週,我將前往世界第二高峰K2的基地營,在那駐紮一個月,報導兩位台灣登山家攻頂的故事,我想把那面旗子當成幸運物,在海拔5000公尺的基地營展開它,讓它隨冷冽的山風飄揚。
「旗子我洗好了,」小柯把大旗放到桌上,摺得好好的,「還有,這個不知道你派不派得上用場?一個測心率的手環,你可以戴在手上,好像還可以測步行距離,消耗的卡路里什麼的。」小柯把手環和大旗裝進一個塑膠袋,轉交給我。
我接過來,看著他,看著這個曾經站在憤怒青年頂點的龐克歌手,現在是固定要上班,睡覺會失眠,樂團才剛解散的中年男子。走在路上,他看起來很平凡,一旦站上舞台,把吉他揹在身上,麥克風對準自己的嘴巴,他卻有魔力讓周遭的世界燃燒。
我好像回心轉意了:誰說傳奇引退後不能回來?
「一切保重!」我們在大街上擁抱、握手,朝不同的方向走去。遠征開始後,我將大旗塞在裝備袋的底層,它一路跟我橫渡冰河,翻越雪山,穿過稀薄的空氣,抵達荒蕪的凍原。有時候,我會在基地營熄燈的半夜,躺在自己的帳篷聽《裝潢》的最後一首歌〈再會〉,聽小柯在耳邊唱著:「用一生行自己的路。」那時我總是特別想家。
2019年七月十七日,攀登者預定攻頂的日子,天空很晴朗,留守在基地營的人閒閒發著懶,有人在玩撲克牌,有人用望遠鏡眺望潔白的山體。早餐後,我將濁水溪公社的旗子從裝備袋裡撈出來,扛著腳架,沿著雪徑走到冰河的邊緣。
風陣陣吹在臉上,今天是歷史性的一天,此刻在山頂與遠方的海島,各有我珍視的人,基地營的方位傳來無線電的呼叫聲,時間再次塌陷下來……
濁水溪公社 1989—2019
(原文載於《週刊編集》2020年一月號)
我吃了他一年的早餐把你寫成我的歌 在 Dung Kai-cheung 董啟章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明周專欄:南洋遊子的兩張臉
南洋大學建校於一九五五年,校址位於新加坡裕廊西雲南園,地點頗為偏僻。建校宗旨為承傳中華文化,以華語為教學語言,抗拒殖民時代以來獨尊英語的政策。南大的發展波折重重,曾經被立國後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以左傾為由大肆打壓。按官方的說法,南洋大學於一九八零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併,但其實是被政權強行殺校。一九八一年,在原址開辦了南洋理工學院,再於一九九二年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之後在理工和商科外陸續增設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但全校除中文系之外,一律以英語為教學語言。據說老南大生一直拒絕接受南洋大學是南洋理工大學的「前身」的說法,因為兩者的辦學理念完全沒有承傳關係。
我在南大當駐校作家,住的地方就在著名的南大湖旁邊。所謂南大湖其實是一個水池,建校之初由師生們一手一腳挖掘出來,代表着南大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來的時候,南大湖已經不見了,連同周邊的公園也被圍板封了起來。從我住的三樓下望,可以見到內部的施工情況。當初只有一片挖得坑坑窪窪的爛地,後來重鋪泥土,把地形重塑,又架起橋樑,鋪設渠道,看來將來還是會有湖水的,說不定比當初的還要大。在南大湖的另一端,是中式建築華裔館,原本是舊南洋大學的主大樓。我的宿舍附近是低矮的舊式學生宿舍,以及一號和二號飯堂。這樣看來,這一帶就是當年南大最老的區域了。
現在南大中文系系主任是游俊豪教授,但在學者之外,他有另一個身份。當詩人的時候,他叫做游以飄。雖然使用筆名寫作在新馬一帶屬於常態,但對一個身兼雙重身份的人來說,似乎也有某種內在的需要。我和游教授有過幾次吃飯交談的機會,印象中的他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學者。後來讀到他的詩集《流線》,驚喜地發現他的另一面。計年歲我比他稍大,但游以飄八十年代念中學的時候已經寫詩。也許詩人一般都比小說家早慧,我二十四歲才開始寫小說。詩集收錄了這些早期作品,當中充滿少年的激昂,但語言已有早熟的細膩。另外兩部分是大學時期和成為大學教員之後的作品,詩風逐漸沉穩,修辭日見精煉,題材也更關注都市和現代生活的日常。據他自己所說,就是收斂了情感,而增添了思考。
游俊豪在馬來西亞金寶出生,本科和碩士都在馬來西亞完成,到了念博士才來到新加坡。之後留下工作,加入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新馬作家了。地域的遷移,文化和生活環境的轉變,又是另一種雙重經驗。在幾乎所有的新馬(或南洋)作家之中,流徙是共同的根基或原點。從祖上的漂洋過海,到父母和自己成長的顛沛流離──從鄉鎮到城市,從城市到異地;從匱乏到小康,從原始到現代──在尋根與奮進之間,永遠忘不掉的是那個卡在時光夾縫間的少年身影。
同是南大中文系教授的許維賢,是舊相識了。十多年前他來香港浸會大學做研究,曾經旁聽過我的創作課,也為我做了個訪談。許維賢也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家鄉在北馬,屬當年馬共活躍的地區。他贈我一冊散文集,書名叫《第二張臉》,筆名翁弦尉。這個筆名跟我眼前的許維賢不甚協調,也許就是「第二張臉」在發揮作用。和游俊豪/游以飄一樣,學者和創作者的身份和意識彷彿需要某種隔離。書名同名篇章〈第二張臉〉,說的其實是一個脫髮的故事,但「第二張臉」又何嘗不是一個整體的隱喻?我感到意外的,是散文家翁弦尉原來可以是那麼的抒情,那麼的感性,跟學者許維賢的形象完全兩樣。而他的散文最動人的同樣是那個滿懷無鄉的鄉愁的少年,或者是對無根之根的深情和執念。寫童年,寫父母,寫成長的小鎮,寫放棄理科念中文,寫求學時期的青澀感情,寫在北京念博士被當作外國人看待,既是個人的回憶,但也幅射出大於個人的時代經驗。翁弦尉寫散文好以「你」代「我」,自我的複數變現貫徹始終。
在駐校期間,因為南洋華文文學獎的緣故,有機會和黎紫書叙舊。之前兩年,她兩度到香港當駐校作家,我們都以不要打擾對方寫作為由,沒有約出來見面。這真可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體現。可是這次若不把握機會聊一聊,就未免太過冷漠無情了。黎紫書是上一屆南洋華文文學獎的得主,主辦單位為她出版了一本作品選集,同時於今屆頒獎時發佈。她從大馬飛過來出席頒獎禮,風一樣的來,風一樣的去。我有幸獲得分配她登機回程前的一個早上,和她共進早餐。
身為一個全職小說家,黎紫書只有一張臉。從前見她,現在見她,變化不大,只是更顯自信,舉手投足非常淡定。像我們這種「不務正業」的人,不必在工作和創作之間劃清界線,是一種奢侈的幸運。不過,作為寫小說的人,臉也不能只有一張或兩張,而是隨時也要懂得變臉。這也許亦是作假的小說和尚真的詩歌及散文之間的分別。黎紫書是怡保人,她的小說不是沒有寫童年和成長,但卻沒有那種濃重的鄉愁,可能是因為虛構的距離所使然。而且,說到流徙,黎紫書亦特別刻意(或隨意)「自我放逐」,十多年來經常居無定所,住過歐洲,住過中國,住過美國,而且是台港大學駐校的常客。她一見面就說,要離開家才能好好寫作。她大概是我見過的最灑脫的遊子。不知下次碰面,又會是在怎樣的旅途中的交叉點了。